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陈松又摘要: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农民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总体较低，存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衍生并扩大、政治参与不平衡、参与主体分散等问题。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通过以下途径来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 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 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建设新型农村政治文化; 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关键词:和谐社会; 农民; 制度化政治参与;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农村政治文化 社会主
2、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尤其是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一、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作用 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根据政治参与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有关程序和步骤，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种类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农民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 一)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
3、征。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制度化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和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就越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几乎决定着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农村民主政治是不是取得真正实质性发展，要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是不是得到显著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切实保障和落实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才能推动中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而推动中国民
4、主政治的整体发展”1。没有广大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就只能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因此，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建设，近而关系到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问题。 ( 二)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和实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就是指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平，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核心价值，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更是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和谐社会的实现必然要求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实现，而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实现也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一方面，农民制度
5、化政治参与使农民这一阶层能有机会参与到现存政治体系中，合理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平; 另一方面，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使农民能通过理性化、制度化的途径将他们的利益要求尽可能完整地输入到政治系统并有效整合到政策决策过程中，从而有利于体现和实现农村政策的正当性、正义性，有助于经济、政治利益的公平分配。 ( 三)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有利于实现中国社会的安定有序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也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价值，是国家政治体系有效运行所追求的一个长远战略目标，是和谐社会的特征之一。影响稳定的因素很多，但最为根本的是农村与农民的稳定。美国学者
6、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 “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2( 267) ，如果农民默认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如果农民积极反对这个制度，他们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邓小平也指出，中国政治稳定的基石之一在于保持农村的政治稳定与发展，“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3而农村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相关联，因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实现既为广大农民发泄不满与表达诉求提供了合法的机会和途径，也有助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政治沟通，从而降低政治摩擦的系数，使农民对现存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威予以认同、信赖和
7、支持，自觉遵守和维护现存秩序，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安定有序。 二、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状 新时期以来，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总体较低，并且凸显出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衍生并扩大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采取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过程的活动，其表现方式通常有抗议、写大字报、越级上访、报复村干部、贿选、抵制法律法规等，甚至还出现暴力行为。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农村还不是很普遍，一些消极影响也是局部的。但近年来，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出迅速扩
8、大的趋势。这些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既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阻碍党和国家各项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和实施，冲击我国的民主化进程，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农村的政治制度化建设和未来的政治发展。 ( 二) 政治参与不平衡 这种政治参与的不平衡问题突出表现在: 从参与的地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高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具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自主意识相对较高，对民主权利的要求更强，政治参与程度较高;在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偏远落后的地区，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农民的民主观念相对淡薄，思想易被左右，意志易于动摇，政治参与水平相对较低。总之，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
