1、试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大学创立中的作用上试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大学创立中的作用（上） 2012-05-29 15:00:06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12期 摘要：西方传教士在华兴教办学，是他们试图用基督教征服中国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积极创办教会大学，主动参与国立大学的创建，把西方大学教育的理念、管理、课程、内容、方法等引介和移植到中国来，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对中国近代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关键词：中国近代大学，传教士，教会大学中国近代大学是在晚清废除传统教育制度、改革传统教育机构的基础上，模仿和借鉴西方近代大学制度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考察中国近
2、代大学创立和发展历程，总结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历史经验时，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那就是西方传教士的作用和影响问题。诚然，西方传教士在华办学兴教中所表现出的传教意识和文化扩张野心昭然若揭，但他们通过办学或参与办学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超越了他们的初衷，客观上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此应该给予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与兴学历程西方传教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来源于西方基督教各教会组织。传教士的本业是播撒福音、培养信徒，同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积极参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活动，足迹遍及资本主义之势力所及。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有籍可考的基督教在华
3、传教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初，约在公元635年，基督教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曾一度进入中国，史称“景教”，但没有太大作为。元初，基督教罗马派也曾进入中国传教，也没有产生太大社会影响。明朝末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客观上使得与西方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科技联系密切的基督教在华扩大传播成为可能。这时，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们积极奔走于达官显贵之间，赠送科技奇物，宣讲科技知识，译介科学著作，引起了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关注，在一些地区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从清雍正实施严格的禁教政策开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逐
4、步变得举步维艰，其传教事业亦几乎销声匿迹，这种状况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延续了近百年。1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传教士的活动还不能对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中国教育产生多大影响。但传教士东来后对宋明理学的抨击，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对现代科技的推介，以及对人性解放的倡导等，就像是给中国传统社会这块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块块石子，打破了它的平静，激起一阵阵涟漪，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不能不说对后来中国近代教育的到来起到了一点催生的作用。2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较大影响应当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不仅轰开了清帝国闭关自守的国门，而且撕破了厉行百年的禁教藩篱。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借助侵略者的武
5、力余威，把一系列所谓“传教宽容条款”塞进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及随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传教士建造教堂和到内地开展传教活动打开了自由的通道，西方基督教各差会相继派遣传教士并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广大地区。从此，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文化的变迁，就深深地打上了传教士的烙印。尽管这种变化是被动的，抑或无奈的，但这种以殖民扩张和传教联袂带动起来的中西交往，就使传教士在传播宗教和推进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特殊的历史角色。 毫无疑问，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基本使命和首要任务就是传教，从“景教”的传入，及至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天主教传
6、教士）的到来，直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的别去，莫不如此。事实上，许多传教士也确实是怀着狂热的宗教信仰，为了传播基督教，用基督教征服和取代中国文化而经难历险来到中国，但从实际传教过程中的表现来看，情况远不是这样简单。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之前传教士主要以宣讲圣经和以传播西方文明为传教基本手段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他们则更多地以宣传近代科技和兴办教育事业为其播撒福音之依归，即“欲以学校为一种辅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3他们传教事业的范围亦明显扩大，他们的视野已不仅仅停留在宗教方面，而更多地涉足政
7、治、科技、教育等世俗事业，逐步形成基督教事业的四大支柱“布道、出版、教育、医药”，并成为后继者孜孜追求的目标。4综观西方传教士这一时期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兴办教会学校，发展教育事业 西方传教士十分看重兴办学校和培养人才在传教中的作用。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就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了以中国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英华学堂（AngloChinese College）。南京条约签订后，更为基督教各教会和传教士在香港及各通商口岸设立教会学校打开了方便之门，
