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欧汉教授并不认为霸权的衰落会使国际合作变得不可能，相反，他认为国际制度的设计能够促进利己主义政府间的合作。（一）问题与概念第一部分的题目是“问题与概念”，分为三章，在这一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如：“制度”、“国际体系”、“合作”等，最关键的是他提到了世界政治经济的说法，并把政治学和经济学联系起来考察国际体系，从而引出合作的重要性。在这部分的始初，基欧汉就提出了其主要打算解决的问题，“当存在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第4页。）作者指出了两种对合作的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现实主义的看法，其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纷争盛行，偶尔的联盟合作也
2、只是均势的结果；与此相反，“制度主义者”则认为相互依赖而出现的对政策协调的持续需求，导致合作的出现。对此，基欧汉的观点是,在有些条件下，合作在互补利益的基础上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并且国际制度影响着已经出现的合作模式。（第7页。）随后，作者分析了展开研究所涉及的概念和方法论问题。其认同了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中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之间相互的和动态的相互关系”的这一概念。主张把财富定义为“获得满意的手段”，同时建议从控制意义上定义权力。作者也认识到财富与权力的互补性问题，认为国家面临大部分重要政策选择是在（财富和权力的）消费与投资之间进行相对的衡量。就方法论而言，该书的分析主
3、要是一种体系层次的分析，当然，在论述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时，也超越了体系分析而进行了单元层次的分析。第三章主要研究了霸权概念在合作问题研究中的价值和局限等问题。首先，作者定义了霸权，指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基欧汉认为传统的霸权稳定论主张的“具有超强实力的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能力越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就越多”的论断是一种“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其次，他提出所谓“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把霸权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国家是足够强大的，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则
4、，而且它愿意这样去做”。（第33页。）这种解释框架仍然强调权力的意义，但是它比粗糙的权力理论更加重视强国的国内特征如，国内态度、政治结构和决策过程。其指出了单纯的物质性霸权对于合作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主张从愿意去领导和有能力去领导的意义上去界定霸权的概念，有助于思考潜在霸权国家面临的激励问题。最后，基欧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所谓“意识形态霸权”概念的意义，指出次级国家中精英们认识到牺牲有形的短期利益可以获得无形的长远利益，形成的“服从”对于解释霸权合作有重要价值。（二）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第二部分的题目是“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分为四章来论述，在此部分中，基欧汉详细论述了“合作”、“国
5、际机制”和“功能理论”，在霸权衰落以后国际社会怎么才能维持稳定呢？本部分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回答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其可能性与重要性。这一部分是本书理论构建的核心部分，主要论述了没有霸权的合作是可能的，这种合作可以通过国际机制的作用而得到促进。首先，作者阐明了和谐、合作以及纷争的相互关系。指出和谐是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行为者的政策能够自动的促进其他行为者目标的实现。而合作需要通过谈判的过程（政策协调）经各个独立的个体或组织的行动变得相互一致起来。通过政策协调过程，当行为者将它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第41页。）导致合作的政策协调不总是涉及到谈判和
6、协商，也可能出现“适应性调整”的情况。同时，合作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相反，合作是与冲突混合在一起的，并部分说明要采取成功的努力去克服潜在或现实冲突的必要性。 基欧汉主张理解国际合作，有必要理解制度和规则是怎样不仅仅反映世界政治、同时也影响着世界政治的事实。为此，其对国际机制进行了界定和辨别，基欧汉认同把国际机制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其中，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决策程序是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同时，国际机
