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张之洞书目问答及其学术源流论张之洞书目问答及其学术源流郭向东张之洞（一八七三一九九年）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清光绪元年，他在四川学政任内，为诸生撰书目答问，于光绪二年（1876）写定问世。书目答问是为回答诸生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答”而撰。它是近百年来流传很广的一部指引治学门径的目录。研究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成就，对于研究中国古籍的目录版本和阅读古书，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对张之洞该书作些探索，以求其体例蕴藏之义。（一）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该书是随手记录而成，意在便于翻检，不是藏书家目录。所以不尽沿用前人书目条例。为了“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
2、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1并希望开列各书，易买易读。各书选取的标准是“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伤，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为了避免品种过多，内容芜杂。该“略例”规定。“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译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伪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版旧抄，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至于各种版本，“多传者，举善本；未见精本举普通本；未见近刻者，举今
3、日现存明本”。整个书目，即按这个“略例”的要求收录编排。书目答问在分类上，大体依照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每部中又分若干类，每类中再分子目。经部分为正经正义。包括十三经四书五经合刻本、诸经分刻本、读本，别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乐、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一、论语、孟子、四书、孝经、尔雅、诸经目录文字音义等。小说包括说文、古文篆隶真各体书，音韵训话等。上述各类共收书570余种。史部分为正史，包括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合刻本、分刻本、注补表谱考证。编年，包括司马通鉴、别本纪年、纲目、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包括事实、掌故、琐记、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
4、，包括古今地志、水道、边防、外纪、杂志。政书，包括历代通志，古今制。谱录，包括书目、姓名、年谱、名物。金石，包括金石目录、图录、文字、义例。史评，包括史法、史律。上列各类共收书590余种。子部分为周秦诸子。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包括中法、西法、术数，杂家、小说家，释道家，类书等。该部共收书550余种。集部首列楚辞，然后是别集。以时为序，汉魏六朝、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国朝理学家集、考订家集、古文家集等。总集，内分文选、诗、词、评点等。该部共收书460余种。丛书目分为古今人著述所刻丛书与清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共收100余种。书后附有别目录，包括群书读本、考订、词章初学
5、图书等。并附清代著述家姓名略。在目录学领域里，张之洞认为最重要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以及旧唐书经籍志、宋史明史艺文志等。至于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虽非专书，但提纲掣领相当重要。另如阮孝绪七录序目、文选注引书目、太平御览引用书目、三国志注引书目等，也很重要。其余如遂初堂、明文渊阁、焦竑经籍志、菉竹堂、绛云楼、述古堂、敏求记、天一阁、汲古阁、季沧苇浙江采进遗书、文瑞楼、爱日精卢各家书目，内容有详有略，质量有优有劣，都是些藏书家的目录，而不是必须求取的切要书录。至于书坊汇刻刊行者，亦可收作参考，但其中未经详核详校者，免不了有些芜杂。张之洞出身科举，治学极为严格，学术根基相当深厚，无
6、论经学、史学、小学以及古代文学等，涉猎颇为广博。因此，对于目录学的见解是可取的。在该书史部目录中，收录崇文总目辑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等。均注明作者或撰辑者，列明各种版本，如殿本、聚珍本、福本、杭本、大字本等。指出其中差别，以作选书者参考。从当时来说，出版事业很不发达，石印铅印出版发行都比较落后，印刷条件极为有限。大量古籍不得不靠刻版印行。尽管这样，张之洞高瞻远瞩，十分强调刻书的重要。他在该书别录之后，附有“劝刻书说”，其中声称，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者，莫如刊布古籍，如能不惜重费详校精刻，其书可以终古不废。因此他极力提倡，认为刻书可以“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
