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土地作为基础财富的积聚效应与产业演进中原始积累的显性向隐性转化分析土地作为基础财富的积聚效应与产业演进中原始积累的显性向隐性转化分析 摘要：尽管随着产业升级，土地作为基础财富其原始积累开始向隐性转化，但这只能说明劳动在价值(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不能否定土地作为生产资料链条的支撑特性。从这个角度出发，资本(货币)只能是一种被积累起来的人类劳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得产业转化成为可能，从而产生积聚效应和垄断租金。所以，无论是何种所有权形式，它们无非是通过不同的效率对价值(财富)进行重新配置。而从个体的意义上，对价值(财富)的二次分配则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土地产权；积聚效应；原始积累；
2、产业演进 中图分类号：F0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3000704 一、原始积累的必然与土地产权安排中的正义与非正义 原始积累是一个与商品经济紧密相关的概念，确切地说，有限交易的自然经济是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原始积累的。只有当交换成为价值创造和财富增大的主要手段时，原始积累就成了那些尝试从传统农业进入崭新工业世界的人们所必须走过或跨越的唯一途径。换言之，原始积累是一个与动态过程紧密相关的概念，几乎静态的自然经济是没有原始积累的。从历史上来看，西方工业化的发生与我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要了解土地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首先应该厘清原始积累的内在特性及其发生机理。 (
3、一)原始积累的发生是否必然 如果从历史的层面看，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存在都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从逻辑的层面看，原始积累的必然性又何在呢?这是一个与分工和交换密切关联的命题。也就是说，从那个时期开始，人类对财富的概念已经逐渐超出了自然经济所能想象的范畴。然而，分工和交换却仅仅是原始积累发生的必要条件，内生或外加的制度安排才是最终促成其发生的有力保障(当然，从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分工和交换也是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切又是和货币的缓慢演进相结合的。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所代表的正是人们对财富由单一走向多元、特殊走向一般的认知过程。而当这一切
4、水到渠成并达致工业化的一个临界值时，原始积累的发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二)原始积累与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之间的关系 其实，原始积累的发生远非上面所说的“水到渠成”。所谓“水”，最主要的还是制度安排的问题。而制度在原始社会中后期就已经逐渐转化为替部分社会成员服务的工具。这一点在恩格斯那里就有充分的描述。可以说，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一漫长的时期所体现的正是制度的一个渐进过程。土地作为基础财富的特性在那个时期最具唯一性、目的性和炫耀性。然而，随着交换和分工的逐渐渗透。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依赖于过去往往被认为是奢侈和点缀的那些商品，看起来不依赖于土地生存的产业和阶层因此变得越来越规模化和富有。财富的内
5、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当一般等价物发展到由金银充当的阶段时，商品经济所固有的扩张冲动终于结束了其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战战兢兢，拜金主义出现了。土地作为基本财富的地位开始动摇，而金银这一交换经济时代的新贵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教父。当欲望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原来固守在传统土地上的人们就开始烦躁不安了。这时候，突然将偏好转向金银的土地贵族，他们中的一部分就开始与善于算计的商人做起了魔鬼的交易。这是一个注定传统生产方式将被打败的契约。“圈地养羊”这一在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产业结构调整，它带给经营者的高额回报使得嫉妒的邻居们掀起了疯狂的效仿浪潮。终于，“羊吃人”的结局难以避免。而土地这个自然经济时
6、代勤勤恳恳的“财富之母”，伴着新兴阶层意味深长的微笑，也就逐渐变成了理论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生产要素中的一员。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是否可以设想，那些凭借金银的灵活和可移动在地理大发现中发了横财的冒险家们，如果没有掠夺回来后本国土地的支持和合作，他们那些在今天看来充当资本要素的金银碎块又怎么能够沾沾自喜地独居原始积累的功劳?更何况金银本身无非也是土地众多产品中的一种!看来，问题并不在土地和金银本身，而在于人的制度安排。 (三)原始积累中土地产权安排的正义和非正义 对大多数将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看成死板教条的人来说，引用诗人的语言简直就是焚琴煮鹤大杀风景的事。然而李白那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的感
7、叹又的确是理解土地自然属性先于社会属性的最好说明。在人类还没有出现之前或人类消失之后，土地的自然存在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土地的产权安排只不过是作为“百岁过客”的人们对于土地这种原有自然属性的社会化过程而已。尽管像达尔文进化论这样的理论可以解释存在于这个社会化过程中的残酷，但如恩格斯这样的智者们同时也对这种掠夺和占有所显示的人性贪婪做出了毫不留情的鞭挞。可见，随着私有制在不断响起的战鼓和号角声中的确立，正义和非正义就已经悄然进入了善于思考的人们的视野。从本质上而言，伴随着私有制的步伐而来的原始人类时期的第一次“圈地”，与英国资本主义初期发生的“圈地运动”以及存在于这两者中间
8、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无数次“圈地”，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工业化在西方的发生是新兴资本阶层与旧有贵族阶层的一次你情我愿的图谋，被排挤在外的所谓劳苦大众就只有被“羊”吃的份了。可以说，地理大发现后进入西方世界视野的那些未名大陆，提供了西方工业化所需要的第一桶金子。而正是出于对这些金子的天然或后天偏好，贵族们也就尝试着将自己手中唯一的财富砝码土地作为交换的信物参与到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进一步洪流中。对于我国这样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地理大发现的机会已经不可能存在，工业化所需要的第一桶金子就只有依靠自力更生进行内部积累，而这时候土地的作用就凸显了。这也正是一直被人们关注的工农业“剪刀差”的
