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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
作者:
宋广波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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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1月26日
胡适(1891~1962)与俞平伯(1900~1990)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研究红学史的人总喜欢把胡适与俞平伯并称,喜欢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并举,这绝非偶然。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初衷,其实很单纯,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教给考证《红楼梦》的人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考证《红楼梦》。
胡适的心意以及示范工作,首先得到俞平伯的响应。
受《红楼梦考证》启发而产生的《红楼梦辨》,无论是讨论的论题、提出的观点,还是运用的方法,都和《红楼梦考证》如出一辙,甚至连对《红楼梦》中许多具体问题的论点,也是异口同声、桴鼓相应。
因此,没有《红楼梦考证》,就没有《红楼梦辨》。
凡是熟悉新红学历史的人基本上都能得出如上的共识。
[1]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当胡适在振臂一呼之后,倘没有像俞平伯这样的心悦诚服的学生为之作后援、大力鼓吹并做出实绩的话,“新红学”是绝难在如此短的时期内造成时势、开出新局的。
所以,胡适与俞平伯在“新红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缺一不可。
胡适和俞平伯都是在诸多学术领域有建树的人,而红学学术研究都在二人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作为“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对“新红学”初创时期所提出的基本理路、主要观点以及倡导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坚持四十年不动摇。
在这一点上,俞平伯与胡适不同;尽管俞平伯是公认的在“新红学”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勘与胡适相提并论的大师级人物,尽管在近七十年的红学学术生涯中他对红学的贡献主要还是在“新红学”方面。
在《红楼梦辨》出版后不久,俞平伯就对书中的主要观点加以修正。
而且,这种对自己著作和“新红学”本身的反思与修正几乎贯串了他红学学术生涯的始终。
作为投身红学研究的第一流学者,俞平伯最有条件在继承“新红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摆脱窠臼,开辟出新境界的。
然俞氏终未完成此一历史使命。
缘何?
最主要的,是纷扰复杂的政治原因。
这不仅是俞平伯本人的遗憾,更是20世纪红学学术史的遗憾。
(一)胡适、俞平伯之师承渊源
俞平伯走上《红楼梦》研究之路,是受胡适的影响。
本来,俞平伯对《红楼梦》并“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
1921年3月27日,胡适写出了《红楼梦考证》初稿并在友朋间传阅,而平伯好友顾颉刚亦努力于《红楼梦》研究,“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染到我”;“我在那年四月间给颉刚一信,开始作讨论文字。
从四月到七月这个夏季,我们俩的来往信札不断,是兴会最好的时候。
”次年年初,蔡元培先生发表对《红楼梦考证》的答辩,俞平伯便又针对蔡文给以回驳。
也许是受到蔡元培的刺激,俞平伯发愿将顾、俞通信整理成一部书。
于是就有了“新红学”的第一部专著:
《红楼梦辨》。
[2]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之间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
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说: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
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
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
”[3]这就是说,俞平伯当时从胡适所受到的影响不仅是在研究的兴趣上,而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
什么方法呢?
就是胡适在《红楼梦考证》里所大力提倡的“考证学的方法”:
撇开成见,尊重证据,从证据中引出结论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严格说来,胡适考证《红楼梦》、考证《水浒》以及其它旧小说,都是方法论的举例。
考证法,这一胡适用以示范的方法,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中得到了最充分、最广泛地运用。
俞平伯在这部书里考证了《红楼梦》的续书,考证了作者的态度,考证了《红楼梦》的时间和地点……与胡适的单纯通过挖掘历史资料来考证作者与版本不同的是,俞平伯还“把这种‘考证’方法更广泛地运用到文学创作分析和文学批评上面来”,[4]亦即有的研究者指出的,《红楼梦辨》主要集中在文本本身的考证上。
应当说,这是《红楼梦辨》的一大特色。
书中的很多结论,都是通过考证得出的,如“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钗黛合一”等等。
当然,用考证的方法分析文艺作品,也有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在以后的红学研究中,俞平伯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此点,容后文讨论。
俞平伯和胡适都重视考证,但他们二人均未把考证与文学批评、鉴赏混为一谈,更没有用考证代替文艺批评。
关于二者的关系,俞平伯说:
“考证虽是近于科学的、历史的,但并无妨于文艺底领略,且岂但无妨,更可以引读者做深一层的领略……我们可以一方作《红楼梦》底分析工夫,但一方仍可以综合地去赏鉴、陶醉;不能说因为有了考证,便妨害人们底鉴赏……考证和鉴赏是两方面的观察,无冲突底可能。
”[5]此外,他在1921年8月8日给顾颉刚的信中则说,想办一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内容包括:
论文、通信、遗著丛刊和板本校勘记四栏。
其中一、二两栏又分为:
以历史的方法考证之,以文学眼光批评之(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6]请看,俞平伯把考证与文学批评分割地多么清楚!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俞的运用考证方法研究《红楼梦》,完全是从个人癖好出发的,从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出发的,是一种“趣味的研究”。
关于考证的范围,胡适是一开始就把它限定在《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两个方面的;而俞平伯所辨的,也大致是这个范围以内。
下面,我们就来比对一下胡、俞二人考证《红楼梦》的主要观点。
(1)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
“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这是胡适《红楼梦考证》的中心论点之一,也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极为久远的观点。
然胡适在1921年3月27日脱稿的《红楼梦考证》初稿里最先提出这一观点时,证据并不十分充分。
他先是据程伟元、高鹗的序以及“引言”,提出“后四十回的著者究竟是谁?
