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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文章从危机应对看资本逻辑的弹性及其限度
从危机应对看资本逻辑的弹性及其限度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就与资本主义如影随形。
就目前来看,尽管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深层次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仍然“幸存”了下来。
资本主义一次次从危机中“幸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自我调整机制,其核心是资本逻辑的弹性。
自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三次大的经济危机,分别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危机、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滞胀”危机、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对这三次大危机的应对,突出反映了资本逻辑的弹性。
一、资本逻辑的弹性及其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处在不断迅速变革中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①。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所呈现出的反映资本主义客观现实活动的内在联系、运行轨迹、发展趋势,就是资本逻辑。
资本主义不断的变动和调整,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也表明了资本逻辑的内在弹性,即在外部作用下资本逻辑能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发生变化但又能保持其核心机制(基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增殖)不变的性质。
②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这种性质也可以说是资本逻辑主动适应外部环境、根据外部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延续和传播自身“基因”的能力,它主要包括三种能力:
(一)扩张能力
不断的向外扩张是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也是竞争压力之下的一种客观性强制力量。
通过扩张,资本逻辑得以向外复制和传播自身,并把越来越多的外部资源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系统中,以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吉登斯认为,“一旦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得以巩固起来而且不会有倒退,那么,资本主义运作的内在逻辑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迫使它继续不断地扩张。
”③资本逻辑的扩张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甚至也是对抗危机的一种方式。
(二)收缩能力
扩张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基调,但资本逻辑的扩张道路并非畅通无阻,当扩张遇到挫折时,例如遇到世界经济危机这样的重大危机时,资本主义体系可能会选择“以退为进”,适当进行资本逻辑的收缩,实施战略性退却,通过妥协和让渡部分非核心利益来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来渡过难关,并为之后的扩张打下基础。
因此收缩与扩张本身都不是绝对的,在收缩中增长着扩张的动能,在扩张中积累着收缩的动因。
(三)动态应变能力
资本逻辑具有应对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复杂局面的动态应变能力,以对外部变化作出及时的响应。
其应对的对象,既可能是内部的压力,又可能是外部的刺激或扰动;既可能是不利的因素,又可能是有利的因素;既可能是宏观变局,又可能是微观变动;既可能是短期的突发事件,又可能是长期的演化趋势。
④
资本逻辑的扩张能力、收缩能力和动态应变能力在空间、时间、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四个维度上发挥作用,使得资本逻辑表现出如下四种弹性:
(一)空间弹性
资本逻辑的空间弹性表现为资本逻辑在空间上的扩张或收缩,特别是在空间上的扩张。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趋势是
(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
(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⑤。
与空间上的扩张相伴随的是流通的加快,即用于穿越空间的时间的压缩:
“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
”⑥也就是说,空间上的扩张实际上要不断突破两层限制:
一是物理空间的边界;二是耗费在物理空间上的流通时间。
对这两层限制的突破,扩大了资本的生存空间,提高了资本的流动和积累速度,增强了资本的活力。
这种扩张主要包括:
一是资本逻辑在地理上的扩张。
这种扩张自资本主义一诞生就开始了。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资本逻辑的地理扩张的历史。
二是资本逻辑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殖民”。
资本逻辑在实体意义上的地理空间中扩张的同时,也在抽象意义上的“空间”中扩张,把此前不具资本属性的东西纳入资本的范畴,使之处于资本逻辑的掌控之中,即“资本化”。
通过这种“殖民”,资本渗透到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每个角落。
当然,也不排除在扩张的外部条件相对恶化时,资本逻辑会进行空间上的收缩,如在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
(二)时间弹性
资本逻辑的时间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时间的压缩,例如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就是通过对流通时间的压缩和加快周转来实现的。
二是在时间上向未来扩张。
资本逻辑向未来扩张最重要的工具是信用。
