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命之爱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生命之爱第五部-在南京大学的42年风雨路上的爱我的人生跋涉前 言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人的一生中，总会经历顺境和逆境，总会有喜也有悲，也会由此生爱，由此生恨。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你会发现，顺境中有爱，逆境中也有爱，一个人生活在爱中，比生活在恨中更有积极意义。 时间会将爱酿造得更为醇香，也会将恨冲刷得淡而无味。 爱将风雨人生装点得更加辉煌！第一章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大学的学习时期。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意气奋发，踌躇满志。1956年9月1日，我告别了父母，告别了故乡，只身奔赴南京，跨进了江苏省的最高学府南京大学，迈进了人生的新时代。那年，我十
2、八岁。那天，我刚走出南京下关火车站，只见车站广场彩旗招展，我一下子就被南大的迎新学生簇拥，把我连人带行李送上了南大的迎新车。汽车刚一进南大校门，在化学系迎新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二条大横幅：“欢迎你，祖国未来的化学家！”和“你选择了化学作为终身职业，将永不后悔！”多么鼓舞人心的口号！此时，化学系的学长们一个个上来与我热情地打照呼，当即走过来一位又高又健壮的大个子学长，将我的行李肩扛手提，领着我走进早被安排好的的学生宿舍5舍105室，并编排在化一（5）班。稍作安顿，他就带我到学生食堂吃饭，帮我买好饭菜。我只有饭碗，未带饭勺，他当即从上衣口袋抽出一把，并说，这是我自己的，不用还了。说完即与我挥手告别
3、，我也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刚进南大，我什么都好奇，象红楼梦小说中那个刘佬佬刚进大观园。我到建筑宏伟的大楼里探头张望，到修剪整齐的一块块大草坪上打坐，到浓荫下的校园里漫步，对今后要在这里度过五年的大学生活充满憧憬。我背着书包走进化学系东大楼阶梯教室，上我进入大学后的第一堂课。上课铃声刚停，走进了一位精神瞿烁的老教授，他手夹一只皮包，大步走上讲台，后面跟着十多位男女青年教师，阵仗威严。原来他就是我们化学系系主任、一级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闻名中外的化学界学术泰斗戴安邦先生。我们大家都为有这样一位名师给我们上课而感到自豪。戴先生讲课，逻辑思维严谨，说话铿锵有力，还配有图表，有时还当堂做小实验，形
4、象生动。每堂课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学术盛宴，把我们一步步领进化学科学神圣的学术殿堂。戴先生不仅是位名师，也是位严师。化学本身是门实验科学，他对我们做实验，从洗瓶子到手拿滴管都有严格要求。他严令，不管你实验做得好坏如何，但不准窜改实验数据，不准考试作弊。记得，有一位学生抄袭别人的实验数据，当即被开除。有人说，大学生活是浪漫的。但这种浪漫，不是在生活上。当时，我们的生活是清苦的。冬天，我们在教室里自修，会冻得时不时外出跳脚取暖。夏天，在大教室里上课，会热得满身大汗。那时的我们，求知若渴，每天的生活都围绕“学习”二字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清晨，会拿着书本，在校园里晨读。上下午，或是到教室上课或在实验室做实
5、验。如来不及将实验做完，就常会饿肚子，做完实验后再出去胡乱吃上一点了事。晚上，我们都会去图书馆阅览室或教室进行晚自修，由于座位紧张，事先都会有一位同学先行，在桌子上摆上书本，代留座位。我们刚进入大学，正是1956年下半年。那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我们象是一窝窝在鸟巢里的雏鸟，嗷嗷待哺，我们在如饥如渴地吸吮着母校的乳汁。但是，一年不到，校园的平静被打破了。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漩涡。1957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早晨，我和几个同学正背着书包去教室上课，路经一小别墅围墙外，见到一张大字报，指责住在此别墅里的一位将军坐小汽车在我校大门口进进出出，搞特
