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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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昔如来出世,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分形化体于无边华藏庄严世界海,微尘刹土随缘赴,感应现前。
当此之时,宝山之相,满月之容,有目者皆得见;狮子之吼,海潮之音,有耳者皆得听闻。
而优填王暂离法会,已生渴仰,遂以旃檀刻为瑞相,何况示灭鹤林,潜辉鹫岭,真容莫睹,像教方兴,宜乎范金、合土、刻木、绘丝而广兴供养者也。
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①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刻②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而同久,虑远而功大矣。
与夫范金、合土、刻木、绘丝者,岂可同日而语哉。
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③、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
按《北史》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以东晋武帝太元十一年称王于定襄之盛乐,国号代,建元登国,后乃即真,迁都平城,号恒安郡,今西京是也。
二世曰明元帝,三世曰太武帝,四世曰文成帝,五世曰献文帝,六世曰孝文帝,始都洛阳,改性元氏。
七世曰宣武帝,八世曰孝明帝。
孝明之后,权归藩镇,而魏祚衰矣。
《魏纪》凡建寺皆书而不书此寺,唯《献文纪》书:
皇兴元年八月幸武州山石窟寺。
又按《云中图》云:
文成和平元年,献文天安元年革兴造石窟寺。
然未知有何所据。
今寺中遗刻所存者二:
一载在护国,大而不全,无年月可考;一在崇教,小而完,其略曰:
安西大将军散骑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钳耳庆时镌岩开寺,其铭曰:
承籍弘福,遍邀冥庆,仰钟皇家,卜世惟永。
盖庆时为国祈福之所建也。
末云:
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
按道武登国元年即代王位,四月改称魏王,皇始元年称帝,天兴元年诏群臣议国号,咸谓国家启基云代,应以代为号,帝不从,诏国号魏。
天兴至孝文太和十三年,凡九十载,而碑仍称代,何也。
参稽内典,矛楯为文,《元氏录》云:
道武皇帝改号神瑞,当东晋武帝大元元年,立恒安郡,于郊西大谷石壁皆劖凿为窟,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
按神瑞系明元所改,岁在癸丑,当东晋安帝隆安十七年,在太元后三十七年矣,其舛误如此。
《续高僧传》云:
沙门昙曜于文成帝和平中住石窟通乐寺。
《大唐内典录》云:
昙曜,帝礼为师,请帝开石窟五所,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为尼寺,不言其名。
僧法轸为《寺记》云:
十寺,魏孝文帝之所建也,护国东壁有拓国王骑从,《广弘明集》云:
即孝文皇帝建寺之主也,帝王于天宫寺以金铜造释迦像。
众记参差如此,竟不知经始在于何帝,以意推之:
道武迁都之后,终其世才十年,其间创立城郭、宫室、宗庙、社稷、百官制度,见于史笔,其事实繁,至于凿山为寺,理应未暇;太武毁教,末年虽感白足之言,寻即殂落,亦非其所为也;献文即位之初幸其寺,则寺兴于前矣;期间唯明元、文成二帝,据《录》特标神瑞之号,明元实经其始,《内典录》明载和平之事,则文成实继其后矣;彼《弘明》所记,以孝文为建寺之主者,盖指护国而言也;法轸云十寺皆孝文所建,非也。
然则明元始兴通乐,文成继起灵岩,护国、天宫则创自孝文,崇福则成于钳耳,其余诸寺次第可知。
复有上方一位石室数间,按《高僧传》云:
孝文时天竺僧陁翻经之地也。
十寺之外,西至悬空寺,在焦山之东,远及一舍,皆有龛像,所谓栉比相连者也。
验其遗刻,年号颇多,内有正光五年,即孝明嗣位之九年也。
然则此寺之建,肇于神瑞,终乎正光,凡七帝,历百一十一年。
虽辍于太武之世,计犹不减七八十年。
何则崇福一寺五年而成,以此较之,不为多矣。
《录》云魏成于一帝,何其谬欤!
