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专题研究报告之二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民主与法制 2009-11-10 08:49:22 阅读42 评论3 字号：大中小订阅 专题研究报告之二-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是一个农民仍占多数的国家，直到今天，十二亿多人民，九亿是农民，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民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要看到的是，与过去相比，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内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有必要重新来审视和研究当前的中国农民和农民占多数的中国，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性的变化。大致说来，
2、我们可以把这一伟大历史时期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农村土地改革前后、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前期（1978至90年代中期）和改革开放后期（2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每一个阶段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阶层结构。本报告将根据这一历史线索，在有关文献资料和我们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描述各个历史阶段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状况和特征，进而就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我们的初步预测和设想。一、土地改革前后的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在这里，我们把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这一阶段的起迄时间界定为农村土地改革前夕到人民公社化完成之前。尽管各地农村的土地改革在时间上不尽一致，但到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除
3、西藏和港、澳、台等地区外，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并且由于土地改革的纲领与政策在全国实行土改的农村地区基本一致，所以，在土改基础上形成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也大致相近。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49年全国总人口为541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48402万人，占894，城镇人口 5765万人，占 106O。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特征，毛泽东曾经做了这样的刻画：中国大约还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1950年中国进行土地改革时，为了给当时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划成分提供标准
4、和依据，政务院发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这个文件把当时的农村人口划分为13个阶级和阶层：地主：恶霸、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破产地主、管公堂；资本家：手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开明士绅；富农：反动富农；中农：富裕中农；6 知识分子；7 自由职业者；8 宗教职业者；9 小手工业者；10小商小贩；11贫农；12工人、手工工人；13贫民、游民。农村各地在土改时便据此对农村居民的成分进行了划分。不过，到土地改革结束时，国家并没有公布过农村各阶层阶级的具体数字。有学者做过估算后指出，土改前地主占总户数的5，富农占35，贫、雇、中农合计占90。浙江省在土改前对64个县的社会阶级阶层做了调查，发现当时
5、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是：地主占总人口的34，富农占4，中农占30 7，贫农占45 3，雇农占7 5，其他占9l。土改后，浙江省又公布了全省农村的阶级阶层结构：全省地主占农村总户数的28；富农占户数的201；中农占户数的30；贫农占总户数的5316；小土地出租者、工商资本家和工人等其他阶层占总户数的 12 03该省绍兴市（包括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县、嵊县、新昌县）1950年9月1951年5月实行土地改革，当时该市农村各阶层的构成如表1所示。河北省定县1947年实行土改，全县86556户，人口472919人，其中地主1643户，占总户数的1 9， 14233人，占总人口的 3 01；富农 3834户
6、，占 4 43，人口33439人，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自未采163一占7 07；中农35055户，占40 5，人口253882人，占5368；贫雇农44515户，占514，人口 65654人，占3503。定县是老解放区，是1947年土改的，划定的地主多一些；浙江是新解放区，是在1950年以后搞土改的，划定的地主富农比例小一些。土改以后，农村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由于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关系调整了，农业生产发展了，市场恢复了，对农产品需求很大，农民的收入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原来的中农。富裕中农生产生活继续提高，原来的贫雇农因为无偿获得了土地，生产生活也有了根本的改善，而且政治上他们是共产党在农村的
7、依靠力量。这两者约占农村农户的85 90，出现了所谓中农化的趋势。二是因为客观上农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的农户要抵制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还有困难，所以很快出现了社会分化。一小部分农户因天灾或家庭有病人或经营不善而不得不出卖土地，或者借债，生产生活陷入了困难。另一部分农民因经营得法，而很快富裕起来，买进了土地，甚至雇起工来，扩大经营规模。由于这两种趋势的影响，土改后不久，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据有关部门估计，到1953年前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如表2所示。 但是，当时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农村的这种正常社会分化，认为农村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按照自发的小农经济每时每刻
8、都在生长资本主义的逻辑，这种状况被认定是与社会主义目标不相符合的，所以要加以改变，为此做出决定，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随着农业合作化步伐的加快，并且循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步骤，到1958年，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在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村建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二、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身份制下的中国农村社会阶层在农村建成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农民首先不是被当做一种职业，而是被当作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这是中国独特的社会阶层现象。这在国外是不存在的，在
