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时，于学忠说：“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 于这一哭，会场上更热闹了，张政枋说：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箅晚。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 这样，会议决定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西北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指张政枋）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
2、川运送一部。 张政枋说：“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气氛已经不对头了。 当天晚上，在金家巷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 开会的缘由和参加会议的人员。何镜华是这样说的：“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 按：何镜华，东北军骑兵军副官处长。 但是，孙铭九的回忆与何说的不一样，孙说：“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
3、。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也说是三个人：“这天（指 2月 1日）晚间，我正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的时候（ 西安事变后，我虽然任第四处副处长、政治处处长，但还时常到这里来，尤其是晚上 ），何镜华、孙铭九也先后来了。 按：张学良刚刚入陕的时候，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孙铭九，1936年 9月，孙转任卫队二营营长，应德田接替他负责张的参谋秘书室。12月12日，事变发生的当天，张任命应为西北总部第四处（即政训处）上校副处长。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仿照红军的做法，取消政训处（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抓了起来），成立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任政治处少将处长。 应的政治处下辖组织、宣传、总务、民运四个科。其中民运科科
4、长即共产党人罗瑞卿。应德田说：“罗瑞卿同志系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联合抗日合作关系，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来暂任这个科长的职务，指导并帮助我们做民众运动的工作。” 但是，在应德田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二二事件纪实中却又说：“这天晚问，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中的刚候，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最近这些天为营救副司令，晚间我们时常到这里来谈谈。 这个说法与何镜华的说法一致，多了一个苗剑秋。 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苗剑秋并不在西安。 苗剑秋其人，以放言无忌，无法无天著称。高崇民也是留学日本回来的，看苗剑秋看得很透彻，他说苗“热心名利，狂妄自负，以不讲礼貌，大言不惭，为追求名利的手段
5、，因有苗疯子的外号”。 应德田也说过：“他（指苗剑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放、直率，谈论自己的意见没有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谈。 1936年 9、10月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为掩人耳目，凡是谈论“联共抗日”的、议论蒋介石的，张学良令孙铭九一律羁押起来，省得他们在外边“胡说八道”，泄露“天机”。 苗剑秋就是这么一号人，当时他正在张、杨搞的“王曲训练团”当教官，经常公开讲“剿共”不对，并大骂蒋介石。张学良为了避免被老蒋找到借口，命令孙铭九把苗看管起来。 应德田回忆，苗剑秋被软禁以后，非常不满，经常吵吵闹闹。适逢蒋介石刚刚到“王曲训练团”讲完“攘
6、外必先安内”，于是，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和孙铭九商量，把苗剑秋暂时放出来，让他到训练团演讲，以消除蒋介石讲话的负面影响。 苗剑秋正郁闷得不行，有人让他讲课，岂有不大讲特讲之理。据高崇民回忆，当时苗讲演的主旨是这样的：“有人讲，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叫我们不要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讲这种混帐话的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才对。 这一段，应德田也有回忆，他记载得更详细，苗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
7、亡国奴，为他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 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下，苗剑秋发表这样的言论，显然是授人以柄，摆明了就是要张学良的好看！所以张大怒，要枪毙苗剑秋，要严办放他出来的孙铭九。 最后还是黄显声站出来说：“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应该惩办我，与苗剑秋和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不要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自己毁灭自己的蠢事。 张学良本不是真心要处死苗剑秋，于是苗秘密离开西安赴北平，后又去了日本。因此西安事变发生时，苗剑秋并不在西安，他是事变发生以后才回来的，当