在时间意义上,信用是一种凭借过去的积累(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把未来可能的收益或价值在当下兑现的资格。
通过对信用的运用,资本逻辑能够把生产(通过期货等)、交换(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品、汇票等)、消费(通过按揭、信用卡、国债等)、分配(通过股票、期权等)从未来拉回到现在来“变现”,这样就把可能在未来实现的剩余价值或收益在当下变成现实,刺激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从而缓解眼前的危机。
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⑦。
在马克思看来,信用制度可谓资本主义的“巅峰之作”:
“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
”⑧资本主义对信用的纯熟运用,构造了虚拟经济世界。
如果说流通的加快是用时间来消灭空间,那么金融资本、虚拟资本就是用信用来消灭时间。
而虚拟资本那种似乎仅凭自身就能无限高速增殖乃至“无中生有”的表象,赋予其魔法般的神秘特性,因而虚拟资本作为垄断资本的最高形式,作为“资本的资本”,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金字塔尖和资本拜物教的顶点,受到了最高的膜拜,并周期性地引发狂热的投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⑨
(三)结构弹性
资本逻辑的结构弹性是资本逻辑在所有制、企业组织、分配结构上的相对灵活性。
在不改变资本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在所有制上,资本逻辑“退”可以国有化、股权分散化,“进”可以私有化;在企业组织结构上,“退”可以让劳动者参与管理,“进”可以业务完全外包、临时雇佣劳动者;在分配结构上,“退”可以推行高福利、高累进税,“进”可以推行紧缩财政、消减福利。
(四)运行机制弹性
资本逻辑的运行机制弹性表现在资本逻辑对国家干预的可容忍性。
接受国家干预,意味着资本逻辑放弃部分自主权,允许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对自身进行约束,而不像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那样能够自行其是。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运行不但受到国家调节性的干预,而且还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同盟的国际干预。
资本逻辑的弹性在如下三个层面起作用:
一是宏观层面,即国际和国家层面。
国家是资本逻辑实现其弹性的主要依托,是自觉实施自我调节的主体。
二是中观层面,即垄断资本集团层面。
以世界财团为代表的垄断资本集团在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决定资本逻辑调整动向的重要力量。
三是微观层面,即企业层面。
企业生产方式、积累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很多自发性变革体现了资本逻辑的弹性。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企业内部的调整都是资本逻辑弹性在起作用,如企业的管理优化、重组、运营模式变化等,就基本不涉及资本逻辑的弹性。
资本逻辑的弹性主要根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资本形态的可变性。
资本天生就具有形态的可变性,例如,其“经典”形式产业资本,就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
出于自身增殖的渴求,资本不会固定于某种特定形态,而是在不同形态中不断转换,并不断“开发”出新的形态,如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数字资本等,直到穷尽一切可能的形态为止。
二是资本的竞争性。
在竞争中,无论是单个私人资本,还是垄断资本集团,乃至国家垄断资本,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降低成本,扩大利润来源,缩短资本周转周期,提升自身竞争力,因而,从总体来看资本主义就可能出现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自我调整。
三是资本的流动性。
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资本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会自行流动到“成本洼地”或“利润高地”,这使得资本能够不断突破空间、时间的限制,开拓新的疆域。
四是资本关系的开放性。
资本关系是开放的,没有什么固定的外部限制,这样资本逻辑能够不断地从外界吸取养分,甚至向外界进行“学习”和“借鉴”来完善资本主义。
二、资本主义三次大危机中资本逻辑弹性的表现
资本逻辑的弹性使资本主义具备了自我调整的能力,从而使其能够在危机到来时进行紧急应对,在危机缓解时进行事后修补和远期变革,并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资本主义核心制度的稳定。
英国《泰晤士报》副主编阿纳托莱·卡列茨基指出,资本主义不断遭遇危机,但是最终都能化险为夷,因为资本主义总是以弯曲而不是断裂的方式来应对内外压力。
⑩资本主义的“可弯曲性”,就是资本逻辑弹性的体现。
资本主义对20世纪初以来三次大经济危机的应对,突出反映了资本逻辑的收缩能力、扩张能力与动态应变能力。
(一)“大萧条”危机后资本逻辑的收缩
1929-1933年的“大萧条”危机反映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
全面危机造成的残酷现实,宣告了此前被西方经济学主流奉为圭臬的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市场自动出清”论断的破产。
面对危机,为了避免遭受毁灭性打击,发达资本主义被迫“刹车”,让之前高歌猛进的资本“减速”,或者说,通过资本逻辑的收缩和回撤,来缓和劳资冲突,扩大有效需求,维护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
这种收缩是通过国家权力(政府)与垄断资本的直接结合来进行的,而这种结合的结果,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大萧条”危机后资本逻辑的收缩,反映在资本主义国家政策上,就是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全面转向偏重于需求管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1.所有制上的收缩
资本逻辑在所有制上的收缩反映了其所有制结构弹性。
在“大萧条”危机之后,国有企业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重要形式,例如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就创办了1600多个国有企业。
