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的汉中政权与五斗米教及其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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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的汉中政权与五斗米教及其它

张鲁在汉中

夏杰

目录：

一、张鲁其人

二、巧据汉中

三、政教合一

四、繁荣汉中

五、保卫汉中

六、汉中政权对道教的影响

七、张鲁对毛泽东的影响

八、张鲁城与白马山

九、张鲁女墓与女郎山

附录：

一、张鲁在汉中大事记

二、《张鲁传》原文

三、毛泽东点评《张鲁传》原文

一千八百多年前，道教领导的农民起义颠覆了东汉政权，催生了三国时代。

其中一大教派太平道及其领导的黄巾起义迅速被扑灭，该教从此销声匿迹。

而另一派五斗米道却在巴、汉地区建立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民夷信向”（《后汉书》）的、“带有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摘》）、政教合一的汉中政权，“雄据巴、汉垂之十年”（《三国志》）,“成为当时最平静的地方”（《中国通史》）,该教也成了后来正统道教的唯一源头。

此时该教的首领便是张鲁。

一、张鲁其人

张鲁（？

—216年），字公琪，沛国丰县人，出生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传道世家。

是五斗米道第三代天师，道门内被称为系师。

祖义张陵，《辞海》载，生于公元34年，卒于公年156年。

道门内称其为张道陵、张天师、祖天师、正一真人等，字辅汉，沛国丰县人，为五斗米道的创立者。

据晋葛洪《神仙传》和晚出的《天师世家》及其他一些史料，传为汉留侯张良之后。

少年时即精研《道德经》，旁及天文地理、河洛图纬之书。

曾入太学，通达五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

明帝（58—75年在位）时，出任巴郡江州（今重庆）令。

后隐居北邙山，学长生之道，朝庭征为博士，称病不应。

顺帝（126—144年在位）时，修道于蜀中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北）中，潜心钻研《老子五千文》，与弟子们一道造出《太平洞极经》、《太一三天正法经》、《正一盟威妙经》等道书二十四篇。

他自称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开始传道和以符咒给人治病。

入此道者出米五斗，故被称为五斗米道；又因张陵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又被称为正一道。

又因其该道首领称天师，又名天师道。

该道尊老子为教主，奉《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基本经典。

以佐国辅命、养育群生为己任。

这在《太平洞极经》中反映突出。

《太平洞极经》被后来道家与《太平青领书》同称为《太平经》。

《太平经》均已佚，但从唐人节录的《太玉经钞》十卷、《太平经圣君秘要》及明《正统道藏》所收录的《太平经》残存的五十七卷上看，该书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宣扬阳尊阴卑与君尊臣卑（“阳乃天也，君也；阴乃地也，臣也”）；说老天教人“和合”（谦让、友善、团结），这样人们才能常吉远凶；还说“天生人，幸使人人自力筋力，可以自衣自食者。

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

负其先人之体，而轻体其力，不为力可得衣食，反常自愁苦饥寒，但常仰多财家，须而后生，罪不除也。

”就是说穷苦是不勤劳的结果，不勤劳而又仰仗富人，是不可饶恕的大罪；又说富人要修善行仁，“救急国穷”，从而受到朝庭的征辟。

还说：

“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供养人也”，“太者大也，其言积大如天”，“本者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平之为言者，乃平平无冤者，故为平也。

”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比较直接反映农民的“平均”、“平等”思想的最早纪录。

张陵的道书还宣扬人以得道成仙为最终目的。

为达到致此目的，就要做好事、善事，注意修炼。

他认为人人都有成仙的可能，人的精、气、神俱足，是人生命存在的条件。

所以，人欲长生不死，就应固精、爱气、养神，行持“守一”、“食气”、“胎息”等修炼方术。

如讲究房中节欲。

“还精补脑”的房中术，又称赤黄之道，或称男女合气之术等养生方法。

张陵的道术主要是上章招神和符咒劾鬼。

张陵选中蜀地为创教之地，是与当时该地的社会状况及宗教习俗、风土人情有密切关系。

当时蜀中除图谶数术之学和黄老道术相当盛行外，蜀地居有多种少数民族，其宗教习俗颇尚鬼巫。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谓“俱事鬼神”，人“俗好鬼巫”。