9、和经济发展水平一样，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地域差异。从参与的主体来看，由于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别，政治面貌的迥异，获取政治资料的能力和数量的不同，农民个体之间也存在着参与上的不平衡。从参与的指向来看，就目前的政治参与而言，个别农民的参与往往指向国家的最高决策、大政方针，而对参与主体所在的基层反而注意不够，参与不足。 ( 三) 参与主体分散，个体性较强 参与主体分散，个体性较强，实质上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社会组织缺失。组织化参与的程度也是衡量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而目前，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作为根本利益一致的群体，还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正式的社会组
10、织来代表、综合、反映他们的利益，农民作为制度变迁的需求方在博弈中缺乏一个平等表达自身利益的机制和平台。农民的政治参与绝大多数都是以个人或分散的形式来进行的。这种分散的、个体的政治参与，使得农民在个体权益受到侵害时，只能要么忍气吞声，要么直接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即使个别或许多人聚合起来集体上访，受到相关部门重视，使他们的某些问题得以解决，但类似的其他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个体化的、分散的政治参与以其问题表达的个体特殊性掩盖了问题的普遍性，并未真正达到影响政治体系以解决问题的作用。也就是说，分散的、个体的参与与诉求，往往只是反映少数人、局部地区的利益，对农民的整体利益缺乏全局性的认识，不能从长远的角
11、度深刻地反映农民的整体利益，更看不到影响农民利益的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完善途径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关系到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问题，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政治参与是通过一套健全的制度来得以实现的，没有健全的政治参与制度就不会有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甚至政治参与本身就有可能成为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因此，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质量，实现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最根本的是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 首先，要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和
12、宪法理念在制度上的直接体现，是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最重要的政治方式。但当前这一制度还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主要体现为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比例过少。现行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是“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 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也就是说，在人大代表的选举方面，农村每一人口的选举权只相当于城市每一人口的1 /4。实际上，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例比法定的比例还要低。据统计，一届全国人大有农民代表63 人，占代表总数的5 14%;二届全国人大有农民代表67 人，占代表总数的546 %; 三届全国人大有农民代表209 人，占代表总数的6 87%; 四届全国人大有农民代表
13、662 人，占代表总数的22 19 %; 五届全国人大有农民代表720 人，占代表总数的20 59%; 六届全国人大有农民代表348 人，占代表总数的11 7%; 七届全国人大农民代表与工人代表合占代表总数的23%; 八届全国人大有农民代表280 人，占代表总数的9 4%;九届全国人大有农民代表240 人，占代表总数的8%; 十届全国人大有农民代表与工人代表共551名，占代表总数的18 46%4。农民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与他们的人口数远远不相称，农民在权力机关没有自己足够的代表，不能完全享受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自然很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所以，要推进农民的
14、制度化政治参与就必须要增加各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例。2010 年3 月14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将实行城乡居民平等的选举权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写入宪法，这为增加人大代表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让农民群众和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进行政治参与奠定了基础。但是，农民代表的比例的增加，必须保证一定比例的基层普通农民代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在国家权力机关中能够听到普通农民的声音，真正保证普通农民的利益在权力机关中得到维护。这就要求在设定农民代表的比例时，要按干部、群众身份、收入水平等设计比例，从而确保一定比例的普通农民代表。 其次，要改革信访制度。信访制度作为人大、政
15、府主导的民意表达体制，是农民经常化、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但是，作为信访制度载体的信访部门在国家机构设置中并非实权部门，一般不直接处理相关事务，对一些涉及农民政治诉求的问题大都作原则性的答复或批转到县、乡政府处理。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国家治理任务过于繁重，加上一些政府部门存在着推诿、拖延现象，处理时间过长，反馈不及时，或者并没认真去处理这些涉农事件，致使信访转了一个大圈后事情仍得不到切实解决。鉴于此，必须完善信访制度。信访制度的完善，最根本的就是要整合信访部门设置，将现在的人大信访机构作为总协调点，统一受理信访案件，而其他部门的信访机构作为人大信访机构派驻的部门，建立一种以人大信访为中心、各部
16、门信访为具体负责办事机构的联合模式。这样，在将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主要负责机构的同时，再辅以各部门的信访机构，统一对人大信访机构负责。这样配置的合理性在于，既可充分体现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机关作用，有效地改变我国信访机构多而散的网点式设计布局，将信访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信访处理体系，也可以使现在不独立的信访机构相对地超脱出来，不再对原有的国家机关负责，从而为信访的公正和效率提供组织上的保障。 第三，要完善舆论性民意表达制度。大众传媒作为舆论性民意表达体制的主要载体，是广大民众对政府( 政治体系) 施加影响的重要的制度化渠道。广大民众通过媒体了解政府的活动，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评判和监
17、督，政府借助媒体了解民众的政治诉求，推进政府解决广大民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并在政府的决策中体现其利益要求。虽然大众传媒在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我国社会中，大众传媒在代表农民政治表达、监督政府方面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现有传媒的报道中，关于以农民为受众的报道偏少，反映农民诉求的更是有限，不能有效承担起农民政治表达的重任。大众传媒作为舆论性民意表达制度的载体，在中国农民的政治生活中正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们要采取措施，规范和完善大众传媒在政治表达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的“缺失”行为，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对话平台。一方面，大众传媒要增加涉农媒体，拓展覆盖范围。大众传媒要增加涉