此即始终之大略也。
自神瑞癸丑,迄今皇统丁卯,凡七百三十四年,唐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辽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天庆十年赐大字额,咸雍五年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寿昌五年委转运使提点,清宁六年又委刘转运监修,李唐以前虽无遗迹,以近推远从可知也,此则历年之大略也。
本朝天会二年,大军平西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晓喻军兵,不令侵扰,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通惠大德号。
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此则皇朝外护之大略也。
叠嶂峥嵘而西去,长河浩渺以东来,岚影相连,波声不断,势壮京邑,润分林数,岂特国家之宝,抑亦仙圣之宅。
此则形势之大略也。
峰峦后拥,龛室前开,广者容三千人,高者至三十丈。
三十二瑞相,巍乎当阳;千百亿化身,森然在目。
烟霞供宝座之色,日月助玉毫之辉;神龙夭矫以飞动,灵兽雍容而助武。
色楯连延,则天皇弥勒之宫;层檐竦峙,则地通多宝之塔。
以至八部之眷属,诸经之因地,妙笔不能同其变,辩口不能谈其目,巧力不能计其数。
况若神游于鹫岭,宛如身诣于耆阇。
此则制度之大略也。
《尔雅》云:
石山戴土,谓之崔嵬。
此山是山,外积黄壤,中含翠石,高卑莫测,厚薄难知。
然而良工预为其制,群匠争奋其力,迄□隳坏,绩用有成。
虽大禹之凿龙门,六丁之开蜀道,不过摧其顽险,务于通达而已;方之于此,未足为难。
倘非诚心一发,圣力潜扶,安能致是哉?
又,护国二龛不加力而自开,以至扣地则神钟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
珍禽时聚,毒虫屏迹。
此则灵感之大略也。
呜呼,青鸳肇于西域,徒见其名;白马兴于中土,竟堕其志,未如此寺殊功圣迹,亘古今而常存者也。
先是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
皇统初,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慧公法师住持。
师既驻锡,即为化缘,富者乐施其财,贫者愿输其力,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换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
皇统三年二月起工,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
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
师又以灵岩古刹既为灰烬,护国大碑又复摧毁,胜槩不传,居常叹息,欲表前踪,以垂后世,乃珑巨石,谒文于予。
予既闻师名,又嘉其志,遂不复辞,为摭实而书之。
师名禀慧,姓王氏,弘州永宁人,幼于天成县幽峰院出家受具,自十八岁讲《华严经》、《摩诃衍论》,辨析疑微,听者常数百人,四十五散徒游方,即其所传,天眷元年奉圣旨传菩萨戒,皇统三年转运司定充本寺提点,申行台尚书省继准唐堂贴。
师性明悟,威仪端重,一方钦仰,建化之功颇多,至于石窟为最云。
皇统七年夷门曹衍记并书。
传菩萨戒提点大石窟寺沙门禀慧助辨。
经武将军前西京军器库使骑都尉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庆佑。
前西京④癸卯年腊月二十四日予自东胜来,是日宿于寺之方丈,受清供。
次日达西京。
次年二月八日始录上草本于何尚书思诚东斋。
说明:
①原文此处有“与天地而同久”宿白先生以为是衍文。
②此处原文为"即"字,而不是“刻”
③后文有作“崇福”。
④宿白先生判断,“京”的后面当有脱文。
今根据《析津志辑佚》予以填补。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面世的曲折经历
下面为记述简略,《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
大同云冈石窟,自北魏开凿之后,因地处偏远荒僻,战乱频乃,文字记载稀少。
当地石材为砂岩,石刻铭记不易保存,又因年代久远,朝代更迭,传之至今者,愈稀,片言只字,都极为珍贵。
根据《金碑》记载和云冈石窟研究院张焯院长研判,北魏武州山石窟寺的皇家工程竣工之后,曾勒石树碑以作纪念,这就是资料中记载的“护国大碑”。
但原碑及碑上文字,迄今未见。
自北魏始,历经隋、唐,迄辽、金,逾七百年,“唐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辽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都应该有相应的文字记述和碑刻传世,然到今天,未见到只言片语、任何文字的记述描写。
