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张允熠 光明日报 （ 2014年07月16日 16 版）编者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建设国家软实力，发展繁荣中国文化的当今时代，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中国文化的活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版特组织刊发三篇文章，以期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思考和探讨。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直接联系，随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有两层意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2、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个结合表现在实际、实践、实用、实效层面上，第二个结合表现在精神、思想、理念、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和结合中形成了中国社会新型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们不禁要问：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几乎搬来了西方的全部思想库，但其结果不是化作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就是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精神奢侈品仅供鉴赏，唯独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不但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而且最终取代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意识形态跃居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其中的奥秘何在？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在于它适应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18
3、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为了救亡图存，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人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了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同上，第1357页。然而，实践
4、表明，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文和外国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进而克服了党内教条主义和“全盘俄化”的错误趋向，终于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了中国化才能成功地促进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也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制定，从而使中国社会永不偏离正确的前进方向。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在于它适应了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需要。相对于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欧
5、社会，中国从16世纪起就落后了。与此同时，以儒学为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日益捉襟见肘，已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盘踞中国指导思想地位两千多年的儒家哲学是一种代表着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这种农业社会的观念文化越来越表现出与现代性不相协调的特征，其历史性的跌落不可避免，寻求一种新型的、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或核心价值势在必行。大约从明代中叶始，中国主流文化已孕育着变革和转型的趋势，中国哲学内部的心学与理学、实学与虚学、经学与理学、宋学与汉学之争，皆表明了儒学试图摆脱困境、完成自身蝉蜕的一种内在努力。直至近代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科学与玄学争辩之声鹊起
6、，显示了一种试图借助外来强势文化以促进内部变动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西碰撞、新旧杂糅导致了中国主流文化的重新洗牌，马克思主义后来居上成为中国人的不二抉择，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完成中国传统哲学与“西学”所不能完成的神圣使命。换言之，正由于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国向何处”的百年之问，中国人才历史性地选择了它。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恩格斯也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正是由于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中国主流文化遂完成了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
7、转型，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因马克思主义的融入而枯木逢春。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受益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所具有的天然亲和力。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势位和理论层级上，代表着近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无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源出的文化背景不同，反映的时代精神不同，立基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蕴含的阶级属性不同，因而执行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也不同。然而，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标识的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无疑也包含许多共同之点。首先，两者在反对宗教神学世界观方面具有相通之处，即都具有无神论的共同特征。中国哲学没有“创世纪”的观念和关于“一神教”的启示，后世儒家不乏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大师，自
8、秦汉至明清，从王充到王夫之，无神论汇成了儒家的主体精神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科学无神论，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无神论一样，都拒绝来世观念，主张重视现世人生和现实社会。第二，两者在实践观上具有相通之处。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首要的观点，然而重视实践、拒斥玄虚之学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从孔子到荀子、王充，再到明清之际的“实学”大师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他们在对“实学”和“知行”关系的论述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颇多契合之处。不同的是：儒家更多地强调道德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张“革命的实践”。第三，两者在辩证思维方式上具有相通之处。美国学者斯塔尔就认为，辩证法在中国的文化
9、传统中比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影响广泛而深刻，中国哲学经典易经和汉译本的佛经早已明确表达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相对中国哲学的“阴阳辩证法”来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概念辩证法”经过马克思的颠倒而为“唯物辩证法”，从“阴阳辩证法”到“概念辩证法”再到“唯物辩证法”，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第四，二者在历史观上具有相容之处。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视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根源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认为人的道德和政治活动乃至国家的治乱兴衰与人的直接的物质利益和生活状况息息相关，历史的发展在于“势”（必然性），而不在于“圣人意”（绝对精神）。据此，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甚至认为明末王夫之的哲学，“在某些方面，这引起共鸣的
10、主题让人隐约地联想到了马克思本人”。第五，两者在道德观上具有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一方面承认人的自然属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用人的社会属性来规范自然属性才能达到人性的完善，并且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马克思主义主张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旨在树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对此，美国学者窦宗仪说：“关于人的完善性，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一致的。”第六，两者在精神信仰和社会理想上具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虽然都反对超验的宗教信仰，但认为理想境界就是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完美统一，只有通过现实人的世代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人间天堂”。不同的是
