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体系和方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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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的体系和方法

比较文学的体系和方法

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

而对于比较文学来说，要明确提出研究对象无疑是困难的，而将其研究对象作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又显然是不明智的。

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比较文学的范围是目前所采用的比较合适的方法。

比较文学的研究固然离不开比较，但“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具体手段则有不同于一般运用上的特殊含义，它必须严格按照比较文学的原则，通过“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规定，对两国和两国以上的文学加以比较。

在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一、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指以历史方法处理不同民族文学间存在的实际联系的研究。

它的根基在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

影响研究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凡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推测或判断均不属于影响研究的范围。

影响研究是一种可靠的扎实的具有说服力的方法，也是比较文学领域里出现最早、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法国学者为影响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学交流和影响这一事实基础上的，事实联系是影响研究的前提。

所谓“事实联系”就是指影响接受者和影响放送者之间的联系，即国家、民族间存在过文化交流和作家接受外来干涉文化影响的客观事实。

一个作家通过旅游、阅读以及与人交谈等各种途径，对某一个外国作家或作品有所了解，并受其影响，这两位作家就有了“事实联系”。

无论影响者与被影响者的接触采用什么方式，他们之间必须发生联系才能从事影响研究。

如我国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辛笛、陈敬容、袁可嘉等就是通过大学课堂上的传授或留学国外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

1.何谓“影响”

影响是影响研究的核心概念。

首先，应区别比较文学的“影响”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影响”概念。

通常所说的影响指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发生作用，引起了后者的反应和反响。

比较文学的“影响”概念强调“外来性”，它关注的是外来民族的文学的影响。

正如约瑟夫·肖在《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说：

“一位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人的发展无法解释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INFLUENCE）。

”（1、1注：

约瑟夫·肖：

《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例如，鲁迅创作的小说无论是体裁内容，还是结构形式都与中国传统小说迥然不同，他的这些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与他对外国小说的借鉴有直接关系。

早在南京求学时候，鲁迅就接受了达尔文、赫胥尼、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学说，同时阅读了林纾译的英、美、法等国的文学作品。

留日初期，鲁迅也先后译述了《斯巴达之魂》等一些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摩罗诗力说》（1907）集中反映了鲁迅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关注和对具有反抗品格的作家的推崇。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又重点译介了俄国和东北欧现实主义文学。

因此，比较文学的“影响”不是在本民族产生的，而是外来因素作用的结果。

美国的另一位比较文学家奥尔德里奇也认为：

“影响系指某一作家倘若不读另一作家先前的作品就不可能存在于他作品中的那些部分。

”

下面，我们进一步将比较文学中的影响与相关概念加以区别。

影响与接受接受是一种阅读经验，仅表明影响的潜在性，只有当作家创作出作品来，影响才算真正实现。

有些作品可能在某一阶段被许多读者接受，畅销一时，甚至引起轰动，但却未在当时的创作中留下痕迹。

例如美国小说《飘》，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国统区一度风行，却不曾对中国文学产生什么影响。

相反，有些作品读者很少，却对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例但丁的《神曲》，无论中外，阅读者寥寥，但我们从波德莱尔、艾略特这些大诗人的作品中，可以依稀感受到《神曲》的某些因子。

《荒原》

中的伦敦，笼罩在死气沉沉的悲观气氛中，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由于缺乏宗教信仰而变得贪婪狠毒、卑劣猥琐，荒寅无耻，深陷在罪恶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人类处于灾难、痛苦和绝望之中。

如果我们将影响的过程分为三步的话，作品力量－－阅读经验－－创作因素，接受还停留在阅读经验这个层面上，只有达到创作上的启发才算发挥了影响。

因此，影响不是一种单向的发射，而是相互作用过程，必须在作品中体现出某种可见性。

影响与模仿模仿是“作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创作个性服从于另一个作家”。

（1、2注：

约瑟夫·肖，《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或者说完全失去创作个性；而影响则是某种文学现象的创造性变形，被影响的作家所产生的作品本质上是属于他自己的。