8、英华学堂随即迁到香港，并很快产生影响，引来各路传教士的效仿，一时间，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土地上。虽然这时的学校规模小，程度低，而且很难招到学生（学校不但免除学生的学费，还提供住宿，一些传教士甚至要给学生家长一定的经济补偿，才能招到学生，所招学生也都是教民和贫苦人家的子弟）。5但其教学内容除宗教外，还普遍开设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化学、英语等课程，已经与中国传统私塾和书院教育有了很大区别。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足迹从沿海深入到内地，教会学校也迅速增多。据1877年第一次全国传教大会的统计，截至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各类学校如下：31所寄宿男校，有学生647人；177所走读男校
9、，有学生2991人；39所寄宿女校，有学生794人；82所走读女校，有学生1307人；21所神学院，有学生236人；115所主日学校，有学生2605人，另有医科学生33人。到1889年，新教在华所办学校学生达到16830人。6到19世纪末，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学校总数达到约2000所，在校学生达到约4万名。7其中，多以小学为主，中学约占10%，并开始出现大学教育的萌芽。如1879年，美国圣公会将培雅学堂和度恩学堂合并组建上海约翰书院，后来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81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在上海开办中西书院，后来发展为设在苏州的东吴大学；1
10、888年美国基督教会在广州创办格致书院，后来发展为岭南大学等等。 2.翻译西学著作，推介西方文化科技 在大量翻译和印发圣经及各种宗教读物的同时，传教士十分重视翻译和推介西方近代科技文化著作。从利玛窦译著几何原本、乾坤体义等图书始，西书译介就成为传教士布道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至晚清以后出现了专门的翻译和出版机构，主要有博济医局、益智书会（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和广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等机构，
11、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益智书会和广学会。1877年，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教大会，会议将加强教育工作作为主要议题之一，为解决教会学校日益紧张的教科书问题而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即“益智书会”，首任主席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经过数次商讨后，确定书会的宗旨：“系以基督教的立场编辑课本”，其工作主要是编辑出版教科书和建立统一的译名。最初决议编辑两套学校用书：一套供初等学校使用；一套供高等学校使用，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据傅兰雅（John Fryer，1
12、8391928，英国传教士）报告，到1890年在华传教士举行第二次全国大会时，该书会改组时共计出版书籍50种、74册，图表40幅，审定合乎学校使用的书籍48种、115册。对当时的教会学校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无论就出版数量或售书所得而言，益智书会比之日后的教育会，尚不失为一个好的开始”。8 广学会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版机构，1887年由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创立于上海，初名“同文书会”，1894年改称“广学会”。1890年，韦廉臣病逝后，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任督办（后称总干事）
13、，直到1916年卸任，长达25年之久。其宗旨为“推广西学于中国”，9不过，广学会的出版物在中国真正产生影响的不是以圣经为代表的宗教读物，而是万国公报和一大批介绍西学的图书。据台湾学者王树槐估计，从1887年到1900年，大约出版书籍176种。从1901年到1911年，约增新书194种，总数约400种。10 需要强调的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无论是布道施教，还是兴教办学，目的当然是为了“教化中国”，亦即是使中国基督教化，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教化的过程中，来华传教士或基督教差会也在不断适应着中国的变化，自身的“中国化”亦在悄然发生。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所言，作为“中国化”主体的中国确实也在变化
14、之中，这个中国早已不是汉唐盛世时期的传统中国，中国已经带有几分勉强、几分奋发，静悄悄地走向现代化。这个变化的驱动力也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包括西方传教士的促进作用则是确定无疑的。11正如马克思所言：“它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就对教育的影响而言，它冲击和改变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腐朽、落后、凝固的部分，引进了进步的、活泼的新教育，为中国新学堂的创建和新学制的产生提供了样板，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创立开了先河。 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大学创立中的作用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状况，中国近代大学是在两种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的努力和环境中展开和进行的。一是本土的中国人作出的建立新式教育的探索，即有识之士在反思中国传
15、统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模式，对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进行改造，尝试建立新式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如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和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等。二是教会教育向高等教育的延伸和转变，特别是1890年，在华基督教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发展教会高等教育作为下一阶段工作重点，之后，传教士或各差会在华举办的教育机构随着传教策略和传教重点的转移，开始在办学层次上向近代高等教育转变。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创立的影响力开始明显增强。 1.积极创办教会大学 如前所述，传教士创办教会大学是其基督教在华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亦是其推广基督教的重要
16、手段，其目的就是通过在中国举办高等教育，培养一批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又具有基督化人格的领袖人才，并进而实现从个体人格的基督化到整个社会的基督化。换言之，教会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并不是中国人的选择而是西方传教士的需要，是他们试图用基督教征服中国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把西方大学教育的理念、管理、课程、内容、方法等移植到中国来，另一方面，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求，当然更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他们自身所追求的目标，又在办学中融入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请而至地出现在中国本土上的一所所教会大学，便是中西教育交流的一个个具体化的载体。12特别是在20世纪初年，
