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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宫廷音乐考述
中国音乐学(季刊)
1998年第2期
MUSICOLOGYINCHINA
李方元俞梅
北魏宫廷音乐考述
[内容提要]本文就北魏音乐作宫廷文化层面的考索,涉及北魏宫廷音乐的沿革与分期,音乐的来源,音乐机构及乐官太乐令的设置,宫廷音乐的类别,及其宫廷音乐观念等问题。
意欲从整体的文化角度全面考察北魏宫廷音乐的面貌,揭示传统的宫廷音乐类型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北魏少数民族政权时期衍变的轨迹及其新的文化取向,以疏理宫廷音乐在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北魏宫廷音乐中原宫廷音乐传统特征衍变
一引言
约公元五世纪中叶,北方五胡十国的混乱局面终结于北魏拓跋焘铁骑之下;至此,中国历史被带回到南北两大区域文化板块的发展轨道上。
作为一个可与南朝相抗衡、影响一代历史的北方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便使北魏一朝多增了一层文化的意义。
北魏历史曲折复杂,其多元、多线和多样性的文化特点更成为一代独特的历史景观。
在音乐文化方面,上述特点同样鲜明。
尤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的四种基本类型:
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已然全备。
正鉴于此,更要求我们的学术视野能深进至断代史的、区域史的和文化史的研究,去揭示不同文化层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细微变化。
此前魏晋南北朝音乐史的研究,已获累累硕果。
然细察之下,似亦有薄弱不足之处。
例如,探幽发微的断代研究,推演缜密的区域研究及穷原竟委的文化研究尚不充分。
而就单一时段、单一文化部位的音乐(如北魏、宫廷音乐)史的疏理考索之作更是屈指廖廖。
本文的写作,即是聚焦于北魏之宫廷音乐,从文化史角度对其沿革、分期,类别、特点,音乐机构及宫廷音乐观念作全面的深入考究,冀图北魏宫廷音乐之面貌,能够跃然纸上,依稀再现于今日,若果真得之一二,也算是对笔者努力的回报。
二北魏宫廷音乐的沿革与分期
公元386年,遭武帝拓跋硅复国称魏,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至太武帝拓跋焘扫灭夏、北燕、北凉等政权,公元439年结束了西晋覆灭后北方长达一百三十余年纷乱的民族争战,统一了北方。
至此,魏——一个日渐响亮的国号凸现至历史的前台。
北魏政权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集团族属鲜卑拓跋部。
该部兴起于大兴安岭北段、嫩江中上游至额尔古纳河流域之间,先秦已见诸中原文献。
因其早期活动地域远距中原,阻隔了与中原文明更多的接触。
至东汉后期;拓跋鲜卑南下阴山,与中原文明咫尺相近,新的交往才始方渐稠。
北魏立国以后,在文化建设上看重宫廷音乐。
由于统治者祟尚中原传统,然北魏又实本无汉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宫廷音乐,于是便采用移花接木之举,移中原汉文化之花接北魏宫廷音乐之木。
由此,北魏宫廷音乐之历史发展始终伴随着一个对汉文化的接触、了解至认同,以及对鲜卑音乐与汉及其他民族音乐的取舍至杂糅的渐进过程。
考其北魏宫廷音乐之沿革,其发展呈现出三个明显的阶段或时期。
1、接触初识期(公元261—397年)
北魏宫廷音乐的基本模式是中原传统宫廷音乐。
公元261年,拓跋鲜卑始祖力微居定襄之盛乐,并遣子至曹魏贡献,由此新开了与汉文化高层交往的先河。
《魏书·乐志》载:
“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
公元315年,拓跋酋领猗卢被晋朝封为代王,同书又载:
“愍帝又进以乐物”;至公元397年太祖道武帝平定中山(今河北省定县)时,拓跋鲜卑又多次接触到汉宫廷音乐文化。
如《魏书·乐志》所言,即“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由此观之,这一时期接触、了解的主要内容在乐伎和乐器,而对其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仍停留在器物及感性感知上。
2、学习草创期(公元398—476年)
严格说来,北魏宫廷音乐的创建,始于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时公元,398年。
据《魏书·太祖纪》载,是年七月,魏王“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又据《魏书·乐志》载:
