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6月下旬，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在武昌农讲所召集逃亡武汉的湖南同志开会，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随后，毛泽东受命担任新的湖南省委书记，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毛泽东于7月初奉命返回武汉后，受党中央委托，于7月底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提出以汝城为中心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设想。汝城县在湖南南部，与江西、广东交界。毛泽东提出割据以汝城为中心，目的就是要搞湖南割据，以策应南昌起义部
2、队南下广州。到了1927年8月中旬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留在长沙原来打算以长沙为中心在全省开展秋收起义，后来因为力量不够，就缩小了范围。秋收起义后，工农革命军在文家市会师，当时争论要不要继续打长沙，会议最后决定为保存实力，应退居萍乡。工农革命军到了古城后，宁冈县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等参加了“古城会议”。后来在他们的帮助下，工农革命军争取了井冈山上的王佐、袁文才，得以进驻茅坪、茨坪，安置部队伤病员，设立了留守处。但当时部队并未立刻上山，而是兵分二路:一路由宛希先率领到湘东荣陵、安仁一带；一路由毛泽东亲率，经酃县十都，一直到汝城、桂东的水口镌。此去的目的在于探听南昌起义部队的消息和考
3、虑能否在湖南立足，后来听说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湖南也无法立足之后，于是率部经黄坳，于10月23日到达荆竹山，随后上井冈山。就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第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何时形成、颁布的？根据国人熟悉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第11371138页）的注释，认为:1928年春，毛泽东在井冈山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三项纪律”；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到了1929年以后，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这种说法在时间上有误
4、。“三项纪律”颁布的时间应是1927年10月23日，而不是“1928年春”。我分析有关资料认为具体情况应是:毛泽东听说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湖南又无法立足之后，于1927年10月23日到达荆竹山。也就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决定把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为了能使工农革命军上山后与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当年在场的老战士陈士榘，后来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
5、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的时间应是1928年1月25日，而不是“1928年夏”，据我分析具体情况应是:井冈山的冬天异常寒冷，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粮食和拓宽根据地的面积，毛泽东决定攻打敌人守备薄弱的遂川县。1928年1月4日，毛泽东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占领遂川城。遂川的地主豪绅、反动派对工农革命军造谣诽谤，使遂川城的市民一度信以为真，在工农
6、革命军的宣传鼓动之下，很快就扭转了这种局面。但部队分散活动，出现了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在借来的许多同样的门板中，又往往弄错，睡过的地方也没打扫干净等。毛泽东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后，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就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时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回忆说:“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那时也听到三大纪律。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7、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1928年3月28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部的湖南桂东县沙田所，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但由于疏忽，打土豪时，竟然错把老百姓娶媳妇的新嫁奁当作土豪财产予以没收等。为此，1928年4月3日上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桂东县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对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桂东县沙田一带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李自仁在红军在沙田一文中有记载，当时，毛泽东说:“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
8、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也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次他还将原来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1929年，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经过赣粤边界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比较闭塞，红军到后，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结果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把原来的“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加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后来觉得不够文雅，就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1930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红军士兵会章程正式有“
9、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原来的六项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随便屙屎和不搜敌兵腰包”两条。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又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三:井冈山会师的时间？会师后的部队的名称及编制情况？1:1928年4月的井冈山会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关于会师的时间问题，至今就有三种说法:4月上旬；4月中旬；4月28日。“4月上旬”说是张国琦在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撰文井冈山会师时间考提出的，这一说法因为与历史文献不相符，早已被史学界所否认。“4月中旬”说是陈伙成在党史研究1981年第6期撰文井冈山会师可能是4月中旬提出的，依据是:1928年4月
10、25日，江西省委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有“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会合”的话。1928年5月2日，红四军成立后，第一次占领永新城时，毛泽东就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追击毛部之杨如轩师，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部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有人认为:从成立四军，经黄蜘战斗、五斗江战斗，到占领永新，大约需要半个月时间，因而，得出会师时间应该在4月中旬。“4月28日”说是依据当年许许多多老红军的回忆得出的。1962年，朱德元帅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说:“1928年4月28日，我们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这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
