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与新闻事业.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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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与新闻事业Lec7:
CivilSociety,PublicSphereandJournalism,内容,
(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二)新闻事业与政治领域的关系(三)媒体领导新公民运动?
(四)公民社会和社会转型视野下的企业界新闻界关系,节次安排,第一节:
复习(10分钟)+讲解(35分钟)第二节:
播放录像:
怒江的选择(45分钟)(没有找到视频,替换为阿文的噩梦http:
/)第三节:
讲解(45分钟),
(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在当今信息时代,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我们用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和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理论可以清晰地解释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托马斯雅诺斯基指出,社会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重叠的部分:
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
公民社会表示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共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市场领域这三者之间一种有活力的和相互作出反应的公开对话领域。
第三波民主化、市场化与全球结社革命,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潮流。
联合国2002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从1980至2002年,已经有80多个国家从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
民主国家和许多威权与转型国家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近年来,世界各国正在发生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即国家和市场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些机构被冠以“非营利的”、“自愿性的”、“第三的”或“独立的”部门,包括宗教、政党、媒体、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监督群体,具体而言就是成千上万的环保组织、消费团体、人权组织、反腐败组织、社区私人团体、医疗诊所、学校、日托中心、民间社团、发展组织、文化机构、职业协会。
这些名声日益响亮的私人非营利部门构成了所谓的公民社会,有学者称这种世界性现象为“全球结社革命”。
什么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西方从公民革命以来,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三元甚至是四元的结构进行分化,它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研究框架已经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复兴和拓深,并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变迁提供理论分析的模式和工具。
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结社)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什么是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理论由德国当代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JurgenHabemas,1929-)系统阐述。
公共领域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
从价值规范导向来看,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规范集中体现在它对公共性的高扬与彰显,而公共性不仅以批判与开放为其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其基石。
传统社会结构图,公民社会、公共领域视野下的社会结构,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密不可分: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
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
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
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
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
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
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中国公民社会的初步发展,中国当代的公民社会,主要是伴随30年来市场领域的成长而出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变化,首先出现了脱离原来体制的个人,他们往往具有文艺才能或经商能力,依靠新出现的发展机会和个人奋斗成为“自由人”(作家、演员、企业家、律师等)。
接着出现了少数具有私人性质的团体。
在政治与经济进一步分化的基础上,公民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得以发展。
民间组织主要为社会团体和非企业单位。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I),文章来源:
人民网-环保频道于晓刚和他的绿色流域已经成为国内民间环保组织的一面旗帜。
在Google上输入他的名字,冒出来的信息有8410条。
漫湾水电站的社会影响评估、丽江拉市海参与式流域管理、怒江保卫战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为促进在中国西部实现可持续的流域管理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见到于晓刚,觉得平和中透着刚毅。
他本科念的是中国文学史,后来又在亚洲理工学院读自然资源管理和规划的硕士,还有流域管理规划的博士。
这么多年来做科研、带项目,大都跟大自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河流、湿地还是森林。
或许正是这亦文亦理的背景和跟大自然的亲近,塑造了于晓刚多层面的气质。
搞研究时他是一丝不苟的科学家,做项目时则俨然一位运筹帷幄的管理人才。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II),生活中的他,举止言谈中又满是感性的一面:
坐在他喜欢的咖啡屋里,听他很开心地谈出去考察时,大家开辆车一路唱着歌,遇到美丽景色就停下来看。
他是那种即使是在办讲座时也喜欢请朋友来拉拉小提琴唱唱山歌的人。
“艺术即生活”,他这么说。
于晓刚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地图和画,挂着牦牛头,简朴而别致。
这里是绿色流域在昆明的基地,4间房,8个人。
人人都异常忙碌。
负责办公室管理的朱老师是退休后来到这里的。
