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 第六节第六节 红军游击战作战原则的形成，建军原则的确立。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一、红军游击战作战原则的形成 红军创建之初，力量十分弱小，而对强大的国民党军的进攻，各地红军为了生存和发展，先后转入农村，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游击战，实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各地红军创造了适合自己特点的游击战作战原则。1928年1月，毛泽东总结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和当地农民武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束我公，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红4军组成后，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指挥下，采取对力最强大的湖南国民党军取守势，对力量较弱的江西国民党军取攻势的方针，连续打破敌之“进
2、剿”，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及时总结教训，强调：“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l1月，中共红4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提出，“遇小敌则以主力迅速消灭之，大敌则用群众力量四面包剿，使其疲于奔命，然后用主力袭击消灭之，红军竭力避免硬战”。这些总结概括实战经验所得出的正确认识，为红军游击战争规定了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和策略。1929年1月，红4军实行“攻势的防御”方针，以主力出击赣南，以期通过内外线配合，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重兵“会剿”。据此，红4军以盘旋打圈子的战术与跟踪追击的国民党军周旋，将走与打
3、结合起来，于2月10日在大柏地歼灭跟追的国民党军第15 旅大部，扭转了被动局面。此后，红4军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4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红军游击11战争的经验作了全面总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
4、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运用这些作战原则，红4军取得了一系列作战胜利，创建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自身也得到发展壮大。其他地区的红军，在游击战的实践中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战斗在洪湖苏区的鄂西红军游击队，于1928年下半年总结游击战经验时提出：“一般情况下分散活动，配合群众斗争，用隐蔽方式镇压个别罪恶昭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击敌人的凶恶气焰；当敌人大举清乡时，则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根据敌人兵力、地形情况和群众条件，或隐蔽斗争，或突袭敌人，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随着斗争实践的发展和对其他地区红军斗争经验的吸收，至1929年，鄂西红军将游击战的作战原
5、则进一步概括为：“(1)随时是进攻的，不是保守的：游击战争只有不断的向着敌人弱点进攻，不断发动群众向外扩大，才能得到胜利”；“(2)不攻坚不打硬仗，但决不是逃跑主义：敌人所设的坚固防守工事，我们不应冒险去攻，徒损失自己。敌人大部队向着我们进攻，他们是有计划的，我们不应当去冲击，应绕道其侧面或后方去袭击”；“(3)要求得群众的拥护，要以政治宣传战胜敌人：作战一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有胜利把握，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去袭击敌人，同时要加紧我们的政治宣传使敌人兵士同情革命或倾向红军中来”；“(4)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与集中，在策略上，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完全要以客观形势和主观条
6、件来决定，就是要在集中指导下分途游击去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去打击敌人”。 鄂豫皖红军于1929年11月总结概括了游击战的七条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须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小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l(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山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红5军主力于1928年11月转赴井冈山地区后，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的第2纵队，与国民党“进剿”军进行了艰苦斗争，形成了“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的游击战术。1929年8月，红5军主力于返回
7、湘鄂赣边界地区后，中共红5军军委总结一年来的斗争经验提出：“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敌军如分散追击时，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假若敌人驻扎时，夜间宜派纯粹战斗兵一小部队去扰乱他们，使敌人多增疲劳，揣测不定”；“敌军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总之，红军在现时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赣东北红军在与“驻剿”的国民党军作战中，于1929年底总结提出了“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的游击战术
8、。1930年6月，中共信江特委对赣东北红军的游击战术作了进一步概括：(1)埋伏要道截击敌军（即扎口子）；(2)诱敌出来埋伏截击；(3)围魏救赵；(4)避实击虚；(5)黑夜扰乱敌营；(6)截断敌军交通及粮食；(7)有时分散，有时集中，视敌人对红军的分散与集中而定。赣西南地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在开展游击战、创建东固和雩都桥头秘密割据区域的斗争中创造了灵活的游击战术。1930年4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总结红2、红4团的斗争经验，概括出游击战的8条策略：(1)散整为零：当敌人集中进攻时，我则分散兵力袭扰敌人，避免与强敌硬战；(2)集零为整：形势有利或敌人分散时，我则集中力量突击敌人；(3)扰强扑
9、弱：对强敌扰乱之，对弱敌号召赤卫队和群众扑灭之；(4)坚壁清野：当敌人进攻时，动员群众转移，并把粮食等物掩藏搬光，使敌人寸步难行，无法生存；(5)避实击虚：避开强敌，专攻敌人的虚弱之处；(6)打圈子：敌攻东，我击西，转来转去，疲惫敌人乘机攻之；(7)麻雀战：在敌人必经的要道隘路，多处预设伏兵，当敌人经过时奋起出击；(8)钻山主义：强敌进攻无法抗拒或遭遇强敌时，潜入深山密林，待机破敌。上述各地红军总结的游击战作战经验，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机动灵活，十分适用，而且已经注意发挥人民群众在游击战争中的作用，初步具有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各地红军依照这些战术，在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不断取得胜利，使部队和游击战
10、争得到不断发展。这些经验所反映的红军游击战的指导原则主要是：(1)创建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战争。弱小的红军要想不被强敌消灭，并进而不断地战胜敌人，就必须坚决反对流寇主义，创建根据地。根据地是红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基地。(2)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发动群众，应付敌人，是红军的两大基本任务。遂行这业任务，在兵力使用上，就必须适时地分散和适时地集中。分散兵力，才能发动和争取更多的群众，壮大自己；集中兵力，才能消灭敌人，而不被敌人各个击破。(3)避免硬战，专打弱敌。初创时期的红军力量弱小，应以孤立分散之敌和战斗力较弱之敌为主要作战对象，这样才能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4)
11、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方法，速战速决。以袭击、伏击、奔袭等为主要作战方法，才能出敌不意，达成突然性，才能速决和全歼敌人。(5)强敌跟追，盘旋打圈子。盘旋打圈子，可以避免被跟追的强敌吃掉，同时可以暴露敌人的弱点和过失，创造战机，把走和打结合起来，歼敌一部，恢复主动。在红军游击战争中，毛泽东、朱德总结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思想是：依托苏区的有利条件，扬长避短，避强击弱，按照战场的实际情况，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作战的胜利。以“十六字诀”为代表的游击战作战原则，是红军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保存自己，消灭