《晋书》也说：

“賨人敬信巫觋”。

《渊鉴类涵·道部》引《正一经》说：

“陵学道于鹤鸣山中，时蜀中人鬼不分，灾疾竞起。

感太上老君降正一盟威之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

”因而他的道教和道术符合当地的社会状况和宗教习俗，得以顺利推行。

张陵上章所招之神种类众多。

初创期的五斗米道，是一种具有主神崇拜特征的多神教。

据《华阳国志》载，张陵自称“太清玄元”，除崇奉老子为教主外，他还造出了许多神灵，《正一法文经章官品》称有“百二十官”。

这些神灵“杂而多端”，天神、地祗、人鬼、仙真众圣无所不有，互不统属，杂然无序，然蜀人信之。

上章招神、符咒劾鬼，皆由二十四治道官行施，并制定了一些斋醮仪范。

为规范这些仪范，提高道官水平，张陵还创立“旨教斋”等斋仪。

《正一论》说：

“旨教斋者，天师以教治官而已。

”又说，“旨教斋法，虽真而古拙”。

该法究系如何，已无处考证。

张陵广收门徒，扩张教区。

有弟子三百余人，在蜀汉和京兆（今陕西西安）一带立有十十四治，“治”乃道教祀神之所，《广弘明集》称“张陵时，杀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坛，戴以草屋，称二十四治。

治馆之兴，始乎此也。

”后来的道教宫观源于这二十四治。

以治为中心的二十四治，其实就是二十四个教区。

其分布为：

蜀郡的阳平治、鹿堂治、鹤鸣治、漓沅山治、葛璜山治；广汉郡的更除治、秦中治、真多治、昌利治、隶上治；遂宁郡的涌泉治，犍为郡的稠稷治、北平治、本竹治、平盖治、平刚治；越雋郡的蒙秦治；巴西郡的云台治；汉中郡的浕口治、后城治、公慕治；成都南门左的主薄治、玉局治；京兆的北邙治。

最为重要的治为阳平治、鹿堂治和鹤鸣山治，其中阳平治规模最大，地位最高。

这二十四治为其后五斗米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葛洪《神仙传》载，最后，张陵与弟子王长、赵升等同时升天而去。

这些虽是传说和神话，但设立二十四治，却为大多史科所肯定。

张鲁的父亲张衡，字灵真，道内尊为嗣师。

张陵死后，儿子张衡将传道的重点放在了巴、汉一带，为兼顾关中，于是常驻汉中。

张衡在其父的基础上，对五斗米道加以增饰。

如让信道者设以靖室，南朝陆修静《陆先生道门科略》记曰：

“奉道之家，靖室是至诚之所，其外别绝，不连他屋，其中清虚，不杂余物，开闭门户，不妄触突。

洒扫精肃，常若神居，唯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而已。

”靖室又曰静室，人若有病，让在静室中思过，又没鬼吏“主为病者请祷”，作“三官手书”为人治病；设“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等（《中国通史》）。

这些做法，都被张鲁所继承。

据《传仙录》载，张衡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正月二十三日，在汉中阳平（今陕西勉县西）的白马山上羽化而白日升天。

其实是在其治所（浕口治）无疾而终。

张衡死后，妻子及儿子、女儿继续传道。

《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张衡的妻子，即张鲁的母亲，因传道常往来于益州牧刘焉家（往来于其他官宦之家当然也不在话下），且有少容。

刘焉任益州牧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距传说中张衡升天已九年，鲁母应已步入老年，而仍“有少容”，可见是按道教修炼的结果。

修身养命，人之常情。

鲁母以修身之功养得如此“少容”，博得官宦之家睛睐，使她传教和结好官宦更为便捷。

张鲁的妹妹传道被神话。

《传仙录》载：

“张玉兰者，天师张陵之孙也，灵真（鲁父张衡之字）之女也。

幼而洁素，不茹荤血。

年十七岁，梦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文篆字，缭绕数十尺，随光入口中，自觉不安，因遂有孕。

母氏责之，终不言所梦，唯侍婢知之。

一旦谓婢曰：

‘吾不能思耻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

’其夕无疾而终。

侍婢以曰其事，母不欲违，冀雪其疑。

忽有一物如莲花，自膈其腹而出，开其中，得素金书本际十卷，素长二丈许，幅六、七寸。

文明甚妙将非人功。

玉兰死旬月，常有异香，乃传写其经而葬玉兰。

百余日，大风雷雨，天地晦冥，失经。

其玉兰所在场塘自开，棺盖飞在巨木之上。

视之，空棺而已。

今墓在益州温江县女郎观是也。

三月九日是玉兰飞天之日，至今乡里常设斋祭之。

”此虽为神话，人们对张鲁一家的信奉可见一斑。

张鲁祖父创立五斗米教，其父母及家族发扬光大，教区和教民扩充，威望在巴、汉乃至整个蜀地日益提高，就连官方也与之过从甚密，这为张鲁占领汉中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巧据汉中