11、：儒家的大同理想是一种“乌托邦”，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社会科学和社会行动。由上而知，中国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使之本土化、民族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力于两者之间的那些共同之处所产生的亲和力。第四，中国传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天然文化土壤。众所周知，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的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把它们与中国传统思想联系起来，比如说：“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英国学者李约
12、瑟也曾写道：“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时下的中国人很难理解李约瑟的话。但如果放在五四时期，李约瑟定会找到知音。如当时郭沫若就发表了一篇马克思进孔庙的小品文，其中写道：“马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两千年前，
13、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总之，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特立独行的封闭体系，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也写道：“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正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全人类的文化资源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离不开几千年中国文明丰厚的思想资源。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优秀传统
14、文化相互影响和互动中形成的中国新文化的主流。（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二题许全兴 光明日报 （ 2014年07月16日 16 版）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两个“老祖宗”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双重历史任务。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指导完成这双重历史任务的思想武器，既不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强调马列“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亡党亡国。这是我们观察和讨论一切中国重要问题（包括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邪路。这是大
15、道理，必须反复讲，经常讲，使之深入人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马列“老祖宗”外还有没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且是优秀的一分子，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思想文化上受惠于数千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滋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倘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那他就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也就不是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从更深一层的学理层面讲，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要在中国发生作用，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中国化，使之与中华民族融成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
16、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中，虽然前者是基础，但后者也十分重要，不可或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了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数千年的珍贵历史遗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里批评研究历史空气不浓时更尖锐地指出：“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只会记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整风文献（修订本），解放社编，中原新华书店印行，1949年版，第55页。他本人博古通今
17、，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精深的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历史文化三者的有机结合，既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总结，也是数千年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中的有些内容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直接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未能在西方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却在东方相对落后的中国开花结果，大放异彩。究其原因，这固然主要是同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形势有关，但无可否认也与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密切相连。最好的种子或树苗在贫瘠的土壤中也是长不成参天大树的。五千余年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毛泽东为
18、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抵制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上的错误，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侵略、封锁和干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非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曾一度遭到国外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责难和攻击。 长期以来，我们只讲马列一个“老祖宗”，不讲在马列之外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结果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固然很重要，但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哲学史家们的事，而不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内的事。许多理论家依然是如毛泽东在数十年前所批评的那样，只知道马列怎样讲，“对于自己的祖宗
19、，则对不住，忘记了”。今天，我们应明确地认识到，除了马列“老祖宗”外，还有自己民族的“老祖宗”，要下苦功夫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继承和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倘若丢掉了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就等于中断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同样要亡党亡国。 中国马克思主义应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 现今，我国理论界、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已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必要，但在如何理解结合和怎样进行结合上则有不同的见解和做法。 较为流行的理解和做法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中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结合主要是用丰富的中国思想资料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具有普遍真理性。这是一种
20、通俗化的、浅层次的初步结合，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种理解和做法只是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当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注释和证明”，并未能正确把握两者相结合的实质。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虽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反映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实事求是地说，它主要是西方工人运动经验、近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未能涵盖五千余年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旨意应是：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科学总结和概括，用其珍贵品进一步丰富和发
21、展马克思主义。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蕴藏着无数的珍宝，有待我们以新的方法和新的视野去发掘、梳理和提炼，对其中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思想加以批判吸取，赋予其新的内涵。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复合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最深层次，是民族的命脉和灵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融为一体，使前者内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从而给原有的民族精神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活力。这里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什么的问题。笔者认为，民族精神是活生生的、发展着的，其内涵既广且深，绝非是用一两个命题和论断所能概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计其大端则有：独立自主、维护统一的爱国精神；自尊