8、时张学良已送蒋去南京。 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肯定有应德田和孙铭九两个人就行了，因为连应德田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与孙铭九两人，是“二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 先说话的是何镜华，他说，他在何柱国家中看到，何的参谋刘本厚正在起草撤军命令，他建议：“我们是不是找人就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 ” 苗剑秋表示反对：“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王以哲不会听大家的话，更不会听我们的话。 接下来的事情，何镜华、孙铭九和应德田三个人都有回忆：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是这样说的：“何镜华提出请他们两人到副司令公馆来开会，然后像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们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我们
9、的力量办不到。于是又提出把他们两人杀掉的问题。事情太重大了，我虽然痛恨他们，也不反对这个意见，但十分犹豫，没有表示意见。苗剑秋也表示很犹豫。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是这样说的：“这时何镜华提出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那是我们的力量所不及的。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两人杀掉，事情太严重了，我一时犹豫不决，没有表示意见，孙铭九也没说什么，三个人便沉默了。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的两份回忆材料，意思基本一样，即：对王以哲等采取行动，出自何镜华的倡议；孙铭九表示有困难，力所不能及；应德田自己则犹豫不定。 我们来看何镜华是怎么说的
10、：“当时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孙铭九说：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 连何柱国也打死他。我说：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孙铭九说：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我对我的部下没有把握。不能用暗的，只有用明的办法，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 对孙铭九的提议，何的态度是：“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的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分，住在他家附近，已经有了戒备。就是能打死他，缪徵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和我们对立起来，造成东北军内部的
11、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 何还说：“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们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来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激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副司令公馆开会，由大家商谈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内部的整个局面的。 据何镜华回忆，当时，苗剑秋问孙铭九，对何镜华这个意见有什么想法，孙说：“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 何
12、镜华说：“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语以后，对他很觉失望。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从上面的材料看，何镜华的说法与应德田正好相反：是孙铭九主动提出要干掉王、何二人的；何镜华表示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但反对杀掉他们；应德田没有表示明确态度。 最后，该听听孙铭九的说法了：“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立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
13、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象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在这段回忆中，孙铭九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何镜华最先倡议杀掉王、何，且连续出了几个主意，态度非常坚决；应德田明确支持何镜华的意见。孙铭九本人则比较犹豫。 大家都
14、在回忆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记忆上的误差。但是，三个人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努力地撇清自己，谁也不肯承认自己首先提出杀人。 但不管怎么样，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当晚，何镜华、应德田、孙铭九、可能还有苗剑秋，几个人曾议论到用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二，杀人的任务要由孙铭九承担。孙铭九原任张学良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艳晚事件”后改任卫队 2营上校营长，卫队 2营是负责张学良及“西北剿总”直属机构的警卫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个卫队 1营，营长是王玉瓒。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为加强保卫工作，张学良以原第 1、第 2两个卫队营为基础，成立特务团，孙铭九为上校团长。后来，为加强抗日力量
15、，张学良又成立“抗日先锋队”，任命孙铭九为总队长，少将军衔。接着，原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辞职，张又任命孙铭九为军警督察处处长。同时，孙铭九还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部长。 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都分驻于陕、甘各地，因此，孙铭九是东北军在西安唯一的带兵将领，也可以说，孙铭九是此刻西安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了，因为只有他手下有部队。应德田、何镜华都是内务军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搞政工的。苗剑秋则根本不是东北军的人。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孙铭九知道，如果要对王以哲等动手，肯定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个任务，换句话说，出主意的是别人，挨骂的是自己，而且，万一搞不好的话，掉脑袋的可能都有。 孙铭九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件事是
