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囚徒甲，他的推理如下：假设乙坦白了，我不坦白，我将被判 10年；我也坦白，只判 5 年；假设乙 不坦白，我也不坦白，我也要被判 1 年；我若坦白了，则被获释。所以，无论 乙坦白与否，选择坦白对 “我”都比较有利，这是甲的理性选择。囚徒乙也完全 可以作出同样的推理。结果他们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坦白，陷入了一个困境（显 然，都选择不坦白对他们更有利；这里具体判刑几年并不重要，关键是囚徒可 以理性地排出有利组合的次序，但如坦白与否的待遇相当接近，有人可能会尝 试冒险）。造成囚徒困境的预设包括：一、每个囚徒必须知道博弈规则及其后果；二、每个囚徒必须是理性的， 即总可以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譬如一个不
2、那么理性的囚徒就很可能径直 选择不坦白），这是最重要的；三、囚徒之间必须相互隔离，不可订立攻守同 盟，亦无法获悉对方的选择倾向。但后来的研究表明，弱化这些预设困境仍然 成立。首先，困境绝不限于 “囚徒 ”，任何谋求对自己有利的理性双方（可用经 济人或理性人代之）都可能陷入其中； “囚徒 ”也不限于两个，涉及多方的博弈 可能复杂一些，但那不过是 大规模的”（large scale）囚徒困境；甚至 囚徒”之 间是否联络，有否订立攻守同盟也不重要，因为只要这些协议没有约束力，谁 也无法保证对方不背信弃义。（有关 “囚徒困境 ”的讨论可参见李伯聪、李军：关于囚徒困境的几个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6
3、年第 4期） 类似的大大小小困境可谓俯拾即是， “三个和尚没水吃 ”、“价格战 ”、“军备 竞赛”等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囚徒事例，谁都想占便宜，结果谁也占不到便宜，或 占到便宜的效用相互抵消了。这些行为又被称为 理性的无知”（ratio nal ign ora nee），它表明 利己之心是 如何导致不合作的、污染的和扩军备战的世界 一种恶劣、野蛮和使生命短 促的生活方式”。（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26页）值得一提的是，选择 “坦白”（相当于囚徒之间的不合作）仅仅对囚徒双方不利，对检察官、对社会 反而是某种合作，是有利的。但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
4、 “大监狱 ”，我们大家就都 是“囚徒”，便没有这个区别了。因此如果把 “囚徒”理解成“经济人 ”，把“坦白”换 成“污染”，可以发现许多环境问题其实就是这样造成的：“第一，许多可再生资源都不归私人拥有，所以存在着许多个实际上的或潜 在的使用者；第二，每个个人都有利用更多的资源的积极性，因为这样可以得 到更多的个人利润。这就是支配策略问题；第三，如果所有用户都以这种方式 行为，资源就会面临过度开发的风险；第四，由于这种对背叛行为的刺激作 用，任何协议的风险都是不稳定的。”（英载维 皮尔思、杰瑞米 沃福德：世界无末日 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3294
5、页）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 强势地位不肯改弦易辙，放弃高消耗高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出口垃圾， 转嫁危机；发展中国家既要解决温饱，又在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条件下走粗放的 工业化道路，即使杀鸡取卵、牺牲环境也在所不惜。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 人类将不得不为之付出更大的环境代价；而如果维持现状或限制发展，那就等 于将世界贫富之间的不公平合理化、持续化。类似地，还会有 “公海的悲剧 ”，各方过度捕捞必然导致渔场日益衰竭， “公 天的悲剧 ”、 “公水的悲剧 ”，天空是公共的，水源是公共的，你排放一点污染， 我也排放一点污染，久而久之，空气质量下降了，河流污浊不堪了。每个人精
6、打细算，都试图将公共资源（环境）转化为私有财富，而最终使全体的长远利 益遭到了损害。解决公地问题的直观办法就是再开辟一个新牧场，但如果我们把地球设想 为一个最大的公地， “环境压力往往被看成是对稀少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较 富有者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产生的污染的结果。但贫穷本身污染环境，以不同方 式制造出环境压力。那些贫穷饥饿的人们为了生存往往破坏他们附近的环境；他们砍伐森林，他们在草原上过度放牧，他们过度使用贫瘠的土地，越来越多 的人拥入已很拥挤的城市。这些变化的累积性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使贫困成 为一个全球性的重大灾难。另一方面，在那些经济发展带来生活水平提高的地 方，这种发展有时是通过采用从