17、一些教会大学先后在外国注册立案，如东吴大学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注册、上海圣约翰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注册、南京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州认可等等，教会大学在努力适应中国本土化需要的同时，开始按照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标准建设，转入西方正规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其影响也渐次扩大。13这些教会大学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创办提供了可资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和样板。 2.主动参与国立大学的创办 中国创立近代大学的努力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西方近代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互相冲突又汇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种努力又与西方传教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南洋公学与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加拿大传
18、教士）、天津中西学堂与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18571930，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山东大学堂与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 1857？，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教士）、山西大学堂与李提摩太、京师大学堂与丁韪良等等。据1919年3月教育部的全国教育计划书中统计，当时中国只有三所国立大学，即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而这三所大学堂无一例外地融入了传教士的因素，按照近代大学的要素来考量，传教士丁韪良、丁家立、李提摩太通过参与以上三所大学堂的创立和建设，在近代大学制度的引介和建立中国近代大学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 丁韪
19、良系美国基督教长老派传教士，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早年毕业于新阿尔巴尼神学院，后在印地安纳大学、耶鲁大学进修学习，并赴欧、美、日各国考察教育，对西方教育比较熟悉。1850年被派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其对中国近代大学的影响先在京师同文馆，后及京师大学堂。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建伊始，丁韪良即担任英文教习和国际公法教习，1869年任同文馆总教习，全面负责馆中的教学工作，包括制定课程计划、督察各门功课、聘用教习、编译教科书、制定招生办法、筹建教学设施以及每三年向总理衙门汇报学校工作，还主持编定同文馆题名录。京师同文馆从1862年正式开馆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前后经历了40
20、年，而丁韪良在同文馆任职长达30年，占去同文馆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对同文馆影响甚大。14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建时，鉴于丁韪良长期受聘于同文馆，且与总理衙门官员交往甚厚，总理衙门对其学识和人品颇为满意。因此，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并授二品顶戴。加之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一向对传教士颇有好感，对丁韪良亦极为推崇，因此，在办学之初，对丁韪良的意见颇为首肯，乃至于初期大学堂的教学事宜，全由丁韪良一手包办。1900年义和团入京后，京师大学堂停办，丁韪良躲到美国驻华使馆，后返美国。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丁韪良于1901年9月返京，继续执掌总教习之职。1902年2月，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到任后解
21、聘了丁韪良，结束了其在京师大学堂的职教生涯。尽管丁韪良在京师大学堂的任职时间累计不足三年，但鉴于京师同文馆的办学业绩和京师大学堂兼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特殊的历史地位，丁韪良对近代中国大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2）丁家立与北洋大学堂。 丁家立系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57年生于美国麻省波士顿城，1878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后入柏林大学研究院，1879年获神学硕士，1882年来华在山西传教，其间力劝当地官绅办学兴教，但收效不大。1886年，丁家立以学者身份到天津就任李鸿章的家庭英文教师，同时，从事文化活动，开办中西书院，自任院长。15洋务运动后，开办新式学堂成为一种时尚，许多地方
22、督抚和朝廷命官积极投身和参与创办新式教育。1892年，盛宣怀任津海关道，即着手兴办新式学堂。盛宣怀与当时在天津自办中西书院的传教士丁家立素有来往，后来秉承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旨，和丁家立共商筹办一所新式学堂。经细致的研究，将办学章则、办法、实施计划草拟成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提出“所有学堂事务，任大责重，必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方不致有名无实”，“拟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1895年，清政府奏准盛宣怀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学堂创办时设学堂督办，由津海关道兼任，但实际学堂事务由总教习丁家立总理，直到1906年，丁氏主管学堂达11年之久。期间，丁家立停办了自办的中西书院，专心致志地办理北洋大学堂。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学堂校址被德军占领，校舍受损。丁家立亲赴柏林与德国政府交涉，获5万两海关银赔偿金，并以此赔款承建了北洋大学堂在西沽武库的校舍。在担任总教习期间，丁家立在分科教学、课程编排、教材选用、教习延聘、学员招生、学堂管理等方面仿照美国著名大学标准，确保质量上乘，把北洋大学办成了“东方的康奈尔”，凡毕业生皆可直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16 （作者：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李金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大同大学评估办副教授 段彪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