这一世界级别的物质文化遗产,其应该具有的文字记录信息就是如此匮乏珍稀。
《金碑》原碑石,不知毁废于何时(宿白先生根据1485年明成化年间纂修的《山西通志》文字措词估计,当时金碑尚存。
见后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该碑也无拓本传世,现仅存于元末熊自得所著《析津志》中抄存的碑文录文。
其传承发现过程百折千回,九死一生,侥幸之至,故愈感珍稀。
元大都旧称为析津。
《析津志》熊梦祥撰。
梦详字自得,江西丰城人,人称松云道人。
元末,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书院山长,授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在此期间,不但有接触大量内府藏书和文献资料的机会,而且可周览京城大都(今北京)及所属地区的山川名胜,对当地作实地的考察,为撰写《析津志》创造了条件。
故本书为最早记述今北京地区的一部专门志书,是研究这一地区地理、历史的宝贵资料。
据现存记录,熊曾多次增补初稿。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熊自东胜来大同云冈亲访《金碑》,次年誊录碑文于何尚书思诚东斋,后补入书内。
因可估计《析津志》定稿当去元明易代之际不远。
《析津志》定稿后,似未曾刊印。
现存佚文直接、间接都出自《永乐大典》。
明永乐初撰《大典》时,书中的天下图志由胡俨总裁。
胡系熊的同乡后辈,对熊颇钦重。
《析津志》见录于《大典》,大约出自胡俨的推荐。
《大典》征引《析津志》,分散于各韵,天字韵下《顺天府》条录入尤多。
请光绪十二至十四年间(1886-1888),缪荃荪从国子监借抄天字韵《顺天府》残本八卷。
此缪氏抄校的《大典·顺天府》残本,见录于《艺风堂藏书记》卷三。
至于缪氏所据的《大典》原本,已毁于庚子(1900年)之役。
于是,缪抄校的《大典·顺天府》残本,虽属新录,却成孤本了。
1919年缪氏逝世后,藏书散出。
此缪抄《顺天府》残本归李盛铎。
1940年李氏藏书售予北京大学图书馆。
1947年宿白(老先生)跟随赵裴云先生整理李氏书,于缪抄《大典·顺天府》七(即《大典》卷四千六百五十)中,发现引自《析津志》的《金碑》录文。
1956年,排印《金碑》录文,公之于世,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掌握大同云冈石窟那一段重要的史实。
自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碑文,迄熊自得录文,不过百余年。
自熊书完稿迄修纂《大典》不过四、五十年,应该说《金碑》来源线索清楚。
一、自金初刻立石碑,受风吹雨淋,甚至人为毁损,不易久世,石碑原物不知毁损于何时;
二、幸得元末熊自得亲访誊录,编入《析津志》,《金碑》资料得以传世之机;
三、叹《析津志》似未刊印,又幸遇胡俨总裁《永乐大典》之天下图志,钦重前辈,举荐《析津志》入《大典》,《金碑》资料再得生机;
四、22937卷《大典》,历尽沧桑变故,迄今全球仅不足800卷,又幸得缪荃荪借抄《顺天府》残本八卷,再次给了《金碑》原文以传世之机,岂非天意?
五、缪氏逝世后,藏书散出。
残本归李盛铎。
1940年李氏藏书售予北京大学图书馆。
1947年宿老先生慧眼识金,发现引自《析津志》的《金碑》录文。
1956年,排印《金碑》录文,公之于世,得以永传,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掌握大同云冈石窟那一段重要的史实。
如此稀珍资料,若非偶遇识货行家,岂知又会埋没多久,甚至彻底佚失,也非危言损听吧!
呜呼,坎坷险危,更有甚者歈!
为纪念老先生发现、考证、挖掘《金碑》对云冈石窟研究的重要作用,云冈石窟“昙曜五窟”前草坪内,有一巨石,前面(面南)刻宿白先生手书“昙曜五窟”四大字,阴面刻“昙曜五窟记”。
谨录清缪荃荪抄自《永乐大典》《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原文于下: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清缪荃荪抄自《永乐大典》《析津志》
石窟寺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昔如来出世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分形化軆於无邉华藏庄严世界海微尘刹土随缘赴感应现前当此之时寳山相满月之容有目者皆得见狮子之吼海潮之音有耳者皆得聼闻而优填王暂离法会已生渴仰遂以旃檀刻为瑞相何况示灭鹤林潜辉鹫岭真容莫睹像教方兴宜乎范金合土刻木绘丝而广兴供养者也然而虑不逺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舆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舆天地而同久虑逺而功大矣舆夫范金合土绘丝者岂可同日而语哉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