此外,在资本主义企业所有制形式上发生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员工持股、法人持股等变化,推进了股权社会化,使资本更具有社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2.国家调控机制
资本主义对国家调控的接纳体现了其运行机制弹性。
危机过程中,美国总统罗斯福设计了带有浓厚计划色彩的新政,并进一步引入了国家调控机制,实施了凯恩斯主义,国家作为“总资本家”使用类计划手段全面干预经济,从全面危机中拯救了资本主义。
“二战”以后西方广泛兴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力图通过国有经济、财政和货币调节、行政立法等手段,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平抑经济周期。
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广泛采用利率、汇率、存准率、税收及相关的干预经济法令等经济、金融杠杆来强力调控经济,通过“政府介入”缓解了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
在金融资本兴起之后,银行特别是中央银行成为国家与资本结合的重要枢纽,成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反过来,金融资本也日益渗透到国家决策过程中,甚至派出代表直接担任政府要员,力图操纵和影响政府政策。
3.员工参与管理制度
员工参与管理制度表明了资本逻辑在企业组织结构上的弹性。
“大萧条”危机后,特别是“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员工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的制度,推动“管理民主化”,并通过工会制度、“工资共决制”、劳资协商制度等,协调劳资关系,提升了工人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冲突。
4.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展现了资本逻辑在分配结构上的弹性。
福利制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对“大萧条”危机的症结——需求不足——的一种远期回应,是资本主义“需求调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对其分配关系的调整。
“二战”以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重视社会有效需求和社会就业,通过高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财税手段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救济、家庭特别救济等社会福利形式在全社会实施底线生活保障,承担起诸如健康、教育和社会安全等领域的公共责任。
不可否认,作为资本逻辑收缩和战后阶级妥协产物的福利制度,平衡了社会收入,有效平抑了社会收入和贫富差距,缓解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尖锐对立,提高了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了商品生产的需求,维护了社会再生产外部条件,为资本主义的运行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为剩余价值的实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我调整开拓了空间。
(二)“滞胀”危机后资本逻辑的扩张
1970年代到1980年代“滞胀”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运行若干年后变得低效,开支剧增,赤字高涨,国家不得不超发货币来弥补,由此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加上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利润率普遍下降,资本不愿投入到实体经济和实际生产中,造成了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现象,而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解释也束手无策,于是自由放任主义以新自由主义的面目粉墨登场,重新占据主流地位并主导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制定和经济运行,并在此后作为“华盛顿共识”输出到全世界。
从根本上来说,“滞胀”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缺乏动力,也表明资本主义在特定空间和时间内达到了其限度。
为了解决剩余价值生产的停滞问题,应对“滞胀”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政策从调节需求为主转向调节供给为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实施国家干预。
相应地,资本从“总体守势”转为“总体攻势”,“大萧条”危机后持续了几十年的资本逻辑的收缩逆转为扩张,一方面在所有制、劳资关系、收入分配等方面重新变得强硬,不断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在空间和时间上加速扩张,即不断突破原有的空间和时间界限,将自身体系和生产方式扩展到外部空间,甚至向未来拓展,力图通过这种扩张,一方面给剩余价值的生产注入动力,另一方面为缓解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打下基础。
列斐伏尔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指出,资本逻辑的空间扩张是为资本主义“续命”的重要法宝:
“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的无限扩张性和自我突破性,资本主义发现自己有能力淡化自己一个世纪以来的内部种种矛盾的手段:
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
”(11)无独有偶,哈维也认为,“资本主义唯有透过扩张,才能逃离自身的矛盾。
扩张同时是(社会需求和需要,人口总量等等的)强化及地理延伸。
资本主义要存活,就要存在或创造积累的新空间”(12)。
而全球化,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逻辑的地理扩张最主要的表现。
此轮全球化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为什么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长足的发展?