7、制对行为是具有禁制的含义，它们限制着特定的行动并禁止其他的行动。此外，机制有别于协议，机制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促进政府间特定的合作协议的形成。虽然主权和自助原则意味着国际机制中的原则和规则必然要比国内社会中的要弱，但是由于国际机制可以影响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界定，通过影响与预期和价值观念，国际机制可以促进合作。“国际机制不仅和自身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在一些条件下对有效地追求自身利益来说是必要的。”（第63页。在第五章，基欧汉阐明了由于国际机制的存在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仍能出现。首先，其通过囚徒困境下的最优战略是“背叛”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的分析，指出即使在行为者相互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
8、政治中的信息和沟通的障碍也可能阻碍合作的实现，并导致纷争的涌现。随后，基欧汉分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性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他指出要区分国际机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层面，限制因素和决策。理性选择不等于自愿选择，这里的“选择”是存在限制的，如环境因素和强有力的行为者。“在解释结果时，实现存在的宪制性因素也许比选择过程本身更重要”。（第72页。）理性选择假设中的“理性”也是存在限制条件的，比如国际机制的存在会改变对“理性”的考量（如黑手党组织对于囚徒困境下的囚徒）；行为体道德标准的客观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为体的“理性”估算。行为者的价值观念都会影响其利益判断，“任何理性分析都不得不假设一个先在的权力、
9、预期、价值观以及准则的背景，这些因素对利益的决定和估算的作出产生着影响。”（第75页。基欧汉还分析了在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与小集团的集体行动问题，指出在涉及集体物品以及囚徒困境的状态下，战略的互动过程是能培育合作的。即使基于利己主义的假设，霸权后行为者之间紧密的互动有助于替代或者补充一个霸主的行动，后霸权合作可以实现。国际机制的形成有赖于共同利益，随着相互依赖的增强和政策空间密度的增加，对国际机制的需求也会增加。基欧汉指出功能解释对于架构制度理论的重要性，还利用“市场失灵”理论论证了机制的存在对于合作实现的意义。“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最经典的例子之一。讲的是两个嫌疑犯（和）作案后被警
10、察抓住，隔离审讯；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年；如果都不坦白则因证据不足各判年。在这个例子里，博弈的参加者就是两个嫌疑犯和，他们每个人都有两个策略即坦白和不坦白，判刑的年数就是他们的支付。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和均坦白或均不坦白、坦白不坦白或者坦白不坦白，是博弈的结果。和均坦白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这是因为，假定选择坦白的话，最好是选择坦白，因为坦白判年而抵赖却要判十年；假定选择抵赖的话，最好还是选择坦白，因为坦白判不被判刑而抵赖确要被判刑年。即是说，不管坦白或抵赖，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反过来，同样地，不管是坦白还是
11、抵赖，的最佳选择也是坦白。结果，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各判刑年。在（坦白、坦白）这个组合中，和都不能通过单方面的改变行动增加自己的收益，于是谁也没有动力游离这个组合，因此这个组合是纳什均衡。 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如果和都选择抵赖，各判刑年，显然比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年好得多。当然，和可以在被警察抓到之前订立一个攻守同盟，但是这可能不会有用，因为它不构成纳什均衡，没有人有积极性遵守这个协定。如果将两个囚徒的收益通过表格的形式表示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两个囚徒都选择不坦白，那么其中任何一方偏离当前选择就会造成另一方的严重损失，所以双方不坦白是不具有稳定性的，一个能达到纳什均衡的策
