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尹宽 郑超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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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尹宽郑超麟
记尹宽郑超麟
记尹宽郑超麟
(王凡西校)
一.小引
二.自明团
三.工学世界社
四.少年共产党
五.王辩
六.左派反对派
尹宽是二十年代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共产党工作和群众运动,他在革命失败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产党工作,他写了不少的宣传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带动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彷徨歧路时候毅然离开史大林主义的轨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去,一直到死他还坚持着托洛茨基主义。
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点和错误,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宽在中国革命史上仍不失为一个值得人怀念的革命家。
小引
我的革命朋友中,认识最早的、相知最深的要数尹宽。
尹宽可以说是第一个引导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
我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到法国,十二月中旬便进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文的。
这个中学第一次收中国学生,特辟一个法文补习班,特请一个教师来教我们。
全班除一人外都是福建籍的学生,陈炯明派来的,每年有本县公款三百元补助的半官费生。
约二个月之后,华法教育会又送来几十个学生,另开一个法文补习班。
这一班学生中就有尹宽。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辑中,我找不到尹宽的踪迹。
并非每个勤工俭学生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踪迹。
但凭我以上的记忆,即他一九二○年二月间到圣日耳曼中学来这件事实,我可以借助于这本书推断他是乘安德烈朋号轮来法国的。
此轮,在上海载去学生五十多人,在香港载去四十多人,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抵马赛,与勒苏士号载去的学生从伦敦转来法国的人差不多同时到达巴黎。
所以圣日耳曼中学新开的法文补习班中既有尹宽,又有汪颂鲁,熊志南及其它几个乘勒苏士号来的贵州学生。
安德烈朋号乘客,上述书中没有全部名单,只有江苏、浙江、河南三省学生名单,故找不到尹宽姓名。
我从别处知道,向警予、蔡和森、蔡畅以及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也是乘此轮来法国的。
由此可以想见,尹宽在轮船上就已认识了蔡和森。
在圣日耳曼中学里,福建班学生和外省班学生,畛域分明,首先是语言隔阂。
福建学生每人能说普通话,但一般都说不好,少数人说得好的,究竟不如说方言畅快。
语言不便使福建学生同外省学生发生隔阂,在福建学生中也发生了漳州话和客家话之间的隔阂,因此又发生地域隔阂。
旧漳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漳州话,旧汀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客家话。
两府学生时常争吵,以至于打架,有一次还请张继来学生中间做调解工作。
我在反感之中也受到了教育。
开始,我也难免有地方主义,但受了教育后很快就从地方主义发展为汀漳一家的思想,福建一家的思想,全国一家的思想,以至于全世界一家的思想。
但比语言更重要的是文化程度的差异,福建学生是落后的。
福建学生也经过了五四运动,但汀漳二府的五四运动简单是抵制日货的运动,而不是新文化运动。
外省学生大多数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那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例如尹宽就是芜湖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对于他们说来,抵制日货和新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
他们一面组织学生出去检查日货,同以当地商会为组织的资本家阶级面对面斗争,一面手不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出版的杂志。
他们互相争论「文言和白话」、「三纲五常」和「赛先生德先生」,甚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
汀漳二府的学生不知道这些问题,即使知道一点对之也没有兴趣。
他们爱说的是如何发财,如何物质享乐,如何个人奋斗,成名成家;他们向往的是南洋群岛,是华侨生活,充其量也是资本主义。
他们动不动就开口相骂,甚至挥拳相打。
他们对于外省学生含有敌意,称之为「外江人」。
外省学生很快就感觉到这些福建人「野蛮」。
有个湖南人明白说出这个感想,于是一部分福建人就准备去「问罪」,即是要打这个湖南学生,结果没有打起来。
我在这一批同乡中没有谈话的对象。
他们感兴趣的话,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话,他们不感兴趣。
有时与外省人交话几句我倒发现有许多同感兴趣的问题可谈。
至少,我可以向外省人借书看。
福建学生的行箧中没有一本《新青年》等的新文化杂志,没有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的新书,这也是福建学生落后的证据。
反之,外省学生则有很多这类的书刊。
我的第一本《新青年》就是在轮船上向一个外省学生借来的。
确切点说是一个福建学生向外省学生借来看,看不下去,然后我拿起来看。
这本《新青年》登载了一个叫做陈独秀的人写的一篇非圣无法的文章,最后用「不塞不行,不止不流」二句话来反对孔子。
(按:
这篇文章题为《宪法与孔庄》,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三期)当日,我写日记时长篇大论大骂陈独秀。
可是从此我有了瘾,借了更多的《新青年》以及其它的新文化杂志来看,外省学生来到圣日耳曼中学后我就向他们借这类书刊来看。
我早已不骂陈独秀了。
自明团
外省学生中有几个明白事理的人,他们并不骂福建学生野蛮,而是像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徒一般要感化野蛮人。
他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甚微。
我这个爱借新书看的人特别引起他们注意。
贵州学生汪颂鲁特别喜欢帮助我向别人借书,喜欢同我谈话、讨论问题。
他在我背后替我宣传,引得更多的外省人同我谈话。
自然不可以把我上面说的话绝对化了,好像三十几个福建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同外省学生有思想上的接触。
另有一个或二个福建学生也有些接触,不过性质上多少有点不同。
他们是为了「交朋友」,我则是为了求知识。
一天汪颂鲁带我到学校内一个偏僻课堂的门口去。
课堂内没有人,门是锁着的,门前走廊上站着一个高而瘦的人。
面孔像煮熟的螃蟹壳。
汪颂鲁作了介绍,说这人名尹宽,我听了不觉暗笑,叫作「尹长」不是更适合些么?