6、殊化。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看了大字报，大家都无动于衷。但当中午下课返回时，又见多了几张内容相似的大字报，并有学生围赌进出校门的小轿车。再过几天，校园内大字报多了起来，大都是向学校各级领导提意见的，很快这些大字报贴到了位于南京市新街口闹市区的新华日报的大门口。有人经常在校园的要道口发表演说，先是一个声调，后变成二个声调，双方开展激烈辩论。接着，报纸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帮助党整风的文章，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于是各种五花八门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又转向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方向。不久，中央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号召，学校一些教师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我们也参加了各种大小批判会，这是我们进入大学后的第
7、一次政治运动。1958年，我们上大学二年级时，中央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全年级被安排到南京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化工厂勤工俭学。我们与工人一起三班倒。我负责管一只很大的磺化反应锅，仪器、管道、阀门、凡尔众多，操作规程严谨，操作步骤精细。我们住在工人宿舍，吃在工厂食堂，我们与工人师傅们交朋友，与工人一起参加各类活动如收集工厂的破铜烂铁，搞大炼钢铁等。这期间，在我们学生中还开展了“向党交心”的活动，除讲些鸡毛蒜皮的事，本来也无大事可说。我们还参加了学生大搞科研创新活动，由老师带着我们在实验室研制新产品，如有成果，即敲锣打鼓，向党报喜。我们还参与学生自编教材的活
8、动，一般都没什么用，但一切为了调动教与学二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全年级近二百位同学，还参加南京市乌龙潭的清淤劳动，我与不少男女同学还跳下这个烂泥塘，用铁锹和箩筐，将发臭了的乌泥一筐筐送上岸。那时的我们，年轻力壮，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我进入大学后，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年级级会主席，化学系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秘书长及代理校学生会主席。作为学校的学生头，我曾组织过由全校各系1000多名学生主动报名参加的学生劳动团，我任团长，校团委书记任政委（学校专职干部）。我们的任务是去南京雨花台的光明公社挖水渠，劳动时间为一星期，由学生自带行李吃住在现场。这是一次少有的全校学生大行动，出发那天，我们在大操场集合，在会上
9、，我作了简短动员，学校和各系各单位领导及留校师生都倾巢出动欢送。宣布出发后，鞭炮声与锣鼓声齐鸣，几十台大客车载着劳动大军分批次地向着目的地进发，场面十分激动人心，不少学生高兴得一路欢歌。这次劳动，组织十分严密，如：由地理系学生组成测绘队，对所挖水渠的线路及标高作出测量和标识；由中文、历史系的学生组成宣传组，负责出刊劳动快报和工地广播站，宣扬劳动中的好人好事；由学生会劳动部负责劳动任务的安排及劳动工具的管理；由学校食堂每天每餐按时将饭菜及保温茶水送到工地；由团部组织的群工组，负责安排好所有学生的住处，及时协调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由校医院派出医护人员负责学生的诊疗及工伤救治；由学校保卫部门派出人员
10、负责学生的安全工作。劳动时，同学们劳动热情高涨，工间休息时，欢声笑语不断。不少系还组织工地小联欢会，整个劳动工地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一周劳动结束后大家回到学校，经简单休整，迅即踏上返家过春节的路程，与家人团聚。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我们也搞大跃进。对我个人来讲，难度最大的是体育，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全部达到劳卫制规定的指标。由于我身体较胖，有二大困难：一是做技巧动作，如三角倒立（头部顶地，二手撑地，将身子倒立起来）。我做了几次都失败。在一旁保护我的同学做起了小动作，轻轻地将我还未伸上去的双脚拎了起来，并边扶边对老师说我做成功了，老师也就一只眼睁一只眼闭地同意让我通过了。另一是短跑，到操场上
