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转型期中国的三农危机与社会性别问题基于全球化视角的探究转型期中国的“三农”危机与社会性别问题基于全球化视角的探究胡玉坤2012-8-19 12:28:21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09年6期第5469页【专题名称】社会学【专 题 号】C4【复印期号】2010年02期【英文标题】San Nong Crisis and Gender Issu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An Exploration Based upon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作者简介】胡玉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871）【内容提要】 始于20世
2、纪70年代末，改革与开放在中华大地同步铺开，中国随之逐渐汇入了当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社会性别同“三农”中的每个“农”都密不可分。由于两性地位、角色、责任的不同，农村妇女应对“三农”危机的机会和挑战有别于男性。“三农”危机及其应对举措对两性也有截然不同的影响。然而在迄今有关“三农”的研究、干预和政策中，社会性别从未被当做一个亟待关注的现实与政策问题。大量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实证事实皆表明，中国融入全球体系所引致的结构性变化加剧了“三农”危机，而“三农”困境又强化了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乡村许多社会性别问题已成为全球化与地方性“三农”问题交汇的一个投影，折射了社会性别同地区、城乡、财富、年龄等
3、权力等级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 【关 键 词】转型期/三农危机/社会性别问题/全球化一、序言我国“三农”问题沉疴已久，不过“三农”危机开始浮出水面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活经历了沧桑般的巨变，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基础薄弱和农村发展滞后等方面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发展鸿沟不断拉大，乡村其他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也愈演愈烈。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已全面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但进入21世纪之际，积重难返的“三农”困境已变得异常凸显。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4、，将我国“三农”困境形象地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9）。在世纪转换之际终于被“发现了”的“三农”问题引发了学界大量的反思，“三农”研究蔚然成为显学，“三农”问题则成了中央政府决策的“重中之重”。然而时至今日，上述三“真”现实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社会性别同“三农”中的每个“农”都是密切相关的。从农民来讲，在占中国三分之二以上人口的农业人口中，妇女占了“半边天”。拿农业来说，伴随越来越多男性就地或异地非农转移，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凸显。再从农村来审视，留守乡野的“386199大军” 不仅承受着一家一户“过密型”低报酬小农经济的弊端，社区共同体趋于衰
5、败的代价，还承受着市场失灵的困境，连同政治经济不平等发展的历史遗产。当下困扰乡村社会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农地使用、扶贫、儿童生存与发展、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医疗保健及社会保障等等，莫不越来越成为社会性别化的发展问题。仔细思量，李昌平概括的农民之苦、农村之穷、农业之危险，又何尝不是主要由处于更弱势地位的乡村妇女来承受的？很显然，“三农”现象唯有在社会性别语境下加以审视方可得到更全面而充分的理解。“三农”是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难以割裂的三个维度。鉴于农业生产、乡村工业化、流动打工、商品生产以及个人、家庭和社区生活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和权力失衡，农村妇女应对“三农”危机的机会和挑战有
6、别于男性。与此同时，“三农”困境连同应对危机的举措，也都对两性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和生计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如下文所述，对农村妇女作用与贡献的贬低以及对其困境的漠视和低估，毋庸置疑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瓶颈。在一个小农经济主宰下的农业大国里，不得不检讨和追问的是，假使这一“半边天”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假如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不能平等参与发展进程并得到赋权的话，那么，我们何以能够走出“三农”危机？但迄今为止，在有关“三农”的研究、干预和政策中，社会性别似乎从未被当做一个亟待关注的现实与政策问题，更谈不上将社会性别融入学术和决策的主流。“三农”系后发的跨学科研究，近年来虽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社
7、会性别这个概念和社会性别分析对于“三农”这个学术共同体来说，恐怕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该领域涉及妇女的主题不多，论及社会性别的更是少之又少。不仅如此，相关的论述中还充斥着各种社会性别“盲点”、“误区”乃至偏见。譬如，许多人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农民是无性别的范畴而不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主体，在一些人心目中农民恐怕仅指称男性而已。一些人则往往把农村妇女看作一个毫无区分的同质化群体，有的则认为社会性别问题主要是妇女问题，而同妇女搭边的事宜应留待妇联去解决。各种发展干预和项目仍旧主要是针对男性户主的并希望通过后者涓滴而下惠及家中每个成员。“三农”研究上的缺失是导致相关政策出现偏差的一个缘由。就像研究者
