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中的中国兵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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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眼中的中国兵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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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眼中的中国兵法
(一)看什么新进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中收有欧阳修《为君难论》一文,此文从战国时期赵孝成王不用老将廉颇而任用新将赵括、秦王赢政不用老将王翦而任用新将李信致使战败兵失得出结论,秦赵二国之君“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并阐述说,“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
”毛泽东读此评点到,“看什么新进。
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
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在毛泽东看来,事业的成败不在于人的新进老成,而在于人是不是贤、是不是有能,是不是为将之材。
注重为将之材,强调将帅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研究国家兴亡学说的中国兵法对此作了深入探讨。
《孙子兵法》认为“道、天、地、将、法”是决定国家兴亡、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将”是其中之一。
贤能的将帅是国家的辅弼,辅弼的周全国家就强盛,辅弼的欠缺国家就衰弱,“夫将者,国之辅也。
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六韬》还指出,要把选人任将当作国家存亡安危的大事来认真看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
将者,国之辅也,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
”什么样的将帅才算的上是“国之辅”呢?
《孙子兵法》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曹操称此为“五德”,注曰:
“将宜五德备也。
”为将之材要五德兼备,不可偏废。
杜牧说,“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
”所谓“智”就是智慧,知识渊博,多谋善断,能正确认识事物,预见事态变化,有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战胜敌对势力的能力;“信”就是诚信,言出如山,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仁”就是爱人如己,珍惜生命,能与部属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勇”就是果敢,锐意进取,不避风险,不怕牺牲,尽守职责;“严”就是威严,严明法纪,严格执法,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孙子兵法》还指出,将帅在做到五德兼备的同时,还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这样的将帅才称的上是“国之辅也”、“国之宝也”。
辨贤去奸,拨庸拔锐,选拔五德兼备的为将之材是中国兵法思想的重要内容。
《尉缭子》说,“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
”选拔为将之材,在进行素质考察的同时,也要进行实践检验,把可用之人放到实践中去锻炼、去检验。
素质考察的关键要看是不是那块料,不能把“世俗之言”当作选人的标准。
《六韬》说,“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
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君,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
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
”把“世俗之言”当作辨别贤庸的标准,平庸之辈就会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互相吹捧、以虚名蒙蔽君主获取爵位,出类拔萃的人难免不因莫须有的罪名而丧失晋身之途,这样国家终将危亡。
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是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的名将,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是三国时期的主帅及谋士。
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最初都是以新进之士建功立业的,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更是以“少年新进”立下功勋的。
因此,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人才,选拔人才的关键在能力。
毛泽东曾说,三国时期,曹操带领大军攻打东吴,那时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
大敌当前,谁人挂帅?
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帅印,结果打了胜仗。
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破格提拔!
他希望在新中国能创造一种氛围,让为将之材脱颖而出,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才智,建立功勋。
(二)老粗出人物
毛泽东一生多次谈到汉高祖刘邦,称赞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从他的谈论中我们可以领悟出一些深刻的兵法道理。
1964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老粗出人物!