16、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正是他的顾虑。 别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孙铭九不能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第三，当晚的会议，“不了了之”，“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这是1936年 2月 1日到 2月 2日的夜间。“我们三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说：“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则说：“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四个人就在这悲哀愤慨而无可奈何的沉默中分别回家了。”、 孙铭九说：“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1937年 2月 2日。 这天上午，在孙铭九的家中，又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是怎么开起来的，
17、谁召集的，高崇民在他的回忆西安事变中很明确地说：“杀王的早晨，应德田、孙铭久先召集特务团某些干部到他们的住处”，但高并不是当事人，也没有明确地说明他的消息来源。 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的说法吧。 可惜，当事人们，又是公说公的、母说母的。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说：“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许多东北军干部来到我们的院子，聚在孙铭九的屋中，我也去了。 这句话完全是中性叙述，看不出是谁支使谁，但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是大家自发来的。这个可能有，因为自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特别是张离开西安以后，以应德田坚决救张、不惜一战的坚决态度，已经使东北军中的许多年轻军官将应德田奉为头脑，而应、孙二人是密不可分的。 警卫团
18、代理营长、在西安事变当天杀死蒋孝先的商同昌也参加了这个会，他说：“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早晨，我到孙铭九家去开会，参加的约十五人上下。 按商同昌的说法，既然他是“到孙铭九家去开会”，那就肯定有人召集，否则不叫“开会”。 按说，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孙铭九，因为会是在他家开的嘛。我们听听孙的说法： “二月二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 一一五师师长 ）、杜维纲（ 工兵团团长 ）、刘佩苇（ 炮团团长 ）、邓玉琢（ 参谋处处长 ）、孙东园、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 我与应德田住同院 ）。 照孙的说法，很显然，这个会是应德田召集的，只不过“会场”设在孙家而
19、已。况且，孙、应二人住一个院子，在谁家开，没有什么区别。 对此，在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在其正文之下，应加了一个注解，分析了当天上午的情况，仍坚持认为大家都是自发来的，他说： “在我的记忆中，二月二日上午来这么多人，是他们因为悲哀愤慨，没有办法而自然来找孙铭九和我的。那时候，东北军中几乎普遍公认孙铭九和我是东北军中联共抗日、忠于副司令的中心人物，他们在悲愤中来找我们是很自然的。孙铭九在上海写的材料中也是这样回忆的。他来京时，我和他谈过这个情况，他说他已记不清楚，后来他又说自然地来这么多人，恐怕不合理，不易见信，他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人合计后他派人找来的。 对孙铭九的说法，应仍然否认，他
20、说：“我记忆中，这事件之前，我们没有对找人的事进行过商量，依照当日来的那些人看，不会是找来的。 应分析说：“我们找，应该主要是找同志会的人和抗日先锋队的人、特务团军警督察处和政治处的人，而那天来的，如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既非同志会会员，又不是上述几个机关的人。孙东园是同志会会员，还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住处我们当时都不一定清楚，他时常流动。 但是，应德田自己也认为：“可是如果说没有找就到了那么多的人，也似乎不可能，到底如何，很难判断，我只是凭自己的记忆如实地写出来。 根据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基本上可以判断：当天的会，肯定有召集人，最起码是应德田、孙铭九二人、或者是孙根据应的要求，召集了一部分人。
21、这些人是应、孙二人可以直接指挥和控制的人员，如应德田的抗日同志会和“西北总部”政治处；孙铭九的“抗日先锋队”以及军警督察处这几个机构的人员，而绝全不是大家自发聚拢的。 还有一部分人，则可能是与会者间接找来的、或者是关心时局，听说有这样一个“聚会”，来了解情况的。 同时，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些年轻人，彼此气味相投，对“和战”问题均持激进态度，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有点类似于“愤青”。 既然是“愤青”之间在讨论问题，那么讨论的结果，能有多少理性的成分，就很难说了。 参会的人员，孙铭九只是说“人很多”，商同昌说有15个人左右，应德田记载得最详细： “有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工兵团
22、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骑兵军副官处副处长何镜华、抗日先锋队参谋长、分队长、特务团营长、连长赵龙涛、乌庆麟、周锟、贾国辅、黄冠南、商亚东，王协一、华国璋、于文俊、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孙我权等。此外，还有苗剑秋和孙东园，连孙铭九和我在内约三十多人，几乎站满两间堂屋。 大家聚齐以后，商同昌说，会场上最突出的是杜维纲，“痛哭流涕”，“表示不惜牺牲一切，非把张副司令要回来不可。 就这样，话题从营救张学良开始了。 有人说：“现在就退兵，副司令算回不来啦，怎么办呢? 有人答：“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不好办!大家来了以后，“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大家都认为他们
