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甲午战争参考资料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历史的拐点与东亚国际格局宋成有发布时间：2014-12-29 摘要：1894年明治政府以国运相赌，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这场侵略战争摧毁了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成为日本武力崛起、扭曲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拐点，东亚国际格局面目全非。甲午战争破坏了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以维护东亚和平安全的框架，日本将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关键词：甲午战争/历史拐点/东亚国际格局/中日关系 120年前由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标志着明治政府选择了武力崛起的军国主义国家发展道路，扭曲中日两国的和平、对等的关系，构成近代日本的历史拐点。腐败无能
2、的清朝政府战败。马关条约割地台澎，赔款库平银2.3亿两，丧权辱国之甚为前所未有；中朝宗藩关系终结，东亚国际格局面目全非。欧美列强随即掀起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狂潮，日俄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争夺，中朝两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随着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以维护东亚和平局面的关系框架崩溃，日本演化为最好战的地区性帝国主义国家和东亚战争的策源地。 读史可以明理。在120年后回顾这场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战争，反思其爆发的原因、过程、结局以及对当时东亚国际格局的影响，对观察今天的日本和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亦有借鉴价值。 一甲午战争：历史拐点与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1894年2月，朝鲜全罗道爆发的东学道农民起义，为意欲发动
3、侵略战争的明治政府提供了机会。6月，不请自来的日本军队迅速控制仁川，兵锋直指汉城；应邀入朝平乱的清军则扼守成欢、牙山，阻挡东学道农民军北上之路，双方形成军事对峙。外国大军入境，农民军与朝鲜官府议和停战，朝鲜国内局势恢复平静。清朝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本则以中日共同主持“朝鲜内政改革”为借口，拒绝撤军。7月23日，日军占领景福宫，控制朝鲜国王，指使大院君出任国政总裁。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域突袭中国船队，击沉运兵轮船“高升”号，造成重大伤亡。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战争在两种意义上标志着近代日本历史拐点的到来： (一)日本首次以“帝国”名义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1894年8月1日
4、，明治天皇睦仁发布对清宣战诏书，要求“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宣称“始终与和平相始终，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中外”。毫无疑问，睦仁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中国正式宣战。虽然在20年前的1874年，日本尝试过武力侵台的军事冒险，但那时明治政府尚未建立君主立宪的“大日本帝国”，围绕出兵问题，政府内部官僚集团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在国家大法上固定了明治维新改革成果，建立了“天皇总揽统治权”前提下的君主立宪的“大日本帝国”。甲午战争，则是睦仁在“帝国”建立五年之后，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为号召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除幕府旧臣胜海舟等指斥甲午战争为“不义之战
5、”之外，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对睦仁的宣战决断趋之若鹜，将战争的胜败与“帝国”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持战争，充当侵略战争的狂热追随者。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兴奋异常。他自居为日本国民的领头人，组织“报国会”，在华族中募捐，自捐1万日元充作军费。他还到处发表讲演，鼓动庆应义塾的学生上街游行，全力支持这场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其狂热劲头，连庆应义塾的同僚都倍感惊讶”。 可以说，选择“对清交战”，意味着“脱亚入欧”方针的不可逆转和“大陆政策”的付诸实践，表明日本最终选择了军国主义武力崛起的国家发展道路，构成近代日本的历史拐点。 (二)战争颠覆了中日关系的传统格局框架 对清