8、一样，决策者也对“三农”危机的社会性别化性质和影响缺乏敏感性、意识和理解。虽然农村改革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再造和重构。然而在以追求GDP为压倒性发展模式的导向之下，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性别关系和妇女问题，都被遮蔽或者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朱爱岚（2004）敏锐地指出，各种改革政策在整个农村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没有哪一项可以被看做是社会性别中立的（gender neutral）。然而在国家话语和实践中，国家政策和发展项目总的来说一直被官方建构为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它们同社会性别或者妇女的特定利益无甚关联。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各种涉农政策、项目和干预即便是惠农利农的，也几无
9、例外带着性别歧视和男性偏见。近年来，国家开始明确承认农村和农民被剥夺和被边缘化的现实，并做出了各种积极的回应。早在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伴随“三农”问题不断恶化，从2003年底开始中央又连续通过了6个“一号文件”。就像其他公共政策一样，这些“三农”政策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异常明显。笔者十分惊讶地发现，在所有11个“一号文件”中，唯有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到了“妇女”两个字：“近些年来，农村中封建迷信、偷盗赌博、摧残妇女、传播淫秽书刊和极不健康的文艺活动等情况也是严重存在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中共中央，1984）所有这些文件中不曾出现
10、过“社会性别”一词。农村妇女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由此可略见一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各个发展领域倡导社会性别主流化。然而，这么多重要的涉农政策只字未提社会性别，这不能不说是很具讽刺意味的。这同农村妇女人数之庞大、妇女在农业中的角色、妇女在乡村社会的作用相比，显然是极其不相称的。很显然，唯有解构有关“三农”的主流话语，方有可能为另类研究和政策干预开辟新的空间。中国农村妇女在“三农”中的劣势地位也引起了国际组织的关注。例如，2006年8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审议了我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五次、第六次合并的定期报告并提出了结论性意见。该文件多处大段提到了农村妇女
11、面临的特殊问题。例如，在第15段提到：“委员会赞扬缔约国最近几年经济大幅增长，贫穷率也大幅下降，但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这些好处在城乡之间仍然分配不均，妇女可能无法像男子一样受益于总体经济增长和发展。委员会还关切地注意到，经济结构调整，妇女就业、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部门权力下放，以及缔约国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社会开支上，都给男女带来了不同的后果，这些政策对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也产生了影响。”该委员会在第16段促请中国“加强监测经济发展和变革对妇女的影响，并采取主动和纠正措施，包括增加社会支出，使妇女能够充分和平等地受益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穷委员会促请缔约国采取定向措施，以防止和消除经济
12、结构调整对妇女，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妇女或少数民族妇女的任何负面影响”（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2006）。委员会在结论性意见中促请中国特别关注农村和边远地区妇女在就业、参政、保健、女童和妇女的教育、孕产妇死亡率、自杀率以及土地拥有和使用等方面的不利处境。这些建议对于消除“三农”领域对妇女的歧视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近20年来在国际发展潮流的影响下，我国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框架。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男女平等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不管男女平等的口号喊得有多响亮，中国政府做出的承诺有多庄严，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全球化时代，法律与政策的存在充其量只表明其有
13、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保护妇女免受全球重构负面或消极影响的能力已大大弱化。这就不难理解一波又一波的国家干预和项目在微观层面操作时，为何同国家的目标与期望大相径庭？透过上述种种事实我们也不难明白，社会性别在“三农”问题中的重要性同“三农”研究与政策对社会性别问题的沉默、缺位和缺失，何以会呈现如此鲜明的反差。就像“三农”现象一样，农村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由来已久。在笔者看来，我国敞开国门后汇入全球化进程加剧了“三农”危机，而“三农”困境又强化了农民、农业、农村生产和生活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本研究旨在从更宽泛的全球化角度探究乡土世界社会性别同“三农”的关系
14、。为此，本文力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全球化过程对“三农”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社会性别同三个“农”究竟有何关系？全球化加剧的“三农”危机又如何影响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二、融入全球体系引发的结构性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与开放在中华大地同步铺开，中国随之逐渐汇入了当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2001年“入世”标志着我国向全球经济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各种全球化势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通过劳动就业、价格、资本、市场、人口流动及文化价值观的传播等，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三农”的各个领域，即便地处偏远的山村社区也不例外。可以说，村庄之外村民自身无法控制的全球化已不再是一个远离人们生活的抽象理论话