张鲁在祖父张陵去世后随父张衡长年传教于巴、汉，母亲及家人留在蜀中，在蜀地传教。

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正月，张衡去世后，张鲁袭父之职，任五斗米教总首领，教内尊为系师，常住汉中，在父亲“自日升天”处的白马山上修建天师堂，作为该教总部。

此处本为二十四治之一的浕口治所在地，此时又成了五斗米教的圣地，教徒聚集日渐增多，慢慢形成了城堡。

加之官方对五斗米教尚有好感，城堡逐年扩大，人称张鲁城。

该城规模之大，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描述道：

“因即崤岭（白马山）筑城，周回五里，东临浚谷（浕水河谷），杳然可寻，西北二里，连峰接崖。

”该城雄居汉中盆地西沿高山上，站在此处东眺，盆地平野一览无余。

且该城与汉中锁钥的古阳平关仅隔浕水（今称咸河），上下相望。

与此同时，张鲁对五斗米教的教义、教规和传道方式均有增饰（详见第三节），威信日高。

他为进一步便于扩充教民和利于传教，在原二十四治基础上，又在汉中增设四治，达到二十八治（有学者认为，二十四治应二十四节，二十八治合二十八宿）。

此时，五斗米教的势力在巴、汉乃至整个蜀地已十分强盛。

在张鲁主教五年后的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早期道教的另一派别太平道领导的黄巾起义暴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

《资治通鉴》称：

“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当时东汉为十二州九十余郡，仅剩四州和司隶（中央直辖区）没有响应。

东汉王朝采取一系列措施，全力以赴对其残酷镇压，十个月后，“太平道遭受重创，从此销声匿迹，传授不明”（《道教史》）。

此时，五斗米教也有些心动。

同年七月，该教首领之一的张修，在其传教地的巴郡（今重庆）率道徒起义，杀郡守赵部，一度占领巴郡（《后汉书》）。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六月，益州黄巾首领马相“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县令，进攻雒县，杀郗俭（益州刺史），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三郡。

马相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蜀中震动。

此时，刘焉听从侍中广汉董扶的建议，谋得益州牧一职，还被封为监军使者、阳城侯，前往蜀中任职。

但为蜀中黄巾起义所阻。

幸“州从事贾龙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

龙乃选吏卒迎焉。

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

刘焉“阴图异计”，其实就是暗暗培植实力，诛杀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

刘焉虽为益州叙，但此时的益州十分混乱，统治困难。

一是由于原“益州刺史郗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三国志》），民怨沸腾；二是益州旧部和豪门贵族各怀异志，难以统属。

如镇压了益州黄巾起义，又迎刘焉为益州牧的贾龙，就因刘焉杀了不服统治的州中豪强王缄、李权等而反攻刘焉，被刘焉所杀。

三是益州各郡因天下动荡，朝庭衰弱，名为听命朝庭，其实各自相对独立，也不听命于州牧。

如犍为太守任岐，就与贾龙一道反对刘焉；汉中太守苏固就不服刘焉调遣。

而此时的益州各郡，五斗米道经张鲁祖孙三代的经营，势力已十分强盛，信徒遍布而组织严密，已成为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势力。

刘焉为控固政权，收取民心，扩充实力，割据一方，独霸益州，不得不结好五斗米教，借其势力统治益州。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废废帝而立献帝，关东诸侯讨伐董卓，卓於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威胁到与关中只隔了一道秦岭的汉中。

汉中为蜀之门户，自古有“得汉中者得巴蜀，失汉中者失巴蜀”之说。

刘焉自然要力取汉中而固巴蜀，于是他欲借张鲁之力来实现其目的。

《三国志》载：

“张鲁母始以鬼道（五斗米道），又有少客，常往来于焉家，故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道，杀害汉使。

”《后汉书》也载：

“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继绝斜谷，杀使者。

”两部正史均载因鲁母“有少容”，“有姿色”，“常往来焉家”，“故遣”或“遂任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

