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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异源同流说
白族异源同流说
【原文出处】云南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59~72
【分类号】D5
【分类名】民族研究
【复印期号】200008
【作者】马曜
【作者简介】马曜 云南民族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内容提要】迄今为止,有关白族族源问题的讨论,尚未得出一致的看法。
本文在总结诸家学人关于白族起源研究的基础上,对白族多种源流的形成及其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白族异源同流的概念。
认为白族的发展规律为:
明代以前汉族白族化,明代以后白族汉族化;白族是以“洱滨人”为主体,不断同化或融合西迁的僰人、蜀(叟)人、楚人、秦人——汉人以及周围的一些民族的民族共同体。
【关键词】白族/僰人/叟人/源流
【责任编辑】杨绍军
中图分类号:
K28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00)03—059—14
一
自19世纪末开始有关白族族源问题的讨论,至今已有100多年。
白族在云南历史上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汉的滇国,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南中大姓,西爨400年的称霸,南诏大理国的崛起等,都和白族先民有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
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影响下,随着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建立,《云南日报》开展了一次白族族源问题的争论,有土著说、傣族说、氐羌族说、濮族说、多种族的融合说等。
与此同时,向达在《历史研究》、陈碧笙在《厦门大学学报》分别发表文章,中央民族学院就白族历史问题也展开了讨论,中共大理县委组织了多次座谈会,云南大学有的学生也以白族历史为题写成毕业论文。
1957年下半年~1976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这种讨论沉寂了20年之久。
1978年末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从事民族史研究包括白族族源问题研究的学人,又开始活跃起来,以不同方式展开讨论,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的看法。
现在看来,除去一些西方学者如法国人拉古伯里和英国人派克伪造的南诏傣(泰)族说曾一度为泰国史学界所承袭外,其余诸说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免蔽于一隅。
在国外,包括一向持傣族说的日本著名学者白鸟芳郎,在1998年去世前多次和我交谈,也改而承认白族是藏缅语族的一支。
目前几位一直研究云南民族史的学者,多主张白族源于先秦至汉晋时期分布于滇川边境之僰人,但他们是土著或外来以及迁徙等问题上还持有不同看法。
首先,老一辈的云南民族史学家方国瑜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白族起源问题时发表《略论白族的形成》(注:
《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75年5月。
)一文中,提出“南诏建国以前住在洱海南部的‘白蛮’,由僰道(今四川宜宾)迁来是很可能的。
据《吕氏春秋·恃群览》所载僰人原住在青衣江入岷江(古离水)地带,属于氐羌系统,后迁到岷江入金沙江处。
《华阳国志》载:
“秦始皇经营僰道,僰人被迫迁居到滇东北地区。
”他又说:
“白蛮由僰道迁来,虽没有最明确的史料,但一些笼统的记载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元史地理志关于马龙州、益州、仁德(寻甸)府的记载,都说有僰刺蛮居住,后被爨部占据,僰人迁去;……《华阳国志·南中志》载:
从第三世纪滇东区域经过激烈的战争,造成严重的灾难,这区域的“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郡”。
有许多人逃到滇西去了。
这些人中主要当为僰人和汉人。
这与“白子国”和白蛮的记载结合起来看,当同是一事,《南诏野史》说“白子国”大酋张氏由滇东迁来。
方国瑜又说:
在9世纪以前,洱海区域有“昆明族”、“哀牢夷”、“白蛮”等不同的族系,这些分散的部落的社会发展不一样,彼此之间的斗争厉害,部落一直在兼并着,这就产生了较大的部落如“六诏”等。
