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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华:
医生不能只把患者当创收工具彭小华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一个译者和她的译作之间的精神渊源
——《最好的告别》翻译彭小华答记者问 2015年7月,由我翻译的美国著名医学作家、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在西方影响巨大的《最好的告别》出版,立即受到中国阅读公众的热情欢迎,仅我所知,就进入并高居十来个年度图书排行榜前列,作为译者,我感到安慰和喜悦。
日前,《广州日报》阅读版记者孙珺来信,就《最好的告别》一书采访我,这给了我一个契机,谈谈我与这本书之间精神联系,并回答她的其它问题。
1、您为何翻译这本书?
契机是什么?
我从十八岁开始做翻译,领域从文学、哲学、医学到宗教、历史,《最好的告别》是我在情感上最投入的一本书,我用“倾情翻译”来形容。
实际上,在同拥有该书中国大陆版权的湛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约翻译之前,我就已经翻译了近五万字,并发表了万字长文的读后感“养老与临终关怀的他山之石”。
之所以这么投入,我想有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原因吧。
我童年时代就已经有强烈的死亡意识,因为在四岁以前,我曾三次同死神擦身而过。
在我还不到两岁的时候,一个中午,我六岁的哥哥带着我和一群大孩子在成昆铁路铁轨上玩耍,突然一列客车轰隆而至,所有的大孩子一哄而散,把小小孩儿留在了道心。
大家都以为我必死无疑,等着看尸体,火车过去之后,我却毫发无损地站了起来,甚至直到飞奔而至的母亲抱着我时,才哭起来,对她说,火车声音好大,我害怕。
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我竟然没有跑,而是就地在道心趴下了……七天以后,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一个有着近十个子女家庭唯一的男丁,在同一个道口,葬身车轮。
之后,我又两次落水、几乎溺毙。
在我十岁之前,我们住家的房前屋后有很多的坟墓,新坟、老坟都有,我们可以说是与死人比邻而居,死亡及与死亡相关的衰老、疾病之类的问题无法回避。
距我家不足百米之外就是成昆铁路,经常发生火车撞死人的事——主动自杀和没来得及躲避火车而被碾得血肉模糊的人都有,那都是我童年时代的噩梦。
自杀作为结束生命的一个选项、生命的脆弱和无常,这些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过于沉重的话题却早在我童年时代就已经进入了意识,并令我为之迷惑了。
我出生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四十岁了,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很老了。
那会儿家里常常只有我和她,又不时听说有人在夜里死去,比方说,我表妹的奶奶就是在她们同卧时半夜去世的,第二天早晨她醒来摸到尸体已经冰凉的奶奶,吓得半死。
我很怕妈妈也会在半夜死去,却不肯告诉她自己的忧惧,而是常常睡不踏实,夜半惊魂,挠挠她的脚心,看她的脚往后一缩,知道她还活着,才又放心地睡去。
死亡的如影随形,和对死亡、尤其是对衰老病弱的妈妈的死亡的恐惧,使得我很小就关心死亡以及围绕死亡的衰老、疾病问题。
出于对父母艰难人生的疼惜,我很早就立下宏愿:
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条件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条件,为他们养老送终。
良好的意愿需要知识和条件的支撑。
我一直在琢磨和努力。
大学毕业后,我获得了一份卫生系统的工作,管理英文医学图书、刊物,每月做图书和文章摘录翻译,提供给医务人员,在国外医学代表团来访时,担任翻译。
在此期间,我主持翻译过两百多万字的医学著作,其中《现代急诊医学治疗手册》对我启发尤其大,了解当时西方先进的医疗观念和技术,包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中国医学界还是新概念的临终关怀、姑息治疗。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有机会密切接触医生和病人,亲眼看到很多弭患不治之症,特别是晚期癌症的病人,花费巨大,痛苦不堪,最后还是不治而亡,那种死在我看来很可怜、很孤独,更没有什么尊严可言。
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对西方的临终关怀、姑息治疗有所了解,非常推崇,我和一些朋友就有过兴办临终关怀中心的念头,不过主要由于政策壁垒的原因,我们的想法最终没有成为现实。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关心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的安顿,无论是医疗不足,还是医疗过度,都令我扼腕。
养老问题也是我多年关心的问题。
传统的中国家庭结构近几十年已经逐渐瓦解了,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观念意识和制度的变迁,传统的养儿防老在观念上淡化了,在实践上越来越难以为继。
