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人之死《五号屠场》中人物的不确定性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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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人之死《五号屠场》中人物的不确定性精品
“人”之死:
《五号屠场》中人物的不确定性
人之死《五号屠场》中人物的不确定性
作者王飞鸿
一、引言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库特,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明确表示本小说里几乎没有人物,也几乎没有戏剧性的冲突。
因为书中的大多数人物都病弱不堪,都是被巨大的力量耍弄得无精打采的玩物,战争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到头来,人们丧失了充当人的勇气。
后现代小说中的人物一般都是滑稽、卑琐、无助的小人物,不知道何去何从,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人的价值和自我无法实现,从而在认知与价值的层面上对传统意义上的人进行了颠覆与解构。
同时,后现代小说也通过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对作品中的人进行了颠覆与解构。
二、双重性
小说的主人公毕利是一个经过确诊并有过住院治疗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在断裂的时空环境中幽灵般地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
德累斯顿大轰炸制造的可怕惨相和清理死人坑的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精神创伤。
他的形象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使毕利的形象在不断的裂变和矛盾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既像是以德报怨、济世救人的耶稣,又像是滑稽可笑、傻傻呆呆的小丑。
两种完全南辕北辙的特性却在毕利的身上得到了奇异的结合,产生了独特的魅力。
实际上,这两种特性是理性与疯狂的较量。
理性已经失去归宿,但是距离疯狂还有一段距离。
毕利只好在二者之间摇摆和徘徊,时而是看透尘世、宽恕一切、挽救苍生的救世主,时而是听天由命轻生厌世的木偶般的小丑。
冯内古特在小说开始之前就引用圣诞颂歌作为题辞,表明了把毕利与基督的形象联系起来的意图牲口哞哞叫,/圣婴惊醒了。
/但小主基督,/不哭也不闹。
这段圣诞颂歌不但在小说的第九章再次重复出现,而且还有冯内古特的明确解释毕利以前常常看到许多值得痛哭的事儿,但他很少哭泣,在这个意义上看,他至少像圣诞颂歌里的耶稣。
这句话的背景是备受折磨的毕利在战争期间看尽人间惨相都不曾流过泪,可是看到那匹受了重伤、渴得要死而无人关心的马时,他却泪如雨下。
实际上,毕利与基督的形象被作者有意地联系在一起,而基督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的。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受伤的马是对遭难的基督委婉的暗指,从而也成了受尽战争伤害的毕利自身的暗指。
因此,毕利看到那匹马时就像看到了自己,突然进入了一种被惊醒的状态,因而绝望的情感开始复苏,留下了眼泪。
不过,圣诞颂歌里的基督被惊醒后,是不哭也不闹的,而毕利以前是这样像基督一样遇到任何悲惨的事情都不会哭泣,此时却泪如雨下,好像与其基督的形象有些自相矛盾了。
其实,这也是典型的后现代表达风格,正好暗示了毕利的形象虽然与耶稣的形象被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耶稣形象。
毕利的形象具有双重性,而且是充满矛盾的双重性。
一方面,他像耶稣一样,对于一切人类的苦难虽然都淡然处之,但是非常关注人类的生存,试图在地球上传播拯救人类的新福音;另一方面,却又像个听从命运摆布的小丑,因为对人类的生存困境无能为力而常常陷入具有哲学意味的精神痛苦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
他的精神经常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虽然作者没有直接表明,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是他精神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说中还多次出现了毕利与基督形象的重叠。
大轰炸之前,离开英国俘虏大院赶往德累斯顿的毕利走在队伍的前头,脚穿银白色的靴子,身上披着天蓝色帷幕,好似穿着宽大的礼服。
一向浑浑噩噩、萎靡不振的毕利,却不止一次地走在人群的前边,加上人群的前呼后拥,颇有领头羊的气势。
