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大钊初期思想与民国初年的代议制政治李大钊初期政治思想与民国初年的代议制政治吴汉全摘要：民国成立之初新型政治体制的诞生和演变是李大钊初期思想产生和进展的条件。李大钊通过对民国创建的共和体制的熟悉和试探，对代议制在中国的进展、中国国会的状况、政党活动等进行了试探，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民主政治思想。关键词：李大钊 初期政治思想 民国初年 代议制政治 代议制政治亦即议会政治，它是民主共和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民主共和制，能够分为议会共和制和总总共和制两种形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只是议会共和制的雏形，是一种过渡性政治形式。李大钊在民国以后关于略具雏形的共和制向完善的议会制共和制的转变，抱有极大的爱好，
2、为议会制共和体制的实现进行学理性论证，主张在中国实施代议制政治体制。李大钊初期政治思想与民国初年代议制政治的成立和演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投入到民国初年代议制讨论中 临时约法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主的原那么，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采取责任内阁制。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后也不能不表示同意共和，承认临时约法。袁世凯录用的内阁总理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唐绍仪为首的内阁部长中，同盟会会员占了半数，号称“同盟会中心内阁”。在具有议会性质的临时参议院中，有议员130人，其中同盟会议员占有40多人。在此情形下，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部份同盟会会员于1912年8月
3、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主张实行责任内阁，进行议会斗争，力争在国会选举中取得成功。在1912年12月到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取得了成功，在参众两院中取得392席位，占了绝对的多数。1913年3月宋案发生后，革命党人进行了捍卫民主制度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说明代议制政治在中国碰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李大钊尽管现在对袁世凯破坏共和制的真面目熟悉不清。但他抱有共和的信念，主张中国采行代议制，并提出一系列具体主张。 一是主张一院制。李大钊也承认，“国会之组织，近世立宪国，多取二院制”。但他以为，“二院制乃英伦历史上之遗物，迄今已成强弩之末。”李大钊主张一院制有两点理由。其一，有政党政
4、治能抑制政府的专横，监督政府施政。他说：“立宪国均有二大党以上之政党，相砥相砺相监督，更迭而撑其政局；议院制的内阁，同时又为政党内阁，甲党在朝，乙党在野，甲党一有失败，乙党必解决之不遗余力，政府既为舆论所不容，其内阁当即倾倒，乙党即起而代之，断不容其恣睢暴戾，为所欲为也。且内阁阁员，虽出自议会，而国会议员，那么举自国民，内阁阁员，虽同隶一党，而国会议员，那么非一党党员所得垄断，那么因此监督政府者，国会中尚大有人。”李大钊以为，正是由于政党政治，议会对内阁有牵制作用，内阁也不能为所欲为，政府更可不能趋于极端之专制。其二，中国议会政治应依照中国共和国的实际，不能盲从效法法、美。李大钊以为，美国和法
5、国是共和国，其所采取的是二院制，但美、法有其特殊的情形。美为合众共和国，诸州各自为治，合众国政府之下，当有一代表各州之议院，以输通联合之精神；法虽为统一共和国，但其共和之初为一院制，只是王政振兴后兴起二院制，以后共和再造遂因其旧。因此李大钊以为中国的议会制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而期与彼相符耶”，他说：“吾华为统一共和国，假设于代表国民之议院外，别设一代表地址之议院，不徒有骈拇之嫌，亦且有矛盾之感矣。”李大钊主张一院制与对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并非矛盾。宋教仁主张采行责任内阁制，1913年他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上曾说：“咱们要在国会里头，取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能够够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