11、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另外，何长工、肖克、龙开富、唐天际、赖毅等老同志的回忆都是“4月28日”，其中，何长工说得十分肯定。综上所述，我认为“4月28日”较为真实可信，因为是当事人的口述，而且不止是一个人。2:关于井冈山会师后，部队的名称问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朱、毛会师后，就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而韩泰华在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1期，撰文认为，会师最初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才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查阅资料后，我认为韩泰华的说法比较正确。因为，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就是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信的。同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就
12、目前军事情况给党中央的报告也称井冈山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5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中提出:“在割据区所属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以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同年6月4日，党中央给朱、毛并转前敌委员会的信中说:“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此后，部队才正式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的。3:关于会师时的编制序列问题，就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设几个师、几个团，至今也有三种说法:“三师九团说”；“二师六团一教导大队说”；“三师六团说”。“两师六团一教导大队”说，依据是: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写给中央的信中说:“前湘特委决定朱
13、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第十师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毛兼第十一师师长（本为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1928年7月，任湘南特委书记的杜修经向湖南省委的报告说有六个团。“两师六团一教导大队”说是指第四军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和教导大队，第十师下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第十一师辖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陈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三师九团”说，主要依据是: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据一吉安被俘而放回的一连指导员讲，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朱毛的
14、部队）有枪4500多支，共十、十一、十二3个师，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宛希先代），军委书记宛希先。十师长朱兼，为第二十五师余部所编，为全军精锐；十一师长毛兼，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编，十二师长陈毅，为平、醴、耒一带农军所组成。”文中说到有3个师，但没有讲有几个团。1933年8月1日，何长工在红色中华发表的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一文中说:“至1928年3月末（引者注用的应该是阴历）朱德同志领导八一与湘南暴动的遗产带入井冈，与毛部会合，在宁冈砻市始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军长兼十师师长，毛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十二师师长，共编九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
15、，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三十三团团长戴成本，党代表黄克诚，三十四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三十五、三十六团不详。特务营长宋乔生。”何长工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明确了当时是“三师九团”。此外，当年的老红军黄克诚、肖克、李奇中、李克如、朱良才等均回忆是3个师、9个团，并明确指出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3个团，还说出了第三十四团团长为邝郎，党代表邓宗海；第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一鼎；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三师六团”说，主要依据是:1928年9月1日，陈毅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
16、告中说:“到了4月朱部2000余人，湘南农军8000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300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以朱为军长，毛为党代表，改编为三师，率（卒）以枪械不足乃改编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6个团，取消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全军约万余人，枪仅2000余。为何会出现不一致的三种记载呢?这主要是因为从4月28日会师后到5月底，编制上有过两次变化:5月2日前，毛泽东在连以上干部会上决定四军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教导大队，两师下辖6个团。5月4日，会师大会时，又建立了一个十二师，原因是把湘南各县农军编入第十师、十一师有困难，所以就补建了一个农师，
17、也就是十二师，十二师师长由陈毅兼任。第四: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谁创造的？关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是谁创造的问题，史学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朱德具体概括总结的；二是集体创造的经验；三是毛泽东在作战实践中形成和提出来的。一、是朱德具体概括总结的。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队来到井冈山，刚好赶上江西敌军前来“进剿”。5月间，朱德连续取得了五斗江、高陇、草市蛔、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在这些战斗中，朱德有的用的是突击战，有的用的是伏击战，实际上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1944年，朱德在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18、中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在西行漫记中，朱德曾经说过“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牙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到的。”在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说到十六字诀时说:“朱德同志是这发明者与执行者。”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朱德把军事
19、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据当时任二团党代表的龚楚回忆，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战略性的报告时说，朱德对游击战术，提出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二、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三、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三、敌疲我打:应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二、是集体创造的经验。因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不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其它革命根据地也有这一经验，如，当时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洪湖地区，在游击活动中，曾采用“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鄂豫皖革