我从亲戚、朋友、邻人家老人的奉养、医疗、临终之中看到了困窘,看到了老去、病去的生命的可怜。
自己终有一天会变老,而我的父母正在老去;自己或者父母终有一天也可能患不治之症,也可能遭遇不测,那些我在别人身上看到过的医疗、养老问题,终究也会是自己以及自己作为子女需要面对的问题,我当然会从个人、家庭层面关心,希望可以通过学习,让自己有意识和知识准备,同时,我也认识到这些问题其实在整个社会普遍地存在着,是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和相应的制度建设,才可能得到改善。
由于自己有对于死亡、养老、医疗、临终及相关问题的关心,当我于去年十月份从《纽约时报书评》上看到《最好的告别》介绍时,立即购买了此书,并投入到阅读和翻译之中,不仅自己受益,也希望介绍给中国社会,希望它成为更多的人思考这些问题、就这些问题进行决策时有价值的“他山之石”。
2、翻译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这本书我翻译得很轻松,跟作者在思想、价值方面非常投契,所以,理解没有问题;对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来说,医学内容可能会有障碍,但是,由于我过去的医学知识和医学英语储备,翻译还比较轻松。
一些词、句有理解困难时,由于我夫君、汉学家、翻译家白亚仁的参谋,都可迎刃而解。
3、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进行“生死”思考,并将之上升到形而上的角度,在您看来,阿图是将父亲的故事写成了一个饱含着命运和信仰的故事了吗?
我倒是没有这种感觉。
阿图本人是在美国出生、长大、接受西方医学科学训练的医生,虽然他来自印度的父母都是印度教徒,但他自己并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
我觉得他对待疾病、死亡的态度都是问题中心的、务实的。
阿图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以老人和患者的意愿、福祉为中心,提倡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以他们的愿望为养老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最高宗旨,鼓励医务人员同病人进行平等对话,把自己放在病人医疗信息顾问及医疗措施执行者的地位。
与阿图不同,他同受西方医学科学训练的父亲生长在印度,在文化和信仰上,还保留了印度的传统,包括发达以后造福桑梓、照顾父亲及家乡亲人。
但是,对待自己的疾病,他完全采取的西方医学以问题为中心、务实的态度,从头到尾,他选择和接受了西方医学科学的诊断、处置,在这方面,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传统宗教、文化影响,唯一体现他印度宗教、文化情怀的是,他要求家人在他死后把一部分骨灰撒到印度教徒的圣河——恒河里面去。
阿图对此并不理解,但是,他尊重父亲的信仰和情感,最终同母亲、妹妹一起,履行了父亲的愿望,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精神体验:
感觉到了和亘古以来已经故去的人们的联结,以及与未来人们的联结。
4、您翻译本书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作为现代化先发的国家,美国在养老机制和养老实践、医疗科学和医疗服务、临终阶段的姑息治疗实践方面,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我最大的感触是,美国的病人、老人、临终患者真有福、条件真好!
在养老方面,他们已经探索出多元化、多层次、适合不同个体需求的结构和相应的服务;在医疗方面,患者中心地位比较确立,我非常赞赏他们鼓励人们订立《生前预嘱》的做法。
我强烈希望国内的患者也能够在牵涉自己生死的治疗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希望国内医生能够多一些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把患者当成活生生的、需要怜悯和慈悲对待的人,而不只是消费者、创收工具,希望医疗体制进行改革,体现比资本主义医疗体制更大的优越性。
5、翻译这本书对您本身来说,有怎样的改变?
在本书所涉及的养老、作为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策略考虑、临终阶段安顿,乃至生命本质和价值认识方面,我都增长了知识和认识,因此,我想我在作为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时候,应该比过去更聪明一些;我也在鼓励我国内的企业家朋友进入养老、临终关怀,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行业。
经由翻译、深入阅读本书,无论是对待养老、疾病还是死亡,我都更坦然、更达观了。
这些都是生命必经的阶段,无可回避,无法改变,那就积极地学习,在理念上和知识上多做准备,从而可能更从容地面对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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