11、测试，几次都不达标，后来给我单独测试。负责按秒表的同学在我起跑后才按计时表，当我还未冲刺完又安停计时表，计算成绩时，居然超过了世界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太离奇了！于是重跑，这一次我终于达标了。我想，我的同学还可能是从中做了些手脚的，但都心照不宣。那时的我们，满腔热血。有一天早晨，我们正背着书包走进教室准备上课，突见化学实验大楼之一的东大楼方向浓烟冲天，火苗直窜。火光就是命令，我们全年级同学迅即奔向现场，英勇无畏地投入灭火及抢救化学仪器药品的战斗。包括我年级有些同学在内，全校有100多位同学不同程度地被烧伤而住院治疗。中文系归国华侨学生陈万里不幸葬身火海，举校哀悼。1959年我大学三年级时，被学
12、校抽调为预备教师，可直接参加教研组的教学科研工作，身份仍是学生，不拿工资，仍需参加上课和考试，但计算工龄。不久，我接获通知，正式参加筹建放射化学教研组的工作，并立即与另一位老师和同学前往上海，听苏联专家讲原子能方面的课。听课地点是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没有教课书，也没有讲义，全凭自己的课堂笔记。按当时的保密规定，课堂笔记是不准带出门的，课后就在教室里自修，回旅馆时要上交统一保管，下次再用再领。其实，当时中苏关系已趋紧张，专家讲课不可能将原子能方面的机密在课堂上向我们传授。事后再查查有些公开的文献，他所讲的也仅仅是这个学科领域的概略知识而己。当然，对我们学生而言，也算是上了一门普及课。那时的我们活
13、力四射。在上海期间，我们住在临近外滩的七层楼旅馆。有电梯不乘，总是一口气往上直冲七楼，又一个箭步由七楼直下一楼。清晨，我又和同学到上海外滩跑步、做操，进行晨练，而后到小吃摊吃烧饼、油条加豆浆作为早餐。由于我长得较胖，我在大学里有个外号叫“大胖”，同学叫，老师叫，学生也这样叫，叫到我毕业，叫到我工作以后。在学生期间，学校对我作了重点培养。还未毕业，我就以预备教师的身份参加学校组织的老中青骨干教师培训班。在培训班上，我结识了好几位当时学校的知名教授，聆听了他们许多精辟的学习感言。有趣的是，在几十年后我任浦口校区主任时，我主持由中科院院士、中国物理学会会长、国内外知名的晶体物理学方面的学术泰斗、物理
14、系冯端教授向学生作学术讲座。冯先生在开头，居然还记忆犹新地向学生们讲了我们之间的忘年交，他说：你们别看周主任那么年轻，几十年前我们还曾经是“同学”，今天我看到他把浦口校区办得这么好，感到十分欣慰。1959至1961这三年是全国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对我们青年学生来讲，面临着“饥饿”的考验。那时，虽然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2市斤，但是，严重缺乏蔬菜、油料及肉食等副食品供应，肚子里缺乏油水，营养不良，全身乏力，成天感到肚子饿。记得有一次，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到南大作形势报告，就有同学递了个纸条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一碗红烧肉？说明当时的我们有多么饿，多么馋。我在那个时期，便血不治导致严重贫血。学校对患
15、病学生特别关怀，统一收住医院，供应特殊营养餐，边治病边疗养边上课。经过一段期的治疗及调养，我很快恢复了健康，重又生龙活虎地投入了学习生活。我很感谢学校当时对我的关爱，当我拥有一个健康身体的时候，总忘不了那段生活的情景。五年的大学生活是令人难忘的。在南大这片美丽而神奇的校园里，我们常迎着满园鲜花、满目翠缘，在校园里倘样。我们会相约到北大楼前那宽阔的绿草地上，或在月光明媚的夜晚，促膝谈心。或躺在草坪上，仰望浩渺宇宙繁星满天，轻声低吟。这里，到处都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脚步，留下了对未来人生的美好梦想。这期间，我们同学之间的友谊是那么纯结，那么真诚，以至毕业后大家都分布在四面八方，但相互间总存在着终身难忘
16、的牵挂。 第二章令我永远年轻的学生工作经历我这一辈子，大部份时间是做学生工作，年复一年地送走一批又一批毕业的年轻人，又迎来一批又一批新生。学生们的青春活力又深刻地影响了我，也使我心灵上永远年轻，我的性格似乎又定格在二十到三十岁的年青时代。一直到老，我仍然有一股子青年味，学生腔。在我任浦口校区主任期间，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毕业校友前来参观访问新校区，向他们介绍情况。其中，有许多是我的学生，听完我的报告后，他们说：几十年前周老师向我们作报告的情景又一次在我们面前重现了，那种语调，那种手势，尤其是那种激情，真是一点也没有变。1961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被学校选拔留校任助教，同时兼任58级(63届)学生