他说他去过许多单位,从未见过一个团队像这样勤奋地工作。
“一坐上凳子只有上厕所才下来。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III),一直想了解,是什么不同之处使得于晓刚让绿色流域在诸多民间机构中脱颖而出。
当他谈及怒江保卫战时,我们似乎接近了答案作为反对怒江大坝工程的核心力量之一,于晓刚说他们的目标不是反对修建一两座大坝,而是创造一种机制来促进流域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
“我们不是一味反对大坝,而是强调建设大坝要有规则以及对环境和社会的评估,并需要民众和NGO的参与。
”于晓刚的这一理念不只体现在建坝上,更是贯穿了整个绿色流域活动的主旋律。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IV),“环保组织不能只有热情”有朋友这样评价于晓刚:
“于是不一样的。
他是扎扎实实地做了研究的,是真的有知识的。
”科学化的决策首先要以严谨的调查研究做基础。
于晓刚曾花很长时间在滇西北地区及长江、澜沧江流域做大量科学考察。
当年他就是在拉市海做林业社会学方面调查时,遇到了来自湿地保护组织的一个外国人。
那人恰好想在中国找一个做湿地保护的人,于是邀请他到柬埔寨开会,向湄公河各国环保NGO介绍他的想法。
然后,他开始了拉市海流域管理项目,其它湄公河NGO也开始了流域管理项目。
目前绿色流域的定位是提供参与式综合流域管理知识、培训、信息网络,集科研、倡导和实践为一体。
调查研究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V),“NGO应该参与到决策中去”于晓刚思考的,是绿色流域作为一个NGO怎样参与到决策当中去。
以倡导慎建怒江水坝为例,以下的一连串事件充分体现了绿色流域的行动能力:
2003年11月,绿色流域在昆明举办了一个“怒江对话”的水之声论坛:
“让我自由地奔腾”。
12月,绿色流域、绿家园和自然之友共同在泰国世界河流与人民大会上呼吁保护怒江,有很多国家民间环保机构响应。
12月底,于晓刚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采访。
该节目在两会期间播出,引起强烈反响。
2004年2月13日,云南两会期间,绿色流域协助云南政协委员正式提交了保护怒江以及开发怒江要审慎的提案。
紧接着组织全国的媒体到怒江采访考察9天,之后又在云南大学举办了怒江一行的报告会。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VI),以上的行动在当地以及通过媒体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4月2日,有媒体披露温家宝总理认为怒江建坝应该慎重研究,科学决策,并且退回了国家发改委关于怒江13个水电站的开发建议。
绿色流域以及其他NGO在其间的推动作用被称为怒江保卫战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新闻事业与政治领域的关系,中国媒体目前采用的是一种在世界上比较罕见的机制:
完全党有党营或国有国营的有限商业运作。
在政治上必须遵守执政党的“宣传纪律”,没有多少自由报道国家一级公共事务,但是近几年来评论的空间和力度迅速加大。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官方定性“党营舆论公司”何舟博士等学者1998年描述媒体与媒体管理者的唯一共识:
营利。
小报化:
在政治必须正确,媒体被鼓励安全地赚钱的前提下,造成了报道内容窄化结果:
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在政治和市场的共同激励下总量猛增。
另一方面,重大政治腐败案件几乎不能由媒体揭发。
政治层面长期执政与意识形态淡出,从政治层面看,官方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改革方面谨小慎微,但是实际社会生活中流行实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类型为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或党国威权主义(party-stateauthoritarianism),其突出特征为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和经济上的消费主义,经济层面市场与垄断,从经济层面看,官方明确宣布放弃计划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并大规模推行非国有化,但是国家仍然控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如军工、电力、电讯、铁路、航空、石油等。
“红色家族”后人占据大型国企90%以上主管岗位。
两种市场经济之争:
官办市场经济vs自由市场经济。
法律层面新闻无法,从法律层面来看,中国目前的法制体系接近于大陆法系,但是与法国、瑞典和俄罗斯等大陆法系国家不同,中国没有专门的新闻法(presslaw)或媒体法(medialaw),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但是从来没有根据宪法作出的司法判决。
因此,媒体基本上属于法外领域。
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施行,有可能改变传统的政府秘密决策和决策结果不公开的传统。
为舆论监督尤其是对政府的问责奠定了法制基础。
建设公共领域的意义(I),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认为,政治的核心在于它的公共性。
这种公共性建立了在“为他人所看见和听见”基础上的“现实性”,公共性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够置身其中。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了相互沟通和交流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吸引,同时能够互相区分。
哈贝马斯所考察的公共领域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adialogicalconcept),也就是说,它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相互对话的个体为基础。
建设公共领域的意义(II),在现代文明国家,新闻媒介被视为社会公器处于全体公民据以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讨论公共事务的公共领域之中。
当代新闻媒体具有告知、启迪、监督三大社会功能。
而在中国,媒体是尚未被充分认识挖掘的一种特殊资源。
在大力发展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境,建设公共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个有公信力的新闻界承载着整个社会、尤其是可能被权力侵害的弱势群体的高度期待。
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市场经济主要通过广告方式对媒体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媒体商业运作的结果是自身成为巨大的产业;媒体通常都是一个分工精细的企业。
但是这种运营方式塑造了作为企业运营的现代新闻事业处于一种双重性格和随之产生的双重文化,即体现价值理性的新闻文化和体现工具理性的商业文化。
因此施拉姆说:
“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格的事业。
站在为公众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播是一个学校,但是,站在为投资者赚钱的目的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企业。
任何传播媒介的负责人,受这种双重性格的影响,一方面要尽校长之职,另一方面要尽经理之职,这两种职务有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
“眼球经济”、“红包记者”与“独立学者”,在这种背景下,媒体的动机也会受到质疑:
难道媒体是没有名利欲望的天使、而不受“眼球经济”的驱使,去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用户量和广告量的最大化吗?