”的问题,接着,仅据俞樾的《小浮梅闲话》中“《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的记载,就遽下断语:
“俞氏这一段话极重要。
他不但证明了程排本作序的高鹗是实有其人,还使我们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
”[7]可能胡适也认为这样说底气不足,于是就请顾颉刚帮助查找资料。
1921年4月2日,他致函顾颉刚,请顾帮他借《船山诗草》,因该书中有关于高鹗的记述。
次日,他又致函顾颉刚,说:
“我想一考高鹗”,并请顾帮忙。
[8]顾颉刚果然不负师望,查出了关于高鹗的大量材料,不仅证实了高鹗“实有其人”,而且把高鹗的生平、事略大体弄清楚了。
稍后,顾颉刚、俞平伯开始通信讨论《红楼梦》问题(他们的第一封信是1921年的4月27日),而俞平伯用力最多的,就是“续书”问题。
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言》中说:
“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有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
”[9]
自然而然的,“续书”研究就成了《红楼梦辨》的主干部分(《红楼梦辨》共三卷:
上卷专论高鹗续书,中卷专就八十回立论,下卷主要考证高本以外的续书)。
俞平伯首先努力论证“续书底不可能”。
他指出:
“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
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
为什么难续呢?
作者有他底个性,续书人也有他底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
……文章贵有个性,续他人底文章,却最忌的是有个性。
”所以,“凡书都不能续”。
而《红楼梦》所以更难续;是因为:
“第一,《红楼梦》是文学书,不是学术底论文,不能仅以面目符合为满足。
第二,《红楼梦》是写实的作品,如续书人没有相似的环境,性情,虽极聪明,极审慎也不能胜任。
”[10]因而高鹗续书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才力不及’,也不在于‘不细心谨慎’,实在因两人性格嗜好底差异,而又要去强合为一,致一百二十回成了两橛,正应古语所谓‘离之双美合之两伤’”。
[11]
俞平伯接受了胡适“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这一基本观点,他说:
“《红楼梦》原书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后面的四十回,是高鹗续的。
这已是确定了的判断,无可摇动。
读者只一看胡适之先生底《红楼梦考证》,便可了然。
”[12]但他并不是原原本本地接受。
在后四十回的回目问题上,俞平伯与胡适看法是不同的。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中说:
“程伟元的序里说,《红楼梦》当日虽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却有一百二十卷的目录。
这话可惜无从考证。
(戚本目录并无后四十回。
)当日抄本甚多,若各本真无后四十回的目录,程伟元似不能信口胡说。
因此,我想当时各抄本中大概有些还有后四十回目录的。
”[13]而俞平伯则提出:
“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
”[14]然后,他又从文本中找出大量证据,借以证明后四十回的作者与前八十回非一人。
若干年过后,《红楼梦辨》的很多观点,都成了俞平伯后来忏悔的材料。
但惟独这一结论,他却一直坚持着。
俞平伯提出此论的主要依据是:
(1)后四十回中写宝玉结局,和回目上所标明的,都不合第一回中自叙底话。
而《红楼梦》确是一部自传的书。
(2)史湘云底丢却,第三十一回之目没有关照。
(3)本文未成,回目先具,不合作文时底程序。
[15]
平伯的观点得到胡适的认同与鼓励,并将有关结论写进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他将前引关于后四十回回目的结论修改成:
程伟元的序里说,《红楼梦》当日虽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却有一百二十卷的目录。
这话可惜无从考证。
(戚本目录并无后四十回。
)我从前想当时各抄本中大概有些是有后四十回目录的,但我现在对于这一层很有点怀疑了。
[16]
胡适修改结论的同时,也反省了初稿里据以得出结论的依据:
“但这些证据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
”[17]然后,直接借用俞平伯的研究结果:
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曾举出三个理由来证明后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鹗补作的。
他的三个理由是:
(1)和第一回自叙的话都不合,
(2)史湘云的丢开,(3)不合作文时的程序。
这三层之中,第三层姑且不论。
第一层是很明显的:
《红楼梦》的开端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明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岂有到了末尾说宝玉出家成仙之理?