由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及抗唐战争的影响,各部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由统一而联合为一体,最后发展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白族,这时已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方氏又承认白族是多种民族的融合体这一点是正确的。
但他认为大理白族先民从四川青衣江入岷江处经僰道(今四川宜宾)迁到大理, 却忽视了距今4000年的洱海东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和距今3100年的洱海北(今剑川县)海门口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则是值得商榷的。
林超民承袭方国瑜白族源于僰人的论点,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僰人的族属与迁徙》(注:
《思想战线》,1982年第5期。
)一文中,认为僰人是氐羌的一支,先秦时期由湟水流域南迁到岷江以西的青衣(今四川雅安地区),汉初僰人已循岷江向南到达犍为(今四川宜宾地区),以僰道为中心建立“僰侯国”。
大约从战国开始秦国向巴蜀拓展,僰人被迫继续南迁,在流动中未形成大的部落邑聚,故未载入《史记·西南夷列传》。
东汉时僰人到达滇东成为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地区)的主要居民。
从东汉末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僰人向滇池和洱海地区迁徙,当时出现的“下方夷”当是“从朱提迁出而无下落的僰人”。
西晋以后,“朱提与云南两郡间经济文化的消长退进,正是具有先进经济文化的僰人六朝时从朱提郡迁到云南郡的结果。
”“僰人到达洱海地区后,以白崖(今弥渡红崖)为中心组织部落,称为‘白子国’”。
林超民对方国瑜的说法作了阐述和发展,他们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和两汉书提出僰人从青衣南迁到滇东和滇池地区是可以成立的。
但他们不说滇池地区原有“滇僰”人居住,认为西汉时期滇池地区的居民不是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滇僰”,而是后来《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的“叟人”,又将叟归属于今彝族的先民。
他们也没有确切材料说明僰人从滇池迁到洱海地区。
其次,1963年在祥云县云南驿发现距今2350年的木槨铜棺墓,证明洱海地区早有比汉代僰道县的僰人还高的农耕文化,不能认为洱海地区的农耕文化是从四川迁来的僰人传入的。
再次,林超民提出“僰非西爨白蛮”,也缺乏足够的依据。
按《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劳浸、靡莫数犯使者卒。
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于是以为益州郡。
”而《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条说:
“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
”司马迁所说的劳浸、靡莫,系指西汉时的滇人或滇僰人,当时滇池还没有叟人。
东汉末到西晋时,原来居住在陕甘和四川的叟人被封建王朝征派到云南作战,大量涌入滇池地区,原来的僰人由于被王莽镇压而被削弱,融入叟人之中而从史籍上消失了。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把《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靡莫之属”即滇僰人称为叟人,是忽视了起义失败的僰人隐去族称而改从征服者的叟人族称这一事实,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叟人也不是彝族先民(详后)。
爨为姓氏,三国时是世居滇池地区的“方士大姓”爨习之后,后来将统治滇池地区的“西爨白蛮”称为“爨人”。
因此,不能说西汉时期同时世居滇池区的“滇僰”(《史记·货殖列传》)和“蛮僰”、“僰虏”(《汉书·王莽传》)与“方士大姓”爨氏不是一个民族。
第二,差不多与方国瑜同时,王叔武于1957年发表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关于白族族源问题》(注:
《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
)一文,认为僰人是羌族的别支氐人,也主张僰人南迁并和方国瑜一样赞同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条中“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的说法。
王叔武认为白人从公元前250年以前建立的今四川宜宾地区的“僰侯国”迁来。
僰国的北部与蜀为邻,其东境当至今南溪,西境抵今四川雷波县东的马湖;他并引宋吴淑《事类赋》注石部引《郡国志》说为证:
“乞子石,在马湖南岸。
(中略)故人乞子于此,有验,因号焉。