18、及“三农”的专业媒体，拓宽大众传媒的覆盖范围，倾听农民的声音，关注农民的利益及其表达，为广大农民搭建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平台。另一方面，加大介入力度，强化舆论监督。大众传媒不应在农民利益表达中失去宝贵的监督功能，而是需要加大介入力度，参与到农民利益表达的过程中去，强化其舆论监督功能。 ( 二) 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有重要关联。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政治参与的良好发展，也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对此，亨廷顿和纳尔逊指出，“社会 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5( 69)，“高水平的政治参与
19、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5( 174)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以大幅度提高，但是从全国范围而言，农村明显落后于城市。在有些偏远山区，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还在为生计而奔波忙碌，无兴趣过问政治，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过问政治，即使参与政治，也是消极被动参与，经济不发达成为制约他们制度化参与政治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重要出路在于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尤其要改变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局面，提高
20、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 三) 建设新型农村政治文化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要求公民有适度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的政治意识，这都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政治文化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即规定了人们的政治倾向，成为一种内化了的政治行为规范，影响人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和争取或行使民主权利的行为力度，支配着人们对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进行着分野和汇流，形成了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线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深层次上成为封建政治的伦理纲常。中国传统政治文
21、化的消极层面，使中国民众心理积淀成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抑制着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 “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6长期专制统治使民众形成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臣属性、顺从性，缺乏自主独立意识、民主政治意识以及公民权利观念和政治参与意识，而这些观念和意识的缺乏使民众不能主动、有序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为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引导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就必须大
22、力建设与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要依据农民的政治心理和行为现状采取符合实际的有效措施，彻底摒除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成熟，使农民从思想意识上摒弃附庸意识，增强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生成民主型的政治人格，形成民主型的价值取向。 ( 四) 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公民素质是公民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须具备的主体条件，而与政治参与密切相关的主要是文化素质，它直接影响着政治参与水平和质量的高低，决定着政治参与能否健康、有序、和谐地发展。公民文化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受教育程度。公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助于提高其知识水平，增强
23、其权利观念和政治参与的兴趣，从而提高其参与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其法治观念、责任义务观念、理性认知能力和正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实现制度化的参与。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正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最有可能坚持参与的规范。”7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自“普九”实施以来，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提升，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农村教育还很落后，大多数农民的文化素质仍然偏低。2004 年，我国乡村人口为7 69亿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人数占7 39%，接受小学教育的占29 94%，接受初中教育的占50 24%，接受高中教育的9 68%，接受中专教育的占2
24、 11%，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0 64%8。因此，推进和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要培养和塑造高素质的农民。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振兴我国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要对农民进行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以及农民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政治知识的教育。只有掌握了必要的政治知识，才能尽量减少参政的代价，提高参政的质量，在参与政治时会更多地凭理性而不是凭感情行事，在对参与方式的选择上会注意合法性和有效性。 ( 五) 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 “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2( 427) 因此，要推进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让农民进行有序化的政治参与，就
25、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鼓励成立农民协会等组织，以形成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载体。这样“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9，就能使农村社会中的零散诉求转变为团体的诉求，就能将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就能使农民以一个整体组织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提高其在农村政治关系中的对话能力与政治活动中的博弈能力，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就能均衡社会政治领域中诸多政治实体间的力量，优化农村政治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王旭宽 乡村政治关系和谐构建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4) 2美塞缪尔亨廷
26、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7778 4程乃胜 论农民平等选举权的实现J江海学刊，2007，( 2) 5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6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9 7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 华夏出版，1989: 201 8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2004 中国农民素质发展报告R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737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