这个人未等寒喧,立即向我作了一篇演说。
内容,我自然忘记了。
从此以后,我们三人常常会聚在一起讨论问题。
为了不致引起别人惊怪,我们往往到校外圣日耳曼森林内的空地石凳上去谈话。
渐渐地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来研究学问。
讨论名称时,我建议叫做「自明团」,他们二人立即接受了。
为什么叫做「自明团」呢?
因为当时《新青年》发表了张崧年一篇文章,介绍以罗曼罗兰为首有名的知识分子发表的一篇《精神独立宣言》。
张崧年给每个签字的人作了简单的介绍,对于不久之后获得龚古尔文学奖金的巴比塞,除介绍他本人外,还说他组织了一个团,叫做「光明团」。
我不知怎样在巴黎一条小街道上寻找到了光明团出的刊物《光明》的地址,订了一份《光明》。
那地址是一个小书店,卖革命书刊的。
我的法文学得比他们二人好,常常告诉他们以革命书刊的内容。
汪颂鲁说:
「你这个名称取得好,要向别人说道理,自己先要懂得这道理。
」我们的计划是以三人为核心先组织起来,然后争取别人加入的。
可是,没有增加一个人,最后连团体本身也无形消灭了。
团体成立不久,暑假到了。
外省学生全部离开学校,福建学生大部分离开学校,只有少数人没有离开,我是其中之一。
人分散了,但「自明团」没有解散。
我们决定以通信来联系。
暑假分手以前,在讨论问题中,我和尹宽二人之间就常有争论。
分手以后我们用通信来争论,争论的是宗教问题。
当时接受新文化的青年都是反对宗教的,但出人意外的是尹宽赞成宗教。
他赞成的不是某一具体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之类,而是宗教精神。
他认为必须有宗教徒那种百折不回、甘愿为信仰而忍受牺牲的精神。
没有这个精神便甚么事情也做不成功。
他举一个例说,有些勤工俭学生写回家信,信封上要写「大中华民国」,这个「大」字就是宗教精神。
可见,他所谓「宗教」,意义是很广泛的。
后来争论就演变为理智和感情孰优孰劣的问题。
我主张感情应服从理智,他则相反。
我们反复辩难,来往的信都写得很长,双方的信,我都保存下来,连同汪颂鲁的调和的短信。
争论自然没有结果,但不记得怎样没有继续下去。
一九二一年,我住在墨兰,认识了曾琦,谈得颇投机。
他要拉我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我虽未参加,但拿我和尹宽关于宗教问题的来往信给曾琦看了。
曾琦说《少年中国》准备出反对宗教的专号,他要拿这几封信去发表,我征求尹宽同意,尹宽反对,理由是:
「不成熟的」。
这些信,我还是保存下来,但以后遗失了,不记得何时遗失及怎样遗失的。
当时我们的思想确实是不成熟的。
我们三人的思想都停留在《新青年》的水平上,而且是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的水平上,一九二○年的《新青年》已经谈社会主义了,但我们没有跟上去。
一九二○年十二月下半月,我终于离开了圣日耳曼中学而住到墨兰来。
当时,汪颂鲁住在巴黎,尹宽住在墨兰。
巴黎生活费太贵,房租就出不起;墨兰是外省小城市,适合于我的经济条件。
法国有二个外省小城,读音相近,都有中学,都收中国学生补习法文。
一个叫Melun,一个叫Moulins。
二者读音,法国人是容易分别的,但其中第二音节中国人很难分别,前者一般译为墨兰,后者一般译为慕兰,也有其它的译名。
墨兰是「塞纳-马恩省与曼因」县(有人译为「省」,其实面积只有中国一县大)的县城。
后者是「阿里耶」县的县城。
二县都在法国中部,前者偏北,后者偏南。
我搬去的是墨兰城。
在巴黎东南四十公里,塞纳-马恩省河岸上,巴黎至马赛的铁路经过市外,人口不足二万。
中学有几十个中国学生补习法文,市内也有不少中国人赁屋居住,自炊自濯,自己学习。
我是来此自学的。
在圣日耳曼,不能过这种生活,因为房租太贵。
在墨兰,除租赁人家余屋之外,还可以住小公寓,房间简陋,但租金便宜。
我住的就是小公寓,可以向公寓主人包伙食,但我宁愿自己烧饭。
我不是通过尹宽,而是通过一个在墨兰中学补习法文的中国学生预先租好公寓房间的。
这个人曾在圣日耳曼中学补习过,我忘记是谁,可能是四川人秦治谷。
尹宽住的是人家的余屋,他东奔西跑,不常在家。
不久,汪颂鲁也搬到墨兰来。
他也租赁人家余屋,虽然比我多付房租,但比巴黎公寓的房租节省得多了。
我们三人之中谁也不再提「自明团」的事情。