7、长远来说造成全球性破坏的方式而取得的。以 往很多生活水平的改善，是建立在使用越来越多的原料、能源、化学品、化学 合成物和制造出污染的基础上的。这种污染在统计生产工艺的成本时没有充分地计算在内。这些趋势对于环 境有着预见不到的影响。因此，今天的环境挑战既来自发展的缺乏，也来自某 些经济意料不到的后果。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年版，第 4 页）至少在目前看 来，太空移民还不可行，也就是说地球公地实际上是没有退路的。迫于这种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压力，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环境保护。但环境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向所有人开放，这就不排斥任何人
8、的分享。 “由于某一集团的发起和努力而使空气质量得以改善，其他人也会无差别地 感受到这种改善，他们不可能被排除在享受清洁空气的收益之外。 ”（皮尔思 等：世界无末日，第 57页）从而便出现了一个所谓 “搭便车”（ free riding， 免费享用公共物品而不承担责任）的情况。可怕的是，搭便车行为具有传染 性：你不付成本而获益，我付成本岂不吃亏了，于是我也不付，这就又陷入了 一个 “囚徒困境 ”；或者说，如果人人都想搭便车，最终必然导致公地悲剧。环境的公共性是环境问题的要害。环境这样的公共物品因为没有进入市场而具有 “外部效应 ”（ external effect），即经济人行为对环境的效果，
9、并没有通过交易方式（成本 一效益）反映出来，而表现为市场作用之 “外”的，或者说在这方面市场 “失灵”了，因此外部 效应往往与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或市场缺陷）相提并论。 外部效应，或 外部性，是市场失灵；也就是说，它们是由于市场不能有效发挥其功能而产生 的一种扭曲现象”。除了市场失灵之外，还有 政府失灵”（policy failure，或政策 失灵），即政府 “政策或干预的效率可能比允许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低效率的干预可能包括补贴、价格控制、产量指标、交换控制、所有权控 制等等。 ”（同上书，第234、208 页）例如政府补贴的水价没有反映水资源的实际价值，客观上就
10、助长了浪费用水。这种 “扭曲”实际上还是一种市场失灵。表面上看，外部效应是由市场失灵引起的，因为市场未将环境副产品纳入 成本；更深刻的根源其实在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乃 至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只要经济人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公共利益于不 顾，这类问题就始终存在。将外部效应 “内部化 ”（进入市场，主要是产权明晰 化）可以部分地解决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 “对于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的维护 是难以通过产权界定和市场来实现的，保护公地就越来越需要协调。这种协调 对于维护未来利益尤为必要，在现实社会中，利益的分散性表现在各个层面， 如社会集团之间、地区之间，乃至国家之间。上游的森林砍
11、伐导致了下游的洪 水频繁，此国的大气污染导致了彼国的酸雨，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都能直接间 接地影响环境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就不再局限在经济学范围以内了。 ”（戴星 翼：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32 页）也就是 说，克服外部不经济，有经济手段比没有经济手段好，但经济手段不是万能 的，保护我们所在地球的环境（特别是诸如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等问 题），还必须依靠超乎经济手段的约束机制。在一次性囚徒博奕中，由于双方采取了不合作策略而陷入了困境。然而在 现实社会生活中，理性人之间并非只打一次交道（相当于只进行一次博奕）， 而往往重复打交道，这就产生了重复博奕的问题。关于
12、“重复囚徒困境 ”（iterated pris on ers diemma） 是说：那两个囚徒以后又面临同样的选择。已经吃过一次亏的囚徒将作何选择 呢？或许困境又重演了，因为对应于每次博奕的策略选择都是独立的，囚徒们 继续“理性地 ”犯错误；或许他们准备选择另一种策略。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来自各门学科领域的博奕论专家被邀请设计各种推理 程序（R. Axelrod, 1980）,稍后又有一大批计算机爱好者参加进来，在计算机 上进行“重复囚徒困境 ”的循环赛，而 “重复”的选择堪称五花八门，不同的选择对 应于不同的结局,但最好的结局是 合作。令人惊讶的是,在所征集到的各种参赛程序中,胜利者是一个最简