22、自信、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时俱进、日新变革的创新精神；崇真求实、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协和万邦、睦邻友好的和平精神等等。这些精神互相渗透，融成一体，其中最核心的则是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正是这种主体精神才使中华民族能战胜千难万险，绵延不绝，开拓创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人类作出贡献。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继承和弘扬这些精神。 就具体内容的结合而言，绝大多数研究者较多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相一致的方面，而忽视了两者各自特有、互补相成的方面。其实，从人类文化的传播交往史看，不同文化间互相一致方面的融合固然有意义，而它们之间不同方面的互通有无、优势互
23、补则更为重要，更有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显著不同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生哲学，以“修身”为本，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特有的“修身论”改造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十分重视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十分强调党性修养，从而保证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修养理论和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今天，“修养论”对党的思想建设，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仍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讲“修身”并不限于道德方面，而且还有认识论的意义。管子心术上明确提出：“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
24、能知彼。”这表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已明确提出，为了正确认识客观对象（彼），必须修养认识主体（此）。继管子之后，中国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公生明”“诚则明”“静则明”“虚一而静”等观点，从认识主体的立场、态度、思维方法和情感心理等方面阐释修养要求。“不修之此，焉能知彼”，这八个字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人类认识论的重要贡献，仍需当代哲学家重视和深思。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不讲认识主体的修养，我们应用中国哲学特有的认识主体修养论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类似以上方面的结合应该甚多。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突破现有的哲学体系，从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宝藏中发掘和提炼出更多特有的珍贵品，补充和发展马
25、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哲学思想作出贡献。（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比较中西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田辰山 光明日报 （ 2014年07月16日 16 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思想文化的天然联系西方思想传统的主流大前提，于比较中西哲学视域可概括为“一多二元”。“一”是指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物神或唯一真理；“多”是“一”主宰下“宇宙间的一切（含人）”；“多”以形而上学的质相个体性、互不联系、二元对立为存在形式。这个术语还表示：无论“一”与“多”之间，还是“多”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都是单向线性、二元对立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天道万物观，可概括为“一多不分”。中国没有西方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物神或唯一真理的“一
26、”，也没有西方形而上学质相的个体性、互不联系、二元对立的“多”。“一多不分”的“一”，是相系不分致使的一切事物呈现“浑然而一”；“多”是指内在互系、呈现浑然而一状态的万物多样性。所谓“一多不分”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与“多”互为存在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彻底否定主流的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体论，申明一切皆是互相联系，宣称变化为自然宇宙的本质，恰是从“一多二元”走向“一多不分”的思想形态，所以可称为“异军突起”，所以演变为西方的最能与中国对话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走向“一多不分”，与中国思想传统就有了天然联系性。天然联系性致使马克思主义有了实现中国化的潜在性，而后与中国天
27、道万物观结合为现代新思想意识形式。讲“天然联系”，是对于非天然、非联系的区别，是就其源自人类经验而非来自形而上学抽象概念而言。也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天道万物观，都是出自人的经验对自然世界的感悟而形成的认识，都不是出自对上帝造物（或唯一绝对真理）前提的假设。这点的共同，是天然性，是深层次的精神相通之处，二者因此而可沟通、可融通乃至结合。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话语承载中华思想内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地的落户形式，大量是对原传统的再阐释与改造，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换得在一套全新现代语言体系中的弘扬。这方面，有大量细致分析工作可做。比如，到底中国化是什么？是如何化的？现代新话语深层承载的是什么中华文化传统根源
28、？可以简洁地说，它是转换视域与话语语境，即由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视域与语境，彻底转到中国方面来。在这里，1）宇宙观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转为与之相近的“一多不分”中华自然宇宙观；2）方法论上：得之与中国传统的辩证论的科学方法不谋而合；3）思维方式：马克思对内在联系的探求与“阴阳之道”、万物变通，皆可视为“辩证观”范畴；4）价值观：以“中和”思想为例，它根本表述的是所求之正当关系应达到的状态，是社会和谐与人人各得其所之状的大同涵义。这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是以“平等”喻意，也是从“仁”引申的社会平等。同时，“礼”也是“平等”，视为互相尊重与做好本分。马克思主义承载中华文化内涵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为
29、人民服务”来自“民本”或“大道之行”思想根源；“民本”被表达为“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无产阶级利益”“劳动大众利益”“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好人、英雄，不是一时一事变成的，而是平常修养、改造世界观而来的；修养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是尽职敬业；不怕苦、不怕累、持之以恒，愚公移山等，是为人民服务应有之态度。共产党员修养，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闭门只读圣贤书，而是胸中时刻装天下，不忘现实政治；心里有政治即是有“治国、平天下”。修养不是个人的事，不是只有“圣人”需要，百姓不必；而是人人负责任，关心与参与监督政府，人人都不当小人。毛泽东在陕北说服人们联蒋抗日时说：“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
30、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子孙。”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华思想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思想文化相结合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能与中国思想文化契合的西方理论。“中国化”，就是化为中国的；先决条件是可在深层与中国传统思想融通，可转入中华传统视域与语境。从20世纪初，整个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以至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进行时的实践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大树，成为现代枝繁叶茂的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成为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形式，二者互系不分，相合则中国昌盛，相分则中国受挫。21世纪的今天，中国面临百多年来空前复杂与严峻的局面。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中国道路的逻辑没有变，我们仍然是在近代以来先辈们以英雄气概开辟的路上走，继续着他们未竟的事业，应对形势的不断翻新。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现实要求更自觉地使它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把题目选对、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中国带来光明；光明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途。（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