6、宣战，意味着日本抛弃了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所规定的两国和平、对等关系准则。1884年日本策动的朝鲜“甲申政变”失败后，转而以中国为假想敌，开展扩军备战。从幼稚园的儿童做“打沉定远舰”的游戏、时事新报等媒体制造战争舆论，到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交织的“大陆政策”、天皇睦仁下达造舰诏书等，均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国，使中日修好条规的性质变了味，友好变为敌对，同盟被对决取代。进一步说，甲午年日本朝野不惜以国运相赌，冒险对华开战，彻底颠覆了东亚自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失败后近300年的和平局面。甲午开战，标志着近代中日关系出现重大历史拐点，进而对东亚国际格局产生直接的影响。 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
7、，表现了进入拐点之后的日本将在战场和谈判桌上作出何种暴行暴举。1894年7月29日，日军占领成欢，翌日占领牙山，重挫清军士气。9月，日军攻占平壤，清军完全丧失斗志，伤亡惨重，连夜撤回鸭绿江以北。另一方面，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水师在黄海激战，重创北洋水师主力，夺得制海权。10月，日军渡江侵入中国境内，连陷边城安东、九连城、凤凰城等。11月，日军侵占金州、大连，制造了旅顺屠城的大惨案，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倒在日军的屠刀之下。1895年1月，日军围攻威海卫，2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3月，日军侵占牛庄、营口和田台庄，占领了辽东半岛，威逼京津。由于日本具备制度优势、举国动员、备战充足、武器精良、情报搜集有方和
8、英国等欧美列强支持等各种有利因素，在开战后八个月的海陆进攻中屡屡得手。 战场得手，增强了日本停战议和的筹码，忙于慈禧寿辰庆典的清廷却手足无措。1894年11月，在李鸿章建议下，天津海关税务司洋员德崔琳以头品顶戴的头衔，带着清廷承认朝鲜自主的承诺，前来神户打探中日双方停战缔约的可能，却吃了闭门羹。12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拒绝李鸿章在上海或烟台尽快举行议和停战谈判的建议，声称两国全权代表只能在广岛议和停战。1895年1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和首相伊藤在广岛举行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提出缔约应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通商航海之利益”等要点，“连同其他次要各款共为十条”，大
9、本营御前会议予以认可。 1月，领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奉命前往广岛议和。伊藤借口其全权授权不充分，2月将张、邵等议和代表逐回中国。伊藤放出话来，除非恭亲王奕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位高望重、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之全权委员”来日本，才能“同意重开谈判”。清廷急于停战，3月，“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携带赋予其“便宜行事，订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的敕书，率团来到马关。 3月2024日，李鸿章与伊藤在马关春帆楼举行停战谈判。在3月21日的第二次谈判时，伊藤开列了停战的三个条件：日军“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的所有城池堡垒”，收缴驻守以上各处的清军军械；日军接管“天
10、津山海关区间铁路”；中国支付“停战限期之内军需军费”等。伊藤的停战条款将日本尚未占领的直隶纳入其中，令李鸿章痛感“要挟过甚，碍难允行”，急电总理衙门请示。清廷复电，表示停战期内可认给军费，但不同意交出榆关津沽关防及铁路等项。由于日本破译了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往返电文的密码，掌握了清朝政府底牌的伊藤在谈判桌上恣意讹诈。3月24日，李鸿章在结束第三次谈判返回住所途中，遇日本暴徒袭击，身受重伤。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日本备受指责。作为缓和局面的一个举动，伊藤同意自3月30日起无条件停战20天，议和提上日程。 4月1日，伊藤提出含11项条款的和约草案。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第二