20、命根据地，在游击战中，曾采用“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等。三、是毛泽东在作战实践中形成和提出来的。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后，他对井冈山上绿林头子朱孔阳（朱聋子）对付官军的“打圈子战术”法子进行了改造。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当年的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一文中回忆说:“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
21、体了。”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委委员、县苏秘书长许大权也回忆说:“1928年古历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召开赣西南农民暴动联席会议，由张世熙、刘兴汉、郭定元等人参加，会后在罗塘的沙窝里召开了会议（名称忘了），讨论了毛主席在遂川的指示:1、十二字密诀。”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委委员曾华英也回忆说:“毛主席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教导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我们就后面追。朱、毛会师井冈山，经过游击战争的实践，使“十二字诀”发展成“十六字诀”。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
22、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十六字诀”，也是“十六字诀”第一次见诸于历史文献中。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会前，毛泽东曾亲笔写了一幅对联:“敌进我退
23、，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上面的三种说法，哪一种最合理呢？最有发言权的理应是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党和红军最主要的领导人，特别是朱德、陈毅、彭德怀三人，他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概括的。1962年6月，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说:“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完善地解决的。”1937年，彭德怀在八路军怎样作战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39年，陈毅在论游击战争一文中说，红军游击战争“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
24、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还有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肖克、何长工等老同志，他们也在回忆中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和概括的。第五:“朱德扁担”故事的争论 朱德在井冈山和干部战士一起挑粮的故事，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就在革命根据地内广为传诵。1949年后，当年，朱德军长的通信员朱良才在星火燎原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朱德的扁担的文章，这个故事从此传遍了天下。随后，根据朱良才的文章还改编成短文编入小学语文教材。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展出了凭此文复制的革命文物。当年红军军需处长范树德看到朱良才发表的朱德的扁担这篇文
25、章后，他作为这个故事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在文史通讯一九八二年第三、四期撰文指出，朱良才的回忆文章，以及根据此文所编写的教科书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革命文物，同事实有不少出入。让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的具体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宁冈、遂川、永新等4县交界处，方圆有550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很少，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在1928年10月，掀起了一个挑粮上山的运动。当时红四军司令部及直属机关、部队驻在宁冈县的桃寮村，干部和战士们听到消息后，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已经年过40的朱德军长也兴奋地提出要亲自挑粮。大家考虑到他工作忙，都劝他不必去了，他却说:“我
26、身体好，军事工作可以早晚安排时间处理，挑粮不能不去。”由于大家踊跃参加，一时挑运工具奇缺。朱德便让军需处长范树德给他做一根扁担，范树德后来回忆说:“我当即带名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用一个铜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八个字。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第二天，朱德亲自挑粮，这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挑粮的路线，是由军部驻地桃寮村，到山下宁冈县以东的柏露村，往返六十华里，都是弯曲不平的盘山小路，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个三
27、四十斤左右。朱德军长年岁大了，更应少挑一点，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个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北方人叫做捎码子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有的老战士还编了快板:“朱军长挑粮过黄洋 ，毛委员在茨坪昼夜操劳，全军团结齐心革命，胜利在望必定牢靠。范树德提出朱良才的回忆中有三处与史实不符: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与事实不符，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这几个字，而是扁担的一端写的是朱德扁担，另一端写的是不准乱拿，共八个字；朱德挑粮的路线与实事不符，朱良才说是从井冈山上各村到茅坪，而实际上，是从柏露村
28、到桃寮村；挑粮重量与事实不符，朱良才说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一百斤），而实际上，是四十斤左右（当时范树德20来岁，也才挑了三十斤左右）。2001年6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担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自己过去回忆中的一些错误，文中说:“小学课本有朱德的扁担一文。文中说，战友们怕朱德下山挑粮累坏了身体，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这个藏朱德扁担的人就是我。那时，朱总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敌情，白天和战士们下山挑粮。我是他的通信员，担心他累坏身体，就和其他战友劝阻他，但谁也劝不住。后来，我出了个鬼点子，干脆把朱总司令用的扁担藏了起来。可他仍不罢休，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花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为自己做了一根扁担，还特地写上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又高高兴兴地下山挑粮去了。第六:“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林彪吗？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否是林彪，史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说不是；一种说是。说不是这种意见者认为: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对革命前途有过右倾悲观的情绪，但他不是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理由很简单，就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中讲过，早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井冈山的同志们中就有人提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那时林彪根本就不在井冈山，文章显然不是针对林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