第二层也很可注意。
第三十一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确是可怪!
依此句看来,史湘云后来似乎应该与宝玉做夫妇,不应该此话全无照应。
以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了。
[18]
受俞平伯的启发,胡适还分析了小红、香菱、凤姐的结局与前八十回的矛盾之处。
最后,他非常有信心地说:
“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做的。
”至此,“后四十回为续书”这一结论,终于得以论定。
若干年后,胡适多次说,他当年考证《红楼梦》,曾得到平伯、颉刚的帮助;而他们三个人的讨论,曾使他“得到很多好处”。
[19]
其实,胡适提出的“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的论断,包括两层意思:
一、后四十回是续书,不是曹雪芹做的;二、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
我们通观《红楼梦辨》的论述,不难看出,俞平伯论证的重点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对于后者,他只是一股脑儿地继承了胡适的说法。
对于后四十回本身的评价,胡适有两个基本观点:
一、后四十回比不上前八十回;二、后四十回也有不可埋没的好处,特别是它的悲剧下场。
我们再来看俞平伯的态度。
他一方面说高鹗续得如此乱七八糟,可怜无补费精神;“凡高作较有精采之处是用原作中相仿佛的事情做蓝本的,反之,凡没有蓝本可临摹的,都没有精采”,[20]并详列续书的谬处;[21]提出“《红楼梦》如再版,便该把那四十回和前八十回分开”。
[22]另一方面他又承认高鹗“以审慎的心思,比较正当的态度”来续书,为《红楼梦》保存悲剧空气,是“不可磨灭的功绩”。
[23]这难道不是胡适观点的翻版吗?
(2)“自叙说”。
“自叙说”是“新红学”的代表性观点。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里提出这一观点后,[24]俞平伯原原本本地继承下来了。
我们且看俞平伯是怎么说的:
我们既相信《红楼梦》为作者自述其平生之经历怀抱之作,而宝玉即为雪芹底影子,虽不必处处相符,(因为是做小说不是做行状)但也决不能大不相符。
[25]
因为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
[26]
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
[27]
《红楼梦辨》受“自叙说”影响最确凿的证据是收集在该书中的《红楼梦年表》。
此年表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不分彼此,最能反映“自传说”。
其实,俞平伯不但继承了“自叙说”,而且还对此说加以补充论证。
《红楼梦辨》第六节对“作者底态度”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点。
在这里,俞先生指出,研究作者的态度,主要有两条途径:
“从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说的话,来推测他做书时底态度”,“从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他一生底历史,拿来印证我们所揣测的话”。
这两条正是胡适提出“自叙说”的依据。
俞平伯进而指出“作者底态度”有三:
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为十二钗作本传的。
[28]试问,这不是“自传”的注脚,又是什么?
