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对中世纪西欧社会结构的冲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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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对中世纪西欧社会结构的冲击
宗教改革对中世纪西欧社会结构的冲击
内容摘要:
作为一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的宗教改革有着明显的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为了全面认识宗教改革运动,笔者将首先揭示宗教改革的历史价值分析其必要性,其次考察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分析其必然性,进而表述宗教改革的精神实质分析其进步性,最后简述宗教改革的政治局限分析其阶级性。
通过以上四方面的表述与分析,笔者谨希望使读者更深刻的领悟到宗教改革对于中世纪西欧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深刻涵义。
关键词:
宗教改革;等级制度;历史价值;社会背景;精神实质;政治局限。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一个器物——制度——思想文化这样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自强不息的中国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在不断的探索着救国救民之路。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或者说“自由神话”——终结了。
中国人民在奋力抗击帝国主义入侵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独立思想放置到了附属的位置,并且最终陷入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一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是十年的浩劫。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极其巨大推动力量的不断突显,人们关于掀起一场“再启蒙”运动的呼吁油然而生。
在此意义上,市场经济起源与繁荣的典型代表地区——西欧,理应成为我们所应高度关注的对象。
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其具体形式各有不同、差异显著,但这也从另一角度显示了其发展的成熟性。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因素外,思想文化方面的作用也不容低估。
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思想文化作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表现得尤为显著,活力四射。
换句话说,如果说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是器物——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的话,那么,西欧近代化的过程则是始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
因而,笔者认为呼吁发起“再启蒙”运动的思想界、学术界理应更加关注于此。
西欧早期的思想文化运动可以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
对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学术界的各位学者已经做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对于宗教改革这场承上启下的社会思想运动却很少为人所注意,发论过于泛泛。
据此,笔者谨望能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与人们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对宗教改革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肯定宗教改革的历史价值
要正确认识宗教改革,就要首先认识到宗教改革的价值何在。
而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人时尚的误区是必须加以纠正的。
布克哈特在评论文艺复兴运动时曾说过: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处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
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
透过它们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
”如果说文艺复兴已完成布克哈特所说的使这种神学的“纱幕”消散的历史使命,那么,宗教改革这场纯粹意义上的宗教教义、仪式、伦理上的改革还有必要吗?
同时与此相关的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或者说近代社会——的宗教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宗教呢?
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关系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表现出很大的继承性。
这种继承性突出的表现了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随着政治、经济的近代化,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精神,要求自由,反对控制;推崇理性,反对盲从。
人们的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研究自然本身,从天上转到人间,从神抵转向人。
真理不再与权威结缘,而成为个人理性和独立探索的结果。
人们也开始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物质和精神世界,解释社会、人类制度和宗教本身。
历史不再是上帝拯救人类的历史,而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
概言之,人成为一切思考的中心。
可以说,人文主义运动和宗教改革便是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的产物。
