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括地讲，城市化进程包含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化两个方面，因而总体上讲，城市化与社区发展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社区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载体，对于推进城市化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城市化变迁完成的根本标志，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首先，城市社区的发展是促进生活方式转变，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城市化推进地域，通常有大量仍旧保留农村生活习惯的非农人口聚居，城市社区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渗透、城市生活制度的制约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升级转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正是在不断地引导、转化过程中，社区的认同意识，包括新城市居民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和新老居民之间的认
2、同，将得到逐步建立和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这一认同和和谐发展的过程正是城市化实现的过程。其次，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发展，即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化发展，包括社区人口的增加、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社区生活设施的完善、社区制度的健全以及社区共同意识的建立等各方面内容，对于促进城市经济扩张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城市经济扩张提供了有效的依托。社区发展一方面是非农人口集聚的结果，另一方面，稳定的社区生活也为非农人口的进一步集聚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空间。从经济生产的角度看，非农人口的集聚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当的市场需求，使得二、三产业都有可能以社区为依托相对集中地发展
3、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进而，二、三产业的发展和集聚为其地域扩张提供了基础，它可以以社区为依托，与周围地区，或是农村地区或是城市中心，建立起商品流通联系，从而成为区域商品生产中心、交换中心、信息中心。第三，以社区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结构转型与城市经济扩张的协同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从根本上讲，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发展与城市经济扩张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是区域社会发展与区域经济扩张关系的体现。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般关系看，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发展水平，但同时，社会发展具有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的运行规律，它涉及到社会关系，风俗传统、社会心理等诸多复杂因素，除了剧烈的社会变动期外，一般地
4、讲，社会结构的变动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区域经济是在一定的区域社会中运行的，当社会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滞后的社会结构就会限制经济发展，尤其是限制经济结构的变动。因而社区发展能否适应城市经济扩张的发展要求，是影响城市化健康推进的重要因素。当社区发展和社会转型适应了城市经济扩张发展要求时，就会极大地保障和推进城市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反之，则会对城市经济扩张和城市化推进带来制约。但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城市化进程是经济非农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发展以及社区建设的层层推进的结果，社区发展只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且其发展受到其他环节的制约，例如，产业结构非农化是社区发
5、展的经济基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则为社区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因而，在分析城市化与社区发展的关系时，在考察社区发展对城市化整体推进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充分意识到社区发展的环境制约，或者说它的外部环境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具体、全面地把握二者的关系。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落差及其影响1 中国城市化二十多年的发展进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化发展与其他经济领域一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781997年，城市化率由17.92%上升到30%；设市城市由193个增至668个；建制镇由2 173个增加至18 000个。总体上看，中国城市化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原有城市的吸纳，即
6、原有大、中城市的建设扩展。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城市功能的增加和多样化、旧城的改造以及城市人口密度的加大对人口的吸纳；另一种情况是原有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对人口的吸纳。二是新建城市的转化，即农村小城镇的发展。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农村小城镇大约集中了2.75亿的常住人口，分别占全国总人口和农村总人口的22%和32%。根据城市化发展的机制和动力，可把中国城市化发展分为19781984年的农村体制改革阶段、19841992年城市体制改革阶段和1992年以后等几个阶段。（1） 19781984年，农村体制改革对城市化发展的推动为主的阶段。城市化的特点是原有城市的吸纳和新建城市的转化速度都比较