9、本质所在。 二、积聚效应与垄断租金 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我们有必要继续考察工农业“剪刀差”这个看似直观的经济措施后面的理论事实。如果用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分析，农民除了维持其劳动力的必要可变资本之外，平均利润、地租和一部分劳动力价值都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剪刀差”政策被转移到了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领域。而作为直接从事第二产业的产业工人从报酬上来讲就要比农民处境好得多。尽管他们的工资也绝对不会高于其劳动力价值，但政府对其医疗、住房以及孩子教育等的负责却是农民无权享受的。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深刻感受到在文章开篇提到的威廉?配第那句“土地乃财富之母，劳动乃财富之父”的至理名言所蕴涵的经济学精义。而本文对积聚效应
10、的解释也由这个论断引申而来。 我们知道，积聚效应通常是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讨论的对象。它无非指出了由极化效应和 规模经济等引致的产业集群所具有的表象特征和有利结果。然而，正是在这种表象之后，却隐藏着被人们长期忽视的经济学思想之争。这个争论就是价值(财富)到底由谁创造的问题。实际上，关于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之间的论述和争辩已经汗牛充栋。而折中主义的曙光也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会是这场争论的最终赢家。如果不对价值创造之前的前提加以设问，土地、资本和劳动对价值创造的边际贡献就是合乎逻辑的。但合乎逻辑并非同时合乎历史，如果有人硬要翻一翻历史的旧帐，则资本的合法性就将被画上大大的问号。 马克思已经论证过
11、资本无非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后货币的转化，自此以后，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对剩余价值这一资本追逐对象的分析。其实，剩余价值的归属问题已经是一种特定制度安排之后的事了。这也就意味着相对于社会财富的合法所有，革命甚或战争只不过是人们尝试重新划分蛋糕的主动或被动选择而已。我们并不准备继续这方面看起来已经尘埃落定的争论，而是想从“土地乃财富之母，劳动乃财富之父”这一著名的论断推衍出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的本义，从而更好地解释积聚效应的本质以及土地和劳动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自然经济中，魁奈所推崇的“净产品”概念是有道理的。尽管在今天看来，财富的内涵和外延都已经十分宽泛了。但是，透过
12、财富链条的枝枝桠桠，我们的确无法否定土地作为“财富之母”的地位。最初的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依赖着土地的产出生活繁衍。我们可以设想，在一般等价物没有出现之前，除了制度的特殊安排，人们之间所进行的有限的交换对象都是其自身劳动和土地结合的产物。这时候并不存在任何资本的影子。所以，当一般等价物和货币被发明以前，价值(财富)则仅仅是与土地和劳动相关的。应该说，一般等价物和货币只能是土地和劳动所创造的众多财富的一种，它所代表的也只能是土地纯自然力或这种自然力与劳动相结合的产物。可以看到，当一般等价物还是某一件实实在在的物品(如布、贝壳等)时，土地和劳动对于财富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货币的出现使人们逐渐忘
13、记了土地和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原初作用。它的无所不能也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它就是财富本身。通过这个被人们公认的“价值符号”，新产业的出现就有了突破其进入壁垒的可能。而积聚效应也正是这时候相伴而来了。所以，从财富(价值)创造和积累的角度而言，真正的功臣仍然是默默奉献的“大地母亲”和辛勤的人类劳动。而货币(或后来的资本)只不过借着人们对其价值度量的信赖，对本来由土地和劳动创造的财富进行了比过去方便的重新分配组合。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原始积累和积聚效应只是一个发展的起点和过程而已。如果借用密度的概念，当在一个区域(或产业)通过货币之手集中了足够多的由土地和劳动创造的价值(财富)时，这个区域(或产业)就有
14、了产生积聚效应和垄断租金的可能性。 三、产业结构升级与土地原始积累的显性向隐性转化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诸如土地是农业经济时代的主要生产要素，资本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主要生产要素，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生产要素的论断，表面上看来这种说法没有错。然而接着我们上面的分析，透过事物的表象，我们也许就能够发现其中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其实，在土地、资本、劳动这个传统的生产要素系统中，人们过多地是将土地理解成了一个场地的概念。而对一个“脚踩其上”的场地而言，在越来越高的产业结构中，它的地位充其量就只是一张“毛附其上”的“皮”了。土地在不断的产业升级中真的只是一个场地的角色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土地不仅提供了工
15、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场地”的需要，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它还一直不间断地提供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必需的原材料。 所以，如果将土地的自然力看作一个既定的前提，人的劳动就应该是价值(财富)创造的唯一功臣。而货币或资本则更多地由原初的一般等价物异化为了一种制度安排。在实在和名义之间，货币或资本所代表的只能是纯粹土地的自有财富或被象征性储存起来的人类劳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农业经济时期土地的生长力是最重要的，无论是种植、畜牧还是渔猎，人的劳动都离不开土地的这种自然生长力。那么，是什么打破了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呢?换言之，由农业经济为主体向工业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转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当然，人们用生产力、科学