12、略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就是无论对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该策略相对于其他策略总是收益最高的，因此这并不是矛盾的，只是因为博弈方缺乏沟通而导致的不信任的结果。顾名思义，重复博弈是指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许多次，其中的每次博弈称为“阶段博弈”（stage games）1。重复博弈是动态博弈中的重要内容，它可以是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也可以是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在重复博弈中，每次博弈的条件、规则和内容都是相同的, 但由于有一个长期利益的存在, 因此各博弈方在当前阶段的博弈中要考虑到不能引起其它博弈方在后面阶段的对抗、报复或恶性竞争, 即不能象在一次性静态博弈中那样毫不顾及其它博弈方的利益。有时, 一方做出
13、一种合作的姿态, 可能使其它博弈方在今后阶段采取合作的态度, 从而实现共同的长期利益。案例分析:政治学例子：军备竞赛在政治学中，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可以用囚徒困境来描述。两国都可以声称有两种选择：增加军备（背叛）、或是达成削减武器协议（合作）。两国都无法肯定对方会遵守协议，因此两国最终会倾向增加军备。似乎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增加军备会是两国的理性行为，但结果却显得非理性（例如会对经济造成都有损坏等）。这可视作遏制理论的推论，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遏制对方的进攻，以达到和平。重复囚徒困境: 经济学例子：关税战两个国家，在关税上可以有以两个选择: A、B两个参与人都有两种定价待选择：定高价或定低价。如
14、果两个参与人都定低价，则每个参与人的收益均为20个单位；如果两人都定高价，则每人的收益均为30个单位；如果其中某一参与人定低价，而另一参与人定高价，则定低价的参与人有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得40个单位的收益，定高价的参与人由于失去一部分市场份额而只获得10个单位的收益。显然，在这个一次性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两个参与人均有占优策略，占优策略均衡为A、B双方都定低价。如果A、B之间的定价博弈是多次进行的，那么，问题就不是如此简单了。我们先来分析博弈重复次数为无限时的情况。如果A、B双方都选择合作，都保持定高价，则双方在每个阶段的收益均为30个单位1. 提高关税，以保护自己的商品。 （背叛） 2. 与
15、对方达成关税协定，降低关税以利各自商品流通。 （合作） 当一国因某些因素不遵守关税协定，而独自提高关税（背叛）时，另一国也会作出同样反应（亦背叛），这就引发了关税战，两国的商品失去了对方的市场，对本身经济也造成损害（共同背叛的结果）。然后二国又重新达成关税协定。 （重复博弈的结果是将发现共同合作利益最大。） 在其后的第六章，基欧汉论述了所谓“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其从“倒置的科斯定理”出发，指出机制所具有的一系列功能可以改变行为者的预期（功能性解释），正是这些预期解释了机制的形成。机制的这些功能包括：机制形成“法律责任”（建立了关于其他人行为模式稳定的相互预期，以及发展使各方将它们的惯例或者行
16、为调整到一个新环境中的有用的关系网）；影响交易成本（包括降低合法谈判的交易成本并增加非法谈判的交易成本、既定机制下较低的交易成本、“规模经济优势”、议题联系补偿支付的便利）；减少不确定性（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提高欺骗和不负责任行为的成本）。随后，基欧汉还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国际机制的遵守问题。其一，既有机制的价值问题，协议和机制构造的高成本使它们变得非常重要，而机制建设的高成本有助于既有机制的延续；其二，议题联系而产生的报复关联性原则使得行为者更倾向于遵守机制，先例和报复对行为体利益的影响，也会影响其理性选择。在第七章，作者基于对理性利己主义假设的进一步放宽，分析了有限理性对国际机制功能
17、理论的意义，淡化利己主义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并分析了移情对解释合作的意义。首先，作者指出行为体所具有的是一种有限理性，谋求的是一种“满意”而非利益最大化。“粗略的概测规则所提供的便利，以及长远而不是短视地计算自身所具有的优点，促使利己主义的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深受有限理性限制之苦的政府，更加倾向于遵守国际机制的规则。”（第115页。）同时，国际机制也可以通过对未来政府的行动自由加以限制来影响其偏好。国家对于自身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分析，可以有四种模式即独立的、工具的、情势的和移情性的相互依赖状态下的利益。放宽利己主义的假设，国家可以实现移情性的相互依赖，重新定义其利益，可能进一步促进合作。随后，作者
18、又对国际社会中的两种行为模式“覆盖在规则表面的道德主义面纱”和“不均衡的交换关系”作了理性利己主义和移情性相互依赖的两种竞争性解释。对于“视规则为道德义务”的行为，利己主义的解释是违约的成本声誉的丧失和“一报还一报”的互动原则使得道德义务的遵守成为可能。对于不均衡的交换问题，作者在对互惠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从利己主义的现实收益与未来收益均衡以及移情性依赖的利他主义进行了两方面解释。在本章结论部分，基欧汉还提出了行为者的学习引发的利益观念的变化对国际机制变动有重要影响。（三）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第三部分的题目是“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也是分为三章来具体论述的。在本部分中，作者用具体的例子在说明他提出
