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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
两极分化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
陈寒鸣
作为国际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和导师的马克思,十分关注工人阶级的现实生存状况。
他曾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贫困问题的深入分析研究,非常鲜明地阐述了这种制度下的工人必然处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思想理论。
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者据之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首先根本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一切私有制,解放全人类,才能能够最终使无产阶级自己彻底摆脱贫困,实现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绝对贫困”是指在流通中、在市场上被剥夺了物的财富的工人所处的除了拥有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外,其他一无所有的状况。
他指出:
流通是资本的起点。
在流通中,由于货币和劳动力的交换,货币才转化为资本,而这种交换是以劳动能力本身与货币相对立为前提的。
在这种对立中,“财产与劳动相分离是资本和劳动进行交换的必要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93页)正是在这种分离状况下,劳动能力表现为“消极的——表现为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产品,非生活资料,非货币,即与一切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分离、与它的全部客体相分离的劳动,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是一切客体都完全被剥夺的劳动的可能性。
劳动能力表示绝对贫困,即物的财富被全部剥夺。
”(同上)他还指出:
“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困,因为整个物质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的货币与它相对立,而劳动能力……本身失去了这些条件而独立地存在着。
”(同上书第38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绝对贫困将不断地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产生不仅以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的历史过程作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还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关系并使之日益尖锐化。
”(同上书第159页)“这些前提,最初表现资本生存的条件,因而还不能从资本为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现在,它们是资本实现的结果,是由资本造成的现实的结果。
”(上书第46卷第457页)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相对贫困”是指被并入资本的工人在参预社会总产品(总基金)分配时,其所取得的份额与资本家占有的那一部分相比较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使得工人处于贫困状况。
他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
”(上书第3卷第135页)在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过程中,工作日长度总是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中创造的价值,而工人只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
换言之,工人只得到他所创造的价值的相对部分。
这种工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的比例关系,就是工人的相对贫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会加深工人的相对贫困。
马克思指出:
“资本的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此外,还通过使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量增加(由于分工等等),使总产品中归结为工资份额减少的办法使工人减少的状况恶化。
”(同上书第389页)但是,当我们从社会总基金的分配比例来计算工人所得部分时,“不应得出结论说,工人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会绝对地减少。
这种基金同他们所生产的总产品相比,只是相对地减少。
”(上书第2卷第645页)此外,也“不应当因为在某个国家中劳动的相对价值随该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就认为在不同国家中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情况恰恰相反,在世界市场上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生产率越高,它的工资也就越高。
在英国兴驻名义工资比大陆高,实际工资也比大陆高。
工人吃较多的肉,满足较多的需要。
”(同上书第5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相对贫困”通过工人的相对工资(也叫比例工资)表现出来。
因为相对工资反映了“产品的价值在他(指工人——引者注)与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
”(上书第47卷第607页)马克思很重视这种比例关系,他指出:
“阶级和阶级相互之间的状况,与其说决定于工资的绝对量,不如说更多地决定于比例工资。
“(《资本论》第3卷第477页)并且,亦如工人的“绝对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相对贫困”也会不断地在生产过程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指出:
“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55页)因此,工人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都是这种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工人贫困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
从资本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角度上来考察,“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统一构成了工人贫困的总体状况。
一方面,工人由于同物的财富相分离而陷入“绝对贫困”,故其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唯一所有的劳动能力,而劳动能力一旦出售,他就从一种贫困进入了另一种贫困即“相对贫困”。
可见,“绝对贫困”是“相对贫困”的基础。
另一方面,处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再生产的结果之一,乃是工人和物的财富相分离的关系,即产生工人的“绝对贫困”。
这样,“相对贫困”又是“绝对贫困”的基础。
由此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互为因果的。
在这两种贫困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东西:
“劳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他人财产的关系:
劳动的异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19页)
资本的存在就是工人贫困的存在。
只有在资本“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同上书第520页)以后,从而也就是资本被否定、资本家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被废除以后,工人的贫困才会从现实的存在转化成为人类幸福前史上的文字记载。
上述马克思关于工人贫困的理论绝没有过时。
这理论不仅仍可用于解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贫困问题,而且对于分析研究我国当前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也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20余年来,我国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对之不宜估价过高,而应实事求是地看到,由于失去了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联系,当代中国有相当部分工人群众处于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状况,其现实生存处境实在令人堪忧。
比之于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我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处于相对贫困状况。
20余年来,我国私营企业能够迅猛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来华经商办企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
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
这有两种情况:
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或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高过最低工资线,但其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灾害,基本人以维持下去,陷入绝对贫困的窘境。
绝对贫困的职工究竟有多少?