12、敌人，能动地夺取作战胜利的一个法宝。这一原则得到中共中央肯定并由中央向各地红军推荐，对红军夺取作战胜利和部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二、古田会议的召开，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确立初创时期的红军，其成员主要来自旧军队和农民。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中，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占20%，俘秀兵占20%，湘南农军、平浏农军占40%，赣南和闽西入伍的农民占20%。由于起义部队和俘虏兵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军的基本成分是农民。虽然红军广大官兵具有献身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但农民阶级的烙印和旧军队习气，却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人民军队的建设。如何将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共产党领
13、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红军建设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红军要完成中国革命艰巨任务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1929午春，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在创建农村根据地、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等原则问题上出现了不同认识和争论。有些人受旧军队习惯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的影响，对红军中建立实行的新制度和新规定缺乏正确认识，把党对红军的领导和部队中实行的集权制说成是家长制，主张在党内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事无巨细均应先交下级讨论；认为政治工作干部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是“吃闲饭的”，主张“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权威，取消士兵委员会；认为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做创建根据地工作是徒劳的，主张走州过府
14、，四出流动，以争取群众，不愿做宣传和发动群众、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艰苦工作。毛泽东坚决主张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深入发动群众创建农村根据地。于是，红4军党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争论。时任红4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刘安恭，提出实行“完全选举制度，使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错误主张，使争论更加激烈、复杂。6月8日，中共红4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军委，免去刘安恭的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之职，改任第2纵队司令。刘安恭攻击毛泽东是家长式领导，使红4军党内的争论进一步扩大。6月22日，前委在龙岩召开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期解决上述问题。但会议缺乏正确的政治
15、方向，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与会代表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大小近30个具体问题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论。最终，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反对流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的正确主张，认为毛泽东对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给毛泽东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未经中共中央许可改选了前委，使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4军领导岗位，去闽两做地方工作。7月，新任红4军前委书记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会议的情况与决议，随后又亲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和请示，9月召开的中共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仍未能解决问题。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泛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中共中央收到红4军“七大”的决议和陈毅的报告后，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
16、会议进行讨论。周恩来根据讨论的精神，代表中央于8月21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信中指出，红4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都是非常错误的。针对红4军党内存在的争论，中央指出：(1)红4军暂不设军委；(2)地方武装应当和红军同时发展；(3)红军担负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负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实行土地革命的使命；(4)红军中的党组织应当实行集权制领导原则，书记处理日常事务和处置临时紧急事务是职权使然，不是家长制；(5)党的一切工作事务都拿到支部去讨论解决的主张是极端民主化，红军绝对不容许极端
17、民主化；(6)政治工作是红军的政治命脉，决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 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陈毅的汇报后，决定再次致信红4军前委以统一认识，并指定陈毅代中央起草，由周恩来最后审定。此信即9月28日的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在“八月来信”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红军建设和斗争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是：(1)红军存在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果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应该坚决予以 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2)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
18、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3)绝对不能动摇红军中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为极端民主化的掩护”。，(4)“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这些指示精神，为红4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提提供了依据。10月底，陈毅带着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回到红4军，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19、并派人前往闽西蛟洋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 1月26日，毛泽东回到红4军前委。12月下旬，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中共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并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由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的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等10多个分决议行成。其中，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是整个决议的核心，它指出了红4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8种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
20、危害，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分决议指出了红4军在党的建设、政治工作、官兵关系、军政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纠正或加强的方法。决议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理论和党的建军实践相结合，总结了红军建设以来的建军经验，确立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解决了怎样将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决议确立的主要原则如下： （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议指出：“红年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火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定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