因而我们可以总结说,“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是使个人从他从事日常活动时束缚他的那些习惯和成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至于自觉的认识到个人的自发的和不受拘束的努力能够产生一种经济活动的复杂秩序,则只有在这种发展已有某些进展之后才能达到。
”[1]比如,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人文主义打进经院哲学阵营从而变成了一种基督教式的人文主义,它在文艺复兴的外衣里面,依然保持着中世纪各学派的许多传统的形态。
特别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所存在的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吸收和改造人文科学的研究,其最终目的则是增进神学的和圣经的知识。
同时,这在马丁路德的个人经历中也可以看到。
他所在的爱尔福特大学也是人文主义思潮最早传播的中心。
爱尔福特的学者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交往很频繁。
“在路德就学期间,胡斯的信徒也秘密走访了这座城市,并暗地里在学生中宣传反僧侣主义的教义。
路德说在这里,经常可以听到秘密的胡斯宣传,他们力促实现基督教社会主义。
此外,德国市民宗教组织“兄弟会”的宣传、德国神秘主义者艾克哈特、陶勒等人的学说也在社会上到处流传。
十六世纪初,爱尔福特大学被公认为各种思想流派汇聚的中心,尤其是经济哲学和人文主义活跃的场所。
”[2]
其实,我们未尝不可这样认为,文艺复兴只是宗教改革的序曲、前奏。
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有二:
1、文艺复兴的形式多是宗教性的,因为其题材多是宗教的或神话的。
比如,意大利著名的“美术三杰”的很多画作或是以宗教中的人物(如圣母),或是以宗教故事为对象的。
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岩间圣母》;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最后的审判》、《创世纪》;拉斐尔的油画《西斯廷圣母》、《花园里的圣母》、《椅中圣母》,等等。
其实除了这些绘画作品以外,文艺复兴时期取得的一大批成就,如雕塑、建筑、科学的成就,首先冲击的也是宗教神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由哥白尼揭开的“天文学革命”。
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几乎是与宗教改革的发端期并行的,甚至一些著名的绘画作品是在马丁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1517年之后,如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最后的审判》是在1536年左右。
这也正是说明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在任务上是基本一致的,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两者间的继承性。
而它们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由于地区间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已。
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观点--意识形态有其独立性--的。
2、文艺复兴的潜在目标也是指向宗教的,更确切的说是指向教廷人员的。
由文艺复兴产生出来的作品,与其说是为了向人民宣传,不如说是对教会的劝诫,毕竟教会是他们的保护人,他们也为教会服务,并且他们在心目中也尊敬教会。
这些人文主义者希望教皇和教士们能够体贴民情,有圣母一样温暖的笑容而不是腐朽奢华。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教廷的腐化堕落外,还有就是所谓“教皇的奶牛”并不是意大利而是德意志等地区。
这些人文主义者作为一个旁观者,能做出一个善意的劝诫已经很是难能可贵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反对宗教。
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具有真正的宗教感情。
在各学园里聚会的学者们虔诚地参加俗人修士会的礼拜,肯定不是稀罕的事情。
罗素这样评价伊拉斯莫:
“他素来总是胆小心怯,而时代已经不再适合懦夫了。
对于正直的人,可抉择的光荣道路只有殉教或胜利。
”伊拉斯莫也表示:
“任何时候我都不与《圣经》和教会的神圣权威相抗衡,我愿使我的理智在所有的事上都服从这个权威。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如果说在意大利神学的面纱首先消散的话,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后,这层面纱就很“应该被完全揭开了,西欧中世纪终于显露出了它原本的面目。
那么掩盖在这层面纱下面的社会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二、整理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
在我们谈到西欧的中世纪时,首先闯入脑海的恐怕便是封君封臣制度以及由此引伸出来的契约精神,或许还有经层层分封而建立起来的金字塔形的政治权利结构。
但当我们研读大革命时代时,一位对法国大革命深有研究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提到的“旧制度”却与此有着很大的不同。
托克维尔眼中的“旧制度”用我们的话说,可以成之为“新君主制”。
16世纪的宗教改革的政治背景,究竟是封君封臣制还是新君主制呢?
法王路易十四无疑是新君主的典型代表,但新君主制到底发端于何时,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
仅就路易十四而言,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笔者认为,如果将“新君主制”与“民族国家的统一”这一概念相联系,我们的视野就将开阔得多了。
伴随国家逐渐统一的历史进程,君主的权力不断得到扩大和强化,而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这段时期无疑将占据重要的地位,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事件,其中意义最为显著的是黑死病。
有学者指出,它是欧洲历史的耻辱,因为它暴露了封建政府的无能,当时欧洲的人们除了逃离,几乎没有能力来应付危机。
就人的本质来说,这个时候已经在以往的经验之中找不到出路,并没有可能在原来的体制中发现一条希望的道路。
因此,对于欧洲来说,尽管黑死病对于人们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却使得人们看到了封建主义在结构上的问题,以及自己所身处的危险境地。