这似可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
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数目难以统计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人当远远不止这2053万。
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随养老抚幼、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消费等等负担。
在他们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卖血”之事,甚至自杀身亡的惨剧也并不鲜见。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不仅是其自身社会地位演变的反映,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年来我国社会的变化,故而值得关注。
第一节 贫富两级分化:
工人群众贫困的社会背景
与普通工人劳动群众的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20余年来现实社会生活中骤然形成了一个暴富群体。
当普通工人劳动群众不仅为自身生存,而且还要为其家庭购房、子女就学、购房等问题而忧愁的时候,在上海,紫园以最高单套售价高达1.3亿元而名列世界地产研究院评出的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榜首;在北京,一位27岁的富豪以92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世界顶级赛车。
……可以说,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构成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现实背景。
所以,我们有必要先从背景角度谈起。
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来看,我国这些年来贫困人口过多,比例过大。
根据2005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1年我国高度贫困人口2.1亿,占总人口的16.6%;中度贫困人口5.9亿,占总人口的16.7%。
而从我们关注的工人阶级状况角度看,造成贫困人口过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工人工资太低。
2002年,工资占增加值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为50.9%。
(参阅《谁来纠正贫富悬殊的天平》,见2006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另一方面,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70%的全国财富,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
报告显示,在中国大陆,共有管理资产额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25万户,列全球第六位;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
“中国90%的富豪是经营企业挣钱,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几个大城市”。
(据2006年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这表明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已十分明显。
2005年底,人类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显著超过0.4的国际擎戒线,可达到0.45了:
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国升9位
我国贫富差距破国际警戒线
贵州的人类发展指数仅超过纳米比亚 上海则与葡萄牙相当
昨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在北京发布,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去年相比上升9位。
但令人瞻目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
这份主题为“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是联合国开发计划暑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
联合国开发暑和报告的作者们希望该报告能成为针对如何进一步在中国推动均衡发展政策对话的催化剂,并为正在制定的“十一五”(2006至201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升最快
作为一个综合指数,“人类发展指数”是用来度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三个基本维度所取得的平均成就:
健康和寿命(主要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衡量)、知识(以成人识字率及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毛入学率衡量)和体面生活(以美元购买力评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
一般认为,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替代经济收入情况而用于综合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福祉的十分有效的指标。
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暑逐年在全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发布人类发展指数,今年9月在联合国峰会前夕发布的全球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全球排名自1990年以来上升了20位,取得有史以来最快的人类发展速度。
报告还肯定了中国过去30年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如果不算上中国的进步,整个世界在减贫方面从总体上说实际上是倒退了。
名次上升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
2005年,城市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为列前10位的国家是:
挪威、冰岛、澳大利亚、卢森堡、加拿大、瑞典、瑞士、爱尔兰、比利时和美国。
报告显示,中国2005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17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5位,为中度人类发展国家,而去年中国排在第94位。
今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去年相比又提升了9位。
报告认为名次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
贫富差距突破国际警戒线
但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的弱势人群,尤其是无地农民、下岗职工和农村人群,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环境中。
他们正是这种正在不极增加的不公的受害者。
在城乡差距方面,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1,而农村人口的城市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67,仅是前者的83%。
不公平在东西部之间和不同省份之间同样显著体现。
此前联合国开发计划暑9月公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也表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仅刚刚超过纳米比亚。
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的话,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葡萄牙相当。
根据经济学上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分析,如果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
基尼系数以0.4为警戒线,当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大于0.4时,便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出现了社会不公平。
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甚至可以达到0.45。
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经济发展翻两番的目标,均衡的人类发展应该成为我们的政策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在该报告的序言中表示,在有13亿人口而又经济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是极其艰巨复杂的。
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解决大量的政策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且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
(2005年12月17日《北京晚报》)
“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是由联合囯开发计划署委托中囯发展砰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
这报告说“人类发展指数”是用来度量一个囯家在
(1)健康和寿命;
(2)知识;(3)体面生活这样三个基本维度所取得的平均成就。
而今日之中国,基尼系数已达超过0.4、可达到0.45,并且,主要由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和贫困地区农村人群构成的中国弱势阶层(实即是当今中国工农劳动人民的主体)更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境地,他们正是那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看似不断增长的“不公的受害者”。
至于2006年的情况,则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12月下旬举行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暨《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社会蓝皮书》的主编、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表示,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李培林说,在整体居民的生活改善当中,现在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太一样,在多数人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时候,有一部分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变化,还有百分之十几的居民认为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的发展和改革,它的普惠性要小得多了。
差距在拉开,有一部分困难群体的生活在下降。
由于分配带来了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问哪两个区域差距最大的时候,50%以上的人都认为群体之间贫富差异最大。
并且,对于中等及中上阶层,理论上向来认为,他们是社会稳定的最基本因素。
然而,在中国却有这么一种特别现象,那就是中上、中等收入者缺乏认同感,甚至“看扁自己”。
蓝皮书指出,据调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中层”认同比例为39.6%,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可见,不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问题远未得到解决,而且那种认为“培养和发展”“中间阶层”就可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
这能不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吗?