21、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强调，必须加强关于红军性质、宗旨和三大任务的教育，使官兵从思想上认清红至与国民党军及一切旧式武装的根本区别，肃清雇佣观念、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增强光荣感和使命感。要使官兵认识“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只有“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增强官兵做群众工作的自觉性。要使官兵认识到，执行“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增强官兵纪律观念，自觉维护红军的人民军队形象。（二）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必须加强红军中的
22、党组织建设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担负着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红军必须实行党委制，“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红军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使党的组织确实成为“领导的中枢”，“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应当“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应当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决议还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加强党
23、内政治教育，提高党内政治水平。 （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 决议指出，红军的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执行工作”，“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受政治系统之指挥”。“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和“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思想都是极端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决议 强调，红军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要“加紧
24、官兵的政治训练”。在政治训练中，必须采取启发式，将政治训练与文化教育、干部培养、宣传工作、文娱活动和尽可能地改善官兵物质生活条件结合起来，以上课、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增强教育效果，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保证红军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保证红军的健康发展和壮大。（四）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强调红军必须建立很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决议指出，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间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压迫阶级，士兵不是被压迫阶级。官长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特别应当关心伤病兵。应当尊重士兵的人格、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抛弃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式。士兵应
25、当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纠正绝对平均主义、雇佣观念、消极怠工等错误思想。决议指出，要严格执行三条纪律六项注意，爱护人民群众利益，要尊重地方党，支持帮助他们的工作。在地方政权没有建立之前，红军政治部应代行其职权，并全力帮助其建立政权，“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要严格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以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古会议确立的上述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它解决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重大问题。这些原则不仅在红4军得以贯彻实行，而且随后也在红军的其他部队
26、得到逐步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红军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开展游击战争、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革命道路，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开辟，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将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在井冈山斗争中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而且从理论上回答了创建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1928年10月
27、，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中，阐述了在四周强大的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他指出，“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1）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因而“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2)经
28、过大革命的发动和准备。“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3)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般没有意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4)“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这是红色政权存在必要条件。(5)“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
29、的条件。这些条件是(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的经济力。他还指出，湘赣边界割据能一天天扩大，关键是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主要包括：坚决地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反动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罗霄山
30、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总结红4军和其他地区红军的斗争经验，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主力挺进赣南，在闽赣边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同年夏，红军游击战争开始蓬勃发展。到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已在全国10多个省的100多个县创建了大小10多块根据地。随着革命战争实践的发展，毛泽东把红军游击战
31、争的不断发展和农村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扩大，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开始形成“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林彪的信中皆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
32、畏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针对一部分人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思想，他指出：“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识清楚。”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看成“是促进全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就是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是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伟大成果。这条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1927年秋至1930年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阶它经历了红军的诞生，红军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斗争中发展和进行人民军队建设这些主要过程。1927年春夏，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失败，蒋介石、汪精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