6、；退而在野，也能够周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在宋教仁被刺身亡后，李大钊踊跃主张一院制的责任内阁制，是继承着国民党民主政治精神传统的突出表现。李大钊主张一院制是有条件的，即一院制必需与选举制相辅助成，以保护共和政体为前提。他说：“吾虽主张一院制，而与选举法殊有关联的地方，以吾民今日之一般程度，决不足与图共和之治，故一院制之初行，必与选举制度之间接选举、限制选举相佐辅，假设贪企共和国之公例，骤欲行直接一般选举，那么吾愿宁捐躯所主张之一院制，转取二院制，庶于国体前途尚减多少之危险也。”这也说明，李大钊是在拥护共和政体、进展议会制政治的前提下主张采行一院
7、制的，他所主张的一院制只是巩固议会制的手腕。二是主张依照法理和临时约法的精神完成中国政治向责任内阁制的过渡。袁世凯制造“宋案”并在以武力摧毁南方革命势力的同时，在北京仍临时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以便由那个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1913年4月召开的中华民国国会是在宋教仁被刺、民主政治前途笼罩着阴影的情形下开始艰巨地工作的。接照正常的法理程序是由国会组成宪法起草委会（即李大钊所称的造法之宪法集体）制定宪法，然后再依照宪法选举总统。由于袁世凯急于爬上正式总统的宝座，议会中也有人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方案；国会不能不妥胁，将先行起草的宪法中有关总统选举的部份（即总统选举法）予以发布，以知足袁
8、的要求。这虽有违正常程序，但终不能说是违抗法理，因为毕竟是由国会中组成的宪法集体制定“总统选举法”而后依“总统选举法”选举总统。问题是，袁世凯得寸进尺，进而要求即将制成的宪法（即天坛宪草）由总统发布，这就明目张胆地公开违抗法理了。李大钊写的论宪法发布权当属宪法会议一文，确实是对宪法发布权的归属进行学理辩析的。李大钊在文中开头说：“自顷以来，宪法将次制成，其一部已由宪法会议议决宣布矣。那么宪法发布权，已灼然有攸归属；而行政部以不中意于此宪法，横起波澜，以与宪法会议争此柄，时贤亦多倡论于其后，辄曲诠法理以就事实。沉思研学之士，所不取也。余不敏，亦僭从时贤后，就此问题一论析之。”李大钊发表此文时总统
9、尚未选举，宪法还未发布，按理宪法的发布权不成问题，因为宪法之一部“已由宪法会议议决宣布矣。那么宪法发布权，已灼然有攸归属”，也确实是说宪法理所固然“由宪法会议议决宣布”，问题就在于“行政部”“横起波澜”。李大钊从法律与宪法的区别入手来论证宪法的发布权问题，他引用临时约法第十九条载“参议院之职权议决一切法律案”、第五十四条载“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第三十条载“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说明“前参议院之权能，议决者法律也，非宪法也。大总统之权能发布者，法律也，非宪法也。”李大钊依照法理指出，一般法律之议决是“立法”，“其权基于宪法规制之赋与，有必然主权”；而宪法之制定或修正是“造法”，“其权基于
10、国家主权之活动，至高无穷，毫不受他机关之拘谨”。因此“民国宪法会议，行使其无上之造法权”。李大钊还对宪法集体与立法机关的关系进行辨析，说明二者权能之不同，即“造法者宪法集体之所有事，立法者立法机关之所有事”。通过对宪法与法律、造法与立法、宪法集体与立法机关的多层次辩析和说明，李大钊的结论是：“宪法发布权不属之大总统，而属之宪法会议，证之法理，昭然假设揭矣。”李大钊还专门著文论述法律颁行程序问题，就“裁可权”、“批行权”、“不裁可权”的法学用语作了解析，说明各有其运用范围，即“裁可权虽无使议会否决之法案成为法律之力，而有使议会可决之法案终不成为法律之力；不裁可权那么有使议会可决之法案暂不成为法律
11、之力，而无使议会复议仍行可决之法案终不成为法律之力；批行权那么又只是检查其是不是蹈宪法之正轨，而无斟酌法案内容之余地。”李大钊指出，依照临时约法大总统有法律的发布权，“然以仅发布权，固无生死法律之能力，而颁行法律之程序，尤非所论于宪法。”这确实是说，大总统有发布法律的权利但不能决定法律，更不能以发布法律的权限触及到宪法。1913年10月是袁世凯慢慢增强权利的时期，但毕竟中国议会制度还存在，国民党议员还在国会中。李大钊依据法理和临时约法据理力争，批评总统企图发布宪法的行为，在于保护资产阶级的责任内阁制，这符合那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潮流。二、对在中国恢复国会寄与希望 固然，袁世凯绝对不许诺中国议会制