好象是因鲁母美色使刘焉重用鲁。

其实是刘焉欲借用张鲁势力，为他夺取汉中，故遣张鲁住汉中，断绝关中入汉的各条道，杀掉董卓把持下的朝庭派遣的使者，欲彻底脱离朝庭，称霸益州。

汉中北屏秦岭，南亘巴山，四面皆崇山峻岭，只有“天梯石栈”与外界相通，且雄关锁道，易守难攻。

特别是通往蜀地的各条要道上，阳平关、棋盘关、铁锁关、牢固关等，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雄关要隘。

汉中太守苏固并不怕刘焉派兵来抢关夺地。

但孰不料刘焉却让张鲁在汉中就地率众突袭。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即张鲁在汉主持五斗米教十二年后，刘焉封张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封已在巴地起义的张修为别部司马往攻汉中。

其实张鲁与张修已分别在汉中和巴地扎下了根，刘焉对他们的委任，只是确定了名分，承认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且让攻汉中并没有给他们一兵一卒。

张鲁和张修欣然领命，也欲借刘焉之命名正言顺地占领汉中。

其实张鲁早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他接替父亲张衡成为五斗米道总首领后，就常住汉中，并在汉中盆地西缘的白马山上筑就了张鲁城，教徒已遍布汉中各地，且“鲁至行宽惠，百姓亲附”（郦道元《水经注》），在民众中威望也很高。

而苏固只注意了刘焉的动向，而忽略了张鲁在汉中的实力。

张鲁攻苏固《后汉书》载，“（鲁）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三国志》载鲁“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郦道元《水经注》载“初平中，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道，用远城治，因崤岭筑城（张鲁城）”。

张鲁和张修所“将”之兵，应为各自统领的起义军，因此后来史学家均称这次军事行动为农民起义。

攻击方式是“用远城治”，即在张鲁城内发号施令。

《华阳国志·汉中志》载，张鲁号令汉中教民和张修从巴中带来的起义队伍，对汉中发起了突然袭击，“袭杀”了太守苏固。

又因他二人是益州牧刘焉任命的将军，苏固的军队也言正名顺地成了他们的军队。

虽然杀了汉中太守苏固，但还不算完全占领了汉中，各地一批豪族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

东汉末年，各地的豪族地主大量圈占土地，建立起一个个自成一体的庄园，庄园周围筑起一座座坞堡、营堑，组建有自己的武装，多至上千人，豢养大批剑客、死士，平时守卫地主庄园，农民暴动时，协助政府镇压起义军。

汉中当时的情况也不例外。

所以，张鲁在“袭杀”了太守苏固后，立即对盘踞在汉中各地的豪族武装发起了进攻。

据《华阳国志·汉中志》载，张鲁采取果断措施，“镇压了南郑赵嵩和城固陈调等豪族武装”，最终完成了对汉中的完全占领。

占领汉中后，张鲁与张修的矛盾开始显露。

张修的势力在巴地，他在七年前就在巴郡率众起义，一直活动在巴地地区，这次又策应了张鲁一举占领了汉中，功不可没。

他与张鲁虽被刘焉同封为司马，但在道内地位没有张鲁高。

张鲁的势力在汉中，且在占领汉中的战斗中，张鲁起了决定性作用。

两人不和，矛盾究因何而起，无从考证。

但在磨擦中，张鲁肯定占上风。

形势所迫，张鲁不得不“袭杀张修，尽领其部众”，独揽了大权。

张修部下多为随张修起义征战多年的智能之土，如后为鲁之重要谋士的阎圃等，且部曲多出自巴地。

张鲁占领汉中后的第三年，即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痈疽发背而卒”，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

《三国志》载：

“璋，字季玉，既袭焉位，而张鲁稍骄恣，不承顺璋，璋杀鲁母及弟，遂成为仇敌。

”《后汉书》载，“张鲁以璋闇懦，不復承顺。

璋怒，杀鲁母及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鲁所破。

鲁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为巴郡太守。

鲁因袭之，遂雄於巴、汉。

”张鲁反叛刘璋后，又脱离朝庭，多次杀掉朝庭的使臣（当时的朝庭，其实是董卓及其部将把持的朝庭），断绝汉中与外界相通的栈道，并取安宁之义，改汉中郡为汉宁郡，建立起了以汉中为中心，包括现在湖北竹山县以西、整个陕西南部、重庆和四川北部地区在内的汉中政权。

《三国志》载：

“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部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