7、者困蒙”，对于传播文化、方便学习、开展学术是十分有益的，可以说是终古不泯的善行，张之洞如此认真，用心可谓善矣！上述经史子集丛书等目，共收书2320余种，品种比较多，分量相当重。张之洞认为，如能“分类以求，易尚易尽”。比泛滥无归者还算少的，要人们“当知其约，勿骇其多”。尽管这样说，这个精选的旧学书目，可以说博约适当，如果就此分类求书，逐一检读，恐怕要毕生勤奋皓首穷经。因此，治学者应该博览与精读互为配合，有所侧重，有所取舍。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有所借鉴，有所收益。（二）书目答问体现着张之洞早期的学术思想，即崇儒宗经，维护道统。如果究其渊源，大致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源于家庭与教育的影响。张之洞出
8、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廷琛，贡生，曾任四库馆腾录、知县等职。父名瑛，举人，曾任知县、知州、知府。家教比较严格，一般誉为知礼清正。张之洞诞生于遵义署内，幼年入读四书五经，聪慧攻读。用力甚勤。少年时代，曾受业于丁诵孙学习古文，得益最多。就吕贤基读经书，受刘书年读小学。受朱琦读古文学，于遵义府署受韩超读经学与史学。其授业诸君多为名师，如丁诵孙科举进士，翰林院诗讲。韩超，官至贵州巡抚。2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与教育的熏陶之下，博闻强记，融会古籍，逐步积累了学识，形成了信奉儒家的正统思想。其二源于他的科举出身与仕途经历。张之洞十六岁中举，后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与四川学政，提督学政，要有学术职
9、衔方能充当，任期内与督抚平行。书目答问略例，即署名“四川提督学政侍读衔翰林院编修张之洞”，上述略历，大都是有关文化教育的职务与学术活动。在翰林院期间，他曾与陈宝琛、张佩伦等结交，以清流文衡评议时政。以“忠君爱国”为标榜，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从而博得了清廷的信任和赏识。其幕僚辜鸿铭，即誉称张氏为“儒臣”。书目答问中反映出来浓厚的崇儒宗经思想，是与作者学官仕途的亲身经历紧密相联的。其三是当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清朝入主中原，由于自身文化落后，对汉人既歧视又恐惧，为了箝制反满思想，大兴文字之狱，重者株连九族，一案甚至牵涉万人之多。一些士大夫为了远避祸害，明哲保身，不得不埋头故纸，考据训诂，却也
10、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其后，西洋侵略势力一再进犯，大清帝国江山震荡，皇朝内部惶恐不安。因此，对一些知识阶层，采用牢笼政策，或以科举升官，或以参予议政，籍以缓和满汉之争。太平天国的燎原之势，更是震撼了清廷统治，南国多省兵患，一片混乱不安。而学术上困守乾嘉考据。思想上禁锢于伦理道义之章，确实已经于世无益。张之洞尽管深受儒家影响，也相当重视考证训诂，“汉字所要者二：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此物为何物。”3但是，面对着上述的情势，更认识到经世致用的意义与作用，“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亦不劳读书矣。士林美质，悉造成材。上者效用于国家，其次
11、亦不失为端人雅士，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蠢也。”4人人都变成了蛀书虫，还有什么用呢？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整个社会处于风雷激荡之中。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廷暂得喘息之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残酷镇压。英雄们被淹没在血泊之中，由于出现了所谓“同光新政”，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正当此际，从书目答问收书品种中所反映的学术思想看，尽管收录了少数西方新书品种，与历代目录表现出根本的不同，多少隐现着新思想处于催化萌芽之中，但基本上是崇儒宗经、维护道统和忠君爱国、经世致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常常处于形式繁多的质量互变之中。特别是在形势风云激变之际，考察人事，尤应注意具体分析。比如，当中
12、法战争时，张之洞出于忠君爱国的热忱。对异族侵略力主抵抗，积极坚决毫不退让。他及时组织边防海防，购置枪弹武器，调拨供应后勤物资，起用冯子材老将，不断取得抗法胜利。为此，清廷以“广西关外以各军屡获大胜，张之洞拨军筹晌，用奏肤功，着赏戴花翎。”5正是因为这样，博得了“天下之望”6的赞扬。张之洞忠君爱国，尽管是忠于封建帝王，爱的是大清帝国，但当异族侵略江山浸血的严重局势下，力主抵抗，保家卫国，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爱国主义精神的，这种行为，是和他经世致用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开始，书目答问对应读何书谈的多，对致用方面，虽也有所注意，但分量较少，如对新译西洋兵书五种，认为“皆极有用”。其后，时光前