15、语。概括地讲，催化并加剧“三农”危机的结构性变化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确立了刚性的城乡二元体制。国门开启之后，这种二元结构的藩篱虽然被冲开了缺口，但至今仍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鸿沟越来越大。例如，1978年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提高到1378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元提高到4140元。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了明显增长，但是二者之间的比值也在上升。1978年为2.58，2000年上升为2.79，到2007年达到了3.33实际的情形比统计的结果恐怕还要大，
16、因为前者往往被低估，而后者常常被高估。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拉大未见有缩小的任何迹象。（二）农业部门地位下滑和结构调整伴随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路下滑。1952年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5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5：12）。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变，农业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78年的28.2下降为2000年的15.1和2007年的11.3（见表2）。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显著变化。种植业在农林牧渔业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为2007年的50.4，而同期畜牧业由15上升为33
17、。尽管如此，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仍高达40.8（1978年为70.5）（国家统计局，2008：12），足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和农业的弱质性。而且，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抗灾能力差，靠天吃饭的基本格局未变。在这么一个弱质的部门和行业从业，即便农业真的女性化了，似乎也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三）乡村脱贫难度越来越大同城乡发展差距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减贫的边际效应在下降。在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中，贫弱者变得更为脆弱了。改革开放翻过了30个年头，期间我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根据外交部和联合国驻华系统2008年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评估（2008：1213），农村绝对贫困
18、人口数量从改革时的2.5亿减为1990年的8500万（占农村人口的9.6），并进一步下降为2007年的1479万（占1.6）。即使按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采用的每人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的比例也已从1990年的46下降为2005年的10.4，圆满完成了减半的目标。然而，正像卷入全球重构之中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在不断扩大。由于私有化、商业化、现代技术的应用、大规模流动等巨变，农民本身也已成为一个高度分化和多样化的社会群体。但不容否认的是，我国大部分农村居民目前仍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按照官方统计，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年总收入
19、为5791元，但平均每人的年总支出竟达到了5137元，其中家庭经营费用支出是1432元，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是147元，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338）。可以想象得到，多数农户的生活仍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农村老少边穷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更是触目惊心。（四）大规模城乡流动源源不断由于农业的回报很有限，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就变得异常重要。为了实现家庭联合效用的最大化，作为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农民不得不理性地分配户内劳动力资源，以便在小块地之外寻求多样化的生计与收入来源。像其他加入全球重构行列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成了一些地方新的经济增长
20、点，也成为农户补充生计和脱贫的重要途径。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到2005年底全国流动人口接近1.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28。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成为流动的主体，接近1.2亿。而且流动人口中女性与男性基本持平，男性占51，女性4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6）。由于男性和男女青年更有可能转移出农业进入当地或城市的非农行业，绝大多数已婚妇女滞留农村从事农作活动。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格局将基本保持不变，被全球化裹挟的我国乡村居民还将继续不断地转移出来。青壮年男女的大量外流无论对于留守家庭还是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五）私有化