”马湖南境则达今云南昭通地区,《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一引《永昌郡传》:
“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顷,僰名千顷池。
”当时僰人已吸收了一些汉文化,《说文解字》“羊部羌字条”以为其他蛮夷皆从虫、从犬、从羊,而僰字从人,因为“颇为顺理之性”云云。
秦汉之际统治者大量虏掠和贩运“僰僮”为奴,迫使僰人沿“五尺道”南迁到滇池地区。
《汉书·王莽传下》:
“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焚”,把蛮僰与北方的胡虏相提并论,知僰人已成为王莽时之大敌,人数当不少。
接下载王莽《赦书》说:
“(上略)泊南僰虏若豆、孟迁等,不用此书,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
”王莽征僰人起义,把益州郡的胜休县(今澄江、江川至建水县一带)改为“胜僰县”以取个吉利。
方国瑜和王叔武的南迁说不同之点在于:
方国瑜和林超民认为西爨白蛮不是僰人。
方国瑜在《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一文中说:
“‘乌蛮’、‘白蛮’是普通用语,不是专门名称,不能用为族别名称”,“‘乌蛮’、‘白蛮’的记载,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涵义,不能混为一谈。
”“爨以叟人为主”,“西爨白蛮与白蛮不是同一族系。
”林超民在前文中引《旧唐书·德宗本纪》载:
“建中元年八月,东僰乌蛮守来朝贡。
”唐代文献没有关于僰的记录。
《册府元龟》卷九十二载:
“二月,日本国,七月,东爨乌蛮守愈等,十月勃海并遣使朝贡。
”知“僰”字当作“爨”,守下当有“愈等”二字。
不能以此条证明“僰”为“爨”。
但王叔武认为《旧唐书》把“东爨”称为“东僰”,恰恰证明“僰”与“爨”是同种异称。
《南齐书·州郡志下》称爨为“爨氐”,知爨氏为氐人,与僰人同种。
林超民又引《元史兵志》有“爨僰军”,“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
蒙古军皆僰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
”知元制也有各部族混合编成。
……故爨为彝族,僰即摆夷,今傣族。
但王叔武则认为“僰为白蛮则是,爨则实非乌蛮”。
考《经世大典》军制及《元史》兵制所载元代兵制,以种族名军者其数有十。
均以一族为一军,无两族混合一军者。
“爨僰”之名,当亦不出其例。
再证以唐史,爨、僰互称,及爨氏为僰人,为白蛮,益觉元代称白蛮为“爨僰”为有据。
王叔武在1985年发表的《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注: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一文中,也说白族是自秦汉以来,以滇僰、叟、爨、白蛮、民家为主体发展形成的。
他在《白族简史》(注:
《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
)第一章——“白族的来源”中,坚持白族是由“秦汉时期的滇僰”、“汉晋时期的叟人”、“汉唐间的大姓爨氏与西爨白蛮”形成的,重申其异名同实说。
作者承认白族在发展过程中也融合其他民族特别是较多的汉族,但其主体滇僰、叟、爨则是不变的。
王叔武通过新莽时滇中僰人起义事件,对汉晋时期滇池地区早已形成僰人聚居区,有精辟的论述和很好的说明,但他也和方国瑜一样,在洱海地区如何形成僰人聚居区的问题上缺乏说服力。
方国瑜认为,僰人是3世纪滇东战乱时迁到滇西的。
王叔武则说:
“南诏时,将西爨白蛮及其他地区的白蛮,用武力虏掠和迁徙至洱海区域的广大地区,白蛮始大量居住洱海区域,形成了今天白族的大块聚居区。
”而在其前的唐贞观年间,洱海地区早已形成冠汉姓的白族大聚居区,不是阁罗凤迁西爨白蛮时才形成“大块聚居区”的(详后),王叔武认为:
“叟在南中的分布,根据记载仅有建宁郡和晋宁郡,这是秦汉时期‘滇僰’的中心区,亦即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的所在地。
”他并举《华阳国志》所说的“元封二年,叟反”,即指《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劳浸、靡莫数犯使者吏卒”为一事,认定“劳浸靡莫”即“叟”族,“斯叟与邛僰有着渊源关系。
南中的叟是滇王国亦即‘滇僰’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者。
他们都是白族的先民。
”但王叔武对西汉时期的“劳浸、靡莫”或“滇僰”为什么到东汉以后改变族称称为“叟”,没有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
我在主编1977年出版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的绪论中,完全改从王叔武的观点,也认为“僰人原来就是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东汉末到三国时,滇东和滇中的主要居民为叟人,而在这段时间内,历史上也没有关于民族大迁徙的记载。