9、西方国家，农民就是一个职业概念，指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这种身份特征，迄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分层。因此，我们先来看看身份制下的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结构。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而不是其他分层，也就是说，中国社会阶层是根据身份不同进行划分的。有两种身份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决定了中国农村社会分层，一种是政治身份，另一种是户籍身份。（一）平均主义制度与经济上的去阶层化直到改革开放前，农村社会在经济上基本不存在分层，或者说难以分层，因为当时的农村基本上处于普遍贫困化状态，而且实现的是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有人（White和Parish）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存在着去阶层化（ de
10、stratificationin China）现象，指的也就是经济上不能分层的情况。他们发现，从基尼系数上看，70年代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为020）比市场型的发展中国家（为054）都低；他们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人们获得教育、职业和收人三个重要社会地位的情况来观照当时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发现文化革命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洗理，将中国从一个革命后比较平均的结构推向几乎是非阶层化的大平均主义的结构。到1978年，8亿农民只生产6095亿斤粮食，4224万担棉花。当年农民（社员）实际分配的实物和现金共为58236亿元，人均从集体分到的收入为725元。加上农民自己的家庭副业收
11、人，在外人口寄回的现金和实物折价，加上国家通过救济、民工补助、抚恤金等收人，总共为13357元，平均每天为0365元。当年全国城乡存款215亿元，农村社员储蓄557亿元，人均693元。八亿农民实际上都在温饱线上挣扎。另外，经过合作化和公社化之后，土地、水利设施、牲口、大中型农机具等主要生产资料都是集体所有的。社员家庭只有小型私有农具，如锄头、铁锹、镰刀、扁担等。所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名义上是集体所有，社员家庭、个人都没有支配权、经营权。在生产队里，实行集体经济，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社员（劳动力）每天在生产队长、副队长率领下，像工厂一样按时出工，按时下工，根据男女劳力和强弱不同，评工
12、记分。名义上是实行按劳分配，但实际上，因为生产力低下，生产队主要生产粮食，粮食再多，首先要卖公粮，剩下只够口粮、种子和饲料。一年下来，劳少劳弱人多的户，只能分到一些粮食。柴草和其他实物，勉强地吃完烧完用完之后便两手空空，甚至名义上还欠生产队一笔钱。而劳多劳强的农户，在分到一些粮食。柴草其他实物之后，也是两手空空，名义上在生产队有一点现金存着，但不能兑现，生产队也是空的，所以说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在1978年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农户与农户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经济上可说是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据国家统计局后来测算，197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22。经过公社化、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又经过文
13、化大革命破四旧等，农村里一些原来比较富裕，或有些家底的农户，也都被弄空了。所以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一个生产队里，在一个生产大队里，几百人、几千人，基本上都是住同一类的房子，穿大致相同的衣服（连颜色都只有灰色、黑色和军绿色等几种），吃一样的粮食，数量也大致相同。所以，当时的中国，几亿农民实际上成了一个阶层，都可以被称作社员，人民公社的社员。（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掩盖不了身份上的等级差别人民公社内部虽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分层，但在政治上还是有阶层等级的，那就是身份等级，即政治身份和户籍身份等级。从土地改革年代开始，国家在农村开始划分阶级，这一划分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就成了阶级斗争的依据。改革前，人
14、们在政治上是有着明确的阶级区别的，每个人的家庭都有阶级成分，无论升学、参军、参加工作。出任干部，以及各种原因登记履历表时，都有一栏要填写，叫做家庭出身。这个家庭出身，就是在每个人的家庭土地改革时被划定的成分。不同阶级身份的人会受到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对待。在土改时期，如是地主，则被没收全部士地及财产，如是富农，则被征收一部分土地，中农则基本不动，贫雇农则分进土地。当时国家的农村政策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后来一直到1978年，土改划分的阶级身份就被作为历次运动和工作的依据。比如，选任干部，一般都要选拔贫农、雇农出身的干部，在合作化运动中又
15、从中农中划出了个下中农阶层，也成了依靠对象，所以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就明确提出要依靠贫下中农。中农是团结对象，富裕中农则被认为有资本主义倾向，政治上受到歧视，一般不能当干部。在合作化初期，地主、富农人社开始只能当候补社员。实际上，从经济上看，这些地主、富农不仅不比贫下中农好，而且还差，连他们的子女都受到牵累和歧视，基本上没有资格去参军、上学和被招工等。另一个分层维度是基于农业、非农户口之上的户籍身份，在农村，享有非农户口的人在社会地位上明显高于其他人。在人民公社内部，干部与社员不同的是前者是管理者，但是干部也是有差别的，分两类干部，一类是脱产干部，他们有非农业户口，吃商品粮，属国家干部编制，有干部
16、级别，由政府财政发工资，多数不是本县本公社的人，由政府党委派遣调来的。他们是本公社的公社党委书记、社长、武装部长、农林助理、文教助理、公安特派员等，主持全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工作，是各方面的领导者、决策者。这类干部很少，一个公社只二十多人。他们实际上是农村中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另一类是不脱产干部，这是大量的。他们同农民社员一样是农业户口，没有商品粮，都是从社员中选拔出来的。在公社机关里，他们是各办公室的办事员，有的担任秘书等。视公社大小，有十多人，也有几十人的。在生产大队一级，有支部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会计、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等，一个大队有七八个人到十多个人。支部书记、