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

鲁功曹巴西阎圃谏鲁曰：

‘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

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於王。

愿且不称，勿为祸先。

’鲁从之。

”也就是说，张鲁占领汉中后，虽领朝庭封号，不受朝庭节制；地域虽富庶而险固，但不称王只求自守，待到时机成熟时归顺朝庭，象齐桓公、晋文公那样辅佐天子；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就保境安民，不失富贵。

这是五斗米教自张陵以来“佐国辅命，养育群生”思想的体现，也是张鲁汉中政权的指导思想。

三、政教合一

张鲁取得政权后，实行了政教合一的统治，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

其组织机构，“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三国志》）。

就是用道教大小首领“祭酒”来代替职官长吏。

巴、汉民信在五斗米教，其教义是“有鬼论”。

认为人无时不受鬼的监督，鬼能根据人的行为而赐福或降灾。

因而初入道的一般教徒称为鬼卒，部门首脑和统率鬼卒的称为祭酒。

其中统率鬼卒多者称治头大祭酒，治头大祭酒下可辖若干祭酒。

负责部门事务者有督讲祭酒（主管军事，马超曾任此职）、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发奸令”，即主管教化）、宣威祭酒（主管刑罚）、查气祭酒等。

总首领张鲁自号师君，并尊祖父张陵为天师，在阳平关（陕西勉县西）对面白马山上的张鲁城内建天师堂，成为当时五斗米教的总部。

该堂当时是否为该教的最高治所阳平治，无法考证。

张鲁以道内祭酒代行行政职权。

“祭酒”一词本是汉时俗语对人的尊称（范文谰《中国通史》），又是五斗米教内部对有身份的道徒的尊称，听起来总比百姓害怕的官吏名称要亲切得多。

加之如此简化的行政机构，既提高办事效率，又减轻民众负担，因此“民夷便乐之”。

各祭酒以所在“治”的辖区管理各项事务，即道官以教区行使行政职权和司法权。

据任继愈《道教史》载，张鲁在原二十四治的基础上，在巴、汉又增加八治（其中四治是张鲁在占汉中前所置），共三十二治，即三十二个教区（行政区）。

这些教区由治头大祭酒管辖。

并在教区内设天师堂，作为祭酒治所和教民从事宗教的活动场所。

据《道书》记载，当时“巴、汉天师堂数百所，是时凡奉道之地，皆立天师堂”。

地方祭酒署治所在的天师堂皆有定规。

据《要修科科仪戒律钞》载：

“《太真科》曰：

立天师治，地方八十一步，法九九之数，唯升阳之气。

治正中名崇虚堂，一区七架六间十二丈，作一层崇玄台。

当台中央安大香炉高五尺，恒喷香。

开东、西、南三户，户边安窗。

西头马道。

厦南户下飞格上朝礼。

天师子孙，上八大治，山居清苦济世道士，可登台朝礼。

其余职大小中外祭酒，并在大堂下朝礼。

崇玄台北五丈起崇仙堂七间十四丈七架，东为阳仙房，西为阴仙房。

玄台之南，去台十二，又近南门起五间三架门室。

门室东门南部宣威祭酒舍，门屋西间典司察气祭酒舍。

其余小舍，不能具书。

”此时的“治”已形成较为简朴的道教宫观。

道官、祭酒在治所“各领户化民”。

无论本地和外来者都必须入道，不准有例外，当时的汉中百姓，均为道民。

据《道藏》第24册载，道民均“编户著籍，各有所属”。

所谓“编户著籍”，又称“宅录”，类似于后世的户口薄。

道民入道，须把全家的人口数登记注册，名曰“宅录”。

此后凡有人生、死，即人口增减，都必须去本师治所（一般都是在三会日）进行登记或注销。

每年三会日，治官祭酒都要与道民一起对此宅录进行核对，使其与实际情况符合。

道民凭此宅录向道教组织缴纳“命信”（又称脆信，即敬神的信物），道教组织即派守宅之官予以保护。

所谓“三会日”制度，指道民一年中，必须要在规定的三个日子去本师治所进行宗教活动。

“三会日”具体日期，各书记载略有差异，据《陆先生道门科略》说：

“令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一年三会。

”

“编户著籍”和“三会日”这两项制度，都是道官联系道民、传布指令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使当时的五斗米教组织系统更为严密，科律制度能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