我们各人思想都有发展以至于分歧。
这时恰好爆发勤工俭学生的群众运动。
对中国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进行斗争,同时群众内部也发生分化和斗争。
法国各地方,有勤工俭学生聚居的,都派代表到巴黎西北近郊的小镇拉加伦哥隆来。
那里有个花园洋房的别墅,坐落在盘特街三十九号,是一位法国有钱的老寡妇赠送给中国侨民的。
门前挂「华侨协社」牌子,表明是好几个华侨团体公共使用的,事实上是华法教育会一家独用,它处理有关勤工俭学的一切问题。
我们同国内通信也在这里转交。
屋子三层都作办公室,无工可做又无钱求学的人则住在地窖内;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园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
一九二一年初,那里住了不少的人,各地代表到达后便在那里开会。
当时群众已形成了两个核心:
一个叫做蒙达尔派,另一个很难用简单的名称概括起来,故称为「另一派」。
蒙达尔派提的口号是:
生存权和求学权——意思是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保障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求学,即供给勤工俭学生进学校的一切费用。
另一派则提出劳动权口号,只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设法让勤工俭学生能进工厂做工。
自然还有其它次要的分歧,双方在群众前辩论,而且写成文字,胶印多份散发。
辩论发展为谩骂和诬蔑。
另一派骂蒙达尔派为「寄生虫」,为逃避自食其力的劳动,而要求上层社会的豢养;他们根本反对蒙达尔派号召的二月二十八日去巴黎巴比伦街中国公使馆请愿,以为请愿是可耻的。
蒙达尔派则说另一派受了公使陈箓收买,破坏群众运动。
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只有蒙达尔派的群众来巴黎请愿,大闹公使馆,结果被法国警察冲散了。
另一派则不参加这个「二八运动」。
我自己当然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因为我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半官费生」,因此我一向误记为另一派也参加了「二八运动」。
近年看到了李隆郅于这个事件的回忆,才知道另一派并未参加这个运动。
李隆郅的回忆文章说:
「二八事件包围大使馆,我们没有参加。
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世炎是受了陈箓的收买,因此对于这个事件不积极参加。
其实,我和世炎虽不同意这个行动,但对中国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的行为表示愤慨。
因此,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便明确表示:
(一)坚决反对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
(二)应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学会。
」这话是可信的,另一派确实没有参加二八运动,我以为他们也参加了,是出于误记。
李隆郅回忆文章中其它部分的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则不是完全可信的,例如文章有意冲淡了两派之间激烈的对立和斗争的事实。
我虽置身事外,但知道了和记得了这些事实。
我的两个朋友恰好分属于两派:
尹宽站在蒙达尔派方面,而汪颂鲁站在另一派方面。
他们各自向我说本派的好话而丑诋敌派,我由此知道了双方的主张及其遗闻轶事。
有时,尹宽和汪颂鲁在我家中见面也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
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好的,他们各人对我也是好的,但他们中间已经丧失友谊了,见面时候点点头,内心互相鄙视。