23、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 有人问：“为什么他们不愿副司令回来呢? 莫非他们俩真被蒋介石收买了? “蒋介石骗他们说给他们省主席，他们就真不要副司令了。 “杨主任还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他俩反不愿意，到底是什么心！ “共产党红军代表团都知道副司令重要，表示可以和我们一同坚持，王以哲、何柱国为什么就不能呢?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执行渭南决议? “他们违背渭南决议，就是反对东北军，我们不能答应! 很多时候，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越是年轻人，越易于在外界的影响下失掉自我。2 月 2日的会议就是如此。 就这样，在彼此的互相影响下，大家越说越生气。按应德田的回忆：“这时候，大家痛恨王、何的心，真可以
24、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声鼎沸，愤怒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有人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建议：“太可恨了，我们应当惩治他们。 马上有人附和：“他们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 据商同昌回忆，应德田的意见是杀掉王、何二军长，其观点是，“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守住西安，就可以把张学良争取回来。 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持反对态度的，却是一惯思想激进、做法极端的苗剑秋，苗剑秋的观点是，“王以哲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条件，大势已去，就算杀了王以哲、何柱国也不能扭转局势了。 商同昌回忆，为此，应德田与苗剑秋争论起来，二人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另一个中心人物孙铭九则“在会场上踱来踱去，没有主见。
25、后来，孙见他俩始终拿不出一致意见，于是很烦躁地说：“唉呀! 倒是怎么办? 我看我这个脑袋非叫你们弄掉不可。 到最后，商同昌说：“因为参加开会的人，除苗剑秋一人外，全都同意杀王以哲、何柱国，守西安争取张学良回来。苗剑秋就收回了他的意见，服从大家的意见。 另外，商同昌说，会上，还有人提出要连于学忠一起杀掉，商还说，可能就是应德田提议的，但商也不敢肯定，记不清了。对此，大家都不同意，“认为杀了于学忠就没有人指挥东北军了”。 当时，大家还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杀掉王以哲之后的善后，应德田提议由67军副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大家都同意。 第二，谁来守西安？孙铭九说；“105 师师长刘多荃跟副司令多年，副司
26、令待他很好，我看可靠。”接着孙又说：“一一五师刘启文师长是我们（ 同志会 ）的人，刘桂五也没有间题。 苗剑秋则说：“周恩来说红军部队已开到咸阳（ 三原 ）北山一带。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打起仗来，红军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事情就此定板。 “会议”的最后，应德田以主持人的身份问大家：“到底该怎么办呢? “杀掉他俩! 应又问孙铭九：“照大家公意办行吗?“好！ 应德田再一次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 应说，当时“屋内一片齐呼”：“同意! 应又问：“有人不同意吗? 没有一个人反对。 用应德田的话说：“就这样，一个不是正式会议的决定，在愤怒之中聚成的意志开始执行
27、了。 血腥的杀戮即将开始。 杀人的“决议”既已形成，下面要决定的就是谁来执行，谁来办这件挨骂的事？ 应德田是文人，长于鼓吹，登高一呼是他的长项，杀人，他还不是这块料。 苗剑秋，那就加个“更”字，比应德田还能“吹”，连老蒋，苗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声称要让他“站着进来，滚着爬着出去”，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真要动刀动枪，那是不行的。 “三剑客”当中，堪称“文武双全”的，只有孙铭九，大家不要以为孙不过赳赳武夫而已，人家那是正牌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这在当年是响当当的学历老蒋以军委会委员长之尊，在日本也不过读了个东京振武学校而已嘛，那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奉军，乃至后来的东北军，与其他军阀部队相
28、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他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基本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老一辈的，以保定军校和东北讲武堂出身居多。中下级的青年军官当中，除了像孙铭九这类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以外，还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有留洋的。这一点，像冯玉祥的西北军等等，是没法比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东北军中分为保定系和东北讲武堂两个派别。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东北军的这些青年军官，由于受过西化的教育，思想比较“活跃”，头脑中传统的东西比较少，参与意识比较强，自我感觉良好，“敢想敢干”。当然，这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性格和作为，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孙在“抗日同志会”中、在东北军中的特殊位置，大家都认为孙铭九是做这件事情的不二人选。 但孙铭九并不想去孙也不是傻子，作为一个军人，以下犯上，总归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因此，最初，孙铭九推67军 115师师长刘启文去，理由是刘的官阶比自己高。 应德田善解人意，看出孙铭九的心事，怕自己“师出无名”，日后挨骂，所以他告诉孙：“我要写一篇宣言作传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