11、款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第四款要求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4月9日，李鸿章经过请示清廷之后，提出中方的条约修正案，对“朝鲜自主”条款，修订为“中日两国公同认明朝鲜为自主，并公同保其作为局外之国，约明或干预朝鲜内务，于其自主有碍，或令修贡献典礼，与其特立有碍者，嗣后辄行停止”；赔款限2亿两，割地限奉天省安东、宽甸、凤凰厅、岫岩州和台湾澎湖。4月10日，双方恢复谈判，争论主要集中在割地与赔款两项。伊藤略作让步，提出赔款可酌减三分之一，宽甸不在割地范围内，其余条款不变。无奈之下，清廷谕旨准许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赔偿军费库平银2亿两。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立马关条约，甲午
12、战争结束。清廷对某一战胜国的割地赔款之巨，空前绝后。 在朝鲜半岛，日本发动战争与摧毁中朝宗藩关系同步进行。1894年7月25日，大院君政府宣布废除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中朝商民水路贸易章程等条约，请求日军驱逐驻牙山清军。27日，成立军国机务处，金弘集出任领议政，遵照日本的“劝告”，实行“甲午更张”。其内容包括：停用清朝年号，改以李氏朝鲜开国纪年；废六曹，改设八衙门；废科举，统一财政，整顿货币，废止公私奴婢，不问门第起用人才，改革文字等。其中，停用清朝年号，意味着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8月1日，中日相互宣战。26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与朝鲜外务大臣金允植订立日朝两国盟约，内称“对清攻守相助”，以
13、“巩固朝鲜国的独立自主”；规定“日本负责针对清国的攻守战争，朝鲜提供日军进退及其粮食准备的方便”。 1895年1月，在日本政府的导演下，朝鲜高宗李熙率群臣拜祭宗庙、社稷坛，向列祖列宗及臣民发布告誓文即治国方略的洪范十四条，宣布“割断依附清朝虑念，确建自主独立之基础”。(11)这是继1876年签订日朝修好条规、1884年开化派政府发布政纲之后，朝鲜在受制于日本的情况下，第三次宣布脱离中朝宗藩关系，实现独立自主。应该说，朝鲜君臣要求独立自主实属正当，但由于日本在台前幕后施加影响、另有图谋而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 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希求中日两国在条约中共同承诺“朝鲜自主”，不干涉朝鲜内政，在此前
14、提下，中止中朝宗藩关系。日本坚持以国际条约的方式，由中国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朝宗藩关系，李鸿章的努力化为泡影。条约第一条完全按照日本的草案措辞表述，即“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12)。条款仅对中国作出了并无实际意义的规定，却为日本恣意侵犯朝鲜主权打开方便之门。 马关条约是甲午战争的终结点，构成整个战争全过程不可或缺的结局部分。春帆楼谈判的过程表明，明治政府一旦击败清政府，将会蛮横地提出何等贪婪、苛刻要求。以欧美为师的伊藤博文，一旦得手于侵华战争，会提出那些欧美列强都始料未及的割地赔款要求。当然，说到底，对在华殖
15、民权益的狮子大开口式的攫取和侵吞，不仅仅是伊藤的个人问题，更暴露了日本殖民主义的野蛮和残酷。春帆楼谈判的进程还表明，以伊藤博文等武士出身的维新官僚心狠手辣、急功近利，以邻为壑、目光短浅，只看日本国眼前的利益，看不到两国关系的未来。3月21日，李鸿章对伊藤说：“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和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13)李鸿章要求伊藤手下留情，可谓与虎谋皮，但他对中日两国关系的看法却不无道理，且得到此后历史的验证。 二甲午战后东亚国际格局的嬗变 从1879年吞并琉球，到1895年朝鲜“自主独立”、中国急剧沉沦，日本用了16年的时间，由蚕
16、食而鲸吞，从挖墙脚到打击宗藩关系的主体部位，最终摧毁了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国被边缘化，沦为欧美列强和日本恣意宰割的对象；朝鲜成为日俄竞争的角逐场；欧美列强和日本之间既争夺又妥协，东亚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归纳起来看，这些变化主要有： (一)朝鲜半岛成为日俄博弈的角逐场 马关缔约，意味着日本跻身欧美列强行列，在分割东亚殖民权益问题上，日俄角逐迅即展开。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在欧美列强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对中国东北、蒙古觊觎既久，急欲在远东寻找不冻港的俄国深受刺激，难以容忍日本触犯其底线，带头向日本施加压力。法国、德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与俄国联合行动。4月23日，俄法德三国