但也不在我面对说对方的坏话。
我置身于勤工俭学生群众运动之外,把运动消息当作与己无关的社会新闻。
也不去判断两派争论谁是谁非。
我不想去认识两派中的活动人物,但通过尹宽和汪颂鲁,双方都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虽然并不重视我这个人。
有一天,李隆郅来墨兰看一个甚么人(不是汪颂鲁),不知怎样到我的小公寓来,推开我的房门,说他叫李隆郅,顺便来认识一下。
我知道这个人,正要招待他坐下来谈谈,他不坐,说有事情就要走,改日再来谈,从此直至三年之后我才在上海同他见了面。
那时他已改名李成了,次年再改名李立三。
我那时还在准备考大学,自修法文、数学及其它科学,同时通过《人道报》和《光明》杂志以及国内出版的书刊去关心当前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理论。
我试译《光明》杂志上一篇法郎士的文章,投寄《东方杂志》,居然发表出来了,并寄来稿费。
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可是直至今天六十二年之后我尚未看过这一期《东方杂志》。
汪颂鲁约我合译一本法文书,我选定了当时新出的一本《文学入门》,是法兰西学院一位有名的院士爱弥.法格(EmileFaquet)着的。
一面译,一面写信给胡适,问他要不要这本译稿。
当时胡适主编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很快收到胡适寄来的明信片(也可能是商务印书馆某个职员用胡适的名义写的)。
嘱寄去看看。
我们译好便寄去了,从此没有下文。
这几个月的翻译工作,促进了我的法文知识。
也给了我以许多有关世界文学发展的知识,书未出版,领不到稿费,我也不在乎。
在翻译的过程中,汪颂鲁把关于波兰文学的一章单独抄出,寄给《学艺》杂志,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个编辑是汪颂鲁的朋友却发表了,译者用汪颂鲁、郑超麟之名。
我在甚么刊物的广告上看见目录,但至今也未看到这期杂志,更未得到稿费。
奇怪的是我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目中看到了一本《文学入门》(或类此的书名),也是法格着的,但系另一个人翻译的。
是否商务印书馆收到我们的译稿后,认为书是好的,但翻译不好(翻译当然不会好,因为我当时只学了一年多的法文),找另一个人重翻出版呢?
我对于此事如此没有兴趣,以致于懒得买一本来研究一下。
工学世界社
尹宽当时就不赞成我做翻译工作,也不赞成我读《光明》杂志。
一天,他拿一本法文的《共产党宣言》给我,要我看。
他说:
「这本书,有学问的人看了,不见得欣赏,工人看了,则每句话都说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立刻就会接受的。
」我早知道这本有名的著作,但自己是不会去买来看的。
尹宽给我的是一本字体很小,纸张很薄的书,法国共产党人印出来向群众宣传的。
我拿到了尹宽介绍的书,自然要看下去,同时知道这是蒙达尔派拿给尹宽看的书,尹宽对我说的那几句话也一定是蒙达尔派拿书给他时对他说的话,我看了《共产党宣言》,随后又看了尹宽拿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看了这二本法文小册子,我增加了不少的知识。
更多知道「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的内容。
如此而已,我自己未曾在工厂做工,周围的朋友也没有在工厂做过工的人,我仅仅把各派社会主义当作学说,社会主义著作上的话都未能说到我的切身利益,我是在「探索真理」,在各种学说中探索我所认为的「真理」,但尹宽以及他背后的蒙达尔派显然已经把「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奉为唯一真理了。
尹宽和汪颂鲁确实是二个不同类型的人。
一年前,在圣日耳曼中学,我们三人的思想根本是一致的,即都是「新青年派」,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等等。