7、高，恢复性的先集中后城建的特征明显。从原有大、中城市发展看，这一时期原有大、中城市建设正在逐步恢复生产，二三产业重新得到发展，城市吸纳就业能力扩张，但受城市总体经济实力和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从农村小城镇发展看，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土地联产承包制的顺利实施，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从而使土地对劳动力的吸纳强度大大减弱，产生出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但这一时期城市工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相当有限，因而农民中自发地出现了从事工副业生产，通过“亦工亦农”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得生产发展。在若干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大城市周围
8、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开始获得较快发展；而在集体经济不够发达，但素有经商传统的地区，如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个体经济则获得了长足发展；在侨乡和毗邻港澳地区，若干以合资联办为主体的村办企业也逐渐建立起来。这一阶段，部分农村劳动力基本上实现了职业上的转变过程，但限于户籍管理的限制，城镇发展仍相当缓慢。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仍继续以计划配置资源方式进行。城镇建设用地基本上是依靠行政手段无偿划拨；城镇人口指标仍然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即按照当时人口管理的规定，通过行政手段对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开一点点小“口子”，如复员退伍军人返乡、本地干部招聘、中专或技校毕业生分配及一些地方干部的直系亲属
9、，可以进入城镇；城镇建设资金则多直接源于各地方财政。（2） 19841992年，城市体制改革对城市化发展的拉动为主的阶段。城市化呈现出新城市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及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这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实质性起步阶段。随着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乡镇工商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向集镇务工、经商，他们迫切要求解决迁入集镇落户的问题。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并要求各有关部门在各方面给进镇农民以帮助。这一措施大大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但由于这一措施仅限于县以下集镇，而这些集镇在地域上
10、仍与乡村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在形态上、设施上也与乡村没有本质差别，所以对周围农民的吸纳力较弱，没有形成乡村到城镇的地域转变过程。大部分从事第二产业的职工仍愿意居住在集镇周围的农村地区，形成所谓“离乡不背井”、“进厂不进镇”的格局。但这一政策大大鼓励了农村人口向小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使得农村二三产业在空间上获得了一次集聚过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其规模化发展要求企业进一步向经济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城镇集聚，从而促进了经济和人口在空间上的进一步集聚，导致人口向较大城镇、特别是县城和城市的迁入，大量非农人口以流动人口的方式向城镇集聚。同时，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也加速了土地规模
11、经营的紧迫性，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加入到流动人口的行列。自1988年以来“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这表明中国城镇化发展开始进入持续高速发展时期。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看，这一时期城市化具有由计划管理体制向市场机制过渡的特点。这种转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小城镇发展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式上。1984年中央提出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表明小城镇的大门已部分地向农民开启了。继而，从1985年开始，部分地区就出现了城镇户口商品化的现象，即农民可以花钱买到城镇居民户口。在城镇土地使用问题上，无偿调拨土地用
12、于小城镇开发建设的现象已属罕见，土地的有偿转让形式已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实施。（3） 1992年，争相建设开发区的热潮使中国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化呈现出以原有城市吸纳为主的特征。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城市经济发展掀起新一轮改革发展热潮，与房地产市场发育相伴，全国兴起“开发区热”，并由点到面，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各类开发区，包括国家级、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又称自由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和综合开发区等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至1994年底，全国共兴建国家和省市批准的开发区1 700多个。它们一般都邻近城市，依托城市，享受特殊的经济政策。这些开发区的设立对于
13、吸纳外资，发展外资、合资、私人、民营企业提供了试验田和舞台。随着开发区经济的逐步成长，城市经济和地域得到不断扩张。这一时期城市化推进机制以市场制度安排与市场运作为主。以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真正地迈开了向市场经济进发的脚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各类商品市场及某些生产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基本上开放了。与此同时，城镇建设市场化也达到相当水平，如城镇建设包括开发区建设投资和经济结构基本上形成了以非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局面，私人经济对支撑小城镇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户籍在不少地方已进行改革，