十一月,道武帝“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
所做乐事主要有以下几件:
第一,更制宗宙郊祀之乐;第二,备飨宴群臣之乐;第三,定后宫掖庭之乐,第四,增修杂伎百戏之乐。
这一时期对宫廷音乐建设起促进作用的,还有太武帝拓跋焘。
其贡献如下,据《魏书·乐志》载,始光四年(公元427年),打败夏主赫连昌,“获古雅乐”,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平定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而早在太延元年(公元435年),“通西域,又以悦般国(今巴尔喀什湖以南伊犁河流域)鼓舞设于乐署”。
其后两位皇帝拓跋睿、拓跋弘对宫廷音乐建设非但无所贡献,反而任其萎顿。
《魏书·乐志》载,“高宗、显祖无所改作。
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
尽管该时期宫廷音乐建设时断时续,成绩远未斐然,但道武帝时所做的四件事,使北魏宫廷音乐框架初成,却是有开山之功的。
3、深化增修期(公元477—534年)。
时至孝文帝太和初年(公元477年),因锐意汉化的拓跋宏“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故北魏宫廷音乐更倾心中原传统,向古雅看齐。
增修乐章,规范内容,深化宫廷音乐的中原传统内涵。
据《魏书·乐志》载,仅太和前十六年中,宫廷上下增修、规范雅乐的活动便有六次。
“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修广器数,甄立名品”,成为宫廷主要的兴奋点之一。
该时期最重要的工作有:
第一,设“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使其“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第二,文明太后、孝文帝亲创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第三,增删乐章,“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悬铿锵之韵”;第四,审定增设乐官职称及职施,“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第五,深究雅乐古义,“夫礼乐之事,有国所重”,“依据《六经》,参诸国志”,“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
这一时期,经孝文帝的汉化推动,宫廷音乐再次突出了雅乐的地位与价值,加深了礼乐的传统规范和标准。
考索儒家经典的同时,阐释古乐精神,并用之雅乐金石之器的制作,乐章雅、郑的疏分,乐官职守的规范等等。
总之,至北魏后期,无论在观念形态,还是在具体操作上,宫廷音乐较以前都更加靠向中原传统。
三北魏宫廷音乐的承继和主要来源
北魏宫廷音乐的创建是立国之后从头开始的。
首先,北魏音乐须面对独特的历史境遇:
对于传统宫廷音乐说,是承继是恢复;对于北魏王朝说是始造是新创。
其次,北魏宫廷还必须面对四大困境;其一,西晋覆灭后传统宫廷音乐在北方已几近中断的基本事实,其二,较之周代,西晋一朝的宫廷音乐已本不齐备,亦处在重建之中;其三,作为他文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去接受并非现存的汉文化类型的宫廷音乐,尚有一个认识,认同、学习乃至创造的过程;其四,南北分治的现实政治影响着与南方宫廷音乐和谐通畅的交流和学习。
北魏宫廷音乐的承继即是在历史和文化的重重蔽障中起步的。
北魏宫廷音乐的来源及支撑主要有三大部分:
一是西晋传统宫廷音乐的乐器及乐人;二是传统宫廷音乐(尤其雅乐):
观念;三是杂糅北南诸民族(汉族、拓跋鲜卑、及北方各族)音乐。
关于第一个来源,西晋宫廷的乐器及乐人,已是战乱窃后之物,零落残缺,且辗转数朝最后才为北魏所获。
宫廷音乐的西晋渊源在《魏书·乐志》中有所记载,试观下例;
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倘平冉闵,遂克之。
王猛平邺,入于关右。
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
……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悬,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
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这则史文清楚记述了这样一条线索西晋覆灭后(公元316年),宫廷音乐(伶官及乐器)为汉国的刘聪及石勒(石勒其后建立后赵政权)所获;后赵内乱后,冉闵(公元350年)取而代之,其乐又落人冉闵(后建立冉魏政权)之手;公元352年慕容倘平定冉魏,其乐再为前燕政权所获;再后,前秦大将王猛公元370年攻克邺城,灭前燕,礼乐器用又落前秦,乐人乐器进入陕西关中;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符坚为晋军所败,前秦瓦解;其后西燕立国,西燕帝慕容永东进,将雅乐器物带到了都城长子(今山西省长治);随后,公元394年后燕慕容垂灭西燕,再将乐物带到了中山;至北魏道武帝公元397年平定中山,源自西晋的礼乐器物经八十余年终归北魏。