”“南中叟人主要分布于滇中滇东及四川西昌一带,与秦汉时期僰人分布的地区大体相同,说明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近亲或继承关系。
”10年以后,在参加《白族简史》的编写中,我分工撰写第二、三章,在第二章第五节“白族族名的演变——僰人的消失与叟人的出现”中说:
“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益州郡设立以来,西汉王朝派到云南的士卒,多从西北和巴、蜀叟人集居地区征募而来。
如元封二年至六年(前109~前105),郭昌等两次出兵西南夷,用兵数万人,都从巴、蜀和西北征来。
”(注:
《汉书·武帝纪》。
)始元元年(前86),“益州……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
”(注:
《汉书·昭帝纪》。
)出兵人数最大的几次是新莽天凤元年至六年(14~19)的6年当中,派冯茂发巴、蜀、犍为士卒击益州,3年后又派廉丹与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吏民10万人,转输者20万人,镇压僰人起义。
(注:
《汉书·西南夷传》,《王莽传》。
)叟人的分布,北接天水、略阳,南至巴蜀。
如上所述,在西北称为“氐叟”、“青叟”,在四川汉嘉、越巂两郡称为“斯叟”或“徙”的叟人,汉化程度深,长于骑射,是西汉以来封建王朝征募至西南地区作战的主要对象。
……他们和僰人融合而使僰人发生了分化和改组,进行新的合成。
叟人最后以战胜者“取代僰人之名”。
“僰”和“叟”不是一个族,但“僰”和“叟”都是氐人,又称“氐僰”(注:
《后汉书·杜笃传》。
)和“氐叟”(注:
《华阳国志·汉中志》。
)的渊源关系,也是两个族体容易融合的原因。
第三,尤中在1980年所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注:
《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一书中,提出僰人即古代云南坝区的农耕民族。
他在1985年出版的《西南民族史》(注:
《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和1994年出版的《云南民族史》(注:
《云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中,继续坚持这种观点。
他认为僰人是白族的先民,与方国瑜、王叔武等一致,所不同的是方国瑜和王叔武承袭元李京的僰人是从僰道迁到云南之说,尤中则认为:
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以后,云南各民族的分布情况已经基本稳定;就元江以北的滇东、滇中以及滇西的部分地区而言,主要分布的是氐羌系统的民族,其中居住于坝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就是“僰族”。
他说秦汉时期僰人分布范围不限于川南、滇东北、滇中地区,还包括今滇西的楚雄州和大理州与滇南的玉溪地区及红河州北部,几乎遍及元江东北部的整个云南内地坝区。
他提出秦汉时今大理州有僰人的说法可以解决自古以来僰人就是今大理白族的主要族源问题。
但是,迄今为止,从古文献中找不出秦汉时滇西地区有僰人或“靡莫之属”分布的史料,仅以秦汉甚至新石器时期整个云南只有僰人才有发达的农业为依据是不全面的。
早在1939~1941年,吴金鼎等人在洱海西岸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南诏时的遗址二三十处,并对佛顶、马龙、龙泉、白云四个遗址进行了发掘,表明佛顶两个遗址(甲址和乙址)和马龙遗址的早期属于新石器时代。
(注:
汪宁生:
《云南考古》第1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973~1974年在洱海东岸宾川县宾居镇白羊村发掘出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
出土磨光的长条形石斧,梯形石奔,较多的新月形弧及穿孔石刀,窖穴内发现大量灰白色的粮食粉末和稻谷痕迹,遗址居民是定居的农业民族。
(注:
参见《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74~27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57年3月在剑川海门口挖掘河道工程中发现了一个青铜器初期的古文化遗址,距今约3000多年(前1150士9),相当于商代末期,遗址中发现人工栽培作物,有带芒的梗稻,可能还有麦、梁等作物,从遗址出土石器农业生产工具达150件之多,还有斧、锛等松土工具和刀、镰等收割工具,证明农业是海门口居民主要的生产经济部门。
(注:
参见《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81~28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文献资料证明白羊村和海门口的居民是僰人。
在南诏时期之前,云南地区的墓葬如滨王墓,楚雄万家坝东周墓多为棺葬,基本上没有进行火葬的民族。
(注:
张增祺:
