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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时评
迈向充满希望
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我们告别了充满挑战、奋发有为的2011,迎来了充满希望、奋发进取的2012。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回顾过去的一年,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国际形势空前动荡变幻,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于9%,粮食生产连续8年增产,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民收入增速创1985年来最高,全年城镇新增就业有望达到1200万人,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保障房全年基本建成400万套以上、新开工1000万套,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建设兴起热潮……我们以各项建设新成绩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实现了“十二五”良好开局。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依然深刻、中东北非政局持续动荡的艰难时局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发展态势,不仅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信心,更为处于变动和挑战中的世界带来机遇与希望。
判断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最重要的是辨明历史方位,把握发展大势。
我们必须头脑清醒,看到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新的一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严峻复杂,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我们更应提振信心,看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人民昂首奋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上,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向伟大复兴。
从2011迈向2012,我们有“中国信心”的实力。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奠定了良好的物质积累、科技基础、体制条件,实现更大发展的实力底蕴深厚;我们战胜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和内外考验、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活力不断释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方兴未艾,中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期待更加强烈,改革发展依然是党心所归、民心所向;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大国实力此消彼长,对我国机遇大于挑战。
这一切,为我们充满希望地迈向2012年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有利的环境。
从2011迈向2012,我们有“中国信心”的底气。
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为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央确定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这四个“牢牢把握”集中体现了对中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战略思考,表明党和政府对国际国内形势有清醒判断,对复杂矛盾问题有重点把握,对科学发展规律有深刻认识。
新的一年,只要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总体要求和决策部署上来,中国发展的步伐就会更加稳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新进展,深化改革开放就有新突破,民生改善就有新成效,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就会迈上新台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会迎来新变化。
时间将曾经的辉煌留给历史,也将无限的希望带给未来。
2012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我们党将召开十八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我们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13亿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国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中国美好的前途充满希望。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收费站谢幕能否开启通达时代
让道路更宽敞、更便捷,让公众日子更滋润、更顺畅,是发展与建设最重要的目标
18公里,23年。
上世纪80年代耗时4年修建起的国内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今年元旦又成为国内首条提前停止收费的高速公路。
23年,比起沪嘉高速原定收费期限缩短了两年。
这条连接上海城区与郊区嘉定的高速公路,原本5元的过路费在上海这座城市并不算高,但竟有开车族特意在不收费的第一时间驶去,只为感受一下收费“0元”的过关快感——“特别爽、特别棒”。
不只是沪嘉高速。
2011年,全国18个省市取消了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撤销收费站1892个。
新年伊始,不少地方还宣布,取消或降低城市路桥通行费。
比如浙江,61个公路收费站点停止代收杭州、宁波等省内7座大中城市的道路通行费。