也难怪有人说“俞平伯的自传说比胡适的具体得多”了。
[29]
(3)《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是一部写实的作品。
《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30]
我以为《红楼梦》作者底第一大本领,只是肯说老实话,只是做一面公平的镜子。
(俞平伯《红楼梦辨》)[31]
《红楼梦》底目的是自传,行文底手段是写生。
(俞平伯《红楼梦辨》)[32]
(4)《红楼梦》的文学水平不高。
我们知道,胡适对《红楼梦》的文学水平一直评价不高。
我们再来看俞平伯是怎样说的:
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
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
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
……《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
[33]
显然,胡、俞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若干年后,俞平伯先生对此观点亦有修正。
有的评论家曾指出,俞平伯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受了胡适的“世界主义”的影响……胡适对待中国的民族遗产,是一个道地的世界主义者。
[34]这是否是受“世界主义”的影响,我们且不评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胡、俞二人都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红楼梦》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仅明白了俞平伯是如何继承胡适衣钵的,明白了胡、俞二人是如何相互启发、相互推动的;更可以再现胡适、俞平伯以及顾颉刚三人当年草创“新红学”时的图景。
而顾颉刚的话则为这一图景做了注解:
我们三人不断的通信讨论,相与应和,或者彼此驳辨,各人见到了什么就互相传语,在几天内大家都知道了。
[35]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二)俞平伯对“新红学”的反思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笔者主要是分析俞平伯是如何运用胡适提倡的方法考证《红楼梦》并与之共同开创“新红学”的。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与胡适的单纯考证《红楼梦》的作者、版本不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在做考证的同时还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加以分析、研考,并提出不少新鲜独到而细致入微的意见,如《八十回后的〈红楼梦〉》在推测小说中诸人物的命运时,便有大量对人物性格的分析。
至于《〈红楼梦〉底风格》、《札记十则》等文则基本是围绕《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与风格展开论述的。
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他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深厚的文学素养。
此点,早已为以前的研究者所指出。
[36]
1923年后,俞平伯又写了不少关于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刊上,《俞平伯全集》所收,共有11篇。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在1950年到1954年9月。
俞平伯在此一时期的首要成果是修订了已经绝版多年的《红楼梦辨》。
据《俞平伯年谱》我们知道,修订的举动,乃源于黄裳的建议。
而俞平伯正式着手做此事,是1950年1月。
修订后的《红楼梦辨》被俞平伯易名曰《红楼梦研究》;1952年9月,它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的一种,由棠棣出版社出版。
与《红楼梦辨》比较,《红楼梦研究》删去了顾颉刚的《序》和作者的《引论》,而代之以作者的《自序》和文怀沙的《跋》。
上卷5篇,除第二篇的题目由“辨原本回目只八十”改作“后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并将引用胡适的话删去外,基本未作改动;中卷删去《〈红楼梦〉底年表》,留存5篇;下卷除将《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移至中卷、《后三十回底〈红楼梦〉》重写保留之外,其余全部删去,又新增了《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红楼梦〉正名》、《〈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等4篇文章。
另加《读〈红楼梦〉随笔二则》等附录2篇。
《红楼梦研究》最亮的闪光点,是其对旧作错误的修正。
俞平伯在该书的《自序》中说,错误包括两部分:
本来的错误;因发见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
[37]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自传说”作为第一类错误的代表,进行了彻底的修正。
早在1925年1月,也就是《红楼梦辨》出版后不到两年,他就发表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指出:
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原书“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限”;“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要彻底打破旧红学,“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弃”。
[38]这次修订,俞平伯便将最能反映“自传说”的《〈红楼梦〉底年表》删去。
1948年6月5日,俞平伯说,此年表“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把曹雪芹的事实和书中人贾宝玉相对照,恐怕没有什么意思”。
[39]尔后,俞平伯又对“自传说”多次进行深刻反思,如他在随笔《著书的情况》中说:
近年考证《红楼梦》的改从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观方面来研究,自比以前所谓“红学”着实得多,无奈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我从前也犯过的。
他们把假的贾府与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这样,贾氏的世系等于曹氏的家谱,而《石头记》便等于雪芹的自传了。
这很明显,有三种的不妥当:
第一,失却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
第二,像这样处处粘合真人真事,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
第三,作者明说真事隐去,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不过把真事搬了家,而把真人给换上姓名罢了……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曹雪芹也不等于贾宝玉。
[40]
在另一篇随笔《曹雪芹自比林黛玉》中则说,“自传说”非但错误,而且回生出更多麻烦来,应该破除这类迷惘的见解。
[41]显然,到了20世纪50年代,俞平伯已经彻底抛弃了“自传说”了。
凡是真正的学者,都有主动修正自己错误的勇气。
俞平伯对自己《红楼梦》研究错误的修正,不仅反映在《红楼梦研究》一书里;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读〈红楼梦〉随笔》,对他以前的研究乃至对“新红学”,都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反思,而对以前的失误,则毫不惋惜地予以舍弃。
本来,俞平伯受胡适的影响,对《红楼梦》的文学水平是评价不高的,如前文所述。
但到了他写《读〈红楼梦〉随笔》的时候,俞平伯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
(《红楼梦》)为中国第一流长篇小说。
它综合了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小说的特长,加上作者独特的才华,创辟的见解,发为沈博绝丽的文章。
用口语来写小说到这样高的境界,可以说是空前的。
[42]
《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首屈一指,称为空前并非过誉,……[43]
(《红楼梦》)谓为前无古人殆非虚誉。
这残存的八十回书比之屈赋、太史公书、杜甫的诗等也毫无愧色。
[44]
俞平伯还反省了他在《红楼梦辨》中运用的主要方法——考证法。
早在1925年,他就说:
“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
”[45]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指出文学研究中可以应用考证方法,但文学作品既然不是历史著作或科学论文,不应该把考证的方法的施用无限制地扩大。
如果夸大其词,走向极端,纯以“考据癖”来解读《红楼梦》,那么,很可能同“猜谜法”一样,使人“觉得可怜而可笑”。
到了1940年,俞平伯进一步认识到:
考证和索隐“只是方法途径之不同,而非有态度上之根本差别。
苟明斯义,则谓考证之红学亦索隐之一派可也,特前修未密,后起专精耳。
”[46]因此,自《红楼梦辨》出版后不久,他就一直反对那“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考据法,认为“书中贾家的事虽偶有些跟曹家相合或相关,却决不能处处比附。
……把《红楼梦》当作灯虎儿猜,固不对,但把它当作历史看,又何尝对呢?