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都是老粗出身。
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
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
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
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
……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
”毛泽东还指出,刘邦是个大老粗,“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
决策和用人是中国兵法探讨的重要内容。
中国兵法中讲的“计”、“谋”、“算”,说到底就是决策。
《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杜牧注,“庙算者,计算于庙堂之上也。
”“庙算”指的就是在庙堂之上做出战略决策。
“庙算胜”就是说在战前就要做出胜人一筹的决策。
《尉缭子》也说,“兵有胜于朝廷,有胜于原野,有胜于市井。
”“胜于朝廷”,就是说在朝廷上就要做出战胜敌人的决策。
刘寅注,“胜于朝廷者,谋定也。
”《六韬》认为,主帅心中要有主见,看到有利的时机,要抓住不放,毫不迟疑,大胆决断。
用兵最大的灾害就是迟疑不决。
“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而起,不胜则止。
故曰:
无恐惧,无犹豫。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
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
”《虎钤经》也指出,正确的决策是取得胜利的必由之途。
“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审,兵权贵一。
”刘邦遇事能听取不同意见,果断决策,这与他的老粗禀性是密不可分的。
举贤任能,选将用人是实施战略决策的重要一环。
《尉缭子》指出,一国之君在做出决策之后,必须要起用贤能之将去实施。
不能起用贤能之将,而想占有天下,必定会落得一个亡国覆军的结局。
“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
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
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
”《三略》也指出,“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
……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
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
”君主治国平天下,在于收揽贤人之心,得贤人者得天下,把贤人当做自己的腹心,任贤使能,这样战略决策才不致落空。
《孙子兵法》还指出,将帅受命为将拥有临机制宜的权力,君主不能从中制御,“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尉缭子》也强调,将帅在军中拥有绝对权威。
“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
……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
”任用贤能之人为将,保证将帅行使职权,这是国家安定昌盛的重要保障。
历史上成就大事的老粗很多,老粗一般具有五个优点:
一是思想没有框框,没有书生气,不教条,敢想敢闯敢干;二是爱惜人才,肯放手用人,不吝啬权力,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三是尊重知识,听得进不同意见,从善如流;四是能吃苦,肯接近社会低层;五是从实际出发,不讲面子,不摆架子,不求小利,不图虚荣。
这些正是中国兵法对统帅的基本要求。
刘邦是个大老粗,但他具有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组织本领,这是他获得成功的本质因素。
试看今日天下,世界著名学府MBA出身的才俊遍布全球,但是他们之中又有几人能成为经济王国中的统帅?
在经济王国中的成为统帅的不少倒是那些出身平民、身经百战的老粗。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并说,有这么一大帮人为刘邦出点子,这位老粗取得天下,自然不是偶然的。
不要小看老粗,老粗能干大事。
三)误于隆中对
《古文辞类纂》中收有北宋兵法学者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但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虽胜犹败,最终导致垓下之亡;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
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
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
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
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难以进取天下,是战略上的失策。
毛泽东读此评点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
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从评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
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
诸葛亮指出,自董卓专断朝政以来,豪强蜂起,争雄天下。
曹操战胜袁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暂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人心归附,贤能之人尽心效力,可以联合为援,不可以为敌。
剩下可以图谋的地方只有荆州、益州两地,将军可在此建立根据地,安抚夷戎,修明政治。
一旦天下有变,可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向宛、洛进军,将军可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从隆中对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
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造成蜀汉政权短命。
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思想失略。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
《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掠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
《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
”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
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
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漩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
二是战略选择不利。
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保全战争的胜利。
《孙子兵法》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
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
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
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
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三是战略措施不力。
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
“战者,以形相胜者也”。
因此,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
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我方兵力相对集中,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
隆中对指出,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击,并取天下。
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
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
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
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刘备得孔明,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
可以看出,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兵法思想的渊源,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策划,诸葛亮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
诚可谓隆中对有对无策,诸葛亮有孔无明。
它较同时代郭嘉进言曹操的十胜论相差甚远。
对于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当时的人就已经有所认识。
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曾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
”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毛泽东把刘备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隆中对身上,一语中的,道前人所未道,独步古今。
我们批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误,并不是否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而是以此探讨治乱兴亡中的道理。
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关系。
诸葛亮读书不求甚解,未出茅庐即受到刘备的礼遇和器重,少年得志,独上高楼,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磨难,没有对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融会贯通,把握精髓。
他告诉刘备走上刘邦、刘秀的老路就能复兴汉室、取得天下,真乃千古笑谈。
中国兵法思想层面多、意境深,不同层面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的表述是矛盾的,但整体是一致的。
只有在人生曲折磨难的砺进中日积月累,才能领悟到中国兵法思想的意境和精髓。
毛泽东也正是在人生的磨难中重视中国兵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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