例《玩偶之家》与《伤逝》，后者融入鲁迅对妇女解放的思考。

如果鲁迅没有看过《玩偶之家》，就不可能创造出子君这样的人物；但它又不是对娜拉这个人物形象的亦步亦趋，而是融入了鲁迅的思考。

鲁迅尖锐地看到，娜拉式出走的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妇女的解放既需要独立的意志，也需要相应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并且从《伤逝》中，我们还发现了对男性的虚伪性的揭露。

需要提及的是，比较文学并不完全排斥模仿，关键是要寻找“崇高的范本”。

创造不可能凭空而生，模仿好的范本是成功的开始。

影响与类同类同指没有任何联系的两部作品在风格、结构、情调或观念等方面的近似。

而影响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有时间上的先后，因果上的机遇等，也就是说它需要有明确的事实作依据。

废名的小说《竹林的故事》展示了儿童飘忽不定的思绪，有人说他的作品很像伍尔夫的意识流。

废名却说他从未看过伍尔夫的作品。

后来他找来一看，他自己也觉得很像。

两位作家身居不同国家，素无接触，写作方法竟十分相似。

这只能解释为类同。

综上所述，我们给影响下一定义：

比较文学中的影响指一国作家从外国作家、作品中获得一些新的因素并有机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去的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指出一个作家受到他国作家的影响并未贬低该作家的地位和成就。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在创作中，从无中选择是不可能的。

除作家的直接生活经验外，模仿、借用、吸收、消化乃至创新是作家的必经之路。

梵·第根说：

“一种心智的产物是很少孤立的。

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雕像，一首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

”一位天才的作家的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他如何从现有的成果中加以选择、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

其实，很多伟大的作家并不讳言别人对他的影响，也不以别人借用自己的作品而悻悻然。

歌德对爱克曼说：

“瓦尔特·司各特援用过的《艾格蒙特》中的一个场景，他有权利这样做，而且他运用得很好，值得称赞。

他在一部小说中还模仿过我写的蜜娘的性格，至于是否运用得一样高明，那却是另一个问题。

”仅以中国作家而论，承认自己接受外来影响的例子也颇多。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

“大约仰仗的全是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他承认《狂人日记》里有果戈里和尼采的影子，《药》的结束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

2.影响研究的途径

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描述了文学影响的经过路线：

起点，放送者；到达点，接受者；中间的经过路线为传递者。

根据研究者立足点的不同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子学科：

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

如果我们置身在放送者的立场，研究作家作品在国外的命运，包括传播过程中的声誉、成就和变异，这种研究即为流传学；如果我们置身于接受者的立场，探讨作家作品的来源，分析它们所受到的各国文学的影响，这一研究被称为渊源学；如果我们研究文学传递的路线，即各国文学互相影响的途径和手段，就是通常所说的媒介学。

这三个方面本身是一个过程，区分这是由于理论阐述和研究方法上的需要，采用不同的角度罢了。

（1）影响产生的条件

影响产生的条件包括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两方面的因素。

影响者作为施动者应具备释放的力量，必须在某些方面处于优越或领先的位置。

这里我们主要从接受国的角度来考察影响产生的主客观条件。

A接受国的社会环境

就像种子的生长需要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影响的产生也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

接受国的社会环境首先是接受国的开放程度，这与当时的政治权力有关。

接受国的政治权利有时直接作用于文化和文学交流。

康乾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直接导致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

其次是社会的心理需求。

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对外来文化是吸收还是拒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例如卢梭以他的坦白，他对人类的爱，他为对人权而战的勇敢热忱，他对理想的追求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精神，而卢梭思想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则是很小的。

B接受国的艺术传统、欣赏习惯

接受国的艺术传统是强大的，（民乐）中国是诗歌的黄金之国，唐诗宋词妇孺能诵，因此西方的十四行诗始终在中国未形成气候。

相反，若传统比较薄弱，外来的东西进入时阻力就较小。

晚清小说中的时间倒置技巧（吴沃尧的小说《九命奇冤》就是时间倒置的最初的例子。

）虽然直接受到西方侦探小说技法的影响。

但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胡适考证，时间技巧在我国说书人和民间艺人的作品中已开始发育，因此，民众能够适应这一叙述上的变化。

这说明影响发生的又一因素是接受国的文学和欣赏中需要或已开始孕育类似的因素。

特别是当接受国的文学传统遭到抨击或面临解体，社会呼唤新的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思想和技巧很容易作为新的因素结构到新的文学中去。