“它揭开了一个潜伏已久的大危机。
国王、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都有跌入死亡之感,倘若社会再不进行调整,人们相信,他们将必死无疑。
此外,助成黑死病得以在欧洲大肆暴虐的那种社会联系,就是制度的亏缺。
假如把黑死病看作只是一颗外来的灾变种子的话,那么,她至多就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偶然的东西。
但是在制度亏缺的情形下,它不得不成为一个在腐烂之所进行充分表演的主角,同时,它也就成为一名崩溃秩序的清道夫,而且是以一种特殊的鸩毒彻底吞噬欧洲秩序的那种清道夫。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并非所有的瘟疫都能够造成如此之大的危害的。
然而当时欧洲制度崩溃、社会紊乱的局面,开放了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让瘟疫流行,使它能够对欧洲的人口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密切关注的并不是黑死病这场灾变本身,而是为这场灾变提供肆意流行基础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黑死病才成为分析欧洲社会秩序崩溃的一个标志,至少它本身也成为我们进行思索的对象。
”[3]
除了黑死病以外,西欧的教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291年阿克城最后也被东方人夺走了,教会丧失了在东方的最后的据点,从而结束了关于十字军的神话。
时过不久,罗马教会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308年,逮捕了教皇的法王腓力四世把教廷也迁到了法国,史称“教皇的巴比伦之囚”。
这些就使得教会的权威在政治现实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延绵已久的教俗之争在此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不可否认,教会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后的教皇再也不会有像英诺森三世那样崇高的地位了,所谓的世界君主制已经成为了不切实际的幻梦。
在教会之外,贵族间的争夺也日趋激烈,最典型的就是1337年爆发了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
贵族间的混战使得劳动力的价值得到提高,农奴制度日趋废弛。
这就使得封建制度在其经济基础方面受到了挑战。
封建主与农奴间的人身关系日趋松弛,农奴的个人自由日渐加强,使得封建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不能不受到质疑。
正是在这种关系到封建统治危亡的关键时刻,封建制度在其允许的范围内做出了让步,而这种让步使得我们更加清楚的看清了中世纪西欧世界的社会结构。
这就是三级会议这种新制度的出现。
129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召开了所谓的“模范国会”;1302年,法王腓力四世召开了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这种新制度采用了等级代表制,这就使得等级制度正式得到了国家体制的承认。
它将全国的民众大体分为三个等级:
高级教士、贵族、平民。
虽然这种划分有种种的局限,如排斥了农民这个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群体,对待城市市民的态度英法两国也不尽一致,但却也大体上包容了当时西欧社会的各个群体,也是较为客观的。
有学者指出,中世纪欧洲贵族制度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8至11世纪的欧洲贵族可以称为“封建贵族”;12至14世纪的贵族可以称为“等级贵族”;15至16世纪的贵族可以称为“权贵贵族”这对我们探讨等级制度的形成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因为贵族在等级制当中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13世纪末14世纪初正是对等级制度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时期。
布洛克断言:
就阶级含义而言,13世纪以前欧洲没有一个世袭的、家谱清晰的贵族特权阶级;只是在13世纪以后,加洛林王朝时的显贵的后裔、地方上的地主和不同起源的骑士,才共同构成一个有着共同生活习惯的贵族阶级。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西欧转型的开始,同时揭示了在这一时期西欧社会的成熟。
那么这一时期的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介绍了一种社会有机体理论。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这个原理是公认的。
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4]
所谓社会结构,指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联系的方式”。
[5]中世纪的欧洲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封建等级制社会,封建等级制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各领域都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成为欧洲封建社会最鲜明的特征。
而且,中世纪西欧国家也有封建法、庄园法和教会法,对各个等级的地位、权利、义务以及等级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明文的规定。
也就是,以国家法律形式把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等级结构固定下来了。
所谓社会等级制度,属于社会和政治的范畴,往往与社会成员的血统、身份、职业、财产以及婚姻和继承等相联系,决定着不同社会等级社会地位的高低,规定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的多寡,壁垒森严,界限分明,使整个社会呈现阶梯式的等级结构。
等级结构使得人们结成所谓的高贵的统治者和低贱的被统治者的网络。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本质上的阶级压迫就是在这种等级制的掩盖下存在的,因而,等级制度构成了古代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和基础,对整个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加洛林王朝时期,等级制度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已经初具成型了。