一年以后,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这种思想了,我们都在探索,尹宽受了蒙达尔派的影响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是在探索;汪颂鲁也在探索,但不久就落后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
三人思想进程不同,明显是受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所决定的。
这里,我说的不是一般的规律,而是就尹宽、汪颂鲁、郑超麟三个人的具体经历来说。
尹宽喜欢说自己的家庭出身,并非同我熟悉之后才同我说,而是一认识我就同我说了,似乎第一次见面,在圣日耳曼中学课堂门口的走廊上他站着向我发表长篇演说之时就告诉我他的家庭出身。
他说,他的父亲是农民。
家里很穷,他少时就在田里劳动,也在私塾读书。
私塾先生看见他很聪明,很会读书,可以造就为人才,于是有意培养他,物质上支持他(我想,当然不是先生自己拿钱培养他,因「十个先生九个穷」),送他进新式学校,最后送他到芜湖进农业中学。
五四运动中,他在芜湖成了学生群众的一个领袖。
我欣赏尹宽是桐城人,我交了一个桐城人朋友,因为我在中学学的是桐城派古文,读的是桐城人姚鼐选的《古文辞类篡》。
那时人家说桐城人出门只说自己是桐城人就够了,不必说安徽省桐城人,安庆府首县是怀宁,但与桐城并举时人家不说「怀桐」而说「桐怀」等等。
《新青年》虽然骂「桐城谬种」,我虽然不再作桐城派古文,但余威还在,对于桐城的向往尚未泯灭。
反之,我却不欣赏尹宽的农民家庭出身。
我是世代地主家庭出身的,从我上朔五代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到我父亲一代成为破产的地主,但我还是看不起家乡农家出身的读书子弟,这种人各地方都有。
我这个感想总是放在心里,后来没有说出来的。
事实上,我很佩服尹宽。
他读的书也许没有我多,但比我从书中得到更多更大的益处。
他没有书呆子气,能办事,能辩论,能指挥群众,能演说,而在群众面前说话时又能随机应变。
这些,我是自叹不如的。
自然,他的优点之中也包含了缺点。
他是五四芜湖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很活跃。
在五四运动中,安徽各城市的学生没有芜湖闹得凶,省会安庆学生运动也不如芜湖。
高语罕、恽代英都曾在芜湖教书,恽代英在宣城教书,但常来芜湖讲演,自然发生了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尹宽怎样活动,我今天已经说不出来了。
他也许根本没有同我说起,可能说了但我忘记。
我是从其它安徽学生知道一点尹宽的作用的。
我身边有一本安徽省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一九八○年第一辑(总第二辑),其中几篇文章记载芜湖的五四学生运动,可是翻遍这些文章只发现一处提到尹宽,即在介绍李慰农烈士时提到李慰农「后与尹宽(硕夫)等同时赴法参加勤工俭学」,在记载芜湖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时都把尹宽姓名抹掉了。
例如,《芜湖学生运动记略》一文内记载「二农」(全文是「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风潮开除五个学生时只记何其巩、王思、马寅寿三个姓名,另二个姓名就不记了。
我自然不能补叙尹宽在芜湖这一段生活,我想后人可能找到史料。
我只说,在法国,安徽学生都是把尹宽看作领导人而表示敬意的,但又都在背后骂他或说他坏话。
唯有李慰农一人始终跟着他走。
以后我还有机会说到李慰农。
在法国,尹宽还领导全体安徽学生,争取安徽省军阀政权拨款救济本省学生,所以安徽学生的经济情况比四川、湖南学生好些。
上面提到二农被开除的学生何其巩。
此人,三十年代中期做了国民党政权的北平市长,不是蒋介石嫡系,而是宋哲元委任的。
尹宽在芜湖同他关系很好,第二次被捕时写信向他求援,他也出了力,以致尹宽此次没有判刑而从南京卫戍司令部解去反省院。
这与其它政治犯经过自首而解反省院的,是不同的。
尹宽怎样参加了蒙达尔派的呢?
蒙达尔派绝大部分是湖南人,一个安徽人怎样会加入其中呢?