这里一个事实是北魏宫廷音乐源自战乱且易数朝之手的背景,因而致使这一来源的西晋音乐其特点是,一、零落不整,二、器物形式层的获取多于文化内涵及精神的获取,三、且传承多有遗失。
北魏宫廷音乐如此起步,可谓举步唯艰。
第二个来源是古籍文献;这也是北魏宫廷音乐建设的必然补充;尤其在上述来源零缺不整的情况下,这种补充更加必要。
就中国传统宫廷音乐的价值与意义说,其核心在雅乐,北魏宫廷音乐的追求亦不例外。
据《魏书·乐志》载,北魏应期启运时,“古乐亏阙”,即使立国七十余年后,亦叹“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
在雅乐礼仪不完备,且其文化深蕴亟待彰明之际,古籍经传对雅乐的述说便尤其重要。
孝文帝改元太和后,即依据典籍,阐释乐义,深化雅乐意识。
据《魏书·乐志》载;“乃命广程儒林,究论古乐,依据《六经》,参诸国志,错综阴阳,以制声律”;“博采经传,更制金石”。
永平二年(公元509年),太常卿刘芳上尚书言,对于国之大事的调乐谐音;应“更集朝彦,众辨是非,明取典据,资决元凯,然后营制”。
仅《魏书》中《乐志》、《律历志》二书录及宫廷讨论雅乐之典籍,便有《周礼》、《礼记》、《春秋》、《国语》;《论语》、《后汉书·律历志》、司马彪《续后汉书》等等,其汉化倾向可见一斑。
而北魏一朝在雅乐恢复上确决非空言,正如《魏书·刘芳传》言:
“探引经诰,搜括旧文”,“讨论得失,研究是非”,其目的是“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
宫廷的的确确是慎重其事,颇有一番苦心的。
当然,最终成效不大则另当别论,但依据中原传统深化宫廷音乐却是无疑的。
宫廷音乐第三个来源是各族各地民间音乐。
关于夷乐歌舞,据《魏书·乐志》载:
“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
乐府之内,有此七舞”。
据前文,太祖天兴之年初立宫廷音乐时,诸夷舞史文不载,“复有”当在世祖太武帝之世。
其中吴夷为何舞,籍载阙如,暂存不论,而东夷、西戎之舞则史有明文。
试观以下史文: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公元431年)得之,谓之“西凉乐”。
(《隋书·音乐志下》)
“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公元436年)及通西域因得其伎。
(同上)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
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公元439年),复获之。
(同上)
如果说“变龟兹声为之”的西凉乐难以归之夷乐,那么疏勒、安国、龟兹之乐则应是地道的西戎乐,而得自北燕所传的高丽乐则应归至东夷乐无疑。
上述夷舞皆是在太武帝统一北方时所获,时公元431—439年间,而这些夷舞连同悦般国之乐一并纳入乐署,并作为北魏宫廷音乐资源之一是见诸籍载的。
至高祖太和初,夷舞方乐增列于太乐,更为完备,“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
至于各地民间督乐,同样源源入主北魏宫廷。
早在宫廷音乐始建之初,北南汉族民间音乐,“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便奏之于宫廷宴飨中。
至高祖、世宗之世,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又皆列于宫中,在殿庭飨宴中演奏。
而拓跋鲜卑音乐,如《真人代歌》、《慕容可汗》、《吐谷浑》、《中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以及其他民族民间音乐,如敕勒人《敕勒歌》等也都能在宫中所闻。
宫廷音乐中杂陈民间俗乐的情况一直沿续至北魏之末。
据《魏书·乐志》载,乐署所存五百曲中,便包括有“谣俗”和“四夷杂歌”。
可见,各族各地民间音乐始终是北魏宫廷音乐的重要来源之一。
由于宫廷音乐的来源仍不充裕,在礼乐创建上,宫廷也曾不拘一格。
如《魏书·乐志》所载,太和初“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
水平二年(公元509年),当时有扬州人张阳子、义阳人儿风呜、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解雅乐正声,《八佾》、文武二舞、钟声、管弦、登歌声调”,于是太常卿刘芳“皆请令教习,参取是非”,以此来补充和完善宫廷音乐。
四北魏宫廷音乐机构及乐官太乐令