13、跃，形势变化，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表述的思想观点，也有所发展。可谓流长演变，诸如兴办书局刻印书籍，成立书院召生授读，发展了更多方面的洋务思想，力主废科举兴学堂等，都是他学术思想的体现。为了实现刻书广学的宿愿，张之洞在署理两广时成立了广雅书局。令门人缪荃孙在京访求应刻书籍。当时计划刊印经学经解、补史考史，以及外国记述有关洋务、海防等方面的新书。后来书局停办，到了民国初年，书局改为图书馆。“番禺徐绍荣董理图书馆事，择版式划一者，得一百五十余种，录为广雅丛书，7关于史学者九十三种，别为史学丛书。历代目录之学，无论汉志隋志丛目简目，自有体裁义例。自近代以来，东西方日渐交往。文化学术交流也日渐增加。在这
14、样的情况下，书目答问收录了有关西方水师海防的兵书，也收录了几何、代数、微积分等数学书籍，介绍虽然肤浅。但决不意味保守盲目排外，而是择善而以兼收并蓄，从目录学收书的品种变化来说，这确是一次创举。特别是张之洞署理两广后，广交博识，成立了洋务局专人司事。对西学西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西政西学，果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微，为之固亦不嫌”。他认为用古法练兵，用民船抵挡外洋战舰，当然是不行的，认为只以发明火药而自傲，而不加紧制造枪炮，那是自欺，所以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能这样，也不必尽是引经据典，尽去徽之于古人古文。“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梯忠信
15、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8（三）輶轩语是书目答问的姊妹篇。专讲治学方法，有其可取之处，但科举部分已完全失去意义。岁月流逝，春华秋实，认识也在提高。其后，张之洞认为科举制度“不通今古，不切经济，”“久盛而实衰，法久而弊起，”9所以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他提出新教育的精神是因材施教，体用兼备，不可偏废，要点是：“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政治、史学、政事、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二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庋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艺、光、化、电、西艺也。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敏捷
16、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三曰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敏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制、化学、制造，须颖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10关于新校学制、教学内容、课堂设置，张之洞曾与刘坤一会奏，提出了具体计划。新学校的体制是：（一）蒙学。八岁以上入蒙学，其课程为识字，蒙学歌诀，五经一两部，由绅董自办。（二）小学校。由州县官办，学生由十二岁以上入学，习普通学，兼习五经，学会地图及粗浅算法，三年毕业，高等小学校，亦由州县官办，学生十五岁以上入学，课程为经书、策论词章、代数、几何、地图绘法、外国政治学术。兼学外国一国文字，三年毕业。（四）中学校。十八岁高等
17、小学毕业，取为附生者，入中学校，由官府办，习普通学。有经史、地理、策论词章、公牍书记、文字学、精深算法、航海驶船法、中国历史兵书、外国历史律法、格致等学。兼习外国一国之语言文字之较深者，。三年毕业。（五）高等学校。由省设立，分十七个专门，为经学、史学、格致、政治、兵事、农学、工学，各认习一门。人人皆须兼习一国文字。入学资格以十八岁以上中学毕业者为原则，并另设武备学堂或炮兵学校，及农、工、商、矿专门学校，均为三年毕业。另如，科举学校合一：各级学校毕业，自高等学小校以上，均经考试及格，授以科名，文武合一：各级学校均习兵式体操，加以兵事科目，且准营弃营兵，投考文科学校。建教合一：毕业学生，经考试合格
18、，即授之官职，以免学无所用，且可应国家远设所需。政教合一：中学以上各级学校，均习政治律法，俾入仕途。重视职教：省城有农、工、商、矿等专门学校。注重实习：高等各类学校毕业。无论在局、在营，均见习或实习一年。11从上列教育体制的具体内容看，张之洞的学术思想，比在书目答问中体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从单纯的古籍旧学，发展到新旧兼容，中西并蓄。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精华，加上中国的传统。其中文武、建教的合一，职教、实习的重视，在当时来说，应该承认他是颇有见识的。正是由于这些主张，他曾将两湖书院改为两湖大学堂，创建了湖北学堂和高等小学校若干所。同时，将自强学堂改为语言学堂。“学额一百五十名，择旧班学生品端
19、文优者留学。学科为英法德俄日五国方言，及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习每国文字者，各三十名，五年毕业，以养成外交人才为主旨。10并选派高才生赴日本学师范、学实业，还创办了学堂应用图书馆。还奏请专设学务大臣，重订学堂章程，等等。“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10这对于当时兴办学校教育事业，确实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比以往的崇儒宗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1898年戊戍变法。维新守旧各执己见，以致帝党后党之间的斗争空前激烈。先时，张之洞曾赞同并支持变法，列名强学会和资助时务报。当兹旧学日渐失时，新学日益昌明之际，新旧两派互为争议。张之洞向有信奉经学儒家为正宗，所以不同意康有为