比如江苏,省内联网高速公路一类客货车的最低收费标准也即将从15元降为5元。
这些改变,从2011年夏天的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行动就已开始。
目前,虽然还有公众对巨额公路收费的依据和使用情况追问诘责,但清理公路收费,毕竟有了实实在在的阶段成果。
减免公路收费,要算的绝不只是减少企业负担、降低经济成本的账,它也是一条通达民心的“高速公路”。
对单车单程,减免5元10元的物质收益可能有限,但这种畅通给人带来享有公共产品、享受公共服务的“主人感”,是更应珍视、也更为重要的心理感受。
实际上,当沪嘉高速取消收费后出现车流量激增、局部拥堵的“烦恼”时,公众更看重的,依然是“取消”释放的信号。
还路于民、让利于民的努力,哪怕只是一小步,也可以让人们燃起更多欣悦与期待。
然而,仅一条沪嘉高速取消收费是不够的。
在高速公路里程已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公路的收费管理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政府还贷公路和经营性公路,经依法批准后,“可收取车辆通行费”。
客观地说,在资金缺口和发展压力的矛盾之下,政府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有偿集资建设公路,仍是难以避免的建设“路径”。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对我国公路建设的突飞猛进功不可没,从根本上改善了交通条件。
但收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有简单化甚至异化的地方,特别是那些秘不示人的收费标准、永不过期的收费期限、名目繁多的收费种类,越来越引起公众关注与不满。
2012年,道路或许还将继续拥堵,但这些减免、撤销收费的消息,这样一批收费站的谢幕,无疑可以让人们少一些堵心,让中国社会前进的车轮多一点欢快。
说到底,拆除隔离、降低门槛,少设人为的关卡与盘索,让道路更宽敞、更便捷,让经济运行的血脉流通更通达、更自然,让百姓日子更滋润、更顺畅,才是发展与建设最重要的目标。
干部辛苦指数与群众的幸福指数
现在,很多省份的州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已完成。
各级新任领导干部受命于“十二五”开局之际,五年任期,既是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宝贵机会,也是施展才华、成就事业的广阔舞台。
新班子要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戴,就必须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始终带头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视人民为父母。
有的干部不愿听群众的“牢骚”,把上访群众称为“刁民”,根源上讲是和群众的感情淡了。
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就不可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行动。
要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群众,永远做人民的亲人、家人、贴心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要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当作第一选择,贴近群众心窝,关心群众疾苦,真正做到和群众心连心、手拉手、情融情。
拜人民为师。
不能把下基层当作完成任务,满足于召开会议听、坐着汽车转、隔着玻璃看。
有些群众说“道路铺好了,干部见得却少了;通讯发达了,干部离得却远了”,需引起重视。
要牢记智慧在民间的道理,真正走出机关大楼,走到群众中去,拜人民为师,当群众的“学生”,谋划思路向群众问计、查找问题听群众意见、落实任务靠群众努力、工作成效由群众评判,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敬人民如友。
和群众打交道,不能用命令式、教训式、指挥式的方法,不能有“官老爷”式的衙门作风。
要像对待自己的朋友、自家的兄弟一样,尊敬群众,体贴群众,用聊天的语气、商量的态度和群众平等交流、真诚沟通。
要坚持蹲地头、坐炕头,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变等待“上访”为主动“下访”、变“坐诊”为“出诊”,妥善化解矛盾,有效协调利益,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
以青海的情况为例,正是有了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扎根西部的奉献,有了各族党员干部通过自己的辛苦创造群众幸福的拼搏,有了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小财政办大民生”的理念,才有了今日青海跨越发展、民生改善的大好局面。
在这样的形势下,尤其应当看到,虽然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目前的财力还是有限的,各族群众生活还不富裕,干事创业更需要勤俭节约的作风。
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自觉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办每一件事情都要本着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的原则,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华而不实,精打细算,讲求实效。
为群众办了点小事,就沾沾自喜、自谓功高,这是公仆意识淡化、官僚主义滋长的表现。
人民才是主人。
领导干部要自觉摆正与人民的主仆关系,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心甘情愿为人民“当牛做马”,勤勤恳恳当好人民“公仆”、“勤务员”,始终以宵衣旰食的精神为群众谋利益。
只有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真心实意为群众多谋福祉,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可、支持和尊重。
以宽容共度网络售票的“适调期”
无论对铁路部门还是普通旅客,网络售票都是铁路服务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需要有个“调适期”
2012年元旦起,随着网络售票全面推行,中国铁路终于全面迈入电子商务时代。
不过,春运临近,网络售票也出现了“不适”:
登录难、浏览慢、扣款不出票、登录就没票……很多旅客反映,火车票网售不怎么靠谱!