张鲁政权对道官的选拔十分严格。

《科教》云：

“民有三勤为一功，三功为一德。

民有三德，则与凡异听得署箓受箓之后，须有功更迁，从十将军箓阶，至百五十。

若箓吏中有忠良质朴，小心畏慎，好道翘勤，温故知新，堪任宣化，可署散气道士；若散气中能有清修者，可迁别治职任；若别治中复有精笃者，可迁署游治任职；若游治中复有严能者，可署下治任职；若下治中复有功者，可迁署配治任职；若配治中复有合法者，本治道士皆当保举，表天师子孙，迁除三八之品，先署下八之职；若有优勤于道，劝化有功，进中八之职；若救治天下万姓，扶危救弱，能度三命，进上八之职；能明炼道气，救济一切，清灭鬼气，使万姓归优，便拜阳平、鹿堂三气治职。

”总之，道官、祭酒的任命升迁，必须按其德行逐级提升，“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道藏》第24册）。

同时，还通过斋仪对道官进行治理。

早在张陵时，就有如“旨教斋”等“天师以治理教官”的斋法（《正一论》）。

张鲁此时又制定了一些斋法，如“涂炭斋”。

《无上秘要·涂炭斋品》载：

“谨相携率，为承天师《旨教》建议涂炭。

”该斋法原始而简陋，修斋者需“露身中坛，束骸自缚，散发泥额，悬头衔发于栏格之下”。

该斋法“以苦为功，上解亿曾道祖，无数劫来宗亲门族及家身无鞅数罪，拯拔忧苦，济人危厄，其功至重，不可称量”。

张鲁政权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虽为鬼道，却收效十分明显。

《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他设“奸令祭酒”，负责将《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及五斗米教其它经典广为传播，认每个教民“都习之”。

他又根据自己对《老子五千文》的理解，著述了《老子想尔注》（敦煌近代出土藏书该书称“张镇南著”，镇南为张鲁爵号，任继愈《道教大事记》也从此说）。

该书告诫道民“道贵中和，当中和行之，志意不可盈溢，违道诫”。

“名与功，身之仇，功名就，身即灭，故道诫之”。

“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

又根据《老子想尔注》造作《道德尊经想尔戒》，书中说“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此上最三行；行无名，行清静，行诸善，此中最三行；行无欲，行知止足，行推让，此下最三行”。

据《正一法事》载：

“凡为道民便受护身符及三戒，进受五戒、八戒，然后受箓。

受戒后，还必须诵记通行，恒存思行，持忆不谬妄，则不犯科。

”

除用说教和诫律来教化百姓（教民）外，还通过其他方式让百姓自律。

张鲁政权还设“鬼吏”，专门用鬼道给人治病。

“人或有病，处以静室思过”。

让病人思考自己究竟做过哪些错事，以致得病。

同时，“鬼吏为病人请祷。

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即改正过错）之意。

作三通（通报三个地方），其一上之天，著（放）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典略》）。

如果病好或减轻，此人便信道；反之，此人不是真正信道，便会被孤立。

还要求病人主动向“鬼吏”或祭酒检讨自己所犯错误，否则鬼还会继续惩罚。

要求所有教民都要诚信，不要欺诈。

地方祭酒“领户化民”另一职权是司法权。

张鲁废除一切严刑酷法，其司法体现重教轻罚。

郦道元《水经注》评价“鲁至行宽惠，百姓亲附”。

《典略》载：

“鲁又教使自隐（自己坦白），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

”《后汉书》载：

鲁“犯法者先加三原（原谅三次），然后行刑”。

这就是说，他教育百姓主动坦白自己所犯别人不知道的过错，先自己反省，并以做好事来消除过错。

如果过错小，修路一百步就可以赎罪。

如果犯了法，先原谅三次，屡教不改者才施以刑罚。

春夏禁止杀人，秋冬始能处犯人。

总之，张鲁的汉中政权，实质是一个独立的宗教王国。

他以教官代替长吏，管理民事；以宗教推行教化，去鄙俗，淳风气。

近三十年的治理，成效显著，民风淳朴，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民夷信向”，“竞共事之”，“百姓亲附”。

这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实属一方乐土。

诸葛亮《与鲁书》感叹：

“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四、繁荣汉中

张鲁的汉中政权为了使辖区经济繁荣，首先解决的是人口稀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由于连年大规模战争此起彼伏，东汉末年至三国之初，全国人口由5600多万猛降至约700多万。

史称“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三国志·魏书》）。

汉中政权初期巴、汉总人口虽说“户出十万”，在全国九十多个郡中，人口还算较多。

但在巴、汉若大区域内，这点人口仍显稀少。

为此，张鲁尽力吸纳战乱中的关西流民。

此时的关中与汉中相比，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