二灵巌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按北史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以东晋武帝大元十三年称王於定襄之盛乐国号代建元登国后乃即真迁都平城号恒安都今西京是也二世曰明元帝三世曰太武帝四世曰文成帝五世曰献文帝六世曰孝文帝始都洛阳改性元氏七世曰宣武帝八世曰孝明帝孝明之后权归藩镇而魏祚衰矣魏纪凡建寺皆书而不书此寺唯文献纪书皇兴元年八月幸武州山石窟寺又按云中图云文成和平八年献文天安元年革兴造石窟寺然未知有何所据今寺中遗刻所存者二一载在护国大而不全无年月可考一在崇教小而完其略曰安西大将军散骑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宕昌钳耳庆时镌也巌开寺其铭曰承籍□福遍邀冥庆仰锺皇家卜世惟永盖庆时为国祈福之所建也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按道武登国元年即代王位四月改称魏王皇始元年称帝天兴元帝诏群臣议国号咸谓国家启基云代应以代为号帝不从诏国号魏天兴至孝文太和至三年凡九十载而碑仍称代何也参稽内典矛楯为文元氏录云道武皇帝改号神瑞当东晋武帝大元元年立恒安郡於郊西土谷石壁皆劖凿为窟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按神瑞时明元所改岁在癸丑当东晋安帝隆安十七年在太元后三十七年矣其舛误如此续高僧传云沙门昙曜於文成帝和平中住石窟通乐寺大唐内典录云昙曜帝礼为师请帝开石窟五所东为僧寺名曰灵巌西为尼寺不言其名僧法轸为寺记云十寺魏孝文帝之所建也护国东壁有拓国王骑从广弘明集云即孝文皇帝建寺之主也帝王於天宫寺以金铜造释迦像众记参差如此竟不知经始在於何帝以竟推之道武迁都之后终其世才十年其间创立城郭宫室宗庙社稷百官制度见於史笔其事实繁至於凿山为寺理应未暇道武毁教末帝虽感白足之言寻即殂落亦非其所为也献文即位之初幸其寺则寺兴於前矣期间唯明元文成二帝据录特标神瑞之号明元实经其始内典录明载和平之事则文成实继其后矣彼和明所记以孝文为建寺之主者盖指护国而言也法轸云十寺皆孝文所建非也然则明元始兴通乐文成继起灵巌护国天宫则创自孝文崇福则成於钳耳其余诸寺次第可知复有上方一位石室数间按高僧传云孝文时天竺僧陁番经之地也十寺之外西至悬空寺在焦山之东逺及一舍皆有龛像所谓栉比相连者也验其遗刻年号颇多内有正光五年即孝明嗣位之九年也然则此寺之建肇於神瑞终乎正光凡七帝历百一十一年虽辍於太武之世计犹不减七八十年何则崇福一寺五年而成以此较之不为多矣录云魏成於一帝何其谬欤此即始终之大略也自神瑞癸丑迄今皇统丁卯凡七百三十四年此即历年之大略也叠嶂峥嵘而西去长沙浩渺以东来风影相连波声不断势壮京邑润分林数岂特国家之寳抑亦仙圣之宅此则形势之大略也峰峦后拥龛室前开广者容三千人高者至三十丈三十二瑞相巍乎当阳千百亿化身森然在目烟霞供寳座之色日月助玉毫之辉神龙夭矫以飞动灵兽雍容而助武色楯连延则天皇弥勒之宫层檐竦峙则地通多寳之塔以至八部之眷属诸经之因地妙笔不能同其变辩口不能谈其目巧力不能计其数况若神游鹫岭宛如身诣於耆阇此则制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珍禽时聚毒虫屏迹此则灵感之大略也唐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辽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天庆十年赐大字额咸熙五年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昌五年委转运使提点清宁六年又委刘转运监修李唐已前虽无遗迹以近推逺从可知也此则历年之大略也本朝天会二年度之□□□大略也尔雅云石山戴土谓之崔嵬此山是山外积黄壤中含翠石高卑莫测厚薄难知然而良工预为其制群匠争奋其力迄隳坏绩用有成虽大禹之凿龙门六丁之开蜀道不过摧其顽险务於通达而已方之於此未足为难倘非诚心一发圣力潜扶安能致是哉又护国二龛不加力而自开以至扣地则神锺大军平西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晓喻军兵不令侵扰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通惠大德号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此则皇朝外护之大略也呜呼青鸳肇於西域徒见其名白马兴於中土景堕其志未如此寺殊功圣迹亘古今而常存者也先是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巌栋宇扫地无遗皇统初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法师住持师既驻锡即为化缘富者乐施其财贫者愿输其力於是重修灵巌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换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