说起网络售票,要先说说春运买票难。
买票难,一难难在买不到票,大家都想在节前回家,可铁路拼了家底儿,一天也就479.8万席位,很难完全满足庞大的客流需求;二难难在买票过程辛苦,为了“抢”到回家的票,人们不得不到火车站、代售点的窗口前,顶着严寒,彻夜排队。
网络售票,实际上就是借助信息化手段,解决这第二难。
这种售票方式不能增加席位,但舒适、灵活、方便,可以把旅客购票的空间从寒冷的室外转移到温暖的室内,从固定的车站、代售点扩展到任意地点,是件便民利民的好事儿。
为了把好事儿办好,铁路部门下了不少功夫。
去年6月12日起,高铁、动车组、特快、快车等车票陆续上线,到年底,仅京津城际高铁一条线就网售车票35.8万张。
近日网络拥堵发生,铁路部门也相继推出增加带宽、延长支付时限等措施,对网购普遍存在的身份信息抢注问题也提出了应对办法。
铁路的功夫没少下,但信息化是个新挑战,破解难题恐怕还要转变思路,从根源上对售票机制进行更多改革。
比如售票网站登录难的问题,铁路车票预售期只有12天,春运临近,几亿人抢几百万张票,网站登录自然免不了个“难”字。
对此,铁路是否可以借鉴民航做法,拉长预售期?
这样,一些旅客就可以提前订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流量压力。
再比如,国外一些铁路售票系统采用排队制原则,旅客提交订单后,电脑系统可按下单时间自动排队。
旅客不仅可即时查询排位,也可以审时度势改选其他旅行方式。
帮助“铁老大”适应“信息化”,旅客们也可以尽一份力。
同样以登录难问题为例,目前网络售票是错峰发售,即不同车站的车票在不同时间段发售。
旅客们是不是可以放弃“占座”,而是按图索骥,区分不同时段“伺机”登录?
要知道,春运旅客人数众多,即便一部分人在同一时间点击同一页面,也是个巨大的数字。
再比如,网上支付时限目前是45分钟,可实际上完成一笔支付的时间完全可以不超过5分钟,已经下单的旅客是否可以“手脚麻利些”,缩短“闲逛”时间,留下些带宽资源给后面着急回家的旅客?
2005年,广铁集团开始推行电话订票,去年广东地区电话订票占总票数比例已近七成,成了百姓订票主渠道。
如今的网络售票刚刚起步,无论对铁路部门,还是普通旅客,都是铁路服务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需要有个“调适期”。
对于新事物,大家不妨有颗包容的心,共同努力,缩短“调适期”。
参与者善意提出改进意见,改革者虚心接纳社会批评,围观者少些冷嘲热讽、捧杀棒喝,这样,才能让本不平坦的改革之路一路向前。
农民工融入不只是改称谓
春运火车票网络出售,一位农民工通过媒体投书铁道部,直言网络售票对一些农民工而言“太复杂,不太切合实际”。
这样的呼声,让人心酸,也再次折射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相对弱势处境。
此前,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主要领导,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
消除附着在称谓上的歧视确实很重要,但农民工遭遇火车票网购门槛一事也提示人们,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并非称谓改变就能完成。
实际上,对农民工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不断推出给力的“顶层设计”。
“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对农民工同工同酬、户籍转换、就业培训、权益保障等提出明确要求;民政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
这样的政策导向和制度构建,无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保证。
然而,要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不仅需要政策壁垒的渐次打破,也不仅需要“身份迷失”的不断厘清,更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比如,网络售票是好事,但如果能更多考虑不会上网的农民工等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开辟更多农民工团购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售票服务,或许能让农民工的春运之旅更加畅通。
交通部门如此,邮政、银行、医疗、教育等相关机构、部门,同样可以做得更好。
从这个角度上说,“融入”不是一种物理行为,而要形成一种生物学效应:
社区是城市肌体的组成器官,农民工是流动的细胞。
只有农民工个体融入社区,才能实现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
从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政治融合,到扶持就业的经济融合,再到拓宽社会交往空间的心理融合等等,发挥社会、社区之力,农民工融入才能减少“排异反应”。
社会组织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
有了群体的文化生活,工作之余的空闲可能就不会显得如此漫长;有了社团的培训辅导,流动的渠道、上升的空间可能就能更多更大一些。
孤单寂寞时,如果能有心理志愿者聆听倾诉;权益受损时,如果能有法律援助予以支持……这些,都是在农民工问题上,“社会协同”大有可为之处。
回家的车票、年终的讨薪,甚至仅仅是提供一本书籍、开通一个信箱,对于农民工,就不仅是生活的便利,更是心灵的慰藉。
而正是这样的“末端治理”,才能让农民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毛细血管”里,无障碍地融入城市
用什么把“老虎”“蝇蚁”都管住
值得关注的不光是“虎贪”,也要高度警惕蚕食百姓利益的“蚁贪”
临近春节,年味儿渐浓,有那么一部分人却注定与快乐新年无缘。
但他们的“不痛快”,让百姓拍手称快。
1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总计对超过14万人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并将777人移送司法机关,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
这些数字一方面触目惊心,一方面也令人解气,既说明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也反映出反腐斗争的严峻形势,同时表明老虎、苍蝇甚至蚂蚁都煮在这口反腐的高压锅里了。
