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称做“细石器”的特殊遗物，多选用一些硬度高、韧性强的石料来制作，如石英、玛瑙、燧石等都是常见的理想材料。它们的加工方法是采用间接打击法和压削的工艺。由于技法娴熟，工艺精确，所以制作的不但精巧，而且在器物类型上都具备一定的特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社会关系的指示物。”细石器作为一种劳动手段，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一般来讲，随着弓箭的发明使人们更容易从狩猎中获得生活来源。细石器往往是和狩猎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标志着狩猎业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日趋取得重要地位，它大约起源于中石器时代，在世界上分布的范围很广，沿用的时
2、间也很长。就以我国而论，从东北北部，经内蒙古，到新疆、西藏都有细石器分布，甚至华南的一些地方也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由此可见，用“细石器文化”这个称谓来泛指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是不够妥当的。细石器只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之一，如果我们全面观察与之相伴随的其他遗物，就会感到所谓“细石器文化”，在面貌上是不尽相同的。因此，这样的命名，不足以确切地概括出特定的人们共同体物质文化的全部内涵。20世纪60年代初，在总结新中国考古收获的时候就曾指出：“分布地区如此辽阔的原始文化遗存，除了细石器这个共同文化特征之外，其文化面貌是有很多差异的”。为了解决好这个课题，提出应当在全面分析其文化特征的基础
3、上，“从细石器文化的范畴中，划分出各个考古文化”来。尹达同志进一步提出：“只有进一步寻找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典型遗址进行发掘，较全面、较系统地了解一定地方一定时期的文化遗存的基本面貌，进而探索细石器之具体特点，才算是把问题落实了。否则，没有真正的科学基础，就不可能彻底地解决问题。”二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面对着这个课题，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在内蒙古东南部西拉木伦河流域，由于工作着手得早，进展得快，所以这里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分布和文化面貌日益清晰。而从所谓“细石器文化”中，区分和确定了几种不同的文化，即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富河文化。它们标志着从远古时代起，这里就有经
4、济生活不同的先民活动，并且和中原地区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 二红山文化是因赤峰红山遗址而得名的。这个遗址发现得很早，从20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就不断有人前来调查。1935年日本人进行了发掘，并于1938年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册）。当时在遗址的下层堆积中，发现了细石器和彩陶共存的现象，被称之为“赤峰第一期文化”。这个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混合文化”，也有人认为是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遗存。后来，我国学者称其为“红山文化”。尽管如此，人们对它的性质与内涵，依然认识的不够十分明确。为了进一步搞清其内涵，20世纪50年代有人复查过红山遗址，也有人再次进
5、行发掘。可是，由于规模过小，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类似的遗存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又有不少新的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发掘了西水泉、蜘蛛山等多处遗址，不止一次地证实了在器物群方面的共存关系，从而把红山文化确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西水泉遗址较为单纯，只有红山文化的堆积；蜘蛛山遗址堆积复杂，发现了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汉初文化的叠压关系。这组地层明确了相对年代，代表着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历史发展序列，是有着典型意义的。小河沿文化是以敖汉旗小河沿公社白斯郎营子南台地遗址命名的。20世纪60年代初，在敖汉旗石羊石虎山发现了一座墓
6、葬，其中的一组随葬彩陶，与红山文化所见风格迥异。这个发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初，在敖汉旗发掘了三道湾子、四棱山和白斯郎营子南台地遗址。三道湾子和四棱山文化面貌比较单纯，是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存。而白斯郎营子根据叠压关系可分为两期。晚期遗存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遗存与红山文化不同，它们别具一格，其作风接近于石羊石虎山的发现。因此，考古学界有人把它称做小河沿文化，认为它是这一地区晚于红山的另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此外，经过发掘的还有翁牛特旗石棚山小河沿文化氏族墓地；经过调查的还有林西县锅撑子山、喀喇沁旗屡子店西山、赤峰县三座店和辽宁朝阳县庙前地等多处遗址。富河文化是以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来