17、大队长由公社党委指定、任命，其余的干部则由本大队党支部决定。在生产队，有队长一人、副队长若干名，会计、记工员，保管员等，一个一二百人的生产队，有干部五六人到七八人。为主的是队长和会计2人。队长由大队党支部指定。不脱产干部本身是社员，同农民身份是样的。他们在名义上也要参加集体劳动，也靠挣工分，分得口粮和现金。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面前，他们也同社员一样的，是集体经济的一个成员。但他们一旦当了支部书记，当了生产队长，就是这个大队这个生产队的集体经济的管理者、经营者，就拥有了很大的权力，可以调配、支配、处理本大队或本队的土地、牛马、农机具、水利设施等资源，以致有调配劳动力的权力。实际上，脱产干部属于城
18、镇居民范畴，而非脱产干部则属于农村和农民范畴，户籍身份是把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主要是农民）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相互很难转换和流动的阶层。就这样，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在农村内部铸就了一个经济上平均、政治上以身份为阶级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而在城乡之间建起了一道歧视农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鸿沟，阻滞了中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尽管政治身份在农村内部将农民划分为不同阶层，但是由于农村当时内部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各个政治阶层之间在资源享受上差别很小，但是户籍身份却使农民阶层不能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使他们处于最低的社会地位：在经济层面上，农民不能选择到城镇就业，只能在
19、农村务农，即使在务农上也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支配权和分配权，也没有自主出售粮食的权力，只能通过国家渠道，因此而被无偿地占有了大量收人（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社会层面，城市居民、干部和职工都有较好的社会保障，老了有退休金，病了有公费医疗，农民则要靠子女养老，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只参加合作医疗。在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方面，城市居民之子女，在公办学校就业，只交少量学杂费，农民子女在农村上学，校舍设施要集体集资建设、购置，教员多数是民办教师（也是农民），他们的工资基本上由农民负担；城市的道路、电力设施自来水都由政府出资建设，供居民共享，农村的道路要本村本队修，电力和自来水等公用设施都由集体向农民集
20、资建设，等等。这是一种通过身份等级形成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现象，长期实行一国两策的结果便是：形成了城镇居民的孩子永远是城镇居民、农民的子女永远是农民的世袭阶层体系。三、改革开放前期的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就是对改革前形成的以身份为划分标准的世袭性阶层体系的冲击和变动，但没有彻底改变这个体系。这是我们分析农民阶层特征的一个前提性判断。为什么呢？一方面改革开放确实给农民自主选择职业的机会和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农民的身份制因素（特别是户籍身份）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的社会流动。这里就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一）职业流动与身份制并存下的农村社会分化
21、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是从在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后来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真正突破的。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引起农村管理体制连锁反映，到1984年，导致办了25年的人民公社寿终正寝。这对农民来说，无异是获得了又一次解放，解除了身份制对他们的行动造成的一些限制。第一，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第二，农民获得了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自主权，可以自主流动，可以从事农业，也可以从事其他产业。第三，农民获得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开始另外一种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的农民分化。农民有了职业选择自主权之后，由于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不同，农民获得的社
22、会经济资源也大不相同，所以他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就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由于把城乡分割成二元社会结构的户籍制度还没有改革，所以农民的分化仍然受到户籍身份制的影响，也就是说，农民即使有了职业选择和流动，他们的社会地位获得也仍然受到以户籍身份制为依据的评价标准影响。所以，这些年来，八亿多农民的分化总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烙印，同市场经济国家的农民分化不同。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户籍身份制在影响中国社会分层，所以，这里所使用的农民概念与西方国家的农民不同，是带有身份特征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职业概念，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分析应该逐渐地向职业概念转变，以便与国外研究接轨和对话。（二）农村分化为八个社会阶层
23、早在1989年，笔者已经意识到，同样是农业户口的农民，在职业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以当时笔者写了一篇题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的文章，指出农业户口的农民（更确切地说是农村人口）已经分化为8个阶层。1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承包集体耕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劳动，全部或大部分依靠农业取得收人作为生活来源。他们是中国大部分农村的主体劳动者。这一阶层大体上包括四部分人：农业专业户或承包大户；比较富裕的农业劳动者；温饱型农业劳动者；贫困农户。2农民工阶层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口仍然是农业户口，户籍在农村，有承包田，身份还是农民，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
24、，不享受公费医疗等劳保待遇。这一阶层大体可被分为两类：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本乡本村的乡镇企业或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机关劳动，住在农村的家里。他们的人数仅次于农业劳动者。据1987年统计，全国有乡镇企业职18776万人，除少数经理、厂长等管理人员外都是农民工。其中离土离乡的约有近2000万人。3雇工阶层这是现阶段农村的工人阶级，他们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雇于资本家的工人不同，他们在农村拥有足以谋生的承包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他们愿意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主要是因为做雇工的收人比种田高。据统计，1