皇统三年二月起工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师又以灵巌古刹既为灰烬护国大碑又复摧毁胜槩不传居常叹息欲表前踪以垂后世乃珑巨石谒文於予予既闻师名又嘉其志遂不复辞为摭实而书之师名禀慧姓王氏弘州永宁人幼於天成县幽峰院出家受具自十八岁讲华严经摩诃衍论辨折疑微聼者常数百人四十五散徒游方即其所传天眷元年奉圣旨传菩萨戒皇统三年转运司定充本寺提点申行台尚书省继准唐堂贴师性明悟威仪端重一方钦仰建化之功颇多至於石窟为最玄皇统七年夷门曹衍记并书传菩萨戒提点大石窟寺沙门禀慧助辨经武将军前西京军器库使骑都尉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庆佑前西京癸卯年腊月二十四日
谨录宿白先生【《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原文于下: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
——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
宿白
大金西京武州山石窟,即今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5公里的云冈石窟。
这里“凿石开山,因岩结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戴校本《水经注》卷十三《灅水》),“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续高僧传》卷一《昙曜传》)。
这伟大工程不仅是我国佛教艺术中的精华,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迹。
石窟的营建,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可知由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昙曜请凿五窟开始。
之后,《魏书》卷六《显祖纪》、卷七《高祖纪》皆记有“幸武州山石窟寺”之事,可以推知其时石窟工程尚在继续。
孝文迁洛以后,关于云冈石窟文献记载极为稀少,而云冈又系砂岩,石刻铭记不易保存,因此,论北魏孝文迁洛以后的云冈历史即感困难。
近年来,其地虽曾不断发现北魏和辽代的遗迹、遗物,但残基断瓦究无法说明当年盛况。
1947年,我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籍时,无意中在缪荃孙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①引《析津志》文内,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篇。
碑文二千一百余言,记述详细,征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而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
此外,以焦山东悬空寺来解释《续高僧传》所记的“栉比相连三十余里”和分析《大唐内典录》、《法轸寺记》的错误,也都是极为精湛、正确的立论。
可是碑文屡次传抄,脱讹颇多,而又别无他本勘对,因谨就能力所及略为校补。
碑文后所附注释,系按碑文顺序,摘录有关文献和已知的遗迹、遗物与碑文参比疏正:
一部分是说明碑文本身的问题;另一部分则为了推测碑文所记的寺院的位置和考订云冈兴废的历史。
一 录文附校字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昔如来出世,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分形化体于无边华藏庄严世界海,微尘刹土随缘赴,感应现前。
当此之时,宝山相(“宝山相满月之容”和下文“狮子之吼,海潮之音”为对文,因知“宝山”下脱一“之”字),满月之容,有目者皆得见;狮子之吼,海潮之音,有耳者皆得听闻。
而优填王暂离法会,已生渴仰,遂以旃檀刻为瑞相,何况示灭鹤林,潜辉鹫岭,真容莫睹,像教方兴,宜乎范金、合土、刻木、绘丝而广兴供养者也。
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与天地而同久”六字疑为衍文),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而同久,虑远而功大矣。
与夫范金、合土(按上文例,“合土”下脱“刻木”二字)、绘丝者,岂可同日而语哉。
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下文作“通乐”,《续高僧传》、《开元释教录》、《古今译经图记》皆记“恒安石窟通乐寺”,因知此“示”系“乐”之讹),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下文或作“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注一〕。