17、驻日公使奉命前往日本外务省，向日本政府发出内容一致的“劝告”，强调“日本领有辽东半岛，不仅危及中国之首都，也使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将永久妨碍远东之和平”，为了诚挚的友谊，“故今劝谕日本国政府确认放弃领有辽东半岛”。三国要日本限期答复，并以动用海军舰队相威胁。4月29日，日本驻英公使加藤自伦敦报告外相陆奥，战前曾表示友好的英国“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表示中立并建议日本作出让步。(14)美国同样表示中立，日本陷入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30日，日本向俄德法三国表示接受劝告，但保留对金州厅的占领。5月3日，俄国对日本的保留表示不满。4日，伊藤内阁决定退出整个辽东半岛。5日，日本向俄国表示“永久放弃占领
18、辽东半岛”，但“保有放弃土地向中国要求报偿的权利”。(15)8日，中日双方在烟台芝罘岛互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已成定局，25日，悲愤不已的台湾军民成立台湾民主国，坚持抵抗至10月21日。11月8日，中日签订归还辽东半岛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中国再向日本追加3000万两库平银的“赎辽费”。 俄国发动的“三国干涉还辽”，引起连锁反应。 1.俄国的国际影响大为增加 俄国被清朝和朝鲜视为抵制日本扩张的后盾，日本也不得不设法改善对俄关系。1896年6月举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的圣彼得堡，成了中日朝三国开展对俄秘密外交的中心舞台。5月，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签订御敌相互援助条约(“中俄密约”)
19、，以中国口岸对俄国军舰开发、俄华银行经办中东铁路为交换，俄国与中国结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16)先于李鸿章抵达俄国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在预备会谈中，提出日俄南北瓜分朝鲜半岛的提议，遭到意在掌控整个半岛的俄方拒绝。经过讨价还价，6月初双方达成山县罗拔诺夫协定。协定的公开条款规定日俄共同援助朝鲜财政、支持朝鲜自行建军设警、架设电线；秘密条款就双方派驻军队和用兵区域作出了规定，大体对等地划分了日俄在朝鲜半岛的殖民权益。日俄达成协定后，罗拔诺夫对朝鲜特命大使闵泳焕的请求作出五点书面承诺：俄国驻朝使馆卫队保护国王安全、派出教官训练国王卫队、派遣俄国顾问、给予贷款援助、连接俄朝电报线。(17)以上四国的双
20、边互动，既有弱国对强国的期待，也有强强之间的博弈，其关系框架均由条约或协定来体现，东亚国际关系进入条约化时代。 2.围绕朝鲜半岛殖民权益，日俄展开激烈角逐 1895年4月“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激增，闵妃集团依托俄国，抵制日本；7月，发动政变，肃清亲日势力，另立亲俄派政府。1895年8月，预备役陆军中将三浦梧楼新任日本驻朝公使。10月，在三浦策划下，日本守备队、右翼浪人和朝鲜训练队等闯入景福宫，残忍杀害闵妃，重建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政府，制造了血腥的“乙未事件”。这种公使介入的公然行凶并焚尸灭迹的暴行，受到国际舆论的激烈抨击，日本政府陷入狼狈之中。1896年2月，高宗李熙携王族
21、成员躲进俄国公使馆的“俄馆播迁”事件，受到俄国保护的高宗宣布缉拿金弘集等亲日的“五贼臣”。5月，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与俄国驻韩公使韦贝在汉城签署关于朝鲜问题的日俄备忘录(“小村韦贝备忘录”)，作为俄国答应劝告国王还宫的交换，日本同意保证李熙的人身安全，酌量减撤驻朝军队，但保有与俄国对等的驻军权。(18)这个备忘录为日本摆脱外交困境提供了便利条件。至6月签订山县罗拔诺夫协定，划分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日本摆脱了“乙未事件”造成的被动局面。 1897年2月，高宗离开俄国公使馆，返回庆运宫。日本进而走出“俄馆播迁”以来的尴尬，加紧对俄争夺。1898年4月，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和俄国驻日公使巴
22、兰罗森在东京签订西罗森协定。主要内容包括：日俄两国政府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不得干涉其内政外交；两国经协商后，方可派遣经济顾问、军事教官；俄国不干涉日本商民在朝鲜内地开市等事。(19)由于俄国此时集中力量经营租借来的商港大连和军港旅顺，满足于日俄在朝鲜半岛的均势，宁肯容忍日本在商贸上的优势。 上述三个外交文件的签订，表明日本在与俄国的博弈过程中，攻防转换，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与此同时，日本加紧推行以俄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日俄战争不可避免。 (二)中朝两国自救的改革失败，东亚政治版图充满变数 总数为2.3亿两库平银的战争赔款与“赎辽费”，致使清朝政府的国家财政几近崩溃。欧美列强以借款为名，乘