13、单的策略；这个策略被称为 针锋相对”（Tit for Tat，或一报还一报”），它以一着合 作”应对开始,随后总是重复对手上一步的棋着,经过几轮回合,便获得了比较 有利的结局,形成了一种更为适宜的环境。（见 Martin A. Nowak、Robert M. May、Karl Sigmund：互助的算术,载科学 1995年第 10期）这种策略表明, “鼓励合作,一个好的方式就是清楚地表明你愿意回报 ” （美罗伯特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 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5 页）。事实上,出现不合作的情况往往是彼此怀疑对方的诚意,而合作的必要条 件是：“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
14、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的方法行事才 行。” （经济学,第 926 页）这就必须同时强调对犯规者的惩罚（即报复, 否则就等于纵容背叛）, “这种威胁可能会促使每一个参与人都在第一回合采用 最有效的手段,或每一个参与人将在几个回合之后采取对协议妥协的态度。通 常可以在不断修改的国际协议中看到这种针锋相对策略 ”。（世界无末日, 第 294 页）针锋相对策略将构成一种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纳什均衡是指这 样一种（策略）组合,所有对局者不再愿意选择其它策略来打破的均衡。在先前的囚徒博弈中，尽管双方知道都选择不坦白比选择坦白更有效用，但他们基 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15、还是选择了坦白，因为这样使自己有机会获释（如果 对方不坦白），至少可避免大的风险（我不坦白，对方却坦白了），这种稳定 性就构成了纳什均衡；而选择不坦白却不构成纳什均衡，即使他们订立了一个 攻守同盟，因为它的执行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也可以把纳什均衡理解为，如 果对局者达成了一项协议，那么该协议必须具有约束力，使对局者不敢尝试犯 规；如果犯了规而没有惩罚，任何协议等于一纸空文。 “针,锋相对 ?的成功是由于它的善良性、可激怒性、宽容性和清晰性。它的善良性意味着它决不首先背 叛，这个特性防止它陷入不必要的麻烦；它的可激怒性使对方一旦尝试背叛后 就不敢坚持；它的宽容性有助于恢复双方合作；它的清晰性使得
16、它的行为方式 容易被辨识，一旦被识别，就容易看出与之相处的最好方式就是与它合作。 ” （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第 134135 页）事实上，合作的博奕（cooperative game） 与非合作的博奕（non cooperative game ）的主要区别就看 是否能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能，就是前者，反之，就是后者。饶有意味的是，生物学家也提供了一组非常有趣的实验结果：生物的进化除了生存竞争以外，还有合作，合作普遍存在于相同种类，甚 至不同种类的个体之间， “一个能够从其他个体得到有利的反应的个体会有更多 的后代，而且这些后代将继续这个能从其他个体引出有利反应的行为模式。因
17、 此，在适当的条件下，基于回报的合作在生物世界是稳定的 ”。（见互助的算 术，载科学 1995年第 10期；对策中的制胜之道，第 16 页）就此而 言，人类除了谋求相互之间的合作之外，也应该做一个自觉的生态合作者。遗 憾的是，理性的人却往往疏忽于此，他只看重眼前利益，为了谋求一时效用而 不惜破坏生态。由于相互识别和记住它们之间的重复相互作用，高级生物会被 吸引遵循鼓励合作的策略；而在较低级生物体中，合作或许表现为借助其最邻 近对手的相互作用，产生自组织的空间结构持续存在。通过计算机模拟的博奕 结果进一步表明，只要对局者反复相遇，并彼此记住以往对局的结果；即使在 权威缺位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不同
18、程度的合作（从昆虫的协作到人们邻里互 助的情景）。推广开去，传统经济学过分强调竞争，而忽视了对合作的研究， “解决个人 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 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从囚徒困境中，我们可以引出一个很 重要的结论：一种制度（体制）安排，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这种 制度安排便不能成立。 ”（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第 1117 页）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我们共同的未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 会， 1987）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主旨， “只有为了共同的利益，对公共资源的调 查、开发和管理进行国际合