7、命名的。以前人们已注意到这类遗存和红山文化的区别。可是当时只有地面调查材料，未能从地层中找到成组遗物的共存关系，认识上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局限。人们在论述这种遗存时，曾以林西锅撑子山作为它们的代表。富河沟门遗址，位于林东镇北70公里，富河与乌尔吉木伦河交汇处的南山坡上。20世纪50年代曾有人前往调查。20世纪60年代初，通过发掘从地层中找到了遗物之间的共存关系，人们对其文化面貌才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富河文化因此而确立。在杨家营子遗址发现红山文化的房址上，覆盖着富河文化的堆积。这种叠压关系表明了富河文化是红山文化以后的又一种遗存。经C14测定，富河沟门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75110年（半衰期值57
8、30，下同），树轮校正年代为5350145年。以发掘材料来检验以往的调查材料，可以知道富河文化遗存在乌尔吉木伦河分布相当密集。以巴林左旗为例，大致上可以认为属于富河文化的，还有乌尔吉、义和屯、马家园子等10余处遗址。三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南侧支流的英金河、老哈河流域。北部越过西拉木伦河，南部可达河北北部的燕山地带，西及克什克腾旗，东到辽宁锦州、朝阳地区。红山文化的居民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在几处遗址中，都发现过红山文化的居住遗迹。例如：西水泉的F17，是近似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9米11.7米，东西壁长，南北壁短。墙壁保存最高处尚有0.5米。门向东南。在房内中部偏南的地方，有一瓢形灶坑
9、。灶坑南端有一条斜坡状火道。灶坑壁上涂抹一层草泥土。除房址外，在四棱山还发现过烧制陶器的窑址六座。窑内出土陶器不少，可复原的就有30余件。陶窑依据结构不同，可分为三种。一种结构简单，在黄土上直接挖个长方形的窑室及火膛，室内有两个窑柱；一种是用石块垒砌成马蹄形窑室，室内四个窑柱排列有序，形成十字形火道；还有一种是土石构筑的双火膛连室窑。我们从这些窑址，不难想像出当时制陶业的规模与水平。红山文化有独具特色的陶器群，均为手制。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个陶系。泥质陶多于夹砂陶，如西水泉泥质陶可占54%以上。陶器中以无纹饰的素面陶居多，西水泉素面陶要占69%以上。陶器的纹饰有压印纹、划纹、附加堆纹和彩陶几种。
10、泥质陶陶质坚硬，火候较高，以红色居多，也有一些呈灰色或黑灰色。主要器形有钵、瓮、盆、长颈深腹罐、小口双耳罐等。其中，敛口曲腹平底钵最为常见。在一些钵、罐、瓮的口部或腹部常饰以黑色的彩绘，有平行条纹、半同心圆纹、菱形纹、叶状纹和鳞形纹等。夹砂陶多作炊器。羼以粗砂，陶质疏松，表面粗糙，火候较低，器形简单。以深腹罐最为常见，这种罐口大底小，腹部略有弧度。此外，还有少数偏口罐和器盖等。在器表常饰“Z”字形压印纹，在器底上几乎都有编织物的印痕。红山文化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有打制、磨制、琢制和细石器四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器物是被称作“石耜”的掘土工具。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个体扁平，器身较短，一端
11、较宽，一端略尖，状如鞋底，但左右不甚对称，多为打制；另一种个体较长，左右对称，中间起脊，形似烟叶，有打制的，也有通体磨光的。打制石器中还有砍砸器、斧等；磨制石器中还有桂叶形双孔石刀、锛等；琢制石器仅有通称为磨谷器的磨盘和磨棒；细石器较少，有凹底或平底三角形镞、指甲形刮削器和一些仅有使用痕迹的条形小石片。其他遗物，有陶纺轮、陶环、蚌刀、蚌饰、骨饰，还有一些动物骨骼。此外，西水泉还发现一件泥质陶塑人像，半身，颈部残缺，乳房突起，是女性的造型。四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大体上分布于同一范围之内。它的居民也是过着定居生活的。在南台地发现了当时的房屋。这是一些半地穴式的建筑，依形制可分为两种。一种为椭圆形单
12、室，穴壁倾斜，口小底大，中间有红烧土灶址，灶址两侧各有一柱洞，门向南开；另一种是把椭圆形居室用夯土隔开，分为大小两间。地面平整坚硬，经过夯打。小屋地面略高于大屋，呈漫坡状。大屋中间有圆形火膛，应是居室。小屋可能是存放物品的地方。在屋址的填土中，发现许多屋顶塌陷的遗留物，是许多火烧过的草泥土块。有些土块尚保留一定弧度，凸平抹光，凹平留有粗枝条印痕。据此推测房屋的原来结构，可能是半地穴蒙古包式建筑。房屋西南有一片路土，可能门设在西南面。在房址四周还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窖穴。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一般口大底小，形如锅底，但穴壁和底均不甚规整。其中，有一窖穴（编号H16）深达1.9米。里面发现一具狗骨架和两
13、件完整的大型陶器，一为敞口双耳红陶罐，一为灰褐色筒形瓮。据此推测这些遗存可能和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在翁牛特旗石棚山还发现了小河沿文化的氏族墓地。当时的习俗是把死者埋葬在向阳的高山坡上。据分布情况，大体可分三区，有南北向和东西向两种排列，应属于不同氏族的墓地。墓群中除三座男女合葬墓外，大部分是单人墓。单人墓墓坑多为不规则长方形，葬式多为仰身屈肢，也有少数侧身屈肢。有的墓在填土中发现红烧土块或墓口有烧过的痕迹。这种现象说明埋葬时，举行火烧的特殊葬仪。因此，有的遗骸的腿骨和盆骨已被烧成黑色；男女合葬墓的头向相反，下肢相对，交错仰身屈肢。这种葬式，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是罕见的；儿童也单独埋葬，葬法与成人相同；虽未发现葬具，但在一些遗骸上有用树枝或桦树皮掩盖的痕迹，应是葬具的滥觞。墓中的随葬品，多的有20余件，少的也有四五件。除随葬罐、豆、壶或罐、豆、钵等成组的陶器外，也随葬一些生产工具或装饰品。计有石斧、石锛、石镞、细石器、纺轮、骨刀、骨锥、骨针及蚌环、蚌珠、石环、石管等。（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