……若用这‘胶刻’的方法来求它,便是另一种附会,跟索隐派在伯仲之间了。
”[47]这里,俞平伯对“考证”的反省,主要是着眼于它和“索隐”相通的地方。
既然要彻底否定猜谜的索隐红学,那么,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都不应该再犯“索隐”同样的错误。
俞平伯的反省不仅告诉我们他具有勇于正视不足、修正错误的学人品质,同时还反映了“新红学”派自始至终都把揭破猜谜的索隐派当作自己的使命。
到了1948年,俞平伯经过20多年的自我反思,终于提出,若想认识《红楼梦》的价值,必须运用文学批评的方法。
他说:
“《红楼梦》直到今天,还不失为中国顶好的一本小说,任何新著怕无法超过,其价值始终未经估定。
这和‘索隐’和‘考证’俱无关,而属于批评欣赏的范围,王静安先生早年曾有论述,却还不够,更有何人发此弘愿乎?
”[48]直到晚年,俞平伯仍坚持认为:
《红楼梦》是小说,“……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象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
自不能否认此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这一点并不因之而变更、动摇。
”[49]
既然深刻认识到考据的局限性,俞平伯便自觉地尝试开辟《红楼梦》研究的新天地。
在《读〈红楼梦〉随笔》里,他一方面强调“考证的不能解决问题”,[50]另一方面也试图用新方法研究《红楼梦》,以摆脱“考据红学”的窠臼。
《读〈红楼梦〉随笔》包括《〈红楼梦〉的传统性》、《它的独创性》等共38篇,于1954年1月1日开始至4月23日止,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这些随笔虽短小精悍,但学术价值却极高。
如他分析《红楼梦》的传统性时,就把《红楼梦》放在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里加以考察,研考它是如何接受、发展《西厢记》、《水浒》、《金瓶梅》以及《庄子》、《离骚》等作品的优良传统的。
在分析《红楼梦》的独创性时,他提出《红楼梦》有三种成分:
现实的、理想的、批判的,这与吴宓、余英时等提出的类似的观点,都有相通的地方。
在《著书的情况》一文里,俞平伯提出“《红楼梦》大约是两个稿子凑起来的”,想必这是后来所谓“二书合成”说的源头罢?
有的随笔则最能显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
如他曾指出,《红楼梦》第15回描写北静王的装扮实际是梨园装束;第56回里探春说的“姬子”,是杜撰的,历史上并无此人;再如他曾指出,48回林黛玉讲律诗的平仄是错误的,但不是传抄的错误,实际是作者的笔误;再如他曾指出,秦可卿死后作者故意将她的封诰“宜人”误作“恭人”(照清制,五品为“宜人”,三品为“恭人”)借以暴露贾珍与秦可卿的暧昧关系……所有这些,若非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俞平伯和胡适一样,都属于第一流学者投身《红楼梦》研究这种情况,他们学问背景使他们能得出不同凡俗的看法,是极为自然的事。
《读〈红楼梦〉随笔》有若干篇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版本的,其中的真知灼见亦最多。
此点,容后文讨论。
总之,《读〈红楼梦〉随笔》是绝不逊色于《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著作,说它字字珠玑,并不夸张。
如果俞平伯能沿着他探索出的这条新路径走下去,肯定能够完成超越“新红学”的历史使命的。
(三)俞平伯的脂批、版本研究
在1950年到1954年9月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之前,俞平伯还做了两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辑录脂砚斋评本批语,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同时开始着手做《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勘工作。
俞平伯是较早关注、研究脂砚斋评本《石头记》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
1927年,胡适在上海发现并购藏了“甲戌本”,次年二月,他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公布了他研究“甲戌本”的报告。
胡适根据脂批,得出了不少新结论,而其中有很多是针对俞平伯的研究结论的。
这包括:
1.他根据“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这条脂批推断:
“雪芹作此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我们不能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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