以前我没有去弄清楚这个问题。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同他一道由上海第一看守所解去提蓝桥大监狱,关在一个囚室,谈话间想起了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他。
他告诉了我如下的情节。
他同蒙达尔派早有来往了,但思想尚未一致。
蒙达尔派很看重他这个人,蔡和森特意派欧阳泽(字玉生)从蒙达尔到墨兰来,住在尹宽家中,天天同尹宽讨论问题,最后说服了尹宽。
这就是说,尹宽由此从复杂的混乱的思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
经他一说。
我想起了一九二一年我搬到墨兰那个小公寓自炊自学时几次在尹宽家中看见一个湖南青年,叫做欧阳玉生的,介绍之后他也同我谈思想问题,谈人生观。
谈一般的哲学。
至今我还保留着如下的印象:
这个人很有学问。
当时,我对于哲学发生了兴趣,找中国杂志来看,同时也找法文书来看。
我在中文书中看到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笛卡儿;我在法文书中看到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Descartes。
我如此幼稚,竟不知道把这二个人名联系起来。
欧阳玉生同我谈笛卡儿,我知道,我也能够同他谈,可是一次他说了笛卡儿。
接着就用法文注释「德斯卡特斯」,于是我恍然大悟:
原来笛卡儿就是Descartes。
欧阳玉生同我一样读错了法国字。
Descartes不应当读为「德斯卡特斯」,正应当读为笛卡儿或德卡尔。
但由此我承认欧阳玉生知道得比我多。
最近看到新发表的《贺果日记》,我还可以确定欧阳玉生到墨兰来去的具体日期。
贺果日记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由此可以看到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尔开大会(第一次大会),贺果从商巴尼(Champagne)来蒙达尔,会毕,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回去。
这日的日记说:
「上午八时偕寿圃,富春回商巴尼;同车者有特夫,兼士往巴黎转郎西去;有欧阳君玉生往木兰去。
……」木兰即墨兰。
这就是说:
欧阳玉生是工学世界社大会后决定派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的。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说:
「早五时十八分附车赴巴里,与驻巴代表谈话一切。
商及直接行动办法。
下午偕尹君赴木兰,晚宿尹君寓所。
」巴里即巴黎。
这就是说:
尹宽也参加了「二八运动」,也是一个领导人,事前五日亲自去巴黎,同蒙达尔派的人商议行动计划,当日便同贺果回墨兰,留贺果住在自己家里。
贺果来墨兰是有作用的。
二月二十四日日记说:
「上午木兰公学同学会商,结果赞成直接行动,签名的十二人。
下午偕欧阳君来商巴尼。
和笙已自蒙达尼归。
晚印公启五十份,明早即发」,和笙就是利瓦伊汉。
他当时也住在商巴尼。
那次,商巴尼的学生派贺果去巴黎,派利瓦伊汉去蒙达尔,派另一个人去枫丹白露。
贺果由巴黎再到墨兰去动员。
更重要的是由此知道,欧阳玉生做尹宽工作已经成功了,二月二十四日离开墨兰回商巴尼去。
欧阳玉生在墨兰共住了五十三日。
二月二十八日,尹宽无疑去参加了包围公使馆这个直接行动。
发生这一切时,我都住在墨兰,但事后才知道这个运动。
尹宽事前毫未告诉我。
这是难怪的,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勤工俭学生,此外我当时的思想也是落后的。
尹宽给我法文《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看,当是二八运动以后的事情。
提到欧阳玉生,尹宽在上海市监狱内还告诉我一件事情。
欧阳玉生是蔡畅第一个爱人,这我知道。
尹宽告诉我,这人生了肺结核病,在甚么地方租了房子养病,蔡畅特意从蒙达尔住到那里去,服侍他。
帮他烧饭,洗衣服。
两人是自由恋爱的,但「蔡伯母」不赞成。
「蔡伯母」看中了李富春。
里昂大学事件中,欧阳泽同蔡和森一起被遗送回国了,两人的关系从此断绝。
(也可能遣送前就已断绝了的。
)蔡畅留在法国,同李富春住在一起,没有同她的母亲和嫂嫂一起回国。
少年共产党成立后,这两夫妇参加。
我记得李富春出席了第二次大会,但我未见过蔡畅,他们转来苏联时,我已回国了。
我未回国前,莫斯科东方大学收到了欧阳玉生从湖南寄来一本日记。
用毛笔在十行纸上写的,给蔡畅,此时蔡畅尚未到莫斯科。
我们都拿来看了,我从头看到底。
日记大多数是思念蔡畅的话。
第一篇讨论的是「人死观」的问题。
那时他的肺病已经很重了。
我由此联想到他在墨兰同我说「人生观」问题。
贺果一九二一年四月廿五日日记说:
「下午因为欧阳玉生的人生问题特开谈话会。
会场在森林中,欧阳谓「人生的究竟怎样,谁也不能解答,所以人生是无意义的。
凡人的行动都是无意义的。
……」经数人数小时的讨论,归结到人生等于凡生物之生存,所以是形而上学的空想,必须提开,专注重既生以后的生的方法。
以为人的意义就在于「生」,所以人的一切举动是维持并且增进人的「生」。
由此可见,欧阳玉生到处拉人谈「人生观」问题,至死还纠缠在人生观问题上。
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都要纠缠这个问题。
但二十年代,我们已经抛开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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