19、作和达成协议，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但生命攸关 的不仅仅是共同的生态系统和公共领域的持续发展，而且还有世界各国的持续 发展，它们的发展程度不同地取决于其合理管理的程度。出于同样原因，如果 没有各国对于全球公共领域的权利和义务的协商一致的、公正的和可行的国际 准则，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对有限资源需求造成的压力将破坏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人类的后代将陷入贫困。 ”（我们共同的未来，第 246页）为 了避免出现不可收拾的环境困境，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促进环境合 作：一是增大关于未来的影响。如果未来变得足够重要的话，合作就是稳定 的；着眼于未来，合作无疑比对抗更有利于生存与发展。当然，这就必须
20、帮助 穷人（国）获得生存的能力，改变他们没有未来的状况。二是改变收益值，也就是使合作的长期收益大于不合作的短期所得，或者 对不合作的惩罚大到各方不得不选择合作。环境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具 有强约束的国际公约和协议，迫使不合作者付出更大的代价。三是合作必须建立在有 “回报”的基础上（而不是空泛的道义说教上）。回 报是合作延续的基本条件，并保证各方都能从中获利。而要求回报的基本特征 就是坚持公平原则（ “针锋相对 ”也是一种公平策略），由于短期内可能看不到 环境合作的好处，难免有人开小差，因此合作的回报机制必须与对不合作的惩 罚相结合。四是识别合作执行的能力。合作不能口惠而实不至，必须落实到行
21、动，从 贸易往来到国际公约，识别执行能力对于合作关系之延续也是非常重要的，国 际机构应对各国承诺的环保措施进行认真核实，以保证环境合作的公正性和持 续性。合作往往是从小群体开始的，但合作的趋势不可逆转，合作水平将上升， 合作范围会扩大，这就是 “合作的进化 ”（the evolution ofcooperation ）。 “促进好 的结果不仅是告诉对策者关于双方合作比双方背叛的所得更多这一事实，而且 还是一个明确相互作用的特征从而得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合作进化的问题。 ”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第 107页） 20 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 对抗走向合作，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
22、题，原本剑拔弩张的政 治领域尚且如此，人们更没有理由拒绝环境领域的合作。这或许就是 “囚徒困境 ”及其重复解给我们的启示。（三）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本身无可厚非，但如何使之导向集体理性， 而不是导向非理性，必须依靠某种激励性的机制。市场就是这样一种机制，因 为市场激励经济人个体理性的行为（竞争）达到集体理性（供需平衡）。但 是，市场也有 “失灵”的时候，有激励不到的地方， “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是与价值 被低估的可再生因而就有柘竭危险的资源相联系的。如空气和水这样的可再生 资源，吸收排放物和废弃物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污染超出了这个能力，生态 系统就会迅速恶化。当人们为了满足需要而过度开采渔业
23、和森林资源时，就会 超过临界点，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物种的丧失。 ”（世界银行： 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6页）在 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个体理性导向集体理性呢？根据 “集体行动 ”理论（ M.Olson, 1965;亦被认为是公共选择理论），集体利益所包含的个体利益可能有 两种情况，一是排他性的（exclusive），即产生零和博奕”的结果（一方赢便意 味着另一方输,总和为零;零和博奕是一种不合作博奕,这种博奕致力于如何 把对方的利益转到 我”手中）；二是相容性的（in elusive），个体利益相互包 容，个体所得并不相互抵消，即产生 “正和博奕 ”的
24、结果（双方都是赢家，赢得之和为正；如通过合作创造新的利益。反之，负和就是双方皆输，如 “囚徒困 境”）。这两种集体（团）的行动逻辑迥然不同，较之排他性（ “分蛋糕 ”）的集 团，相容性（ “把蛋糕做大 ”）集团更倾向于实现共同利益（譬如实现环境效 益），导向集体理性。但这仅仅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考虑到利益集团有大小之 分，一般说来，较小集团的成员容易看到集体行动的回报，因此比较赞同集体 行动，而且小集团防止 “搭便车 ”也比较容易。这是集体行动理论的第一个结 论。但当集团足够大时，就难以防止 “搭便车 ”了，为此必须设计一种 “有选择激 励”（selective incentives）机制。 激