正在立案调查的有像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这样的“老虎”;还有没资格列进这个队伍的“苍蝇”,如已被执行死刑的疯狂敛财1亿多元的辽宁省抚顺市科级女贪官罗亚平;更多的则是处在权力末端、连官儿都算不上的“蚁贪”,如村主任、股长,甚至是要害部门的“门房”……
事实上,值得关注的不光是“老虎”式鲸吞国家资产的巨贪,蚕食百姓利益的“蚁贪”也要高度警惕。
他们蚁行于最基层,善于找到并撕开制度的漏洞,但凡手中有一丁点儿权力,就要“咬一口是一口、不咬白不咬”。
当老虎、苍蝇、蚂蚁一起疯狂食利,其贪腐行为将消解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颠覆财富分配的公平感,销蚀全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幸福感。
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层层堆叠的“蚁贪”,正在大口吞嚼这些年的发展成果,令人悲哀且愤怒。
这提醒我们,必须强化制度管官,制度的堤坝绝不能决口。
事后处分固然能够标志反腐成果,但更应该强化的,是源头的防范。
很快我们将迎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周年。
当年,小平同志睿智地预言“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他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
“30年”已经过去了2/3,在反腐领域,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呼之欲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再次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始终贯穿制度建设。
是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唯有制度监督,才能逼使大大小小的权力晾晒在公开透明的阳光下。
有纪检官员认为,收入申报制度、年终考核制度,就是“两个最管用的制度”,把管用的制度真正用起来,才能使老虎、苍蝇和蚂蚁无所遁形,才能根治腐败,满足公众不断上升的反腐败期望值。
走向成熟才有“股市信心”
提振市场信心,关键在于给投资者稳定的合理回报
刚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振股市信心”的表态,让投资者备感振奋。
1月9日,沪指放量涨2.89%。
从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和分红制度到加强股市监管,低迷的市场氛围下,一系列政策明确了未来股市的发展方向。
经过20多年发展,中国股市已跃居全球市值第三,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力“推动器”。
然而,中国股市依然年轻,这意味着活力,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意味着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
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是股市信心受到抑制和伤害的主要根源。
从2010年到2011年,股市连续两年背离宏观经济大势,跌幅在全球股市中居于前列,投资者因此“伤痕累累”。
也应看到,与“大落”如影随形的,是“大起”:
2006年和2007年,A股曾出现一波历史性大牛市;2009年A股涨幅也曾居全球第一。
大起之后,必有大落。
巨幅的股市波动,表明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的基础不厚实,投机炒作、追涨杀跌风气浓郁。
“新股热”持续不退,也是股市健康发展的顽症之一。
这两年,市场偏爱新股,给新股支付较高的价格,已成为我国股市的一个独特现象。
统计显示,新股的发行市盈率超过沪深300指数的两倍,且上市首日后还能有超过30%的整体涨幅。
作为一个特别的群体,新股定价水平似乎已独立于其他上市公司,形成自我循环,造成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吃亏的局面。
股价结构不合理,则是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的现象。
缺乏“想象空间”的绩优股无人问津,饱受冷落,而那些带着“朦胧题材”的垃圾股却被反复炒作,股价高企。
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也助长了市场的投机之风。
此外,证券行业和产品的结构不完善,服务国民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内在约束机制还不健全,市场主体诚实守信、规范守法的意识淡漠;监管理念和方式不能完全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都是今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市场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
提振市场信心,关键在于给投资者稳定的合理回报。
股市回报,一方面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需要成熟而公平的市场环境。
如果一项制度或政策只让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受损,就有必要进行深入反思并尽快纠正。
中国股市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完全依托吸引“增量资金”、外延式扩大规模的发展模式。
只有通过完善市场制度,强化内生增长机制,让投资者的财富与市场共同成长,使市场成为融资者与投资者共同的“乐园”,股市才能获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可喜的是,近一段时间来,监管部门在强化上市公司分红、推出创业板退市制度、严打违规违法行为等方面频频出手,这些都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提振市场信心的有力举措。
我们期待,中国股市在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更快,早日褪去青涩,走向成熟。
发展接力不能变成污染接力
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一定要坚守环保红线
是转移产业,还是转移污染?