北魏立国,百废待举。
依据汉制,立司掌事,设官命职,成为当务之急。
然北魏文化不具中原传统背景,其宫廷音乐机构设置不是一个承继和恢复问题,而是一个创建过程。
宫廷音乐机构建于何时,确有待一考。
下面思路分三,其一,北魏立国建元时有无中原传统意义上的宫廷音乐;其二,北魏宫廷音乐机构之名;其三,宫廷音乐机构的建立。
如前所述,早在北魏立国百余年前,拓跋鲜卑便已接触中原宫廷音乐传统。
然尽管如此,至北魏道武帝登国年间,中原传统意义上的宫廷音乐仍未出现。
《隋书·音乐志中》载北齐音乐家祖珽(北魏后期太常卿祖莹之子)在文宣帝初年(约公元550年)提及自己家学渊源时的一段话值得注意。
其时祖珽任尚书乐典御,他说;
魏氏来自云,朔(今山西省西北部,内蒙古等地),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
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屯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
《魏书·乐志》亦载:
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悬,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
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皇始元年是北魏立国后的第十年,此时“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而且仍处拨乱反正之世。
据此,北魏音乐文化,包括宫廷音乐当保持拓跋鲜阜传统无疑,自然当无中原传统意义上的宫廷音乐及其机构。
北魏宫廷音乐的创建要晚于北魏政权的建立。
关于北魏宫廷音乐机构之名。
北魏的官制体系,主要源自魏晋官制和秦汉官制。
音乐机构也受秦汉和魏晋传统影响。
通览《魏书·乐志》,籍载音乐机构之名,主要有太乐、乐署、乐府及乐部等。
据笔者考索,上述名词在使用上可分归四种情况。
其一,新创之词,此前史籍不载,如乐部;其二,过弃音乐机构之名,北魏作泛称用,不指专门的音乐机构,如乐府;其三,不规范之用词,或作泛称用,或作音乐:
机构名之省称,如乐署;其四,北魏宫廷音乐机构之名,太乐(署)。
太乐之名,始于秦汉,属秦汉、魏晋之中原传统。
试观以下诸例;
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
(《汉书·礼乐志》)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
(同上)
奉常,秦官。
……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
(《汉书,·百家公卿表上》)
秦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
(《晋书·乐志上》)
大乐即太乐。
北魏音乐机构遵循秦汉魏晋传统清楚无疑。
北魏宫廷音乐机构——太乐(署)的最早记载,始见于《魏书》。
见以下诸例;
(天兴元年十,一月,)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
(《太阻纪》)
天兴六年冬,诏大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
(《乐志》)
据此可知,真正的转机来自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定律吕,协音乐”,开始了宫廷音乐的筹建,但尚未有“太乐(署)”名称的记载。
而天兴六年(公元403年)诏书中明确无误的太乐表明此前宫廷音乐机构已立。
故如下结论当应无疑:
北魏宫廷音乐机构创建在天兴元年十一月至天兴六年冬间,即公元398—403年间。
北魏宫廷音乐机构设置后,乐官太乐令一职却迟迟不见籍载。
试观以下诸例: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
(《魏书·乐志》)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
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阑,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
(同上),太和十五年冬,高祖诏日:
“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
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
遂筒置焉。
(同上)
太和十六年春,又诏日:
“”自魏室之兴,太祖之世尊崇古式,旧典无坠。
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乐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典。