“战争和土地成为这个时期等级分化和形成的主要因素。
拥有武装力量和土地者首先是国王的地方官员(公、侯、伯、子爵,即地区军事长官、边防区长官、郡县长官和副长官),男爵(国王封臣),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这些人成为国王、皇帝直接任命和封赏的最高等级,有统帅军队和掌握禄田、采邑、统辖乙方质权;在他们下面有“百户长”(vicar,centena),教区神父这类的下属和他们授予采邑的封臣;自由人中地产较多者可以使当地及邻人为其供给服务成为骑士;以上这些等级都拥有武装和地产的实际占有权,实际上已形成各种具有剥削剩余产品的经济和法律强力的剥削阶级。
加洛林王朝末期两位出身于加洛林王族的大主教宣称,上帝从一开始就将人类分为三部分,一些人祈祷,一些人作战,其他人劳动。
从而将人类分为自古如此,生来注定的三个等级(order),要求每个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
劳动者农民应当供养为他们祈祷的教士和保护他们的贵族。
有的教士以人的身体作比喻,教士是口,贵族是手,农民是脚,以符合教会所说的,“不管是为主的,还是为奴的,在上帝那里都合而为一”的信条。
”[6]
按惯常之见,被这种结构的框架限定的“阶层”就只能永远地生活在为它所设置的地位之上,即贵族就永远是贵族,农民就永远是农民。
当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活动舞台的城市,也存在着各种不同地位的人群,受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等级分别也是十分明显的。
但同经济上凝滞、政治上死板的封建等级制度相比,城市的社会等级因无时不有的经济、政治的风险而获得了开放性。
“城市的社会等级以财富为基础,与政治息息相关。
财富的消长依客观的经济形势、主观的经营策略的变化而变化。
同自然经济相比,城市新兴的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充满了风险。
这种风险就是显贵家族财富的风险和其社会地位的风险。
城市的政治也充斥着无穷无尽的党派斗争,登上政治舞台的显贵,有时会因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而落得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甚至被逐出国境。
”[7]
而且不断有本地人和外地移民进入城市的显贵阶层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这种开放性的最好的证明。
等级制度最大的受惠者是高居于其他等级之上的教士集团。
对于中世纪的教会来说,它是利用人们每天被死亡折磨的恐惧,而收受各种赠予的。
教会的地产是最多况且又是不能分割的,于是它就只能一天天地积累起来,直至拥有了贫穷世界中财富的最大的分额。
逐渐集中的教会与日益分散的政府正好成了鲜明的对比,教会于是就要准备担任世俗之王的职责。
和这种关系相联系的,就是教会开始吞噬国家的主权,于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精神上。
中古时代的欧洲变得更加混乱了,而教会组织则是更加强大了。
到了中世纪后期,由于神职人员的特权地位,平信徒在教会里被边缘化;由于教皇的绝顶权威,地方教会的自主权受到严重压制。
中世纪以教皇为首的教界人士为维持其对各国人民统治而创立发展了很多的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属灵等级”高于“世俗等级”。
他们认为,凡被授予神职或出家修道者,包括教皇、主教、神甫,修士等,都属于“属灵等级”。
而一般信徒,包括君主、贵族、工匠、农民则组成“世俗等级”。
“属灵等级”由于是为上帝服务的,理当高于“世俗等级”,享有各种特权,并受教会法规保护,世俗权力不得干预他们。
任何人被任命为神职,便享有永远的“属灵”性质。
此外,他们还认为,教士阶层独占着圣礼的实施,即掌握着人的灵魂的拯救大权。
这样,“属灵等级”高于“世俗等级”和教会的圣礼制度成为中世纪教会立足的两大基石。
[8]
另一个是所谓“教会外无恩救”。
基督徒普遍认为,在教会以外不能得到拯救。
“‘教会外无恩救’(Extraecclesiamsalusnononest)。
凡不能以教会为母亲者,即不能以上帝为父亲。
”也就是说,人们只有服从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统辖下的教会,服从其法律、礼仪,才可得救。
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支持下,教士集团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比如,教皇永不受审判。
所以,一些人竟狂妄的说:
罗马教会从未犯过错误,也永远不会犯错误。
因此,这时的教会,不仅是一个控制人民信仰的宗教机构,而且还是一个行政和经济管理的政府部门,除了管辖宗教事务而外,它还履行着世俗政权的各种职能。
罗马教会
剥夺了人应享有的一切,剥夺了人的精神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使人的精神和肉体都成为教会组织和圣礼仪式的囚徒,成为恐惧和权威的奴隶,不仅受缚于外在的权威,而且受缚于外在权威投入人心的恐怖阴影。
祈求获救的人们盲目地崇拜着彼岸那个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奴性的服从着此岸的外在权威。
人的思想、精神不能思考宗教以外的其他事,不能怀疑,不能瞩目现实。
而人此生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被头上了否定的阴影。
人的一切生存活动都带有罪孽色彩。
人的婚礼、追求富足享乐,对于大自然的探索,都成为人的堕落的表征,成为离经叛道的异端。
[9]
当天国中的上帝地位越是尊严,成为一切,主宰一切,世间的人就越是卑微,丧失一切。
因而,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用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迷信的、宿命论的眼光看待世界,认为一切都将听天由命,事物的发展注定如此”。
有学者指出,近代化实质上就是人们冲破血缘、地区等共同体的限制而能够自由流动的过程。
对于当时的西欧而言,当时的限制作用就集中体现在等级制度上,等级本身作为一个共同体而成为束缚人们的障碍。
而富得流油的教会成为最大的利益既得者,每个人都对他垂涎三尺。
在当时,顺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潮流而不断壮大的新型资产阶级,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诉求的:
一是开源,即不断扩大市场,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颇具地理范畴上的新世界正迎合了这一点,以后的殖民扩张也是如此;二是节流,即提倡节俭,以保证资本的运作不会中断。
当时的教会却正是奢侈腐化的典型场所。
当然,当教会净化以后,王权还会幸免吗?