这一类似情景的反复出现,其实是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时的情景的隐喻。
毕利虽然表面上看来就像个行尸走肉的空心人,死气沉沉,毫无活力,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顽强的信念和力量,那就是通过传播新福音,创造和平,拯救人类。
因此,一心想要把大众星上了解到的时空观、死亡观带到地球上的毕利与耶稣的形象发生了自然而然的重叠,二者的相似之处是都扮演了人类的引路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处特别典型的毕利与耶稣形象的重叠。
在战争结束两天后刚到屠宰场时,毕利在车里打瞌睡时,听到一男一女在用怜悯的语调讲话实际上是在安慰两匹受伤的马,那种腔调在睁开眼之前听起来仿佛是耶稣的朋友在把耶稣受残害的尸体搬下十字架时所讲出来的。
此时,受伤的马,受残害的耶稣,受战争戕害的毕利,产生了三位一体似的重叠效果,只不过这里强调的是他们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毕利从来都不曾像一个正儿八经的兵,但是他从来没有惧怕过死,甚至可以称得上视死如归。
只不过,他的视死如归是因为生存无望或者说生存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而非英勇无畏。
这样一心求死的消极心态与土兵的身份和战争的背景结合在一起,显得极其荒唐。
被俘前的毕利曾被罗兰·韦锐踢踢打打,却毫无反抗之意。
而同为美国土兵的18岁的韦锐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关怀之意,不但没有同仇敌忾的同情,甚至企图踢死跟他年龄差不多的毕利。
此时的毕利饱受虐待却对施加虐待的人没有仇恨和怨言,这一点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完全相似。
因为耶稣虽然惨死在十字架上,却并不懦弱、麻木,他只是宽恕了愚昧的罪人。
尽管毕利的形象与耶稣的形象不止一次地发生重叠,但是在很多时候,毕利身上又充满了荒诞滑稽的一面。
毕利的形象非常荒唐滑稽他没有铜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也没有长筒军靴。
他脚上穿的是廉价的短筒民用鞋,那还是他为了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买的。
他已经丢了一只鞋后跟,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没有铜盔、大衣和军靴,完全不是人们心目中常见的驰骋疆场的神勇斗土。
没有武器,不但无从打击敌人,而且也无从保护自己,典型的对敌无害,对友无益。
他脚上那双掉了一只后跟的不合时宜的民用鞋,就像是两手空空,凄惨惨地准备一死的毕利自己,不知怎么回事就上了战场,又不知怎么回事就落魄狼狈至此了,并且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
除了那双令人发笑的鞋之外,毕利的着装是这样的一件田间工作的短外套,一件偏长的衬衫,一条粗毛料裤子。
田间劳动服应该是农民在田间劳动穿的,粗毛料裤子应该属于正装,再加上偏长的衬衫、少了一只后跟的民用鞋、秃顶和寒风吹红的脸,这种不可思议的组合产生了二战战场上堪称最为荒诞可笑的士兵形象一瘸一拐如同正在进行滑稽舞蹈表演的小丑,制造了令人捧腹的戏剧效果。
战后的毕利依然不是什么英雄,依然像个小丑和傻瓜。
他回到家乡后,和又胖又蠢、别人都不愿意娶的瓦伦西亚结了婚——后者成为他精神失常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我的丧失使毕利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连结婚对象的选择也没有慎重考虑。
毕利的婚姻与感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决定他婚姻的主要因素好像是未来的岳父能在他的事业上提供强大的帮助。
从这一点上看,毕利显得有些庸俗或者势利。
实际上,毕利对于婚姻根本谈不上选择,只是随遇而安罢了。
崇高与丑的联手造就了毕利复杂多变的形象,也解构和颠覆了传统的英雄观既坚忍不拔又怯懦脆弱,既积极争取又消极绝望,既胸怀苍生又庸俗卑下。
耶稣身上带有小丑的荒诞和滑稽,小丑的身上又带有耶稣的宽容和无私,毕利有时是耶稣,有时是小丑,但在更多的时候是二者的混合。
可以说,精神分裂症实质上是人物双重性的一种外在体现,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难以确定的困顿处境中挣扎的一种象征,也是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具有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之一。
三、模糊性
《五号屠场》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不太清晰,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毕利作为故事的主角,表面看来,其形象还是比较清晰的。
然而,关于毕利的外貌描写却只有寥寥数语。