17、政治辅导员、年级党支部书记。这是教育部在全国各高校第一次设立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所以我是我国第一批政治辅导员。与此同时，我还担负教研组分配的部份教学任务，因此，我仍然属于教师编制。1963年下半年后，我任中共化学系总支宣教委员兼青年委员，任专职共青团总支书记，化学系年级政治辅导员组组长（那时，共五个年级，每年级约二百学生设二名专职学生政治辅导员），全面负责系学生工作。从此，完全改变了我原定的人生发展方向，踏上了从事学校党政管理工作的人生之路。那时的我很单纯，认为党叫干啥就干啥，至于以后干什么，从来就没有想过。就这样，这条路我一直走到退休。我先后从事过三个时期的学生工作。一是从1961年夏我大学
18、毕业至1971年期间，主要是从事化学系的学生工作。这期间的学生都是经过正常高考后入学，学制是五年。他们中大部在文革前毕业，也有在读的几个年级因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被耽误了几年才被分配工作；二是从1974年至1976年，我作为校团委负责人，从事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的工作。这期间的学生都是从工厂、农村、部队经推荐选拔后入学，学制是三年。这部份学生社会经历丰富，但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与文革前的学生又是很不一样；三是从1993年至1998年期间的学生工作。这期间的学生都是经过高考的激烈竞争，以高分被录取进南大的，他们中不少人是前面二个时期学生的孩子，别具特点。我在这个时期是从主持浦口校区全面
19、工作的角度接触学生工作的，校区另有专门从事学生工作的机构和系统。我从事学生工作，喜欢把学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主要有：一是面对学生作有针对性的专题讲座。例如：青年应树立远大志向、大学生的婚姻恋爱问题、大学生的日常行为问题、论大学生的素养、人生美学等。作专题讲座的人，有我自已，也另外请人。但每作报告前，都会认真做调查研究，了解学生之所想、所为，再用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来表达，很受学生们欢迎。二是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每年都有个把星期组织学生到农村，自带行李铺盖，过准军事化的生活。劳动的主要内容是到南京郊区帮农民抢收抢种及田间管理等。学生们在劳动之余也展开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群众。所
20、以，南京郊区东南西北的许多农村，我都与学生一起去劳动过。三是组织学生参加军事训练。每个在校生轮流参加一次，时间约二周，或去部队，或请部队进校，有队列、内务、纪律、打靶等训练，训练结束，还要进行阅兵、文艺联欢等活动。我常开玩笑说，要算军龄，将我参加军训的时间加起来可抵上一个义务兵的服役期了。四是组织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如晨练、冬季长跑赛、火炬接力赛、各类球赛（如蓝球、排球、足球等）、游泳赛、艺术体操表演赛等。还要组织运动队的集训，进行比赛现场的宣传鼓动等。五是开展学生课外文艺活动。每年都要组织校系两级的学生文艺汇演。还组织学生文工团，定期作汇报演出，常下乡到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六是
21、组织各类学生社团活动。如学生美工社、诗社、摄影社、文学社、科技兴趣小组等。七是抓校园文明建设。为改观校园脏乱差等状况，经常组织学生搞清洁卫生大扫除，进行检查评比，并制度化和长效化。八是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如上街头开展宣传活动等。在开展以上学生工作时，我都是与学生一起参与。平时，我常深入学生班级，甚至住进学生寝室，与学生们同住一室，同在一个食堂排队买饭，同参加各类课外活动。学生们既把我当老师，也把我当朋友。我们曾组织学生文工团下乡慰问演出，分别到过扬州市江都邵伯的苏北油田和海安县的烈士公社等，都是寒假期间，都放弃了回家过春节的机会，都遇到了数九严寒、大雪纷飞的恶劣天气。我与学生们一起，