《古代的僰人与僰文化》,《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尤中不承认古代云南民族的迁徙的提法,尤其是氐羌系统民族的迁徙。
他指出同属氐羌系统的僰人和昆明等族杂居,或在同一区域内按海拔高度、地理条件分布是正确的。
但居住在僰道的僰人秦汉时大量南迁,到西汉时与原居住在滇池的僰人聚合,以后逐渐分流到滇南和滇西各地。
元代以后僰人的分布几乎遍及云南大部地区的坝区。
西汉时滇西遍布“瓣發随畜迁徙”的昆明人,后来有一部分迁到滇东,《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
“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在滇东黔西之间)。
”东汉三国时一度经济文化发达的滇东北地区,经过两晋时期的战乱,逐渐衰落,汉族屯民和僰人纷纷迁至滇中和滇西,而滇西的“昆明”人自东汉以后经过越巂郡逐渐迁到滇东。
南朝萧齐刘俊为蜀郡太守,奏称“南广郡界蒙山(昭通乌蒙山)下”,有“掘铜坑”,“并居宅处犹存”。
由于滇东战乱,引起晋民(汉户)和僰人西迁“入永昌”。
立于刘宋大明二年的《爨龙颜碑》将爨地分为“东西二境”,到唐代把东西二境的居民分为“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
隋开皇五年(618),为了经略西爨地区作准备而修石门路(今大关县豆沙关),置恭州、协州(今昭通地区)、昆州(今昆明地区)。
《隋书·史万岁传》说:
“先是南宁夷爨玩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
遂以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
”时为开皇十七年(579)二月。
当时滇西已成为西爨的后方,而东爨地区自东晋咸和八年(333)李雄陷宁州到蒙古宪宗五年(1255)900多年,为东爨乌蛮盘踞,长时期未受外力统治,始终没有外力进去,故史万岁不走经过东爨地区的石门路,而是从越巂渡泸至西洱河地区,然后折至滇池。
史万岁击西爨到洱海地区时,六诏势力尚未兴起,所经过的各地坝区都分布着众多的西爨白蛮。
由此可见,东汉末至六朝时期,滇东和滇西地区是经过延长数百年的民族迁徙的。
尤中否定南诏王阁罗凤迁徙西爨20万户至滇西地区,但举不出有力的证据。
第四,张旭于1990年出版的《大理白族史探索》(注:
《大理白族史探索》,张旭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
),一反方国瑜、王叔武、尤中等人的论点,认为“僰人”不是白族的先民,否认僰人从僰道迁到滇西。
他在《僰人不是白族的先民》一文中说:
“历史上僰人的活动时间,主要是秦和东西汉。
两晋、南北朝到唐、宋,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新旧《唐书》、樊绰《蛮书》和《宋史·大理传》都未提到僰人。
把白人和僰人混为一谈始于元初李京,他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说:
“白人有姓氏。
汉武帝开僰道,通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
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
”比李京早20年到云南的郭松年,在其所著《大理行记》中说:
“白人者,汉之遗裔也。
”大理有“故国之遗风”。
张旭认为两人的说法虽不相同,但含义是一致的。
他认为“不能从白人有姓氏和白语里有甚多汉语,得出僰人转为白人的结论”,但他也举不出更多理由证明白人非僰人。
此外,李绍明、杨永新、赵寅松等人都有讨论白族族源的文章,不再例举。
二
以上诸家关于白族族源的见解,大多偏于一隅(一源)。
方国瑜、王叔武等虽承认白族中有其他多种民族的融合,但他们的主要论点仍认为古代白话的主体是分布于川东的僰人迁到滇西地区。
对各家的不足之处,已在上面随文作了评述。
如果把诸家所持白族族源的不同论点总结起来,就可看出白族异源而同流。
1992年,我在《广西民族研究》发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同流异流和异源同流》一文(注:
参见《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6~55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认为今天云南的16个土著少数民族中,只有分布于山区的彝族和主要分布于坝区的白族的先民,在汉晋文献中找到他们的历史名称,如汉代的“昆明”与“滇僰”、魏晋的“昆”与“叟”、唐宋的“乌蛮”与“白蛮”等等,境内其他各族有的分布于内地边缘区,有的分布于国境边沿一线,还有9个民族是东汉以后才进入云南的。
云南白族主要从事农业,彝族主要从事畜牧业或半农半牧,因而在两族的形成上体现出不同特点。
彝族先民西汉时称为“昆明”,唐宋时称为“乌蛮”,由汉至唐近1千年中,昆明人从云南西部与四川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先后迁到滇东川南及黔西一带,其前锋已达到今黔东南的都匀,在这一广袤地区,史籍上都出现过“昆明”这一族称。
彝族形成特点基本上是同源异流。