21、与商业化大行其道改革之初，许多地方长期积累的公共资本（含物理与社会资本）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水库、灌溉水渠、草场、林木及梯田在内的农业基础设施，连同大型机械化农具，甚至教育与健康设施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私有化和商业化了。伴随集体解体，农村社区在维持和建设公共资本上的集体行动也大为削弱（Hu，2005）。这些事实和法律上的私有化大大增加了农村弱势人群尤其是妇女的脆弱性。与此同时，随着市场改革和融入全球体系进程的加快，农民被推向了充满风险、高度竞争并且发育不良的市场。农民仅靠自己所种已无法做到自给自足，他们被迫种植并出售更多作物包括经济作物。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也变得越来越离不开现金
22、收入。沉重的人口包袱、迅猛的经济发展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再加上市场化、商业化、私有化以及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导致了对乡村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索取和对大自然的空前破坏。由全球化过程引致的这类地方性实践，对主要依靠土地为生的务农妇女以及我国乡村生态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六）国家从某些公共服务中撤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市场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巨变。国家不但削减了农村公共开支，而且减少对健康、教育等社会服务的投资。人民公社撤销，集体制瓦解，地方分权的实施以及国家从农村抽身，使提供社会服务的责任落到了地方政府的头上，然而贫困落后地区的地方财政往往捉襟见肘，当地政府空有责任却
23、无能力和资源担当起这些责任。如下文所述，这导致了一些弱势人群尤其贫困妇女在获得健康、教育及其他公共产品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上述所有变化无一不与中国融入全球体系息息相关。这种全球化过程不能不对“三农”有全方位而深刻的影响，而对三农的有形无形影响又不能不触及社会性别关系。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方面，全球化影响下的国家宏观政治经济变迁给农村妇女和男性带来前所未有的就业乃至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弱势人群尤其是西部弱势男女毕竟是在不利处境下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国家撤退和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多重挤压”下，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人群的脆弱性大为增加，一些贫困户和贫困妇女
24、的生活和生计陷入了多重风险和危机之中，从而不成比例地承受了发展的代价（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UNDP，2005）。几十年来，“三农”领域原有的男女不平等并未消解，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更多更为棘手的新挑战。难怪澳大利亚学者杰华不无感慨地指出，“中国妇女成为全球经济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2006：27）。凡此种种也都表明，对任何农村妇女或社会性别问题的探讨都不能脱离全球化时代的“三农”现实。环顾世界，全球化时代乡村贫弱乡村妇女进一步走向边缘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和必然。虽然历经了几十年轰轰烈烈的国际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5
2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还不得不遗憾地写道，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里，社会性别不平等依然是世上所有不平等中最深刻而普遍的不平等（UNDP，2005）。这无疑也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真实概括。全球化的冲击、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歧视、乡村贫困、性别歧视、社会排斥和边缘化通常在村民日常生活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三、农民中的“输家”和“赢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民大国。在13亿人口中仍有约7.3亿（约55）居住在乡村，9亿多为农业户籍人口。假如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更准确地讲“三农”的核心是社会性别化的农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从1978年的0.53上升到20
26、05年的0.777，提高了将近50（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8），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人类发展成就。然而，这种聚合性数字掩盖了不同地区、城乡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巨大的发展鸿沟。同集体化时代相比，乡村居民在吃穿住行方面状况大为改观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农村居民仍被“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其老”等民生之痛所困扰。“医疗、教育、养老”三大支出甚至被喻作“新三座大山”。占乡村人口半数的广大农村妇女分散在约2.5亿小农户之中，全球化场景中农村社会的“赢家”和“输家”因而也变得异常复杂和多样化。下文将从教育、保健和基本社会保障三个维度考量两性发展的得失。（一）受教育程度农村女性在受教