25、987年受雇于私营企业的雇工有360万人，加上受雇于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全国雇工约有700万800万人。4农民知识分子阶层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医药、文化、艺术等智力型职业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两类：一类有非农业户口。属于国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干部和职工。另一类是农业户口，其身份是农民。如民办教师、乡村医生、农民技术员和乡文化馆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等。据统计，1988年从事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农民知识分子有3093万人，从事卫生、福利事业的有1291万人，从事农村科学技术事业的有171万人。5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即农村里拥有某项专门技术或经营能力，自有生产资料或资金，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经营小型
26、的工、商、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和经营者。这类人大多是农村的能工巧匠。1981年有个体工商户100万户，1986年有920万户，1988年有1070万户。一部分木匠、瓦匠、裁缝等个体劳动者，如果不搞经营活动，一般不申请个体工商业户执照。因此，实际人数远远超过上述数字。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还有区别：前者一般散居在农村，后者多集中在集镇和公路、道口、码头等适于营业的地方；前者主要靠自己劳动，后者除了自己参加劳动经营外，还雇有不超过7个人的帮工。6私营企业主阶层即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自主经营、以营利为目标且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主。据1987年统计，全国私营企业为22 5万家。其中大部分在农村，按80计，
27、则农村私营企业有18万家。私营企业有三种类型：即独资经营、联户经营和合股经营。按上述18万户计，私营企业主约有20多万人。这些人有很强的商品经济经营意识，有冒险创业精神，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他们在各自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下办好了企业，几年就积聚了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财富，雇佣数十数百人乃至超过千人。为了巩固已取得的经济地位并获得进一步发展，他们也在向政治方面发展。7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即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室领导和供销人员。他们有集体企业的经营权、决策权，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乡镇企业管理者因企业经营方式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乡镇企业采取传统的经营方式，直接隶属于乡（镇）或
28、村的行政领导，其管理者直接接受乡村干部的领导和指挥，他们的工资水平只略高于本企业的职工。另一类乡镇企业采取租赁、承包方式，其管理者有较大的自主权、决策权和灵活性，所担负的责任和风险也大，经济收人也多。他们在当地的经济、政治上很有地位，很有影响。随着农村乡镇企业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的人数和势力正在迅速发展之中。8农村管理者阶层即乡村两级的农村基层干部，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者、管理者。1988年全国有208594万户，86625万农业人口，组成56002个乡镇， 740375个村。这样庞大的社会群体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治安维护，靠着这几十万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几百万农村干部的
29、工作。农村干部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脱产干部。即乡镇党政经机构里的主要领导和专业干部。这部分干部很少，大约是当地农民总数的1左右。？半脱产干部。即乡镇党政机构里的业务干部和工作人员，他们的户口是农业户口，身份是农民，由乡镇政府参照干部工资和本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发给补助工资。这类于部人数大致相当于第一类干部。享受常年固定补贴的干部。即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会计等村级组织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不脱产，本人身份是农民，家里承包有土地。按规定，村级主要干部一般有三四个人，大村和经济发达的村为五六个人。村里享受误工补贴的干部。即村团支部书记、妇联主任。民兵连长、治保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以及村民小组长等村
30、干部。其人数不固定。根据我们的典型调查和有关统计资料推算，上述八个阶层在农民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分别约为：农业劳动者占55 57，农民工占24O，雇 工占4o，农民知识分子占l 5 2，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占5，私营企业主占0102，乡镇企业管理者占3，农村管理者占6。这项农民分层研究结果因为提出得比较早，在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引用和转载率比较高。约有数百部著作引用，多数农村社会学著作和教材作为一家之言在讲授。1993年，农业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采用这个分析框架，对全国农村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查，初步摸清了农民分化和流动的状况，为制订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三）市场经济与农村社会阶
31、层的再次分化在从1989年到现在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经济又有了比以前更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社会结构也出现很大的变化，与十年前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宏观社会经济体系来看， q：有关上述8个阶层的阐述，可参见：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6期。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但完整、明确地提出市场化改革目标，是1992年以后的事。当时，国家提出，到2000年，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指导下，国家加大了对计划经济体制及相关的社会体制的改革，出台了各种各样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比如，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宪法做了修改，把宪法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修改为：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