12、度的存在，他只是利用国会把他“选”为大总统。1913年10月6日国会依照公布的总统选举法进行总统选举。袁世凯在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后，原形毕露。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438名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1914年1月10日正式下令解散国会。中国国会的夭折说明中国通过政党政治推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十分艰巨。 李大钊并无因袁世凯破坏国会而对中国议会政治前途失望。1913年11月1日他发表了各国议员俸给考一文，指出：“今兹国会虽告中殇，而民国假设存，国会终有复活之一日，那么俸给亦终成一问题。”李大钊所说的“国会中殇”是指1913年10月中旬以后国会无法正常活动的情形，
13、现在袁世凯虽未下令解散国民党，但国会常常受到公民团的干扰，事实上已经无法正常开会。李大钊以为国会“虽告中殇”，但“民国假设存，国会终有复活之一日”，可见他对中国的议会政治仍是充满信心的。他研究议员俸给问题也在于为国会复活作预备。在此文中，李大钊采取统计的方法将世界上下院议员的俸给、下院议长及书记的俸给一一列出，以供中国研究议员俸给之参证。李大钊以为议员俸给应有限制，俸给“要皆准其议员之额数及其生活之程度而为之丰啬，非自为之谋，多多益善也。”1914年5月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发布中华民国约法，总统为国家元首，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现在李大钊对国会的复活还抱有希望，以为要形成“政治对抗力”，求“对
14、抗之道”。他说“今也国会灭，政党涣，自治解，政治势力，一人万几。环视政局，更无毫末之力，足当遏制之任，衡平之度，云胡能保？必欲保之，厥惟求抗。对抗之道，自有正轨可循。吾愿举国士夫，并力一辙，勿因幻云逝水之微嫌，不肯蠲弃，而重贻政治前途以无穷之累也。”能够看出，李大钊对当局的不满，要各类政治势力“并力一辙”担当“遏制之任”。李大钊对袁世凯的客卿古德诺、有贺长雄的谬论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以为古德诺“必欲保吾已往之国情，必欲使吾民舍群起招架无他术焉”，李大钊表示：“吾侪乃谋因此避其招架之道，欲以代议政治行于吾国，以避免于祸乱。”在中国国会中殇、代议制受到挫折之时，李大钊坚信国会有复活之日、并“欲以代
15、议政治行于吾国”，这突出地反映李大钊对议会共和制追求的信念。李大钊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对民国以后的代议制政治作了一次全面的检讨，他在提倡民彝政治的进程中，对在中国成立完善的代议制政治的主张作出系统的说明。其一，李大钊以为代议制政治是取代专制政治的更好的政制组织形式，是历史的进步。他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实验当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然即假定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能够坚信而无疑焉。”这确实是说，代议制政治在那时是一种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因为它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亦即在政治组织中能彰显民彝，表现民意，代表百姓
16、的意愿和要求，这是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是取代专制政治的理由。其二，李大钊以为中国人具有采行代议制的能力并应尽力追求代议制政治。李大钊指出：“吾民关于此种政治之要求，虽云校先进国民为微弱，此种政治意识觉醒之范围，亦校为狭小；而观于革命之风云，蓬勃飞腾之象，轩然方兴而未有艾，那么此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蕾于神州大陆。吾民宜固其秉彝之心田，冒万难以排去其摧凌，而后以渐渍之功夫，熏陶昌大其光荣，乃吾民唯之本分，吾侪唯一之主张矣。”那个地址，李大钊要求中国实现真正表现民彝的代议制政治。其三，李大钊以为代议制政治以自由为根基，专门注重“意念自由”。李大钊说：“然代议政治之实施，又非可徒揭橥其名，而涣汗
17、大号于国人之前，遂以收厥成功者。必于其群之精神植一牢固不拔之基，厥基维何？简而举之，自由是已。”李大钊以为，代议政治以自由为根基，而且专门要表现民众的“意念自由”，“此类意念自由，既为生民之秉彝，那么其活动之范围，不至轶越乎本分，而加妨害于他人之自由以上。”李大钊如此看待自由关于代议制政治的重要，在于他以为“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那么无生存之价值”；“人之于世，不自由而不生存可也，生存而不自由不能忍也。”李大钊关于代议制政治所做的理论上的探讨是极为成心义的，他所说的代议制政治既是对中国政治进展的计划，又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得失的总结。 三、对政党活动的批评和建议 李大钊对民国初年政党活