27、育程度上同男性仍有较大的差距。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妇女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比例占42.3，比男性低20.8；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女性占58.8，比男性高21.9（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01）。成年人识字方面的性别差距就更明显了。从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来看，1990年农村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的文盲率为37.1（男性为15.7），到2000年该比例下降为16.9（男性为6.5）。1990年农村女性占文盲人口的69.5，到2000年仍占71.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00年城市女文盲为4.3，男文盲为1.7（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2004：45、58）。全国3
28、 700万青壮年文盲中妇女占了70左右，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妇女，而且还有为数相当庞大的处于盛年期的农业生产主力军。如此之大的性别差距不能不对妇女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产生重大影响！这些数字背后的微观现实恐怕更值得深思。以笔者20032004年做了半年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内蒙古一个村落（此后称营子村）为例，这里4050岁以上的妇女多半识字不多，或只认得几个字，连基本的记账能力都没有。据2004年的估算，在146户374个20岁及以上的居民中，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年，男性为4.4年。其中4059岁妇女为2.2年教育，而同龄男性为5.1年。在整个自然村71个文盲当中，51人（71）是妇女，34人是属于
29、4059岁（生于19441963年）这个年龄组的。更何况经年累月的劳顿，致使许多已婚妇女即便受过的一点初级教育也消失殆尽，“我们读的一点书都就着饭吃掉了！”在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听到过许多中老年妇女的窘境和尴尬：“我不敢扔掉家里任何一张有字的纸，生怕是什么重要的字据或文件；”“我有一次竟然把媳妇用的避孕药片当成感冒药了”；“我们这一代农村妇女生在锅台前，死在锅台后，出门就像个瞎子，到了县城总晕头转向的不但分不清东西南北，连厕所都找不到，即使被人卖到别处去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家”（胡玉坤，2006）。世界各地的无数证据表明，提高弱势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可以突破提高妇女地位过程中的许多瓶颈。即便是在相对公
30、平的竞争环境里，文化水平低下、缺乏对知识、信息和技术的了解和掌握，不仅使农村妇女难以获得有酬就业机会，妨碍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也使她们在非农转移过程和农业以外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大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程度不高使农村妇女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更别提在法律框架下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一切对社区和农村发展的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二）健康与保健享有健康和获取保健对于农村妇女发展同样不可或缺。但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制的瓦解、医疗卫生部门的逐渐市场化与私有化，致使健康状况和获取保健服务上的不公平性越来越突出。无论从两性的疾病谱还是死因谱来看，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和求医行为都不容乐观（胡
31、玉坤，2007）。农村地区对收费服务的普遍依赖严重制约了贫困人口获得最基本的预防和治疗服务。例如，一些边远地区的贫困妇女难以获得产前检查、产后访视、住院分娩以及妇科检查与治疗等基本孕产妇保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8: 192-193; Kaufman and Fang, 2002）。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我国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做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但实际情况却同广大农村妇女尤其是贫弱妇女渐行渐远。中国区域、城乡和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健康差距的最突出例证莫过于孕产妇死亡率了。我国当前的孕产妇死亡率的格局是，农村高于城市，边缘地区高于内地，内地高于沿海。我国10万个活
32、产孕产妇中死亡最低的5个省市上海（7.86人10万）、浙江（8.08人10万）、天津（8.61人10万）、江苏（11.71人10万）和山东（16.04人10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死亡最高的5个省份甘肃（62.63人10万）、贵州（66.67人10万）、新疆（73.71人10万）、青海（78.70人10万）和西藏（256.38人10万）依然高得触目惊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8：193）。其中最低的上海和最高的西藏相比相差33倍之遥！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目前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鸿沟。对于像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之类的健康挑战，我们并非不知道其根源，也不乏应对的手段，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还缺乏强有力的承诺和有针对性的行动。此外，农村妇女意外妊娠、人工流产、引产、上环、结扎及生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