比太乐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
(同上)
据此,从天兴元年北魏大规模设乐典官制至孝文帝太和中整顿音乐机构,乐官官职的设置也仅是“遂简置焉”,尚未完备,所以其后太乐署再“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完善乐官官职的呼声更为强烈。
以致孝文帝“览其所请”,深为乐署至今乐无章法,职无定称而“愧感兼怀”。
至此,太乐令二职仍然未设。
至孝文帝太和末年(公元499年),高祖诏王肃再定官制后,方始见太乐令一职。
而第一任太乐令为公孙崇。
试观以下线索:
先是,(高)闾引给事中公孙崇共考音律。
(《魏书·乐志》)
太和十八年,闾表曰:
“……臣前被敕理乐,与皇宗博士孙惠蔚、太乐祭酒公孙崇等考《周官》、《国语》及《后汉律历志》。
(《魏书·律历志上》)
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郎崔光表曰;“……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车都尉、领太史令赵樊生,著作佐郎张洪,给事中、领太乐令公孙崇等造历”。
(同上)
中书监高闾受命理乐,事在太和十六年。
当时参与治定雅音的公孙崇官在给事中。
考定乐事不用乐官统领,推其所由,当时必无太乐令一类主管职官。
至太和十八年,公孙祟官在太乐祭酒,仍不见太乐令一职,此与《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中百官职令吻合。
太乐令设置的重要契机在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当时“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这一新制虽制定于孝文帝太和之末。
但颁行却在次年宣武帝景明之初。
由是,景明初公孙崇便官在太乐令。
《魏书·律历志》中该记载是史文中太乐令一职的最早记载。
因景明年间仅四年(即公元500—503年),景明初当在公元500年。
据此,北魏一朝太乐令一职始设于公元500年。
五北魏宫廷音乐的类别及其特点
自道武帝天兴元年创始宫廷音乐后,北魏诸朝乐工乐官为宫廷音乐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
细考史文,知北魏一朝宫廷所用音乐可区分为七类;它们是:
宗庙之乐、郊祀之乐、四时飨宴之乐、殿庭大飨之乐、掖庭后宫之乐、鼓吹之乐和夷舞方乐。
现考述于后。
1、宗庙之乐。
在天兴元年始定。
以礼乐宗庙之制追谥先祖,立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之庙,并制庙乐。
“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
《皇始》舞由太祖道武帝所作,用以彰显始祖力微开基之业。
北魏所定宗庙礼乐,天兴之制如下:
皇帝入庙门,奏《王夏》;
太祝迎神于庙门,奏迎神曲(犹古降神之乐);
乾豆上,奏登歌(犹古清庙之乐),曲终,下奏《神祚》;
皇帝行礼七庙,奏《陛步》;
皇帝出门,奏《总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
2、郊祀之乐。
天兴元年草定。
结合旧礼之制制定郊祀礼乐:
孟秋祀天西郊,备列金石,乐具,奏舞《八佾》之舞;
孟夏祭于东庙,用乐略与西郊同;
冬至祭天于南郊圆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
夏至祭地祗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
《魏书·乐志》又载,至孝文帝太和初用乐有变,“郊庙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之舞而已”,尽管如此,太和后的郊祀礼乐之仪,“其圆丘、方泽、上帝、地祈、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田,乐人之数,各有差等焉”,区分却更加严密,皆有明确细致的定规。
3、四时飨宴之乐。
天兴元年初拟。
其时:
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
至孝文帝、宣武帝两朝,又增列:
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清商》。
4、掖庭后宫之乐。
天兴元年设定。
乐用拓跋鲜卑民间音乐,以拓跋史诗为主,并新配以丝竹乐器合奏:
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
此乐同时用于郊庙宴飨。
5、殿庭大飨之乐。
天兴六年制定。
以杂伎百戏为主。
其节目有:
造《五兵》、《角觚》、《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垣百尺》、《长赶》、《缘檀》、《跳丸》、《五案》以备百戏。