18、动的批评是从保护和政体、实行责任内阁制的目标动身的，其本意在于使政党活动走上正轨。他以为那时政党活动存在严峻的“党私”问题。他说民国初年政党之间“以君子小人，有如水火”。“一方既以道义相号召，那么嬖幸之流，恐不见容，遂而荧惑诽谤，以泄其私举，正人义士，排斥倾轧于无余。私心党见之足以祸国，讵以时之今古而殊耶？试观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那么以后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党界诸君子，其有见及此者乎？盍早图之。”这是李大钊在1912年6月对“党私”问题提出的最先批评。李大钊所说的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的情形在那时是普遍存在的，说明那时的政党不知道政党活动的原那么。李大钊
19、并非否定党争的必要性，他是主张政党争政见而反对政党争意见的。他所提倡的政党争政见而不争意见的主张，事实上是政党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准那么。李大钊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对那时民主政治建设、强化党德、推动政党政治的进行是极为成心义的。那时孙中山从政党建设的要求动身也提出政党要争政见不争意见以培育良好的党德问题，孙中山说：“至于党争亦非不美这事，既有党不能不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合法，能够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合法，那么遗祸不穷。两党之争，如下棋然。政党亦然，他党之宗旨与自己之宗旨相符合，因此不同意他党，一心护持本党，求本党之成功。其求成功之方式，须依必然之法那么
20、，不用奸谋狡计，是之谓党德。如但求本党之成功，不吝用卑劣行为，不合法手腕，谗害异党，以弱本党之敌，此种政党，绝党德。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种望其长久存在呢？”考察那时政党活动的状况，对照孙中山的论述，能够看出李大钊对那时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的批评是超级中肯的。 李大钊理想的政党政治观与那时政党政治的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就使得李大钊在民国初年对各党派采取批评的态度。民国初年在政党问题上有两上突出的现象，一是民国尽管成立，很多人却不能熟悉政党对民国政治的踊跃作用，乃至解决政党及政党政治，这显然与民主政治体制是背道而驰的
21、。二是从事政党政治的人不能熟悉政党政治的本质，有违政党政治之常规，这就使政党政治难以合于政治之轨道。李大钊是主张政党政治的，他对社会上那种“政党祸国论”和毁党说提出了批评，反对这种与代议政治相背的政党观。在他眼里，政党是民主共和体制的必然要求，“党非必祸国者也”。他批评那些人“而何以吾国政党甫萌，遽齿斤 齿斤 焉警之、惕之、箴之、戒之、诋之、祺之，乃至虑为亡国之媒者。”李大钊以为形成这种政党观并非全为“旧历史之目光”，而全然在于不知道政党政治之本质，不明白政党之效用。他说：“岂吾华历代君主失国之际，均豫有党争为之联，而有以促其亡，俾后之人受历史之迷惑，一闻党字，遂谈虎色变，而以旧历史之目光，视
22、今之政党欤？非也。”李大钊所说的“非也”事实上确实是说明那时人们以为政党为“亡国之媒”并非简单地是受“旧历史目光”的限制，而是有一些人别有效心，这些人对政党不是在持确信中的批评，而是全然上抵毁现代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对政党采取的态度是“警之、惕之、箴之、戒之、诋之、祺之”。李大钊那个地址是对敌视政党政治、反对政党的封建思想、封建人物的批判，在于捍卫政党在民国政治体制中应有的尊严。 李大钊以理想的政党政治观来看待中国那时的政党，以民主共和的精神来看待那时政党活动情形，自然以为那时中国的政党都不够格，政党政治名不符实。1913年4月李大钊指出：“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