读者能够得到的印象就是高而瘦,外形像一只可口可乐的瓶子,身高
六英尺三英寸,而胸腔和双肩却好像火柴盒。
毕利虽然是小说的主人公,读者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毕利到底长什么样子。
他的出生地只知道是埃廉市,具体地点不详。
他曾作为步兵参加过欧洲的战斗,至于是怎么战斗的,文中没有交代。
他有精神病史,曾住院治疗,但不知道到底是否治愈。
他战后的职业是配镜师,但是很少看到对他工作的具体描述。
因此,所有这些信息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毕利貌似清晰的形象,其实只是一个个面目不清的影子,影子的各个侧面和背影,是无数平民百姓的缩影。
流浪汉的形象模糊得也是非常到位的,特点是自欺欺人。
这个40岁的流浪汉,自始至终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何等样貌,来自何方。
他在小说的第三章里以美军战俘的身份出现在德军运送战俘的火车车厢里,在第四章里就默默无闻地死了。
作者让他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九天,连续九天的行踪都被交代了。
九天是一个精确的数字,表达的却是一种极大的模糊性。
流浪汉在这九天,一直待在车厢里,没有自由,更谈不上什么自我,却一直在自欺欺人地说这节污秽肮脏、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的车厢还不算糟。
他有没有家人,为什么流浪,又是如何参军入伍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
他的自欺欺人更加让人对他的生活和从前的悲惨经历产生种种猜想,然而从他的话语中猜不出任何的详情。
虽然流浪汉的形象一直是模糊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无数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在后现代小说中,这种模糊性是不可或缺的。
只有这样,后现代小说才能更准确地表现后现代社会中人的死亡。
自我已经被消解,中心已经不存在,一切都在模糊中走向不确定。
英国俘虏的头目也是不能不提的模糊性人物。
他的模糊性又不同于毕利和流浪汉。
此人实际上像作者给他的称谓一样,是全体英国军官俘虏形象的代表者,这个阶层不同于毕利代表的平民阶层和流浪汉代表的最穷困潦倒的阶层,暂且称之为中上阶层。
此人的身份倒是很明了的,是一个步兵上校,但是他当下的工作是负责诊治英国俘虏大院里的病人。
真实的身份不再真实,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步兵上校、俘虏与医生三种身份的重叠造成了一种令人恍惚的特殊的模糊性。
这位头目认为,如果一个人停止注意自己的外表美,他很快就要死了。
从被俘之后,他一直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美。
外表美颠覆了人们对生存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使生存变成了纯粹的形而下的体验,彻底消解了人们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问。
不只是这位英国俘虏的头目,所有的英国俘虏都身体强健,衣着整洁,红光满面,每天都唱歌和锻炼,全是下棋、打牌、玩字谜游戏、打乒乓球和打弹子的高手。
这些描述让人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错觉这些被俘的军官看上去如此无忧无虑,不像是被囚禁的俘虏,反倒像是生活在伊甸园里一样。
但是,他们已经五年没见过一草一木,也没见过妇女和孩子——也没见过狗和猫,没去过娱乐场所,也没见过任何从事有益工作的人。
这短短的一句话,虽然是轻描淡写地说出的,但是彻底颠覆了乐观幸福的假象,清楚地挑明了这些英国军官战俘真实的尴尬处境——德国人再友善,也不会还他们自由,他们也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逃让这些英国人任意挖地道吧,他们爬出地道时必然会进入被铁丝网网着的长方形地段。
跟他们打招呼的将是那些无精打采地走向死亡的俄国人,这些俄国人不会讲英语,没有食物,没有能派上用场的情报,也没有逃跑计划。
让这些英国人任意偷车逃走或躲在车里逃走吧,可是他们的住地从来见不到车辆。
如果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装病,但这也不能使他们获得去别的地方的机会。
这段话至少暗示了四层含义其一,这些英国俘虏曾经尝试过以各种方式越狱;其二,他们的尝试都失败了;其三,他们没有任何希望逃出这个死亡中心;其四,他们不知道自己要过多久这样的生活,更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
人物的命运完全处于一种不确定的被动状态,这是冯内古特小说中最为经典的人类生存困境的写照之一。