22、迎着刺骨的寒风，深入村间田头演出，柴草垛上，树上，甚至屋顶上都爬满了看戏的人群。在海安及江都县城的剧场演出时，当地的剧团一律为南大学生文工团停演让路，在县城老百姓中引起了轰动。那时的演出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庄演出，住的仓库的库房太小，打地铺，我与一批男生挤在库房的地铺上，连翻身都要“喊口令”。我曾与学生一起，到海安县烈士公社参加为期半年的农村四清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生们被分配到各生产大队和小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任社教工作团政工组长、组监组副组长兼团委书记，负责社教工作团的思想教育与当时农村干部的组织处理工作。我常到学生住处了解情况，看到他们吃的是“
23、洪湖水浪打浪”（当时是一只流行歌曲的名称，形容所喝的稀饭像水一样），当即向工作团部建议改“与农民同吃”为工作队自办食堂，好让大家吃饱了饭干革命。这里是个水网地区，河叉港湾密布，桥梁大都非常简易，有不少甚至是独木桥，易发生危险。刚开始没几天，我系一青年教师就在当地溺水身亡，我负责处理了后事的全过程。我一方面向当地政府要求对这些桥梁作适当加固，同时常深入学生中进行安全教育。由于饥饿，学生到工作团部开会，团部都会给大家改善伙食，他们也还常会将街上买到的糕点“躲”到我住的单人房间饱餐一顿。那时，我爱人周玳与我同去农村参加四清，她吃住在农民家，己饿瘦得很历害。鉴于此，她每到我那里，我都要交待食堂蒸上一大
24、碗饭，另加一碗红烧肉，让她随来随吃。在这种既艰苦又浪漫的农村生活中，我与学生们结下了深厚友谊。1966年上半年，我被派往湖南的南京大学中南分校任团委书记，负责那里的学生工作。由于分校刚建成，仅有几百个参加建校劳动的学生，于是我又被派往湖南省招生委员会工作，担任巡视员赴各地区检查招生准备工作。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将中南分校的学生带回南京。此后，我就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走资派的大红人”被“靠边站”，被多次下放到学生班级与他们一起去建设工地、校办工厂、农村等边劳动边接受审查。在文革中，造反派分成拥军及反军二大派，中央又发出了领导干部“站出来”的号召，此时，除少数被打
25、倒者外，人人都参加了造反派，我也不例外，参加了拥军派，不主张武斗，反对搞打砸抡，不赞成整老干部。但参加了一派就“招祸”，我被卷进了派性的斗争，主角就是二派学生及他们背后具有倾向色彩的工军宣队。粉碎“四人帮”，我与全国人民一样欢天喜地，但不久我即被审查，主要是查我与造反派头头间的关系，查我在共青团工作中与四人帮在江苏黑线的联系，查我在负责工农兵学员工作中推行教育改革方面有关“上、管、改”极左路线中的问题，发动学生贴我大字报，到干部大会作检查。后来，终于己搞清楚了问题而宣布解脱。在我做工农兵学员学生工作时，也常被学校党委派出，作为“救火队员”去“灭火”。例如，有一年，几十个学生自已组织到了北京去“
26、开门办学”，处境十分困难。学校领导指定由我去把他们找回来，并要我联络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里某方面的领导，以帮助解决有关问题。我当即赶往北京，在前门外的一间浴室找到他们，见到几十位男女同学都睡在浴室的躺椅上，有的还生了病。为此我带了学校领导的亲笔信，去找省有关方面负责人，但当即得到回复说，这是你们学校的事，我们省里不管。出于无奈，我只好动用个人力量，请我爱人在北京某中学任校长的表姐宋广陵筹集被子、床等，将这些学生全部搬出浴室，解决了有安定环境的住宿、吃饭问题。按学生要求，由我在北京铁道兵工作的姐夫王建国帮忙，解决了车辆的困难，实现了学生玩八达岭长城的愿望。在我耐心劝说下，这批学生被我全部平安地带回了
27、学校。又一次晚上，成千工农兵学员围住了省委大院请愿。半夜，我被校领导的电话惊醒，要我立即去现场把这些学生带回学校，并说，小车即将停在我住处楼下。我当即赶到这些学生中，对其中的骨干进行了耐心劝说，做通工作后，天亮前，这些学生全部被带回了学校。1976年4月，由南大学生为主，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及校园和大街上，到处刷上了反四人帮的大标语，贴上了相关的大字报。后来被定为南京反革命事件，在南大抓了二个人作为此事件中的闹事头子，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而坐牢。不久以后，又决定要在学生中继续抓反革命，我被南大党委任命为学校“清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当时，我们是雷声大，雨点小，查了几个月也没找出一个反革命。有一