严重的现实是,中国新闻界从业人员的普遍受贿“有偿新闻”,堪称国耻。
2007-2008年反面案例:
(1)河北蔚县煤矿爆炸多路记者领封口费被判刑。
(2)山西煤矿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被拍摄。
但是,时评作者凭借创造性写作和劳动获得不菲的合法收入,促进了社会进步,也在经济上早就了秋风(北京)、傅国涌(杭州)等“独立学者”,这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
2008年11月1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矿方向媒体记者发“封口费”。
自由摄影者戴骁军拍摄领钱记者,蔚县矿难涉事记者十人,其中九人被判刑,2010年3月30日,在蔚县矿难时隔一年多以后,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10名在矿难中收取“封口费”的记者名单,涉事记者十人,其中九人被判刑。
政治领域的无常和不确定性,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仍然不是市场、而是官方的态度。
在党国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所有媒体仍然必须听命于政治领域,否则就可能失去生存的机会。
例证:
2005年12月新京报总编被撤换、2006年1月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被停刊整顿、2008年5月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被免职。
不过,中国毕竟进步显著,长平可以作为时评作者活跃在媒体界。
(三)媒体领导新公民运动?
笑蜀观点公民写作公民教育新公民运动媒体与知识界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培育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法律维度,成功案例:
番禺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站,2009年12月10日,番禺区政府表示,暂缓“垃圾发电厂”项目选址及建设工作,并启动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全民讨论。
其中传统媒体、新媒体和媒体从业者作用突出。
近期,广州市选址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准备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消息传出,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丽江花园、广州碧桂园、海龙湾等众多楼盘小区居民发起了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活动。
公民社会三种权利综合体,以公民社会的制度化领域为焦点,可以分立出三种权利综合体:
第一,涉及文化繁衍的权利综合体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沟通自由;第二,保障社会整合的权利综合体结社与集会自由;第三,保证社会化的权利综合体保护隐私、私人关系、以及人身不受侵犯。
新闻事业的角色:
倡导人权、推进法治、维护正义。
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特征,以市场经济、私权为基础平等自治、契约关系法制原则自治原则多元主义自愿参与、承担责任通过传媒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开放性公开性理性、批判性地讨论公共事务内部民主,公民社会三要素,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有别于家庭、家族、地域或国家的一部分社会。
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和制度,得以保障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
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的或公民的风范。
(四)公民社会和社会转型视野下的企业界新闻界关系,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社会与俄罗斯这样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传媒的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一方面扩大了对政府和其他权势集团进行舆论监督的空间,增加了从事黑幕揭发报道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对传媒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加上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和法治精神的缺失,有可能出现传媒的“双重封建化”,即传媒成为政府和市场拉拢或打压的双重对象。
或者传媒卷入党派政治,充当党同伐异的工具转轨国家往往还滋生出大大小小的黑社会,对于新闻记者而言,往往成为世界上除了战争以外工作环境最危险的地方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让我们感到社会转轨的意义和复杂性,尤其是大众传媒如何充当社会转轨的守望者,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它们的经验尤其是教训,值得认真汲取,大众传媒体制与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在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大众传媒体制普遍存在一种二元结构,即报刊的私人所有制(转轨国家可能有少量官方报纸)和广播电视的多种所有制和管理体制。
在广播电视领域,各国媒介的所有制和管理体制主要有大致三种与特定政治和经济体制相关的体制类型:
(1)以美国为代表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完全商业化运行体制;
(2)以西欧为代表的公营和私营并举的双轨制运作体制;(3)以中国为代表的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运作体制。
新闻媒介无论是私营、公营和国营体制,与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都有这样那样的日常联系。
甚至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公民社会中活跃的成员,并且与其他社团等非政府组织(NGO)有着积极的互动。
见下图:
复杂结构图,中国的国营媒体有公共性吗?