在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不确定性中,人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因此,他们死了,放弃了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在吃、喝、拉、撒、玩等形而下的体验中生活,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活着的俘虏那样沮丧、绝望,而且还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欢欣鼓舞的状态——冯内古特让他们选择了从容地直面人生,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有对生存的留恋和期待。
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看,这些英国俘虏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可以说是积极面对,也可以说是消极逃避,因为他们实在是别无选择。
如果想生存,只有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外表美上,正像后现代主义强调的那样——活在当下。
这样,外表美与生存画上了等号的同时,也颠覆了传统战争文学中的俘虏形象,使生存的荒诞性达到了极点,彻底消解了人们心目中的终极价值和意义。
这位头目的身上重叠了所有类似处境的人的形象,无可置疑地表明了战争不但伤害了无数的平民百姓,而且也使所谓的高层军官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从而解构了所有战争的正义性。
在《五号屠场》里,无论人物是否抗争,他们最终的命运和选择在本质上都是相似的他们几乎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想生存,基本上别无选择。
因此,自我的丧失不可避免,人的存在失去了其精神上的形而上的思考,走向无深度的形而下的体验,其形象也随之走向平面化,充满了模糊性,在体现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不确定性的同时,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和主体论。
四、零散性
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作为主体的价值也完全失落,只有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飘荡在虚无的时空中,只剩下后现代的自我肢解式的彻底零散化。
在后现代小说中,人变为非人。
零散化是与主体之死,,情感消失相通的。
《五号屠场》中人物的形象也呈现出强烈的零散化特点,主要表现为主体之死和情感的消失,并呈现出后现代文学消解中心、并列杂陈的不确定性特征。
小说的主人公毕利身上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主体之死和情感消失的零散化特征。
主体之死通常与自我的丧失息息相关。
对于被命运抛来抛去的毕利来说,从参加战争到成为俘虏,从侥幸逃生到草率成婚,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受自己控制的。
在不确定的命运中,毕利本来还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想要代表整个人类与命运和现实抗争,但是现实与幻想的巨大反差却使毕利的自我最终走向分裂,时空的混乱交错和历史感的断裂只是人物形象零散化的外在表现而已。
随着自我的丧失,情感的消失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被俘前的毕利被韦锐踢打,毫不反抗,不但没有恐惧、痛苦等正常的人类情感的反应,而且似乎连求生的欲望都没有了。
战后的毕利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他的婚姻与爱无关,他根本没有追寻真爱的意愿。
他和妻子之间没有什么交流,和儿女之间也没有人们想象的天伦之乐。
毕利对母亲的感情很奇特,当他的母亲来精神病房看他时,他总是把脑袋盖在毯子里,而且病情总是变得严重许多,他觉得母亲使他很为难,很讨厌,很软弱,因为她费了这么多心血给他以生命,使他生存,而毕利却根本没有生的留恋。
毕利的世界在不断地错位,连世间最伟大的亲情也遭到了肢解,他不像是母亲的儿子、孩子的父亲、妻子的爱人。
他的自我早已经被战争耗尽,到了和平年代依然没有恢复过来,并且日益严重。
备感孤独的毕利日益孤独,为了逃避,只能在不断的时空旅行中穿梭,情感的表达越来越少,与现实世界的隔阂越来越大。
因此,毕利的形象呈现出强烈的零散化特点。
罗兰·韦锐当时只有18岁,也是小说中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
小说对韦锐的家庭和不幸童年并没有提供什么细节,主体之死和情感的消失在韦锐的身上却体现得非常鲜明当别人不理他时,他就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
装着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阵子,然后便找个什么借口把那人打得屁滚尿流。
虽着墨不多,却一阵见血地表明了韦锐作为人的主体价值的失落——因为外表的呆笨、肥胖、平庸,再加上古怪的脾性,在匹兹堡,没有人愿意与他为伍。