这里固然有20世纪下半叶的科技革命等的影响,但是也不可忽视“滞胀”危机的影响,正是由于这场危机,迫使很多资本主义企业走出国门,成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发掘原材料供应地、产品生产地以降低成本,开拓消费品市场以获取更大、更稳定的利润来源,在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廉价丰富的外部资源(如人力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同时,也获得了释放外部化成本(如生态成本)的新的空间,总的来说,资本逻辑拥有了新的作用空间和缓冲地带。
(13)伴随着地理上的扩张,资本逻辑在抽象空间上的扩张也在加速进行。
例如,房地产业就是社会空间资本化的结果(14),人力资源产业是人力资源资本化的结果,文化产业是文化资本化的结果,社交媒体产业是社会交往资本化的结果,碳交易等是生态环境资本化的结果,大数据产业是数据信息资本化的结果,相应地就有地产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交资本(15)、生态资本、数字资本等。
在未来,资本逻辑甚至可能进一步侵入人类自身,有可能会出现人类自身生产的资本化、人类情感的资本化等。
“滞胀”危机后,资本逻辑在时间上大力向未来拓展,金融资本和虚拟经济高速发展,透支消费盛行。
以透支消费为例,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借贷方式使得消费者能够预支未来收入,提前实现消费愿望。
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来说,资本主义消费方式向未来的扩张暂时弥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掩盖了生产扩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在当下的爆发。
另一方面,消费主义使大众通过消费达到个体欲望的满足,进而对社会现状普遍认同。
对此,马尔库塞指出:
“把人变成贪婪的消费机器是现代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的真正秘密所在。
”(16)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债也是透支消费的一种形式,不过是国家先“消费”(不同于消费者的“末端消费”的“前端消费”)了,然后再凭借国家信用来借钱。
不可否认,在金融和虚拟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大萧条”危机那样的传统经济危机和“滞胀”危机的风险大大降低了:
第一,资本运行效率提高了,过剩资本更容易找到去处,从而阻碍了资本贬值;第二,在一定程度上逃脱了产业资本在竞争条件下平均利润率下降的“魔咒”;第三,由于减少了实物商品在本国的生产,降低了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资纠纷等风险,同时缓解了本国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
即便存在过剩,通过前述的消费主义也能大部分消化。
(三)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逻辑的动态应变
“滞胀”危机后,在资本逻辑的大力扩张之下,资本主义似乎已从危机中走出并恢复了活力,直到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
这次危机所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直到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仍未走出此次危机的阴影。
不过,在此次危机面前,资本逻辑也并非黔驴技穷,而是吸取了此前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采取多种手段综合应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局面,着重体现了动态应变能力。
在国家政策层面,区别于之前的需求管理为主和供给管理为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此次危机的应对是需求与供给并重的综合调节。
1.危机和压力的隐性转移
转嫁和输出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常用手段,在此次危机之后,危机的转移相对于此前表现得更加隐蔽。
一是向本国人民转嫁危机。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是资本家最常用的渡过危机的方式,这种显性的危机转移容易激起工人的反抗。
在当代,危机的损失更多地由资本主义国家来隐性转嫁给人民大众。
例如,在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通过临时国有化等方式,用广大纳税人的钱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让普通民众为金融家疯狂投机导致的泡沫破灭买单。
二是向外部输出危机。
不同于“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通过战争的方式向外输出国内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转嫁更多采取的是隐蔽的金融方式。
在此次危机发生后,凭借美元处于“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开动印钞机大印美元,把危机输出到全世界。
发达资本主义输出的危机不只是经济危机,还有生态危机等。
直到目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以资源再利用的名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垃圾,将生态危机转移给这些国家。
2.收缩与扩张的平衡
在此次危机发生后,发达资本主义不再单一地运用资本逻辑的收缩或扩张方式,而是同时运用这两种方式,在有的领域进行收缩,如推行“逆全球化”、“再工业化”、“去金融化”,而在有的领域进一步扩张,如放松此次危机后曾一度收紧的金融管制、进一步解除对资本介入政治的限制(如2014年美国取消政治献金的上限)。
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力求控制收缩与扩张的力度,维持收缩与扩张、需求与供给的平衡。
3.弹性积累
