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本文的一个论点
2、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 Ohmaeesque）（注：Ohmae,K.（1995）,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London:Harper Collins.）的论断，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
3、（地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Breslin,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Partial Re-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5（2）:2
4、05-226.）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For a recent example,see,Geeraerts,G.and Men Jing（2001）,&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GlobalSoc
5、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ZhangYongjin（2000）,The&English School&in China: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
6、是与瑞思（Thomas 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的过程。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ainstre
7、am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to expect…&I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
8、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http:/www.sh.se/statsvetenskap/files/knudsen.doc.）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著作只是描述西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如同20世纪
9、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的研究著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中心主义（American-centricism）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
10、问题。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的重要性。Song Xinning（2001）,&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
11、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6）:61-74,p.71.）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Zhu Wenli（2001）,&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rom a Chinese Angle&,Journal ofContemporary China,10（2
12、6）:45-54.）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SongXinning and Chan,G（2000）,&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inWeixing Hu,Gerald Chan and Daojiong Zha（2000）China& s International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Dynamics of Paradigm Shift.Lanham:UniversityPress o
13、f America.）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The Critical IPE）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
14、明&（international business civilization），（注：Strange,S.（1990）,&The Name of the Game&in Nicholas Rizopoulos（ed.）Sea-Change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或者考克斯所形容的&跨国经理阶层&（transnational managerial class）。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
15、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to &rubbish& Chinese academia）中国学者情况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法主导。中国不是把学术与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而导致方法论上近视的惟一国家。确实，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知道有的学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还是试图写这样的政策本身。再者，许多美国关于中国IR的文献也忽视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约翰斯顿与罗斯编辑的文集与中国接触中没有一章是有关欧洲的。Johnston,A.and Ross,R.（eds）（19
16、99）,En 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中国之外，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Therequirement to publish within disciplinary journals for career enhancementprovid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here.）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
17、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只集中在美国。区域研究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最近几年，美国一直在争论有关区域（国别）研究与作为学科的IR、IPE之间的关系。美国政治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统治地位确实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很大的问题。这里我不想讨论IPE中关于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关系的老问题。经济学方法一直主导着很多的IPE研究，并且非常不合理地对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产生了影响。在有理由对作为解释工具与方法的理性选择、经济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怀疑的同时，不能重新回到那种认为区域研究可以不要所有理论方法的老路上去。二战后，在美国，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区域研究是与冷战分不开的。库明斯对此做出了经典的评论：二战后的整整一代，
18、莫斯科与华盛顿的两极冲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使得学术的界线泾渭分明：受慷慨的公私资源的支持，&区域研究&和&国际研究&有着清楚的地点、问题和进程而变得重要起来。这里所谓地点一般就是指有关各国：日本作为发展的成功范例而受到青睐，中国则作为失败的不可接受的发展范例而受到持续关注。关键的过程一般指的是诸如现代化，或者多少年来一直讲的走向明显的或者隐含的自由民主之&政治发展&（注：Cumings,B.（1997）,&Boundary Displacement: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19、&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1）:6-26.）在一些方面，区域研究不仅是为了研究中国，而且是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地缘战略环境。今天，导致库明斯认为的、使区域研究与国际研究界线分明的冷战背景不复存在，世界不再是基于安全考虑的地缘战略矛盾，而是基于日益增加的经济相互依存（尽管是不对称的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矛盾。而这意味着国内与国际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于是，人们要求一种说明这两者如何互动的解析：全球与地方的划分不再成立，因为新的全球经济等级结构切割了地区与国家的边界&Gamble,A.,Payne,A.,Hoogvelt,A,Dietrich,M.a
20、nd Kenny,M.（1996）&Editorial:New Political Economy&NewPolitical Economy 1（1）:5-11.）这又反过来要求一种对外部环境、行为体与过程的正确理解。就&中国研究&而言，冷战的终结与中国自给自足时期的终结正好相一致。也许直到1992年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南巡&，（西方）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几乎完全依据中国的国内状况。我认为，这种&国内主义&（Domesticism）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不再有效，至于中国的后WTO政治经济就更不能说没有外部因素在内了。有关区域研究与IPE的有效性与未来的辩论不能仅仅局限在美国学术以及以经济
21、学与理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霸权方法的范围内。如同卡萨巴主张的那样，（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http:/jsis.artsci.Washington.edu/programs/is/toanewis.html）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而是其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 local-global）。我同意卡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
22、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集团。Kasaba,R.（1998）,&.See/jsis.artsci.Washington.edu/programs/is/toanewis.html）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See,for
23、example,Gills and Philip（1996）,-a special issue of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which assessed how different embedded 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 and&cultural&contexts le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developing states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xts.Inparticular,see Gills
24、and Philip（1996b）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1996）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ase study of China.）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
25、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1981）,&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1995）,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43（3）:516-30.）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
26、性选择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方法。全球主义IPE的隐患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展。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
27、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一）普遍主义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日益增加的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