16、技术以及制度创新等对这一问题已经做了令人可信的解释。但是，我们是否还可以从价值(财富)创造的本源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挖掘呢?如果没有一般等价物向货币的发展，也就意味着人们找不到一个能够将社会财富快速聚集到某些产业的制度媒介，工业经济还会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孕育而生吗?从这个角度而言，价值发展到货币这个阶段应该是传统自然经济有可能通过原始积累转向工业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 显而易见，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土地的贡献是十分直接和巨大的。尽管新兴资产阶级有了较大规模进行工业化的资本(货币)，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不对传统的农耕方式进行改造，纺织工业就不可能找到充足的原料。所以，英国“圈地运动”的出现是偶然
17、也是必然的，它不仅是对土地用途的一个重新发现，而且也是对人们过去因循守旧思想的一个冲击和突破。应该说，从那时起资本(货币)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符号了，它开始魔鬼般掀起人们对它的狂热。被驱赶出自己土地的人们从此失去了生活的保障，而为了重新获得这种保障，新兴工厂提供的就业机会及其微薄的工资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些被新发现的劳动力商品终于成了价值重生和价值增值的永动机。而对于土地这个基础财富来讲，她的自然力和蕴藏的潜在财富就成了资本千方百计榨取的对象。终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号角声中，人类爆发出的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这一点也足可以让马克思惊叹不已!)，迫使土地加快了她对工业化原始
18、积累的贡献步伐。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价值倒金字塔的出现(越往上附加值越大)，作为金字塔底部的土地的作用却变得愈来愈小了。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能够肯定知识经济或网络经济时代不再需要基本的原材料，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此忽略土地对产业升级的持续贡献。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管传统GDP如何有根有据地说明它的结构指标，我们只能说土地在产业升级中的原始积累作用无非是由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显性走向了产业升级到一定阶段后的隐性。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怎样界定价值(财富)的创造，威廉?配第那个“土地乃财富之母，劳动乃财富之父”的经济学教条还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四、一个基于收入再分配的理论总结 在价值(
19、财富)创造的争论中，资本(货币)的功劳是不必讳言的。但在本质上，土地是财富的唯一基础，她提供了人的劳动能够施加其上的基本的生 产资料。如果我们推及到对财富定义的早期，也就是当我们还不用在财富范畴中考虑文化等因素时，土地的这种基础财富效应就是十分显见的。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人们传统思维中土地单一的耕作功能开始动摇，那种我们现在称之为创新的东西加快了人们对土地其他用途的探险和开发。尽管表面看来这一进程离不开资本(货币)的支持，但在本质上，人的劳动才是这一切发生的根本力量。那么，出现的问题是，资本(货币)到底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它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对这些问题做过了
20、深刻精辟的论述。沿着这种思路，本文仅仅是从价值(财富)本源的角度认为，资本(货币)更多的是一种被积累起来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所以，价值(财富)创造中资本(货币)的功能本质上就是按照生产力要求对人类贮藏劳动的一种重新分配和集中使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劳动乃财富之父”还是正确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就连资本(货币)也不过是被积累起来的人类劳动，那么，谁应该是她们的所有者?这是一个关乎效率和公平的被不断争论并将继续争论下去的命题。但显而易见的是，土地是不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某个人”的，除了单个的劳动可以找到所有权归宿之外，被积累起来的人类劳动也不应该是“个人”
21、意义上的。所以，唯一的结论是，价值(财富)的创造和所有从本源和动力上讲只能是一个“联合”的概念，至于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不同的所有权形式则仅仅是一个制度安排而已。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权形式，也都不过是用不同的效率将由土地和劳动结合而创造的财富进行了重新的配置。也正是在这个配置过程中，劳动的附加值越来越大，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积聚效应的逐渐显现，土地作为“财富之母”的基础性也就越来越隐性化了。虽然这意味着劳动在价值(财富)创造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土地作为“财富之母”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人类社会已经被卷入到一个必须不断创造价值(财富)的漩涡之中。从价值(财富)本身而言是不存在伦理疑问的
22、。但是，在“土地乃财富之母，劳动乃财富之父”的论断和事实面前，人类社会又的确存在着由分配而引致的伦理争辩。合作和竞争都是必要的，无论什么样的所有权形式，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联合”的重要性和正义性。因为相对于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土地和劳动的个体占有终将消失，而合作才是最为可贵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绝对地否定任何一种所有权形式，它们只不过是如何创造价值(财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从价值(财富)的本质来讲，它们所行使的仅仅是一种协调计划和组织管理功能。重要的是，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充分体现正义和公平的完善的二次分配机制。 收稿日期：20061223 作者简介：孙国峰(1969)，甘肃通渭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资本论(第1、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责任编辑：孙立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