尤其是当人们否定传统的文学技法时，借鉴外来的形式和技巧就成为必然。

C被影响者个人的内在条件

被影响者在思想、个性、气质等方面与影响者的共鸣或吻合是影响产生的主观原因。

鲁迅和郭沫若就是典型的例子。

鲁迅冷峻，郭沫若奔放，他们在对外来作品的选择是显然有明显的差异。

（站点链接：

鲁迅的《阿Q正传》与郭沫若的《凤凰涅磐》）。

陈思和、李辉在《巴金与俄国文学》一文中曾对巴金的接受作了剖析。

同是俄国作家，巴金何以接受赫尔岑而不是果戈理；同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巴金何以没提到过《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却偏对《复活》中聂赫留多夫的赎罪感兴趣，这与作家所思考、关注的焦点直接相关。

（2）影响的类型

文学中的影响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错综复杂的。

这里我们主要谈谈两组类型。

A正影响和负影响

这一分类是一种价值判断，往往有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因素。

但作为文化交流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这种分析又是不可避免的。

就放送国来说，正影响指影响者对被影响者的作用是积极的，它推动、丰富了他国的创作。

负影响指影响者对被影响者的作用是消极的，阻碍或破坏了他国的创作。

就接受国而言，被影响者吸收、消化外来因素，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是正影响。

如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POUND，1885-192），把辞约义丰的中国小诗视为意象派诗歌的催化剂。

他从美国人费若罗萨几百页的笔记中选取了十几首诗，于1915年翻译出版了《神州集》。

在这本诗集中，庞德充分认识到了中国诗歌洗练简洁，形象丰富的特点，将这一特点融会到了自己的意象派诗歌理论之中。

这里有积极影响。

负影响则是被影响者对影响者的某些因素加以抵制、否定。

例如华兹华斯号召英国诗人抵制德国当时出现的“病态的悲剧”，就是接受者对外来影响的态度。

在有些情况下，被影响者通过对影响者的抵制和反动，反其意而用之，也许会构成一种创造性的契机，产生一些新的因素。

正影响和负影响在很些情况下是交织在一起。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就是这种情况。

它一方面激发、推动和丰富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同时也造成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断裂。

（当然，对五四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讨论。

）这种正负影响也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接受者在创作中会吸收一些外来因素，也会排斥、曲解一些外来因素。

例如鲁迅对尼采的态度就在如此，鲁迅在欣赏尼采的反叛和孤独的执著的同时，对尼采所表现出的对民众的轻蔑也持批评态度。

B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指作家直接接触和吸收外国作家或作品中的影响，用图式表示即乙－－甲，间接影响指作家通过一个或几个中介吸收外国作家、作品的营养。

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在概念上容易定义，但具体分析起来则比较复杂。

尤其是间接影响，线索的追踪是困难的。

中国近代的西学翻译曾受到日本的影响，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时曾借道日本，这里的西方影响就是一种间接影响。

但在很多情况下，间接影响的路径非常模糊，一些受到影响的人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宗师是谁。

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的复杂还表现在间接影响也可以转化为直接影响。

如普希金通过阅读《唐璜》、《恰尔德·恰洛尔德游记》等作品，直接受到拜伦的影响。

莱蒙托夫最初是通过普希金间接受到拜伦的影响，后来直接借鉴拜伦。

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在概念上容易定义，但具体分析起来则比较复杂。

尤其是间接影响，线索的追踪是困难的。

中国近代的西学翻译曾受到日本的影响，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时曾借道日本，这里的西方影响就是一种间接影响。

但在很多情况下，间接影响的路径非常模糊，一些受到影响的人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宗师是谁。

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的复杂还表现在间接影响也可以转化为直接影响。

如普希金通过阅读《唐璜》、《恰尔德·恰洛尔德游记》等作品，直接受到拜伦的影响。

莱蒙托夫最初是通过普希金间接受到拜伦的影响，后来直接借鉴拜伦。

3、影响研究的局限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是最早形成的一种研究类型。

19世纪法国学者开始关注各国文学的联系，使比较文学从国别文学和民族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研究国际间文学交流、影响和融合的独立学科。

法国学者的研究发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丰富了人类文学遗产，填补了文学史的空白。