28、天，学校党委书记周林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并对我说：省公安厅一些人找我说，你周林华领导不力，要求撤换你，我当即拒绝，并告诉他们，你们无权干涉我们南大党委的事。我找你说这些，是希望你继续实事求是，不要有压力！类似以上事情还有很多。所以，当我被审查时，大家也不给我太多为难，一不隔离，二不限制行动自由，三不侮辱人格。当时校部机关的同事们见到我，也还常从细微之处安慰我。不少部门领导及老干部在批判大会上发言，对我也是口下留情，我想，这大概是我平时有着良好的人缘吧。当我被审查并宣布解脱后，有一天，被邓小平点名将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和教育部副部长的周林见到我，关切地说了几句：你不要背包袱，你还年轻，要好好干，今
29、后一定前途无量。在我做学生工作的那个时代，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盛行期，我同样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不少错事。尽管这不是我做学生工作的主流，也不至于由我来负这些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但对我个人而言，至今我都常会感到非常内疚。 第三章热情似火地投入校园建设我被宣布解脱后不久，学校二位老干部来到我家，请我出山。一位是时任总务长的吴克彬，一位是时任基建处长的曹沛然，他们热忱地邀请我到基建处工作。这是我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十年文革生涯后，开始了我由长期从事学生工作改行搞校园建设的一次转身。这一转，我在基建处一干就是八年。刚到基建处，就口头宣布我任办公室主任。基建处原本无这个建制单位，也无人给我发书面任
30、命通知，我一下子就被冠上了“周主任”这个称号。二位老干部对我作出这种安排，目的是发挥我这“一支笔”的长处，一个又一个关于学校建设的文件由我执笔以学校名义上报国家教委。由我主笔，编写了包括化学楼、科研楼、图书馆、教工宿舍等南大十大建设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并由我带队，组织这些项目的有关单位前往国家教委进行答辨，获得通过后相继开工建设，翻开了南大开展大规模校园建设的新的一页。例如，当时最大体量最高建筑的化学楼（建筑面积达二万三千多平方米）开工建设，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的校园里还是十分罕见的。这个项目的申请颇费周折，经反复申述，国家教委才下达了批复文件，批文上说：“根据你校上报的计划任务书和周林华同
31、志的口头汇报，特批复如下”。紧接着，具有相似体量更高楼层的科研楼及图书馆、逸夫馆、文科楼和一批又一批教工住宅在校园里矗立起来，学校面貌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其实，基建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要编制出一份计划任务书，并不是简单的起草文件。要对现状作出详细的描述，有许多数据更要依照国家颁布的各种定额进行严格的测算，对项目的建筑装饰标准等要一一列明，对建设经费要作出估算，对项目建设的理由要提出科学的、明晰的、令人信服的阐述等。为此，我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收集各种资料，重新学习有关建筑方面的知识，学习运用基建术语，要成为这方面的半个行家（当然，有关建筑学中的结构设计及建筑技术方面更为专业的东西，也非
32、一朝一夕能学得会）。我常请教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查阅有关专业书籍。为了草拟一个又一个建设项目的计划任务书，我常通宵达旦地书写，为力求完美，费尽心思，改了又改，所用草稿纸有几大箩。所以，每当去国家教委答辨时，所有数据，所有情况，我不用翻书面资料即可对答如流。随着大规摸校园基本建设的展开，建筑材料紧缺又成了完成项目建设的“瓶颈”。于是，二位老干部又发挥我工作上有股“钻劲”和“韧劲”的特长，宣布我任材料科科长，一下子我又被冠上了“周科长”这个称号。当时，水泥奇缺。我与有关人员远赴辽宁省本溪市水泥厂，通过国家建材部调运水泥回南京；有了指标，仍提不到货，我率领车队到安灰省白马山水泥厂日夜守侯，与司机们一起到仓库，由我们自已将一包包水泥扛上车；我四出想办法，找到南京青龙山水泥厂，出资三十万，与他们签订补偿贸易的合同，每年向我校抵价供应一批水泥，从此解决了我校几年中水泥供应紧缺的矛盾。其他各种建材紧缺：建筑玻璃断货，我向省建材局交涉下达指标，并亲率车队前往苏北宿迁玻璃厂提运玻璃；红砖紧缺，碎石供应不上，我亲率车队赴南京郊区的各个砖瓦厂、采石场日夜排队运红砖、运石料；沥青供应断挡，我通过省化工厅到有关化工厂提运沥青，并将其养在水池里，几年也用不完；我也常与车队的司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