14、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户口登记制度正在形成过程中；小城镇的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也正处于发育过程中；商业化保险的尝试也已在某些小城镇开始出现了，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城市化进程适应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已经步入了市场化发展的新阶段。2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结构落差及其影响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化与社会生活结构转化并未得到同步发展，两者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呈现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格局。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社会生活的稳定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对中国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
15、指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这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从城市化整体推进看，工业化发展已过度地孤军深入。从潜在的城市化水平来看，中国城市化发展落后于同期全国非农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也表明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发展压力不断增大。从世界范围看，1998年，世界城市人口平均比重为45%，而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城镇人口占总数的比重仅为36%，尽管与自身相比发展较快（1998年为30%），但仍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上述分析多只是从城市人口比例角度的分析，此外，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还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
16、文卫事业以及社区发展滞后等方面。城镇化的滞后性对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制约。首先，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使得大量非农人口在发生职业转移的同时由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配套、发展、扩展滞后，容量有限，以及人口管理的制约，不能同时实现所在地域的转移。这里所讲以“配套、发展、扩展”，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乡镇企业所在农村地域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发展滞后，一是指在经济发达地域和城市扩展过程中，与外来工生活需求相适应的住房、就医、就学等生活服务配套设施没有同步得到发展，而由于经济门槛的限制，外来工难以享有当地各种生活设施服务，因此难以在其工作地定居，从而处于“流动人口”状态。这不仅对
17、于这些非农人口的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管理也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里都有很大一部分流动人口，据估计，大城市里这一比例约占20%左右，某些城市达50%以上（郑州1998年暂住及流动人口135万，而同期常住人口为132万），流动人口管理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每年春节前后持续涌动的巨大的“民工潮”便是城镇化滞后的恶果，对春运造成巨大压力，有些地方管理机构甚至不得不出台“只允许40%的民工返回家乡过年，春节前后两个月内禁止大规模招工”的规定，以实施控制。这种“走又不让走，留又留不下”的局面使得大量民工无论在节日还是在平日都难以与家庭团聚，倍感“身处
18、异乡”的尴尬。同时，由于这些流动人口户籍管理不能为所在工作地域所接纳，使其艰难产生对现实生活地域的认同。加之当地对流动人口管理的疏漏，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社会治安、社会卫生问题就相当突出。其次，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直接制约了三次产业的发展。中国近九亿农民，在全国消费品市场占的份额仅为不足四成，2001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1 741元，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为5 309.01（元），也就是说，三个农民消费还抵不上一个市民。若以现金消费而言，则差距更大。这是中国潜在市场几乎无限大而现实市场却有限、人均GDP不足1 000美元就出现买方市场的真实背景。城市化的滞后已经成
19、为开拓国内市场的最大障碍，深刻影响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化滞后直接影响着第三产业的发育。目前世界三产占GDP的比重约50%，而中国只有32%。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即“人口门槛”，城镇化的滞后使得三产发展迟缓，进而加重了社会就业困难，影响中国经济整体效益的发挥。在中国三产总量中，城市占80%，农村不到20%，这充分反映了城镇化对三产发展的重要性。城镇化滞后还直接制约着农业自身的发展。中国三个农民供养一个市民，农产品市场受到硬约束，这使农民既盼丰收，又怕丰收，往往出现“卖难”，增产难增收，政府同样处于“为农业歉收而忧心、为农业丰收而尴尬”的“两难”境地。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大小城镇建
20、设力度，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业稳定发展。“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才能使农民从人地矛盾的重压中逐步解脱出来，走上富裕之路，真正实现长治久安。三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发展的滞后性及其影响在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社区发展明显滞后，比较典型的有“村镇病”、“二元社区”问题和“城中村”现象等。社区发展的滞后性既是城市化整体推进滞后于工业化格局的产物，更是其在社区层面的反映。社区发展的滞后性进而对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社会的扩张形成制约。1 小城镇发展滞后的“村镇病”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乡镇企业式的工业化道路，由此理论界和实践上均提出小城镇将是中国城市化