媒体作为私营公司或公有机构,从本性上及绝大部分活动上来看,是在公共领域之内,尽管它们可能与市场领域或国家领域有重叠,很大部分的公众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解释、操控,甚至由媒体来构成的当媒体组织是国有机构时,它们是一只脚踏在国家领域,一只脚踏在公共领域。
当媒体组织是私营机构时,它们和别的公司一样,是立足于市场领域但是,媒体不论是私有或公有,它们的活动都显然在公共领域。
以英国为例,公营的BBC和私营的其他广播电视媒体以及私营的报刊分属于公共领域中的精英、中间和大众(通俗)子领域中国报刊和广电媒体虽为国有国营,但是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公共性因素在增加,其中信息和言论空间较大的新兴媒体互联网的作用日益凸显总体而言,行政力量趋于消退,市场、大众和媒体专业力量在增强,四种力量有了博弈的可能,中国新闻事业的专业化转型,由专一国家包养的“喉舌”转型为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由宣传体制转变为宣传与新闻并存的体制。
由意见(评论)取向的新闻事业逐渐转向信息(新闻)取向的新闻事业。
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事实和意见分离正在成为共识。
作为报道文体的报告文学、通讯走向衰落,调查性报道等深度报道和特稿兴起。
作为评论文体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写作走向衰落,价值和观点多元的时评空前繁荣。
在新闻无法的背景下广义的新闻法制在政府信息公开和诽谤等领域发展迅速。
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趋于融合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被社团组织或政党所取代公共领域已经成为利益竞争的场所公共领域中的大众传媒受到政府权力和私人势力的双重宰制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受到破坏社会共识与公众舆论被精心策划公共领域的公共性被操纵,双重封建化中国及其他转型国家,传媒受制于传统人治因素与开放中再封建因素侵袭共生的严峻现实;传媒面临这种双重夹击,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和权力制衡作用经常被否定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新闻自由往往被视为洪水猛兽,以致于新闻传播迟迟不与国际接轨。
新闻领域成为人治特区和法治盲区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下广告和公共关系的侵入导致了传媒的再封建化。
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经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而某种伪公共领域制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以致于传媒难以充当公众期待的社会转型守望者的角色,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流弊,市场失灵(金融危机为顶峰)企业内部组织的非民主性质集权制家长制运作非透明化引诱媒体的商业化趋向(如讨好广告商、记者炒股)跨国公司可能的危害法治疲弱和官商勾结,经济全球化与腐败的全球蔓延,“透明国际”2002年行贿指数调查表明,最肆无忌惮的腐败发生在公共工程/建筑领域及军售和国防采购部门,其次是石油及天然气、房地产、电信、发电及输送、采矿、运输/仓储、医药/医疗、重工业制造、银行及金融、民航、森林、信息技术、渔业、轻工业制造和农业,外国公司在这些部门里竞相进行行贿,其中俄罗斯的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行贿几率极高,中国其次。
“透明国际”2005年全球腐败报告称,“公共建筑工程领域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据“透明国际”估计,全球每年的公共建筑工程开支高达32000亿美元,由于贿赂至少使得工程造价增加10%,全球每年因此造成的损失达3000亿美元之巨。
新闻舆论监督的至关重要性,舆论监督:
以公共领域制约政治领域和市场领域跨国舆论监督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舆论监督旧财经杂志、纽约时报等国内外优秀媒体的实践市场领域监督舆论对象以大型企业、上市公司、红顶公司、跨国公司为主,案例:
日本水俣病(I),水俣病是因为最先在日本九州地区熊本县水俣市发现而得名的,是因工业污染而产生有机水银中毒的疾病1988年,IPCS(鉴定有毒物安全性的国际机构)发表了成年人的头发水银值超过50ppm的标准,加拿大、新西兰、伊朗发表的报告中,提出对于怀孕女性会对胎儿产生影响。