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学风为世界不少学者所叹服。

但法国学者主要研究欧洲各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加之受到19世纪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把研究重心放在资料的开掘、考证上，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征的研究重视不够，给这种研究带来明显的不足。

影响研究偏重于实证，注重来源与影响的研究，但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各种材料的总和，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由此，影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作品的整体性，妨碍了对作品的总体感悟，从而削弱了作品的魅力。

将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是克服这一局限的有效途径。

由于对事实的强调，影响研究的范围也受到限制。

事实上很多文学现象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如早期的中国与欧洲，因此影响研究无法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即使有些有某种联系的文学现象，也可能由于其间事实链条的中断而使影响研究无法进行下去。

尽管如此，影响研究毕竟是比较文学中的重要方法之一。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和传媒的发达，影响研究的前景将日益广阔。

二、平行研究

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的研究。

与影响研究相比，平行研究的范围更广，它可以从各种角度对不同民族的文学加以研究，同时平行研究更注重研究不同民族文学的主题、题材、文体类别、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本因素。

1、平行研究的基础

平行研究比较的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对象，它不可能像影响研究那样拿出确凿的证据。

那么，平行研究何以能存在呢？

下面，我们通过探讨文化和文学的同质与异质，以论证平行研究确立的基础。

文化的同质与异质

自19世纪以来，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性质越来越受到关注。

人们逐渐摆脱孤立、割裂的思维方式而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一种宏观的综合的研究。

这种研究突出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和人性的综合研究上。

就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而言，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宏观地勾划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而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

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先有后，但大致都需要经过这些阶段。

20世纪以来，人们不断修正和补充社会发展的理论。

如比利时学者曼德尔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早期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三个阶段。

美国学者詹姆逊在此基础上，又将当今的后现代社会界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非同时性的同时性”问题。

也就是说，尽管不同国家当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如美国显然与世界上的有些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但在今天全球化的进程中，物质文化包括某些精神文化却有不少同质因素。

法国社会学家德鲁兹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共性。

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分为五个阶段。

起初是“无符号”阶段，这是一个无符号、无沟通，与动物相差无几的蒙昧时代；第二个阶段是“符号化”阶段，人类开始认识周围的环境，赋于客观世界以名称和形式，如可吃、不可吃，生吃与熟吃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三个阶段是“超符号化”阶段，随着人类对符号的运用，产生了系统的语言，符号的意义开始固定并被“神圣化”，人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僵化的符号；第四个阶段是“解符号化”阶段，所有神圣的名目不再有意义，一切用符号结构起来的“系统”已经分崩离析，“零散化”，人们甚至怀疑语言系统能否真正具体表现人类复杂多样、变幻无穷的感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来也许会出现第五个阶段，即“重新符号化”，重新认识世界并赋于它新的名称。

这五个阶段也宏观地描述了人类符号发展的共性。

如今这里也出现了“非同时性的同时性”问题，不过没有社会发展阶段那样明显。

当今，多种语言符号都可以进入电子计算机，而计算机在把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同时，已把世界纳入到计算机的统一系统中去了。

不仅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大致相似，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也有着某些本质上的相似，这不单指生理方面，也包括心理现象。

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理论，“俄底浦斯情结”以及本我、自我、超我的三分人格结构都揭示出人类心理活动的某些共同特征。

这里不再赘述。

简言之，人类文化中的共同点是非常多的。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传统也会形成文化的差异性。

同时，我们应看到，历史上的中国和西方虽然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基本人性上有着许多共同性，但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中国古代一直是牢固的农业性经济，而西方自古以来在经济形态上就具有较鲜明的商业性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精神。

就中西哲学的差异而言，中国哲学主要与人事相关，《四书五经》都是谈人事的,《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而西方的哲学则大多是与科学连在一起的，西方哲学注重科学的精神与方法，由此带来一系列差异。

中国哲学强调统一，整体，和谐，西方更注重差异，多元，矛盾。

在自然观上，中国推崇天人合一，西方强调主客二分。

中国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融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本性，人的生命活动、生存方式与自然戚戚相关。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作者像）所著《春秋繁露》中言：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