按《北史》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以东晋武帝大元(“大”当为“太”字之讹)十三(魏太祖登国元年即代王位,登国元年即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此“三”系“一”之讹)年称王于定襄之盛乐,国号代,建元登国,后乃即真,迁都平城〔注二〕,号恒安都〔注三〕,今西京是也。
二世曰明元帝。
三世曰太武帝。
四世曰文成帝。
五世曰献文帝。
六世曰孝文帝,始都洛阳,改性元氏。
七世曰宣武帝。
八世曰孝明帝。
孝明之后,权归藩镇,而魏祚衰矣。
《魏纪》凡建寺皆书而不书此寺,唯《献文纪》书:
皇兴元年八月幸武州山石窟寺〔注四〕。
又按《云中图》云:
文成和平八年(按《魏书·释老志》记和平初昙曜白帝开窟五所,因疑“八年”为“元年”之讹)、献文天安元年革兴造石窟寺。
然未知有何所据〔注五〕。
今寺中遗刻所存者二:
一载在护国,大而不全,无年月可考〔注六〕;一在崇教,小而完,其略曰:
安西大将军散骑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宕昌(《晖福寺碑》、《水经注》、《魏书》皆记太和中庆时爵宕昌公,因疑“宕昌”下脱“公”字)钳耳庆时镌也(“也”字疑为衍文)岩开寺,其铭曰:
承籍□(原阙,疑为“弘”字)福,遍邀冥庆,仰钟皇家,卜世惟永。
盖庆时为国祈福之所建也〔注七〕。
末云:
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注八〕。
按道武登国元年即代王位,四月改称魏王,皇始元年称帝,天兴元帝(“帝”当为“年”之讹)诏群臣议国号,咸谓国家启基云代,应以代为号,帝不从,诏国号魏。
天兴至孝文太和至(“至”当为“十”之讹)三年,凡九十载,而碑仍称代何也〔注九〕。
参稽内典,矛楯为文,《元氏录》云:
道武皇帝改号神瑞,当东晋武帝大元元年,立恒安郡,于郊西土(《大唐内典录》原文作“郊西大谷石壁”,此“土”当为“大”之讹)谷石壁皆劖凿为窟,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注一O〕。
按神瑞(依上下文义,疑“时”为“系”之讹)明元所改,岁在癸丑,当东晋安帝隆安十七年(按隆安六年改元元兴,元兴四年改元义熙,隆安十七年即义熙九年),在太元后三十七年矣〔注一一〕,其舛误如此。
《续高僧传》云:
沙门昙曜于文成帝和平中住石窟通乐寺〔注一二〕。
《大唐内典录》云:
昙曜,帝礼为师,请帝开石窟五所,东为僧寺,名曰灵岩〔注一三〕,西为尼寺〔注一四〕,不言其名。
僧法轸为《寺记》云:
十寺,魏孝文帝之所建也〔注一五〕,护国东壁有拓国王骑从,《广弘明集》云:
即孝文皇帝建寺之主也,帝王于天宫寺以金铜造释迦像〔注一六〕。
众记参差如此,竟不知经始在于何帝,以竟(“竟”疑为“意”之讹)推之:
道武迁都之后,终其世才十年,其间创立城郭、宫室、宗庙、社稷、百官制度,见于史笔,其事实繁,至于凿山为寺,理应未暇;道武(“道武”当为“太武”之讹)毁教,末帝(“帝”当为“年”之讹)虽感白足之言〔注一七〕,寻即殂落,亦非其所为也;献文即位之初幸其寺,则寺兴于前矣;期间唯明元、文成二帝,据《录》特标神瑞之号,明元实经其始〔注一八〕,《内典录》明载和平之事,则文成实继其后矣;彼《和明》(此系至上文所引《广弘明集》,因知“和”为“弘”之讹)所记,以孝文为建寺之主者,盖指护国而言也;法轸云十寺皆孝文所建,非也。
然则明元始兴通乐,文成继起灵岩,护国、天宫则创自孝文,崇福(上文作“崇教”)则成于钳耳,其余诸寺次第可知。
复有上方一位石室数间〔注一九〕,按《高僧传》云:
孝文时天竺僧陁番(“番”即“翻”)经〔注二O〕之地也。
十寺之外,西至悬空寺,在焦山之东,远及一舍,皆有龛像,所谓栉比相连者也〔注二一〕。
验其遗刻,年号颇多,内有正光五年〔注二二〕,即孝明嗣位之九年也。
然则此寺之建,肇于神瑞,终乎正光〔注二三〕,凡七帝,历百一十一年。
虽辍于太武之世,计犹不减七八十年,何则崇福一寺五年而成,以此较之,不为多矣,《录》云魏成于一帝,何其谬欤。
此即始终之大略也。
自神瑞癸丑,迄今皇统丁卯,凡七百三十四年,此即历年之大略也。
叠嶂峥嵘而西去,长沙(依上下文意,疑“沙”为“河”之讹)浩渺以东来,风影相连,波声不断,势壮京邑,润分林数,岂特国家之宝,抑亦仙圣之宅。
此则形势之大略也。
峰峦后拥,龛室前开,广者容三千人,高者至三十丈。
三十二瑞相,巍乎当阳;千百亿化身,森然在目。
烟霞供宝座之色,日月助玉毫之辉;神龙夭矫以飞动,灵兽雍容而助武。
色楯连延则天皇弥勒之宫;层檐竦峙则地通多宝之塔〔注二四〕。
以至八部之眷属,诸经之因地,妙笔不能同其变,辩口不能谈其目,巧力不能计其数。
况若神游(此句和下文为对文,因知“游”下脱一“于”字)鹫岭,宛如身诣于耆阇(“耆阇”之后疑有脱文)〔注二五〕。
此则制(“此则制”三字疑有讹误,参看〔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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