弹性积累是资本主义最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后福特主义”积累方式的代表,被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弹性积累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弹性雇佣,包括:
合同弹性,不强调劳动者与企业的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薪资弹性,根据雇员的个人情况而不是由工会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来确定雇员薪资,并且薪资在雇员之间相互保密;时间弹性,不一定是8小时工作制,可以是部分工时或弹性工时。
二是弹性生产。
生产根据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或订单随时进行调整,通过小批量生产尽可能减少库存,降低滞销风险和仓储成本。
弹性积累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利于资本主义规避风险:
一是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灵活生产”、“动态生产”和“按需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生产的盲目无序状态;二是使得劳动者处于更加分散和无组织的状态,无法团结起来与资方进行谈判和斗争;三是降低了可变成本。
弹性雇佣制度下,资方可以将工作进行广泛的地区分工和外包,某些服务业甚至可以进行国际外包,在雇员工资上的投入可以更少,并且由于机构的精简和扁平化的管理,管理成本也大大降低。
4.科技敏感性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体现出了较强的敏感性。
科学技术曾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抵御危机的重要依靠力量。
今天,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越发敏感。
例如,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积极通过风险投资等为科技创新提供条件,并且广泛运用前沿科技来强化自身,如越来越多地运用人工智能来提升生产率、减少人力成本,运用大数据技术来把握大众行为、心理和消费需求,而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则有可能将新一轮科技创新带向新的高度。
资本逻辑的收缩能力、扩张能力与动态应变能力的作用,重点对应的是需求调节、供给调节和综合调节,三者构成了辩证法的正、反、合,并分别对应着资本主义的制动机制、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它们共同构成了抑制巨大周期波动、稳定资本主义运行的负反馈机制。
制动机制、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
这三种机制既是社会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具体体现,也是制度规范、体制运行、政策措施的内在作用机理。
动力机制释放着社会发展的能量,制动机制保证社会运行在合理范围之内,平衡机制力求使动力机制和制动机制之间达到优化、协调、配合,并对外界的扰动做出合理反应。
(17)三种机制共同构成的负反馈机制,则使得系统能够不断通过“自我否定”来纠正发展过程中的偏差,防止失控,保持系统的总体稳定。
三、资本逻辑弹性的限度
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的有弹性的系统,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保持系统的有序状态和基本稳定,而资本主义对危机的响应,就是一个从“失稳”到“回稳”、释放压力、减小震荡的过程,也是一个根据“输出”来反向调节“输入”的负反馈的过程。
但是,资本逻辑的弹性也是有限的,三种弹性能力都有其各自的限度:
1.资本逻辑收缩的限度
资本逻辑在所有制上收缩以不损害资本主义私有制为限,在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上的收缩以不干扰资本增殖机制为限,在企业组织结构上的收缩以不妨碍资本对企业的控制为限,在分配上的收缩以不影响到资本的长期平均利润率为限。
总之,不能触动资本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改变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
“滞胀”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资本逻辑收缩的限度。
危机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浪潮,就是资本逻辑收缩到一定程度以致触及到资本统治集团核心利益而引发的反弹。
正如罗斯福1936年10月23日广播演讲中所说的:
“在美国,没有人比我更加坚信私有企业、私有财产和私人利润制度。
”恩格斯也指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18)。
2.资本逻辑扩张的限度
资本逻辑在空间上扩张的限度是地球的物理空间(包括资源和生态的承载能力)和人类全部的生活世界。
哈维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每个方面、每个领域和世界一切地方都占主宰地位,那么就很少或没有空间留给进一步的积累(人口成长和新社会需求与需要的创造,就是仅有的选项)”(19)。
资本逻辑在时间上扩张的限度是特定时期实体经济通过杠杆所能支撑的虚拟经济的上限,或者说,是使用价值通过杠杆所能支撑的交换价值的上限。
超过这个上限,资本逻辑的时间弹性就将失效。
连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都认为,“经济危机是维持一个弹性的货币和信贷体系(其持续扩张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20)。
反过来说,资本主义货币和信贷体系的持续扩张,必然导向经济危机,即便它不表现为经济危机的“标准形式”。
金融危机就是经济危机被压制住而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资本逻辑在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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