简单的说,就是一方面要求扩大市场以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要求改造传统文化并宣扬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
由于各地区的情况不同,这两个诉求在欧洲各地的完成情况是明显不同的。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王权比较强大的英法,显著地完成了前一任务,率先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甚至在以后成为殖民大国。
但对于后一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宗教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矛盾很突出,甚至大革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激进的革命传统与此也有莫大的关系。
而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则是后一任务完成的更为出色,德意志成为哲学家的故乡,意大利(特别是撒丁王国)也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
但这里也是国家建设不健全的地方,民主化的道路走得十分艰难。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是如何改造基督教传统文化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在思想文化上的要求的。
三、分析宗教改革的精神实质
托克维尔曾说,基督教甚至天主教,与民主社会不仅不违背而且还有促进作用。
在他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对于宗教应该有的功用,他说到:
宗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净化、调整和节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热烈地和过于排他地喜爱安乐的情感。
因此我认为,如果宗教要试图完全压制和破坏人们的这种情感,那将大错而特错。
宗教绝对无法使人放弃爱财之心,但它还是可以说服人们只用正当的手段去致富的。
有关上帝和人性的一般观念,是一切观念中最适于使个人理性避免习惯性影响的观念。
对于个人理性来说,承认一个权威的存在,是得之者多,而失之者少。
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把人的追求目标置于现世幸福之外和之上,而让人的灵魂顺势升到比感觉世界高得多的天国的。
也没有一个宗教不是叫每个人要对人类承担某些义务或与他人共同承担义务,要求每个人分出一定的时间去照顾他人,而不要完全自顾自己的。
即使是最虚伪的和最危险的宗教,也莫不如此。
他还设想到:
当宗教在一个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智力高的那部分人将陷入迟疑,不知所措,而其余的人多半要处于麻木不仁状态。
每个人对于同自己和同胞最有利害关系的事物,只能习以为常地抱有混乱的和变化不定的概念。
他们不是保卫不住自己的正确观点,就是把它放弃。
于是,他们因为无力自己解决人生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而陷入绝望状态,以致自暴自弃,干脆不去想它们。
这样的状态只能使人的精神颓靡不振,松弛意志的弹力,培养准备接受奴役的公民。
一个民族沦于这种状态后,不仅会任其自己的自由被人夺走,而且往往会自愿献出自由。
一旦在宗教方面也象在政治方面那样不复存在权威,人们立刻会对由此而产生的无限独立的情景感到惊恐。
一切事物的这种经常动荡状态,将使人们心神不安和筋疲力竭。
因为在精神世界一切已经发生动摇,所以人们想力争在物质世界建立巩固的秩序。
但是,他们已不能再恢复昔日的信仰,而把自己交给一个人去统治。
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同时,他也对宗教作了一些要求:
我又觉得:
在我们正在踏入的时代,过分地讲究宗教的外在仪式是极其危险的;当然要有一定的仪式,但必须以延续教义本身所绝对需要者为限,因为教义才是宗教的本质,而礼拜只是它的形式。
在人们越来越平等的时代,拘泥于细节、死板不化、迫使信徒遵守清规戒律的宗教,很快就会只剩下一群狂热的信徒,而大多数人将放弃对它的信仰。
随着人们日益相似和平等,与每日都在变化的尘事慎重地保持一定距离的宗教,愈加需要不与一般人都接受的观念和在群众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利益,进行没有必要的对抗,因为公众的意见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和最无法抵抗的力量,而除了这种力量以外,宗教是无法得到足以长期顶住其所受到的攻击的强大支持的。
他还举出美国的例子说:
美国的神职人员决不把人的视线引向和固定于来世,而是让人心更多地注意现世。
在他们看来,现世的幸福在宗教上虽属次要,但仍不失其重要性。
他们虽不从事实业活动,但对实业的进步至少还是关心和赞扬的。
他们在不断向信徒讲述来世才是人们应当害怕和希望的伟大目标的同时,并不禁止信徒以正当的方法去追求现世的荣华。
他们并不怎么多讲来世和现世的差别和不同,而是仔细地研究用什么方法使两者结合和联系起来。
[10]
然而在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如前所述,显然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要求的。
但当时的社会已经为宗教改革创造了宝贵的条件:
教皇权威的衰落。
虽然教廷的普遍权威还未完全受到非议,虽然在各地仍普遍交纳彼得便士,虽然教皇使节在百年战争末期还常常居间调停,但是教廷作为国际仲裁者的作用已每况愈下。
签订条约时可能还要宣誓,要求天谴神罚,而且惟有教皇一人可以豁免这些条款的惩罚;但条约中逐渐加入一些条款,规定缔约双方不得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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