近日的几条新闻中,这个问题切实地摆在“转移”的两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面前。
在安徽利辛县和涡阳县,沿海某省化工企业“转移”来20多吨有毒废料,造成大面积土壤污染。
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石药集团中润(内蒙古)公司等企业转移来后,违法排污形成多个“污水湖”。
此类事例,让人深思:
为何会有先发展地区与后发展地区的“污染接力”?
产业转移是否必然“携带”污染转移?
东部地区环境容量有限,对污染的限制更为严格。
一些地方和企业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之下,不是在自主创新、转型升级上下功夫,而是千方百计寻找政策缺口,甚至不惜违规违法。
发生在安徽的危险废料转移倾倒事件,可谓典型。
而中西部地区面临的,则是发展的巨大压力。
少数地方患上了“引资饥饿症”:
招商引资成为第一大政绩,一些地方的教育局、环保局甚至法院、检察院也有招商引资任务,“地上有的圈起来,地下有的挖出来,外地老板敲锣打鼓请进来”,甚至饥不择食地承接东部转移来的高污染项目。
这两方面压力的作用,使得我国的“经济版图”和“污染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要通过转移提升产业结构,一方则要承接转移实现跨越发展,“产业大转移”因此自东向西、自南向北、自城市向乡镇与农村,不断延伸。
而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看,这种产业转移也符合经济梯度推进的规律和全国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环境质量令人担忧,环境事故进入高发期……在这种背景下,后发展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之时,也难免会承接环境成本,让以“发展接力”为目的的产业转移,畸变成“污染接力”。
究其根源,产业转移沦为污染转移,首先是因为片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一些中西部官员将发展简单理解为GDP的数量增长,环境保护基本上处于“讲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阶段。
同时,环保执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也为污染转移开了方便之门。
隶属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常常出现执法“疲软”,为迎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而降低环保执法水平;一些在东部地区不允许存在的污染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却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工生产,甚至成为当地的重点保护企业。
因此,根绝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嫁现象,一方面要求中西部地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国家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地区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因地制宜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也要求中西部地区积极履行环保职责,严格执行环保法律和环境准入标准,坚守环保红线。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既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较快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再也不能重蹈覆辙。
公众人物请好好学说话
提高话语水平,决不是要八面玲珑,而是要补习政治常识、培养文化自觉,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
”说这话的那位佛山市人大代表大概不会想到,寥寥数语几天来掀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闻者都认为此言不妥。
从后续报道看,这位代表的本意,似乎是对一些地方“花钱买稳定”、一些事情“一闹就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不满,因而提出应由教育引导入手,从源头上化解极个别不合理的诉求。
可惜的是,虽然反复进行解释,这位代表也没把这层意思说清楚,反而“难掩心中的愤怒”,认为媒体断章取义,曲解了自己的原意。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公众人物参政议政的话语水平问题。
从有关此事的舆论评价看,大多数人认为该代表“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表达了一个错误的理念”。
平心而论,这样的批评堪称中肯。
首先是定位有偏。
作为人大代表,在两会这样的政治场合,开诚布公宣示自己的观点,是法律和选民赋予的责任,不仅应该,而且必须。
但这个责任,主要是以公正为旨归,代民众立言,为庶民谋福祉。
用那样的语气说话,将百姓视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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