23、机获取殖民权益。1895年7月，以“还辽”邀功的俄国和法国，率先与清政府订立俄法洋款合同，乘机插手中国海关事务，获取巨额利息。1896年3月，英国与德国同清政府订立英德洋款合同，1898年3月再定续借英德洋款合同。为赔偿日本而做出的三次巨额借款，使清政府的国家财政沦为列强的金融附庸。此外，铁路筑路、矿山开发、投资开厂等成为欧美列强争夺的新领域，一时间形成欧美列强与日本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1896年9月，俄国依据“中俄密约”的条款，订立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以及沿线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兴办企业等利权，俄国掌控下的东省铁路公司成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国
24、中之国”。俄国的殖民扩张，刺激了欧美列强和日本划分中国殖民权益的贪欲。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1897年11月，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12月，俄国舰队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港。1898年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占据了山东半岛；同月，俄国迫使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将吉东与辽东连成一片，控制了整个中国东北。1899年11月，法国迫使清政府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西南和华南成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通过1898年强租新界和威海卫、1899年强租九龙半岛，巩固扩大了殖民据点，并将长江流域控制起来。1898年4月，日本将福建变成其势力范围。1899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多次发表对
25、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意图将整个中国市场变为美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可见，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和日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中国各地，并将牺牲中国权益作为相互妥协的筹码。 19世纪末期，中国的民族危机突然加剧。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背景下，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打开了列强鱼肉中国的方便之门。中国朝野无暇再如英法之役过后那样有条不紊地开展洋务运动，求富求强，用“夷”长技，营造“同光中兴”。图存救亡是当务之急，容不得慢节奏。情急之下，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仁人志士在战败割地赔款屈辱的精神折磨中，选择了以强敌为师的变法图强之路，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鼓吹维新变法。康有为介绍明治维新的1
26、3卷日本变政考，成为光绪皇帝的案头必备之书，在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为期103天的变法期间，为光绪帝雪片般颁发的诏令提供思路乃至参考文字。与洋务运动注重军械装备等器物层面，即见物不见人的近代化不同，戊戌变法注重人的观念意识转变和制度层面的变革，从经济、军事、教育入手，触及官僚机构、广开言路等政治方面。农工商局、铁路矿山总局、邮政局、京师大学堂、地方中学堂、小学堂和译书局、报馆、学会等新设立的机构层出不穷，训练洋式陆海军、裁撤旧军等举措陆续推出。新令目不暇接，盘根错节的旧机构、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受到猛烈冲击，维新与守旧的较量日趋剧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屠杀维新派，变法最终
27、失败。中国的政局酝酿着新的变化。 在朝鲜半岛，日俄角逐暂时为朝鲜尝试自主性的改革提供了相应的空间。1896年4月，开化派徐载弼、尹致昊等创办独立新闻，7月组建官民一体的独立协会。他们要求拆毁昔日跪迎清帝诏敕的“迎恩门”，另建独立门；将接待清朝使节的“慕华馆”改称独立馆，抛弃“事大”主义；要求高宗建元称帝，设立君主立宪体制，制造了改革的舆论。 1897年10月12日，高宗登基称帝，建元光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推行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光武改革”。其内容包括：仿照日本的地税改革和殖产兴业，1898年启动“光武量田”，在全国丈量土地，确立私人土地使用权以增加税收；建织造劝业场，创办各种公司，发展工
28、商业；收回了京义线的筑路权，成立西北铁道局、铁道院、矿学局，开展铁路和矿山的开发；仿效日本天皇为陆海军大元帅，高宗在俄国军事教官撤离后，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国家军队。1898年底镇压了发起“万民共同会”运动以限制君权的独立协会，1899年公布准宪法大韩国国制，强调“无限君权”，建立君主的绝对统治；仿效日本的文明开化，高宗率先穿用欧式元帅服，并推广官员公服的西化。同时，成立了多所国立小学、外语学校、医科学校、师范学校，派出留学生，重点发展实业教育。 至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朝鲜近代化在艰难中蹒跚而行。1900年开始设置国家预算，完善财政。1901年，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筹划发行货