严峻的山川阻隔和“无常处”的游牧生活,使同源的乌蛮散处各方,时间久了,分别形成不同的方言以至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共同体。
魏晋到隋唐时期,“昆明”乌蛮中分化出“摩些夷”——“磨些蛮”(今纳西族)、和蛮(今哈尼族)、栗粟(今傈僳族)、“寻传”(今阿昌族)、“锅锉”蛮(清代称倮黑即今拉祜族)等族,宋元时期(乌蛮)又分化出“路蛮”,明清时分化为位于坝区的“阿昌”和位于山区的“山头”(今景颇族)。
明清时期,乌蛮“罗罗”中又分化出“攸乐”(今基诺族)。
与彝族相反,居住于坝区的白族先民,由于交通便利,民族之间容易接近和吸收外来文化,以致融合或融合于其他民族。
其形成的特点是“异源”同流。
张旭认同白族土著说,1990年发表《僰人不是白族的先民》(注:
《大理白族史探索》,张旭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
)一文,主张“白族的先民早在距今四千年或更早的时间,以洱海为中心的,在今天大理地区的湖泊、河流旁边定居下来,他们以种植水稻和渔、猎、畜牧为生活来源”。
他虽承认白族在形成中也融合了其他民族,但否定“白族是由宜宾地区搬来或从西北迁徙南下”或说是“汉之遗裔”的说法。
他主张白族古代就分布于洱海周围地区是正确的,但他否认僰人东下西迁到洱海地区和白人中有“汉之后裔”则值得商榷。
现将白族多源的形成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分别说明如下:
(一)最早活动于洱海周围的“洱滨人”,他们不是滇僰人,而是“西洱河蛮”的前身。
20世纪80年代我参与编写和通纂《白族简史》(注:
《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
)分工撰写第二、三章。
根据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对洱海坝区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的发现作了分析,得出洱海文化是“云南文化的源头”。
洱海新石器文化晚于中原地区,这是因为公元前7万年至8千年,云南发生了一场“大理冰期”活动,所以距今4千年前,云南只有旧石器遗址。
我在《白族简史》第二章“洱海和滇池地区的原始社会”中指出:
以稻作栽培为标志的新石器文化开始发生于公元前2千年的洱海周围地区,由于大理冰期覆盖了海拔较高的滇西和全部云南腹心地区,因此,距今约4千年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仍然是云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最早遗存。
(注:
李晓岑著,《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遗址居民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发现房基11座,都是平地起建的竹、木结构建筑,墙基四周开沟,有柱洞,与现在的白族民居建筑相同,出土大量陶、石、骨、牙、蚌器。
种植稻谷,饲养狗、猪、牛、羊等家畜。
在清理34座墓葬中,有瓮棺10座(幼童9座),仰身直肢葬7座,仰身屈肢尊6座。
有无头葬10座。
由洱海往东方发展的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与白羊村基本相同,墙壁用竹木编的篱笆外敷草拌泥,今天民间住房仍普遍施用,陶器中有一件鸡形陶壶,堪称原始艺术品。
还有兽骨、兽牙和玉石等琢磨成的饰品。
居民种植水稻,从事渔猎、采集和捕捞,具有南方文化色彩,同时出土的尖底瓶,瓮棺等,却又受到了北方仰韶文化的影响。
晚于白羊村、大墩子的滇池新石器文化,石寨山的贝丘遗址的绝对年代不超过3500年,遗址中堆集的螺蛳壳尾部有取食螺蛳肉而被敲通的小孔。
出土南方文化特征的有肩有段石器,但也发现黄河流域的带耳陶器和器上的锥刺纹,这大概是后来的氐羌人征服当地濮越土著人的基础上形成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只提到滇池以西随畜迁徙的“昆明”人,没有记载洱海周围的平坝地区的农耕民族。
日本学者林谦一郎(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在1995年的博士论文《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中,把上述洱海周围的农耕民族称为“古代洱海人”。
由于他们分布北到剑川、东到宾川、南到弥渡、祥云,似称为“洱滨人”较为恰当。
学术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追溯到民族的起源。
1957年3月在洱海北剑川县海门口发现一个铜石并用的青铜器初期的文化遗址,距今约3100年,相当于商代,标志着云南原始社会的解体。
遗址中出土斧、锛、凿、刀、锥、簇、环、垫、纺纶等,不少器物通体磨光。
新月形石刀的刀刃开于背面,与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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