21、发展的客观选择。但事实上，由于体制、管理的原因，小城镇并未如愿广泛发育和膨胀起来，同时由于小城镇社区发展的滞后，使得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出现严重的“村镇病”，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城镇化推进作用没能得到正常发挥。所谓“村镇病”，就是指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由于农民不能进城就业，而日渐减少的耕地又无法容纳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村劳力，于是农村能人就利用其家庭积累的资产，在农村兴办二、三产业，形成乡村工业化发展格局。这种模式以牺牲工业化应有的集聚效益为代价，工业布局高度分散，给社区发展和乡镇工业本身的发展带来很多困难，成为城镇健康发展的障碍。突出表现在占用耕地多，基础设施差，第三产业无从发展，生活污染和工
22、业污染严重等方面。1997年的一项统计研究表明，全国5.6万个乡镇建成小区4万个，仅集聚和吸引不足100万新企业，仅占4%左右，乡镇企业呈严重的分散格局。这种状况导致小城镇社区和乡镇企业本身发展面临很大困难，如信息不畅，基础设施的成本太高，工业同构化，企业间的协同及交易成本大，造成对农业及周围环境的污染，土地利用率及效率低下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失去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能力，反过来又影响乡镇企业向更高层次上的跃迁。第一，农村工业的非城市化现象，使农村工业未形成规模效益，也未能分享城市的外部经济效益，造成了农村工业的更大的外部不经济，直接制约着农村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第
23、二，这种现象还激化了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矛盾，非城市化的工业化模式已付出了比城市化工业道路高出8倍的土地代价，乡镇企业职工人均用地比城市职工多出3倍以上。第三，这种现象不能带动本应与工业化相关联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优化，因此，乡镇企业在布局上的分散性，客观上造成了农村第三产业没能随着农村工业的快速发展而得到相应的发展，也就等于在相同的工业规模下，白白损失了通过集聚本来可以获得的大量的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因为第三产业发展的最必要条件之一是工业企业和人口的集聚，越不过一定的“人口门槛”，就不可能使服务业获得合理的利润。第四，这种现象还严重阻碍了现代城市文明的普及，非农化后
24、的乡企职工和家庭仍然生活在农村，享受不到现代城市文明。第五，农民在农村建房的支出占很大比重，土地利用率仅及城市的110，农民盖房占地已成为农村耕地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旦农村较高标准（1998年，郑州所属村镇住宅不完全成本价为每平方160元）的住宅建成，又会进一步影响工业的集中和人口的迁移，这也是分散的农村工业化模式付出的沉重代价之一。第六，由于小城镇发展滞后，大量农村劳动力对小城镇越来越不感兴趣，或者回流到故土，或者集中地向大中城市流动，一方面加剧了农村人地矛盾，减缓了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更加加大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2 外来工与本地人不相融洽的“二元社区”问题周大鸣对于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发
25、展考察表明，普遍产生的“二元社区”问题是制约当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影响因素。所谓“二元社区”，即指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地域，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致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社区”，即外来工和本地人形成相对隔离的两个社区。当然，这种二元分割不完全是空间和地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广东，在改革开放前的整体发展处于全国下游水平，这里属于海防前线，基础建设受到许多限制，国家的投资也比较少。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不仅迅速吸纳了本地的剩余劳动力，而且还吸纳了大量外来工。19781988年10年，广东外来人
26、口的增长速度是年平均增长的12.93%；1989年，外来人口略有回落。1990年，由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复苏较快，外来人口又有回升，到19931994年到达最高潮。以宝安为例，1988年，宝安县常住人口不到30万，但外来人口却有46万，到1990年达到52万人，1991年增加到70万人。1995年宝安县分成龙岗区和宝安区，一个龙岗区，大约是原宝安县面积的一半，常住人口（本地人口）16万，而外来工是100万；宝安区因为发展较早，企业也比较多，外来人口更多，约有120万。这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在分配制度、职业选择、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社会心理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和差距。首先，从分配制度看，外地人一般
27、拿计件工资，而本地人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二次分配，即村里的分红和福利制度，每年集体经济股份分红收入比工资收入高得多。同时还享受非常优厚的福利制度，包括生、老、病、死各种保险在内，甚至上大学还可得到一笔奖励，每月可得到一笔钱。第二，本地人与外地人职业选择不同。脏、累、苦的活，大都是外地人去干，本地人一般不愿意去干，外地人还从事一些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本地人通常从事比较轻松、收入也较高的职业，如商场、饭馆、娱乐场所等服务性行业，有相当一部分本地人充当乡镇企业的厂长、财务、报关员。第三，在消费和娱乐方式上，本地人与外地人消费也形成两套系统。外地农民工消费的餐馆、娱乐中心价格低廉、设施简单，农民工常常只
28、是被动地参加工厂组织的职工娱乐活动，频率较低。珠江三角洲的村、镇，一般都有高档的餐厅、娱乐场所，但这些往往不是外来工能够消费得起的地方，从而成为本地人独享的消费系统。第四，从聚居方式看，外地人与本地人形成鲜明的隔离。外来工有两种居住方式，一种是集中的居住方式，实行封闭工宿舍小区管理，比如深圳市蛇口区的“四海”就属这类，在宝安、东莞也比较多。这是一种封闭的、有专人看管的居住方式，另外还有一种是分散租住当地农民的空房。珠江三角洲农民一般都有两到三栋房子，不住的房子就租给外地人住。本地人则居住在规划比较好的“文明小区”里，并且有比较好的治安管理，成立了专门的保安队。第五，从社会心理看，本地人和外来工，在观念上区分得非常清楚。如在语言上，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对外来工的带贬义的称呼，反映了本地人对外来工排斥、歧视的心态。“二元社区”引发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对于区域城市、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极为不利。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大量的“四不”青年，即不劳动、不学习、不工作、不利田，真正是游手好闲。同时“二元社区”格局强化了地方与地方的隔离和本地人封闭的心态，包括制度上的隔离和心理认同上的隔离。心理认同的差异将导致不同族群的形成，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