太宗初(约公元409年),“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
6、鼓吹之乐。
天兴六年定为宫廷之乐。
北魏鼓吹乐实天兴年前已见。
太祖平定中山后曾赐陈留王虔之兄凯鼓吹羽仪。
天兴六年宫中专设机构管理鼓吹。
尽管鼓吹用乐史载不详,但皇帝以鼓吹乐赠与有功之臣,却在《魏书》中屡见不鲜。
宜武帝水平三年(公元510年)重修鼓吹乐一事,虽史文表明终无进展,却明示了宫廷曾对鼓吹乐的关注及宫中鼓吹乐的长驻:
永平三年冬,(刘)芳上言:
“……窃观汉魏已来,鼓吹之曲亦不相缘,今亦须制新.曲,以扬皇家之德美”。
诏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
(《魏书,乐志》)
此事的结果是,将校就的文武二舞、登歌、鼓吹乐等与旧乐一并呈上。
然诏曰:
“舞可用新,余且仍旧”,鼓吹新曲未或获准。
7、夷舞方乐。
夷舞方乐之制初始最晚应在天兴六年。
当时以方乐“燕、赵、秦、吴之音”为主,在太武帝时吸收了大量的夷舞,至孝文帝太和初渐次完善:
太祖初兴,……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
(《魏书·乐志》)
世祖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
(同上)
太和初,……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
(同上)
综观上论,可以看出北魏宫廷音乐类别的一般性特点,现总述如后:
①尽管北魏宫廷音乐立国之初未能设立,但一经设立,门类基本俱全。
②北魏宫廷音乐,其基本模式同汉宫传统,保持了雅乐、俗乐与鼓吹三大类别。
雅、俗音乐统归太乐署与秦汉传统有别。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八引吕氏曰:
“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
而北魏无乐府一类职掌俗乐机构,方乐、夷舞、五方殊俗之曲便皆统归属太乐署。
③北魏宫廷音乐,品种繁复,风格滋多,但与原中原传统有所不同。
宗庙雅乐中“杂以《簸逻迥歌》”等本族音乐,后宫亦俱用鲜卑俗乐。
太乐中增列四夷方乐歌舞,属秦汉传统的鼓吹乐虽保持于宫中,但使用未居显位,最值得注意的是开启全面接纳西域乐舞之先河,列西域悦般国等夷舞于乐署。
④北魏宫廷音乐重雅乐祭祀之乐的同时,仍重视拓跋鲜卑音乐,在“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的儒家礼乐精神基础上使用本族音乐。
⑤北魏宫廷音乐的发展,各代情况不一,起伏曲折,其中原因有二,其一,内外多事,争战不断,其二,统治者个人爱好。
北魏宫廷音乐最有成就的时期,一是在道武帝天兴年间(公元398—404年),一是在孝文帝太和年间至宣武帝景明到永平年间(公元477年一512年)。
道武帝天兴年间最大贡献是宫廷音乐的基本类别得以创立;奠定了北魏宫廷音乐的基本框架,孝文帝太和至宣武帝永平年间的贡献是丰富了宫廷音乐,规范了音乐机构,修正深化了雅乐的传统内涵。
尽管北魏宫廷音乐在创建上极为努力,不断考定,不断增修补充,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努力与结果仍非理想,相去甚远:
郊庙旧曲,讹失杂错,“了无章句”,乐署传习,雅郑杂糅,“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至于古雅,尤多亡矣”。
宫廷音乐,特别是雅乐恢复的一些共通性问题,北魏依然存在。
六北魏宫廷的基本音乐观念及其特征
无庸讳言,北魏拓跋政权就其文化根基说,与中原传统是存在一定距离的。
然而北魏宫廷音乐的创建与发展却是以认同中原传统为其起因和支柱的。
文化认同深中,其主导和主流观念是雅乐观念。
北魏对中原宫廷音乐传统的认同,很大程度取决于对雅乐观念的认同。
疏理北魏宫廷音乐观念诸项内容,有利于加深对北魏宫廷音乐的认识。
下面就四个方面逐一考论之。
1、乐源上的文化认同。
北魏宫廷音乐在文化渊源的认同上是双重认同。
首先是对中原文化传统的认同,其深远至三皇五帝之初。
试观以下诸例: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魏书·序纪》)
伏羲弦琴,农皇制瑟,垂钟和磬,女娟之簧,……轩辕桴怃瑜之管,……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茎》、《五英》、《大章》、《韶》、《夏》、《漫》、《武》之属,圣人所以移风易俗也。
(《魏书·乐志》)
既然族属黄帝一系,三皇五帝之音乐传统便是拓跋鲜卑传统。
有了这一乐源上的认同,消除文化隔膜,确立文化依据,采纳中原宫廷音乐传统便顺理成章。
其次,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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