23、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世，或那么诩为稳健，或那么夸为急进，或那么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护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君民无噍类矣。”那时各党在组织进程中“拥护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的情形是存在的，例如章炳麟、黎元洪成为几个小党争相拥护的对象，这反映民国初年政党在组织方式上沽名钓誉、盗名欺世的通病，同时也是“争意见不争政见”的组织表现。章炳麟对政党这种组织活动方式也表示不满，以为这些政党“偕在议院，相越同舟，无非以善腾口吞为名高，妄扩院权为奉职，奔走运动为真才，斯皆人民
24、之蠡蠹，政治之秕稗。”李大钊对那时的政党都不中意，如1913年9月李大钊说：“一年以来，由党见之故，诬蔑轧倾，不遗余力。此党戴为魁者，彼党将视为盗贼；彼党倚为柱石，此党将目为公敌；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吃醋。”正是李大钊心目中的政党政治理想与现实中政党政治实际相距太远，因此李大钊对那时的各党派持批评的态度。 李大钊尽管对民国初年政党活动提出批评，但他不因此而否定政党政治的必要性及政党政治对巩固民国共和体制的重要性。李大钊在1912年6月指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适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
25、”那个地址李大钊不仅说明了政党政治的性质和作用，指出政党是民主政治（即李大钊所说的“立宪政治”）的产物同时又是民主政治精神的依托，是国家兴盛所必需依托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说明了政党政治“相为政竞”的这一特点。政党之间由于政见不同彼此斗争是必然的，关键是政党之间要“相为政竞”，各自抒发自己的政见，推动政治的民主化和公布化，这是与专制政治、一党专政所不可同日而语的。“相为政竞”是政党政治的表现形式，也是政党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那么，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大钊在主张代议政治时，批评有些人“不知立宪国均有二大党以上之政党，相砥相砺相监督，更迭而撑其政局”的道理，指出责任内阁制通过政党的
26、连番执政，断不容政府“恣睢暴戾，为所欲为”。李大钊以为，政党政治在本质上是防制专制，推动政治民主化、公布化的进程，政党争政见 “几为政党之常态”。“然那么政党之间，安有恩怨之情，又安有固执之向背，特以时局为的，因之变迁，以遏当局之势力，勿使专恣而矣。”鉴于对政党作用如此的熟悉，李大钊希望中国的政党能够合作，发挥政党政治遏制专制的作用，对抗袁政府的专横。1914年11月李大钊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说：“今也国会灭，政党涣，自治解，政治势力，一人万几。环视政局，更无毫末之力，足当遏制之任，衡平之度，云胡能保？必欲保之，厥惟求抗。对抗之道，自有政轨可循。吾愿举国士夫，并力一辙，勿因幻云逝水之微嫌，不肯
27、蠲弃，而重贻政治前途以无穷之累也。”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的情形下，李大钊寄希望原先的政党力量合作来对抗袁政府，充当“遏制之任”，是有踊跃意义的，但是仅仅局限在“政治轨道”内与袁对抗，那么又是不现实的。从李大钊提出的由原先的政党（主若是国民党和进步党）的联合以“与当局相见于政治平和竞争之轨”的主张，咱们能够看出李大钊对政党政治的迷恋和崇尚，尽管现在已不可能变成现实了。考察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必需联系这一历史人物所生存的政治环境，如此才能发觉其政治思想的时期意义及其存在的历史缘由。民国成立所确立的代议制政治在中国政治进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尽管由于军阀政府主宰中国的政权而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冲破。可是，李大钊对代议制的高贵和对代议制实现的期待，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却是有踊跃意义的，对推动民众政治的觉醒和现代化意识的提高，关于保护共和政体的责任内阁制的尊严有着踊跃的阻碍。（ 作者吴汉全，1964年生，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通信地址：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99博，：10087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