29、币。1903年设立中央银行和汉城银行等民间银行，竭力组建本国的金融体制。1902年，下令创制国歌，仿俄国和日本的首都体制，宣布平壤为“西京”。另外，还发展市政建设，使用电灯、自来水、下水道，营建公园等。1903年，准备实施军制改革，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筹划海军建设。总之，从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君臣实施“甲午更张”以来，朝鲜半岛上先后搞过1895年的“乙未改革”、1896年的“建阳改革”和1897年10月开始的“光武改革”，体现了自立自强的主观愿望。由于上述改革缺乏必要环境的保障，日俄角逐经常打乱改革的进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的进程与日本将朝鲜保护国化的进程相同步，“光武改
30、革”戛然而止，亡国危机深重，东亚政治版图巨变在即。 (三)传统中日关系框架面目全非，影响深远 在1719世纪江户幕府锁国220余年期间，中日民间商贸和文化交流依然频繁，两国和平相处。1871年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双方建立对等友好的条约关系。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改变了上述的一切，两国关系出现重大历史拐点。 在国家关系层面上，千余年间对等关系，转变为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宰割与被宰割的不平等关系。侵略、宰割中国需要舆论支持。以倡导“文明论”著称的福泽谕吉从理论上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们侵华国策提供依据。战争期间，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将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定性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日
31、军的烧杀劫掠成了“为人类幸福文明的进步而履行正当的天职”，因为日本是“谋求文明开化者”，中国则为“妨碍进步者”；主张日军“果敢进攻要害地区，蹂躏四百余州，加速其亡国”；否认日军在旅顺的屠城暴行，指责欧美记者的报道是“捕风捉影的误报”，“实在令人可笑”等。(20)还是这个福泽，要求对台湾、澎湖“断然使之日本化的方针”，叫嚣当地人“若抵抗日本兵，则不管是兵是民，全部杀光，以奏彻底扫荡之效”；对不当顺民的中国人，一概“按军法处置，且不许任何人有何异议！”(21)福泽内心根深蒂固的武士阶级的残忍、冷酷本性和日本资本主义固有的贪婪野心，在其仇华、侵华的言论中一览无余。 在经贸关系层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增
32、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内陆通商口岸，将触角伸展到长江广大流域；规定废止战前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在相互交换马关条约后，“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签订的条约章程为基础”，“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及陆路交通贸易约定”，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制、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强加给中国；日本臣民在开港地区享有通商贸易、设厂生产、运销低税等特权。(22)中国成为有利于日本财阀资本快速膨胀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在国民观感层面，千百年来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和敬畏之心成为过去，蔑视、仇视中国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泛滥。福泽的言论颇具代表性：在1876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肯定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甲午战争期间，福泽的调子一转，攻击中国“自尧舜以来四千年间，上下皆习惯于专制独裁的恶劣风气，陶醉于阴阳五行的空论，几亿人置身文明之外，玷污了大半个亚洲”，“顽固不化，如同化石”；攻击中国人“自开辟几千年间”，皆“陋劣不灵”，“上上下下栖息于腐败之中，其状如沉浮水沟中的孑孓”，“惟一朝死灭而已”。(23)此外，福泽还在文章中使用“乌合草贼”、“乞丐”、“半死的病人”、“狂暴的土匪”、“辫子佬”、“豚尾奴”、“猪群”等不堪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