实现公平正义是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又存在呈日益加大之势的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问题,这显然与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违背,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胡悌云同志曾有篇文章谈到这问题的严重性,很有意义,故特节录于下:
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个命题至少包括如下涵义:
1、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仅使初级阶段较为落后的生产力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在速度上、时限上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快得多;2、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3、不消灭剥削,不消除两极分化,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反映,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所在。
当然,实现这个历史任务也并不容易,坚持这个原则要克服种种可能遇到的困难。
困难不仅在具体的工作中,首先在认识上。
思想支配行动,只要思想认识明确了,工作问题就易于解决。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过中央作出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实施改革和开放等重大举措,已经深入人心,并取得了举世瞻目的成就。
而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认识,却由于建国以来这种现象的长期不存在而淡化。
由于曾经出现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过左行为而让人心有余悸不愿提及。
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新一代人来说,剥削和两极分化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由此看来,从理论上、认识上弄清楚和明了什么是剥削和两极分化、什么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对于自觉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的上述命题,从而在政策上、工作中有所注意和掌握,意义非同小可。
(二)
剥削,简单说,就是凭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和产品。
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基石。
只要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就必然产生剥削。
两极分化,简单说,就是由剥削造成的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这就是说,有剥削,就要导致两极分化。
而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还是私有制。
从程度上说,贫富差距可能是两极分化的初期,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就是两极分化。
一部私有制的历史,其实就是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历史。
只要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会发生剥削,进而出现两极分化。
这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因为这是事实。
不仅我国的历史如此,就是当今被一些人吹嘘为富得流油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莫不如此。
美国人口2.6亿多人,真正的富人并不多。
据《福布斯》杂志报道,1999年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富豪为267人。
另据有的资料说,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豪家庭为35万户;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为790万户。
将这些百万、千万的富翁人数加起来,不足824万人,即美国人口的不足3.2%。
而他们却聚积了整个美国的大部分财富。
世界500家大企业,美国占30%,一家公司的年最高利润可达50亿美元。
美国工人的状况如何呢?
1990年之后,非农部门的小时工资一般是10美元上下,职工年平均工资大致是1.5至2.0万美元。
但是,有相当数量家庭的发入仍在1.7万美元之下,即4口之家的贫困线。
职工与公司主管人员的工资差距,最大的可达100多倍。
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公布的资料,1998一1999年,全国工人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是临时工(清洁、服务、司机及办事员、技术兼职人员),即三千多万人。
他们的工资比固定工一般低15-25%。
有一部分家庭收入每年不到1万美元。
人所共知,美国人生活中很多是欠帐(分期付款等)消费,家庭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一般用于还债的不少于40%。
一个家庭每月只有500美元,如何生活?