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

三者相为手足，不可无一也。

”儒家追求天道，天理，实质上是探求人的生命之道，行为之道；道家主张“法自然”，“法天贵真”，更多地表现出对自然的顺应和回归，与自然融为一体，进入一种“天和”、常乐的至境。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哲学必然更加关注人生的体悟及精神伦理的修养。

西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人是作为认识主体站在世界、自然之外观察它，研究它；人与自然界是一种对抗关系，人只有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由此，人在了解自然的过程中支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

这种“占有的权力”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就历史观而言，中国的智者常常将眼光投向过去，老子

就要求人们“返朴归真”，“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最好的社会理想是尧舜时代。

西方的哲人则多向前看，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最好插入一段《理想国》中的设想）开始，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引颈眺望，心神奔驰。

鲁迅先生曾指出：

“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往，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

”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陈独秀曾鲜明地指出其差异：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

……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

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

”中国的理想模式是“协和万邦”，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说，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过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他发现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要用这支军队侵略别国。

有人曾将中西文化差异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文化的象征是“太极图”，西方文化的象征是“十字架”。

这一比喻很值得体味。

“太极图”是圆的，平衡的，具有向心力的，同时也是封闭的，互相纠缠的，内部运动和斗争的。

“十字架”纵横相交，向四方延伸，显示出一种张力，也显示出侵略性和扩张性。

文学家老舍在他的作品《二马》中曾通过人物展示了中英两个民族性格上的差异。

马则仁的闲适、闲暇与英国人的“时间就是金钱”相对立，老马重仕轻商的意识在以金钱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面前被击得粉碎。

以上仅是就主导文化而言，每个民族都有与主导文化相应或相反的亚文化群，它们构成了民族特色中的例外。

文学作为文化的象征和体现也同样存在着同质和异质的现象。

文学的某些普遍规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宏观的综合的文学研究已成为一种自觉。

文学的共同性突出地表现在“一切文学创作和经验是统一的”（韦勒克语）。

首先，人类具有共同的生命形式，世界各国的人们在体验情感时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爱与恨，生与死，欢乐与痛苦，喜庆与忧伤，分离与团聚，希望与绝望……例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之所以能风行一时，震撼全球亿万观众的心，就在于它展现了人性中隐秘且非常珍贵的情感，具有世界性的因素，它触动了一般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的心弦。

这种体验其形式具有超个体，超历史的一面。

郑振铎先生在早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就发现了这一点：

“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地印染在文学作品中，然而超出这一因素之外，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地相同。

”

其次，文学本体及其存在形式在各民族文学也有着许多共同性。

各民族文学都有诗歌、戏剧、小说等相应的文学体裁，并且小说这一体裁都较诗歌晚，因为小说的发展需要一些新的因素。

各民族文学都有夸张、拟人、比喻、象征等相近的表现手段。

这些形式因素具有超历史、超个体的一面。

正是这些情感上的和形式上的类似之处使我们从国际的角度突破语言和地方性文化传统的局限研究文学的共同特征和规律成为可能。

然而，文学的这些体验形式、创作形式又是在特定的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中实现的。

同是写爱情，中西方文学在价值观念、人物形象和语言表达上就有较大的差异。

例如，我们发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西方的骑士传奇中女子的择偶标准是很不相同的。

中国的深闺小姐希翼的是满腹经伦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贵夫人则渴望勇武之士。

深究起来则有其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

中国历代实行文官制度，以科举取士，西方靠功业封地，崇尚武功。

封建社会女子的婚嫁图的是终生有靠，因此中西方男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实力构成了她们择偶的差异。

在体裁的处理上，中西也各有千秋。

中国戏剧突出表演，讲究唱念做打；西方戏剧则偏重于文学部分，讲究戏剧结构和冲突。

总之，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同质和异质。

完全同质，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

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统一性和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

2.平行研究的具体方法

平行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类：

类比和对比。

类比指研究“两部没有必然关联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或观念上所表现的类同现象”，即考察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家作品间的相似之处，以期发现其共同性。

就作家而言，我们可以考察作家相似的经历和思想观念等。

例如，屈原和但丁的比较研究，萧红与伍尔芙的比较研究（可链接相关站点）。

就作品而言，（音乐）“人与非人”这一题材就出现在中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

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人变蟋蟀），卡夫卡《变形记》（人变甲虫），尤里斯库的剧作《犀牛》，这些类似的故事都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