20、孔子改制考的观点。张素称忠君爱国，赞同君权至上，所以反对梁启超关于民权的言论文章，也就成了必然现象。为此，他撰成了劝学篇，洋洋洒洒数万言，阐述他的观点和主张，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乃规时势，守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人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当时劝学篇呈送清廷，使张之洞曾经赞助变法的活动得以“免议”。从其内篇的具体情况看，如“同心”说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而贤才众多，则国势自昌。如“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欲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如“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数。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如“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
21、权之乱政也。”10这样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当然是不适当的，而“斥民权之乱政”则是错误的。劝学篇的中心思想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坚持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借取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便维护与加强统治，这不仅是学术思想，也是张之洞当时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叶德辉等撰写翼教丛编，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当时“时务报、湘学报”上的许多文章逐条驳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10正是这样，张之洞站在维护纲常名教坚持封建帝制的立场，成了变法维新运动中的一股逆流。清代末季，社会环境纷乱多变，反映在学术领域里的活动，也呈现出许多不同情况。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有识之士，有的
22、创办书院，召生授业，形成了某一学派。有的刻书校勘，成为收藏若干万卷的藏书家、目录学家。有的既收藏，又治学，成为名流学者。张之洞情况不同，他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从刻苦读经到科举及第，后进入学官仕途，自奉较为清廉，政绩亦较清明，对文化教育亦有所建树。他自己说过，“鄙人立身立明之道，无台无阁，（执政皆台之属，言路皆阁之属）无湘无淮，无和无战。其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蠢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10所以“名流文士多趋之。”时人品论张之洞为“儒臣”，意即既信奉儒家。又有品德学
23、问。他先是文官学政，继是督抚重镇。最终是中枢军政大臣。而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10综上所述。书目答问是一部精选的古籍书目。所收多采历代名著，对初学有指导作用。尽管作者自称“非是著述”。但具有学术性。收书时择善而从，增添收入了西方新学品种，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创举。因此，该书在近代目录学史上，正处于新旧交织之际，应当肯定它的意义。其中所列名书，对当前治学文史，仍有参考意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时，把它列入“国学基本丛书”是有根据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张之洞是一位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这不是过誉，也不是偏爱，而是事实。反映在该书里的学术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不断演变，有所发展。其具体内容先是崇儒宗经，维护道统；继而是忠君爱国，经世致用；最后形成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注释：1张之洞书目答问，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一页。27见许同羊编张文襄公年谱34891011141617见张文襄公全集。5胡钧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二、第十三页。6康有为戊戍变法第一三四页。7同注2卷三，第五十三页。10张春霆编张文襄公治郑记。第十三页。12清史稿张之洞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四十一册，第一二三八页。13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第一四一页。（作者单位：西北师大）转自社科纵横199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