只好是旧债未清,又欠新债,终生还不完的债。
由于两极分化,贫富之间的消费差距的确是天壤之别。
住房、坐车、旅游不用说了,就饲养宠物一项就可窥见一斑。
据联合国贸发会公布的资料称:
美欧国家每年饲养宠物的花费为130亿美元。
1998年,美国有3390万人家养狗。
许多城乡的狗医院是24小时服务,狗美容院、狗餐馆、狗墓地等,生意兴隆。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
一家公司正在出资230万美元为亿万富翁克隆一只牧养犬。
与此相对照的是:
全球60亿人口中,有30亿人每天靠不足2美元生存,其中有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1美元。
这是世界银行行长詹姻斯•沃尔芬森的专访谈话,想来未必有多大水分。
美国两极分化的趋势,80年代以来是日益加剧的。
比如,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富翁在20年代只有亨利•福特一人,1982年增至13人,1999年达267人;资产超过千万美元的富豪家庭,1990年为6.77万户,1999年增至35万户;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的个人。
同一时期也足数倍增长。
而广大的临时工,不仅职业不稳定,而且能够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数只占4%。
现在,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为4300多万人。
而美国医疗费用之昂贵,早已令人乍舌。
美国的失业人口,最近几年一直是800——1000万人。
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就连美国的经济学家也深表优虑。
哈佛大学的西达•斯科克教授说:
“美国的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现象,仍然是发达世界中最为严重的。
”(《被忽视的中等阶层》)另一位被誉为管理学权威的彼得•法鲁克教授称:
“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指望的发展是消除贫困。
”但即使在美国,“贫困现象依旧触目惊心”。
“贫困,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
”由此看来,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的首富,但对其全国人民来讲,并不都是天堂。
他们的智囊谋士们尚且如此忧心,我们还能视而不见并为其义务粉饰么?
(三)
私有制的历史,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千年,堪称世界之最。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以至于就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我国私有制聚积的财富,与发过国家的富豪亦无法相比。
但就是这样,由剥削造成的两极分化也是十分惊人的。
中国的工人阶级,可以说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中国的贫雇农,的的确确是一贫如洗。
压迫、剥削越重,反抗力越强。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成功,工人、农民的自觉参与并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无疑是根本性因素。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资料及资金的私人所有制,当然与我国历史上和国外的私有制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能够动员民间人才、资金为发展生产力作贡献;其次,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发挥优势、开发资源、壮大经济实力的力量;其三,成为社会就业的渠道之一;其四,在已经致富的私有生产经营者当中,有一些还直接为社会做了一些好事。
这些积极作用表明,私营经济应该并且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今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私有制和其它所有制一样还要共同发展。
为了支持和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许多省市区的中共党委和政府都相继出台了鼓励和帮助的政策。
在国有经济改革中,改组、租赁、兼并、收购等措施也为私有经济的壮大提供了机遇。
因此,私营经济发展迅速。
……与此同时,也无可讳言,私有制还毕竟是私有制,它仍然靠无偿占有职工的剩余劳动或产品致富,仍然可能产生两极分化。
这就是说,私有制在对社会主义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在这方面的问题也已显现。
1、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为富不仁,对雇佣劳动者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不顾劳动保护与生产安全,甚至采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管理,以及使用雇工。
为了利润,拿工人生命安全当儿戏的事件已经相当惊人。
2、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顾法律、政策和道德的约束,采用偷税骗税、掺杂使假、走私贩黄、坑蒙拐骗的手段。
3、少数手握巨资者,并没有经历过如同历史上资本家那样创业的漫长过程,而是钻了体制转换的空子,有的则是贿买权力、巧夺国有资产,或者是勾结党政官员运用某些特殊手段敛财聚财,突然暴富。
4、少数人致富以后,既不“思源”,也不“思进”,而是比阔斗富,崇奉金钱万能,倡导封建迷信,荒淫无耻,腐蚀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毒害、污染社会。
这种现象,与建国初期相比早已过之!
处于商品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时期,私人资本聚积的速度是异常惊人的。
短短十多年的工夫,全国已经产生了一批亿万富翁。
为首者,据说已向百亿元逼近。
至于手握百万、千万的老板,在县乡已是司空见惯。
这些现象的出现,虽带有不可避免性,但实事求是地讲,也是始料不及的。
由此而引起的社会一系列深刻变化,都被人们有较深的体会。
今天理智地看到和认识这些,并不是见富眼红,并不是现阶段就限制和消除私有制。
共产党人,坚信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人们,也不别回避和隐讳自己的观点,即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最终要与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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