25、励必须是，选择性的？，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 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 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这些选择 ,性的激励？既可以是积 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就是说，它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 成本的人来进行强调，或者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出力的人来进行诱 导。 ”（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4142 页）这种机制 是一套鼓励合作，促进个体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赏罚分明的制度。集体行 动理论的第二个结论是：具有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从而 体现为一种制度安排，它
26、弥补了市场的缺陷，因此也可以将制度解释为 “集体行 动控制个人行动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87页），重要的是选 择一个既能保证个体得益，又能促进集体理性的机制、制度。通常在一国范围内，政府可以通过使环境政策制度化来产生激励，政府权 威的干预主要是促使外部效应 “内部化”，包括制订环境政策，改变 “免费”或“不 计成本 ”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的状况，确定环境资源的价值，使环境成本反映在 产品价格中；实行 “污染者负担原则 ”，污染者必须支付 “环境净化成本 ”或“环境 损害成本 ”；监督有关环境的收益分配和费用分担公开化等等。要使这些政策卓 有成效，就必须
27、确立制度、法规和政府的权威。 “如果市场不能完全反映环境价值，就可以说存在市场失灵。如果政府决策不能完全反映这些价值，就出现了 政府或政府的失灵”。（英大卫 皮尔斯等：绿色经济的 xx（ 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75 页）但是在国际社会中，每 个国家首先关注的当然是本国的福利，并且倾向于转嫁包括各种环境问题带来 的危机，或者谋求 “搭便车 ”的好处；在不存在国际权威的情况下，协调各国利 益，达成真正有约束力的协议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特别是导向大范围的集体理性，不仅在收益分享上难以形成共识，妨碍其 实现共同利益，而且组织成本也将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增加。应该承 认，环境问
28、题的全球解决，除了 “市场失灵”，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以外，国际社会这个集体之 “大” （目前世界上有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区域 性、联盟性的政治经济集团亦不在少数）也是一个不利因素。而且，人们通常关注短期效益，而环境回报却是相当长期的，当代人既要 偿还前人欠下的环境债，又要为后代作出某种环境预付，一般说来，遥远的目 标和沉重的负担都不利于产生激励。然而，人类既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谁也不能幸免于环境的挑战，也无法 关起门来 “独善其身 ”，“当一个国家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超过国界时，它们把国 家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孤立的政策和机构不可能有效地对付这种相互联系的问 题。任何国家采取单方
29、面的行动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共同的未 来，第 296 页）而任何互相指责、推卸责任都于事无补，为了维护人类的整 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实际上只有一条，那就是进行广泛 持续的合作。 “初看起来，把环境方面的问题考虑进来，似乎使寻求这样的合作 和对话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但它也注入了一个共同的自身利益的新因素，因 为，如果不解决资源枯竭和日益贫困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就会加速全球性 的生态恶化。 ”（同上书，第 68 页）离开了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合作，保护我们 的地球就是一句空话。全球环境问题的成因具有分散性、相关性的特点，但其所产生的危害影响 是广泛、积累和持久的。 “虽然引起这些危险的活动往往集中在少数国家，但危险却要大家共同承担，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也不管是从这些活动中得利的国 家还是不得利的国家。 ”（同上书，第 11 页）许多环境问题跨越了国界，这些 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协议，特别是落实协议来解决。 “没有这种合作，各国将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