19、的理论，即在霸权衰落以后，国家在机制内相互合作是有可能的，也是维护世界稳定最有效的方法。第三部分，作者主要是对其所建构的理论模式进行检验，应用权力、利益、霸权、合作与国际机制的概念来理解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第八章主要说明了战后时代霸权与合作的互补性：美国的力量推动合作这个事实，部分是通过建立一种根据美国利益取向来组织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机制来实现的。第九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国际经济霸权机制的衰落，同时认为霸权稳定论为理解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些既有价值的解释。作者还说明了，霸权稳定论或者其他任何仅仅以权力变化为基础的理论，在解释合作类型的变化上是不够的。“如果霸权稳定论可以成立的话，
20、国际机制的维持将比人们预料的要更长。”在第十章作者以发达工业国家相关的新的国际经济机制国际能源机构为例，分析了国际机制所具有的一系列功能，如降低政策协调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为各国政府提供信息的措施等，这些都促进了国家间的合作。第八九章:基欧汉发展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对正统霸权稳定论进行了修正，与其说是霸权的国家，还不如说是霸权国家倡导政治经济间的合作与和平。这部分作者以美国霸权在实践中的运作为主要论点，强调在霸权衰落以后，国家在机制内相互合作是有可能的，也是维护世界最有效的方法。 在本书的第一章研究表明，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都能解释二战之后20年间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但他们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
21、释的，制度主义强调共同利益的作用，这种共同利益是由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制度的效应所产生的，而现实主义则注重美国霸权的影响，俩个视角都是有益的，但都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对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加以综合。而本章就旨在综合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观点，应用权力，利益，霸权，合作与国际机制的概念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国际经济政治。而第八章也着力说明战后时代霸权与合作的互补性，美国的力量推动合作的事实部分是通过建立一种根据美国的利益取向来组织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机制来实现的。第九章将讨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国际经济霸权机制的衰落，同时认为霸权稳定论为理解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见解，但是这一章的论述还表明，霸
22、权稳定理论在解释合作类型的变化上是不够的，所以第十章表明作为与发达工业国家相关的新的主要国际经济机制国际能源机构，其所扮演的功能与本书第二部分的论述一致。 本章基于强国总是寻求建立一种有利于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一观念。但在世界政治中，拥有行动资源并不意味着就能将它自动的转化为政策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了解霸权的领导是如何发挥作用。自二战以来，美国就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对苏联进行遏制战略，在其军事力量的后盾下，美国以多元化原则和制订体现美国利益的规则为基础，建立了自有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作者提出，霸权领导地位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吧主总会努力说服其他国家与他的世界秩
23、序观念保持一致，并顺从其领导，例如：美国在战后的霸权领导地位就是在以北大西洋区域内所达成的大致一致的安排为先决条件的，此后与日本也建立了同样的关系，目的是维持国际资本主义慧姐，反对社会主义或者半独裁的民族资本主义模式。霸权的力量，以及以霸权国的条件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共同推动了合作，霸权本身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不确定性，因为每一个盟国都能与把全国开展正常的交往，并希望霸权国确保该体系的整体连续性，国际机制是按照霸权国能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行为标准来构建的，从而确保其合法性。从而第八章以金融和贸易领域的霸权合作与石油领域的霸权合作俩方面，为我们论述了在美国力量的推动下，霸权与合作的互补性。经济和