但是,日本当时的环境厅却把这个报告秘而不宣。
熊本日日新闻记者高峰武把学者原田正纯搞到的内部文件公布高峰在平成14年(2002年)熊本学园大学的第六次“水俣病”报告中,指出:
日本新闻史的第一次相关报道出现在昭和29年(1950年)8月1日的熊本日日新闻“资料提示”猫抽风全部死亡水俣市茂道因老鼠的激增而悲鸣;,案例:
日本水俣病(II),熊本日日新闻的相关报道可分为5个时期:
1.1956年-1959年:
水俣病正式发现并由此产生慰问金协议2.1960年-1968年8月:
空白的8年,这期间出现新泻水俣病3.1968年9月-1973年7月,政府开展公害认定、审判争论、补偿协议4.1973年8月-1995年:
未被认定患者的斗争、政府的解决方法。
熊日把这个报道持之以恒的传承下去。
1951年5月16日对于水俣病正式患者被送到保健所的相关报道孩子得奇病是同一病原吗日本报纸上第一次出现“水俣病”这个词是1958年8月,水俣病图片:
W.EugeneSmith(1918-1978)前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案例:
日本水俣病(III),在空白的八年中,虽然也有数件报道,但是解决问题的报道大幅下降。
在这期间,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尤金史密斯因为他的富于同情心的图像和作为摄影师的对于技术和社会责任感的不妥协立场而受到高度的尊敬。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从他关于水俣病的图片报道(photoessay),史密斯提倡摄影师的权利要超越编辑对于图像、标题和印刷展览正文的控制。
案例二:
2008东航“返航门”事件,东航因隐瞒真相而招致舆论讨伐“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完全失败的危机处理航空公司:
太多的“天气原因”、“航空管制”评论:
对东航“罢飞”事件进行彻底调查评论:
“返航门”拷问垄断行业劳动合同内幕评论:
返航事件越来越像“华南虎照片”了结果一,经济损失:
民航局停止东航云南部分航线运营权,罚款150万,乘客补偿最高标准每人400元结果一,企业形象损失启示一:
凸显新闻公开与文过饰非的矛盾启示二:
必须尊重新闻规律,戒绝歪曲和隐瞒事实,案例三:
为企业立传与记者职业(I),2005年4月1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何磊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企业史”的作者,基本上是在各个媒体供职的记者、编辑。
“在中国,许多大企业、大老板都给自己树碑立传,许多有名气的记者都给大企业树碑立传。
”一名财经媒体的记者说,小记者给企业写消息,大记者给企业写传记,这已经成为财经媒体的一道景观或许正是“热销”的缘故,企业书为许多出版社所青睐。
记者从中信出版社得到的消息是,环球企业家杂志记者吴阿仑所著的105亿传奇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一书刚刚印刷完毕。
此外,下个月,这家出版社还将有“一堆”关于企业的书要出版有人羡慕这些能拿到高额版税收入的记者,有人虔诚地捧着这一本又一本企业史,但也有人避之惟恐不及,案例三:
为企业立传与记者职业(II),“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说,记者和作家一定要爱惜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声誉。
他说,西方的记者,连企业的饭都不敢吃,更何况给企业树碑立传“我相信没人会请我,但即使有人请,我也不敢去写。
”曾有过多年记者经历的展江博士说,记者、作家的职业属于公共领域,一旦与资本亲密接触,就等于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公信力出让了。
他说,企业是利益集团,以赢利为目标,与他们过于亲密,有悖于记者和作家的独立立场在西方,记者、作家揭露一个企业或财团的发家史,是主流,但为企业树碑立传则是罕见的。
他奉劝国内的记者、作家,面对企业的邀请,一定要慎之又慎,案例四: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陨落,“萨斯”肆虐期间创办2003-2004年达到顶峰:
“每周毁掉一个中国名牌”2005年以后转向:
消费课堂与安全生产2008年9月2日为三鹿背书:
“三鹿集团:
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每周质量报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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