被排斥的孤独感使韦锐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畸变,因此他总想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并通过这种狂热的、色情的、凶杀的方式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感。
他初见毕利时想要救他的命,后来又疯狂地要置毕利于死地,就是出于这种复杂的心理。
韦锐最大的兴趣是各种刀枪和刑具,他曾向毕利
谈到自己发明的酷刑,一种是把牙科医生的钻头插入别人的耳朵,一种是把某人绑起来丢在沙漠的一种蚁冢上,使他脸朝上,在他的生殖器和嘴上全涂满蜜,然后把他的眼皮割去,使他在被蚂蚁螫死之前一直得眼睁睁地望着烈日。
实质上,韦锐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爱好和发明的背后隐藏了失落的自我和扭曲的情感。
现实生活中的韦锐没有朋友,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正常情感的严重缺失在他心中逐渐发酵,成为一种对所有人的深深的仇恨。
这种仇恨的寄托就是那些刀枪、残酷的刑具和发明——至少在想象里,韦锐不再呆笨、平庸,甚至显得强大起来,虽然该发明在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不仅如此,对韦锐而言,在他的潜意识中,知道或想出更残酷的刑罚仿佛意味着报复了所有拒绝他、伤害他的人。
然而,这种所谓的强大掩饰不了韦锐内心的脆弱,从他惯常的装扮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很热,而且又被衣服包得紧紧的,因此他似乎不感到危险了。
他的视野局限于他透过钢盔帽檐与围巾之间的一条细缝所见到的小天地。
他从家中带来的这条围巾遮掩着他鼻梁下的整个面部。
他裹着这条围巾感到很舒服,以致可以自己骗自己说,他已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安然回到家里,并对他的双亲和妹妹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其实,战争仍在进行。
很热,却又穿得很厚,说明内心缺乏安全感,需要温暖和关心;裹着的毛巾使视野小得不能再小,说明想逃避,不想看到可怕的现实;所谓真正的战争故事,曲折地反映了盼望战争赶快结束和与家人团聚的幻想。
总之,正因为情感的消失,才把安全感寄托在厚厚的衣服和围巾上。
也就是说,情感在韦锐身上呈现出了物化的状态。
除了毕利和罗兰·韦锐,声称史上最甜美的事情是报复的拉扎罗、毕利的妻子瓦伦西亚、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朗福德的第五个妻子莉莉等人物形象也具有明显的零散化特点,而且也主要表现为主体之死或情感的消失。
自我被彻底消解,变得飘移不定,人物失去了人格、面貌和身份,其存在呈现出一种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零散化状态。
换而言之,主体丧失了中心地位,已经零散化,自我已无立足之地。
后现代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彻底地解构了传统文学中人物形象的丰满、立体、完整,呈现出支离破碎的耗尽状态,像一面面碎裂的哈哈镜,折射出了后现代社会无穷无尽的不确定性。
五、结语
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在宣告主体死亡、作者死亡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得死亡,死亡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无理性,无深度,无自我。
《五号屠场》中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没有传统小说创作中人物丰满、立体、感性、具体的特点,呈现出典型的扁形人物特征,仿佛一个个人影,有的人物甚至只是背影,虽然人物的特点还是历历分明的,但是区分他们靠的不是外表、职业等表面的东西。
《五号屠场》里的人物虽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代表简单和浅薄,相反的,却能直达人的灵魂,为人们带来震撼,让人们对于后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生存困境和出路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1.
[3][美]库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紫芹,曼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王飞鸿1977-,女,河南漯河人,硕士研究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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