24、贸易领域的霸权合作，最具代表性的即在1944年，美英及他们的盟国同意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美国的领导者希望这种世界经济多边规则的建立包括正在进行中的国际贸易组织的计划能使美国不再需要独自提供大量的，连续不断的援助。或经常进行干预，来保持成员国的财政平衡。此后，在这种多边主义机制行进困难之时，面对危机，杜鲁门政府提出马歇尔经济计划，并通过此获取大量资源改变了欧洲因战争带来的虚弱，同时也时他在自身操作层面获得了达到霸权合作的政治杠杆。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利用欧洲依赖其援助这一点而获得影响力，从而在创建并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一系列世界金融体系规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石油领
25、域的霸权合作在石油领域美国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它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推动合作，首先美国在控制阿拉伯石油与英镑美元石油问题伊朗在石油问题中对美国的干预及美国在做出让步后所形成的合股，与1956-1957埃及与美国埃及与英法出现争端后，所形成石油紧急提价计划，且显示出霸权合作的最高峰，使美国利用自己的石油公司说服欧洲各国政府在石油分配上的决定。美国在50年代的却遵循着一种霸权领导战略。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美国支持建立正式的国际机制，而在石油领域，他则支持更为狭隘的以公司运作为基础的机制，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独立行动。第十章:以国际能源机构为中心的消费者石油机制成为“霸权后合作”的典范。国际能源机构的
26、机制应以促成国家间达成协议为主要功能，在连接各国能源部以及石油公司的通信网络中，国际能源机构占有关键地位，对于促成志趣相投者之间的联合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它向各国提供消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为此，它既可以制定规则指导政府行为，使动机各异的各国服从，也可以一种更不正式的方式，即通过以共同原则为基础，但无明确规则的合作来实现上述目的，而非寄希望与该机制本身，以使规则得以强制执行。 我的观点:在不存在霸权的情况下，各国政府有可能为获取双赢而进行合作，而机制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成合作，如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信息，订立粗略的概测规则，以便于政府官员日常决策。但是我无意断言这一切肯定会发生，更不
27、要说认为它会自动形成。如果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呢么主权原则就不足以妨碍能源合作的形成。合作不应该是在等级秩序的压力下强制形成的，而应该通过对规则的尊重，或者借助非正式的协商来促成各国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国际能源机构为我们研究国际组织的有效性提供了便利。1973年石油危机后能源机构的建立，以及该机构在1979年和1980年两次危机期间的所作所为对比，为我们进行前后比照研究提供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案例分析： 1、 1973年石油危机后能源机构的建立， 背景及情况：10月初阿以战争的爆发，导致阿拉伯国家决定削减原油产量，对美国和荷兰实行出口禁运，因为前者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后者则实行亲以政策并以多种方式支持
28、以色列军队作战。结果，1973年10月至12月间，全球石油供给下降7%。1974年3月份，仍以10月份的水平低5%，同期欧洲石油供给也比1973年10月份低5%。各主要石油消费国对危机的反映一片混乱，彼此倾轧。英、法及大多数欧洲国家力图安抚阿方，尽管这意味着将疏远荷兰。11月初，欧共体通过一项亲阿决议，使石油匮乏得以缓解。尽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力图为各国提供信息，甚至提出紧急共享计划，但终究未能形成有效的合作。主要石油进口国都采取了狭隘的利己政策。正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短视行为导致这种混乱的局面。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备受指责的跨国石油公司拯救了它们。这些公司都将政府对于优先待遇的要求置之脑后，将原油运输削减到与所有消费国基本相当的水平，并将其视为一条规则加以遵守。这一举措既非谋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也为屈从于政治的压力，却提供了一条由经验得来的，根据“规则功利主义”可谓公平合理的粗略的概测规则。结论：危机表明，在不确定性极大，又无制度可以缓冲的情况下，集体行动将面临严峻的两难困境。每个国家都改奉囚徒困境下的“背叛”战略，担心如果无法得到优先待遇，最终就会面临石油匮乏-也即“傻瓜的代价。”因禁运而损失最大的荷兰只得为进口原油支付最高价，即为呢时的“傻瓜”。 危机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并未像密尔所描述的水手们呢样，按照规则功利主义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