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新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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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新解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新解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新解
“断章取义”是一个极具贬义的成语。
意思是说只断取文章的一段话或一句话,以达到歪曲文章原意的目的。
这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学风,并常成为一种卑鄙害人的手段。
孟子便是遭遇“断章取义”迫害的千古第一人。
他的一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竟被曲解成了为封建帝王制造专制统治的理论依据。
于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文革”中,遭到了亿万人民的“批倒批臭”,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俗话说:
“祸从口出。
”孟子惹的这个“祸”,起因于2000多年前的一场辩论。
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在一次和农家辩论中讲出来的。
更让后世批判者抓住把柄的是,孟子还将这次辩论整理成文字,洋洋洒洒1000多字,全部收入了《孟子・滕文公》中。
殊不知,这的确是一桩断章取义的千古冤案!
农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
他们以研究上古时代的炎帝神农氏为己任,强调农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推动农耕生产。
与孟子同时代的农家代表人物叫许行。
两千多年前的那场辩论便是由他而引起。
根据《孟子・滕文公》记载,有一年,许行带着他的学生从楚国来到滕国,登门求见滕文公,说:
“我在很远的地方就听说您施行仁政,很愿意得到一个住处而成为您的臣民。
”滕文公给了许行一个住处。
许行就和他的几十位学生,穿着粗麻编织的衣裳,靠编草鞋、织席子开始在滕国谋生、讲学,传播他的农家观点。
不久,宋国著名儒家学者陈良去世。
他的学生陈相带着弟弟陈辛背着农具等各种生活用品,从宋国也来到滕国谋生。
陈相见到滕文公说:
“听说您推行尧、舜、禹一样的圣人仁政,那么,您也算得圣人了。
我们很希望成为圣人的臣民。
”滕文公接纳了陈相兄弟。
陈相很快结识了许行,对许行的农家学说发生极大兴趣。
于是抛弃了原来的儒学,开始全身心地向许行学习农学。
有一天,陈相拜访正在滕国游学的孟子,向孟子谈起了许行常对他们说的话:
“滕国的国君滕文公的确称得上是贤明的君主,虽然如此,但他还是不完全懂得做贤明君主的道理。
贤明的君主应该与老百姓一起种地得到粮食,还要自己早晚做饭,同时再兼行治理国家才对。
而现在滕国又有粮仓又有钱库,那就是用损害老百姓利益来奉养自己,这怎么能算贤明的君主呢?
”
陈相讲得津津乐道,对老师许行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他一点也没觉察出,许行的话中包含着极为偏执的观点。
以儒家对治国的深刻理解,孟子一下子就听出许行的话十分偏执,而陈相却十分浅薄地赞赏许行这种说法。
孟子当然要和陈相辩论了,以免农家谬论流传。
但孟子没有直接批驳许行的偏执,而是顺着陈相转述的话不断提问,以使浅薄的陈相明白许行的偏执。
孟子问:
“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种庄稼然后才吃饭吗?
”
陈相说:
“是这样的。
”
孟子又问:
“许先生一定自己织出布来然后才穿衣服吗?
”
陈相说:
“不是的,许先生穿粗麻编织的衣服。
”
孟子接着问:
“许先生戴帽子吗?
”
陈相说:
“戴帽子。
”
孟子问:
“戴什么样的帽子呢?
”
陈相说:
“戴白色的粗绸帽子。
”
孟子追问:
“是他自己织出来的白绸子吗?
”
陈相说:
“不,是用粮食换来的。
”
孟子继续追问:
“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
陈相说:
“那样就会妨碍耕地种庄稼。
”
到这里,孟子已让陈相自己说出来织布和种庄稼是不能兼职的。
孟子接着又问:
“许先生用陶制的瓦罐煮饭、铁制的农具种地吗?
”
陈相说:
“是的。
”
孟子追问:
“这些器具是许先生自己制做的吗?
”
陈相说:
“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
”
孟子继续追问:
“农民用粮食换取陶器-、铁器,并没有损害陶工、铁匠;陶工、铁匠用自己制造的器具来换粮食,难道能说是损害农民了吗?
而且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烧陶炼铁供自己使用呢?
为什么这么忙忙碌碌地跟各种工匠去交换呢?
而且许先生为什么还如此不厌其烦呢?
”
孟子一连串的追问,让陈相无言以对,只得说:
“各种工匠干的活,本来就不可能在种地的同时又去兼着做。
”
这正是孟子要的答案。
孟子反问道:
“那么,难道治理国家的事情就能在种地的同时兼着做吗?
”
紧接着,孟子说出了招致千古冤案的那句结论性的话。
孟子这段结论性的话,是把上面的辩论升华到哲理高度,从本质上告诉陈相:
我们辩论的本质是社会分工问题,是全天下必须遵循的普遍法则。
孟子的原话是这样的: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
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故曰: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音:
sì)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
译成白话就是:
“(天下的事情),有王公、贵族要做的事,也有老百姓要做的事。
(这里有必要对“大人”和“小人”的解释作一个说明:
在春秋战国时代,通常称诸侯王公、大夫、贵族为“大人”,而侍奉他们的随从、佣人称为“小人”,也泛指下层百姓;与我们今天称那些思想阴暗、卑劣自私的人为“小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一个人的生活而言,各种工匠的制品都不能缺少。
如果必须自己制作之后才去使用,这简直是驱使天下的人疲于奔命。
因此可以这样概括起来说:
全天下有的人劳动心力,有的人劳动体力;劳动心力的人管理人,劳动体力的人被人管理;被人管理的人养活人,管理人的人被别人养活。
这是普天下通行的法则。
”
至此,孟子有理有据地批驳了农家许行的偏执观点,提出了儒家的科学观点:
人类的社会活动必须有分工。
而农家对这样一个天下通行的法则都不懂。
同时,孟子在这里从哲理的高度将社会主要分工概括为“或劳心,或劳力”,即社会主要分工是: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并且将这两种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得淋漓尽致。
在这场辩论中,孟子为了说服陈相,紧接着又用陈相也认可的圣人―尧、舜、禹的事迹,来说明农家的谬误和社会分工的深层含义。
尧、舜、禹都是远古时代为天下百姓操劳的帝王。
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无不把他们当作圣人尊崇。
孟子告诉陈相:
尧帝看到天下洪荒遍野,猛兽横行,忧虑天下百姓生活不定,便精心选拔了舜来治理天下,并最终把帝位禅让给舜。
作为管理天下的帝王,能为天下百姓找到贤才,是多么伟大的仁德,难道还要因为尧没有亲自种地而要贬低他的圣德吗?
孟子又告诉陈相:
舜为治理天下日夜操劳,派伯益掌管山林降伏猛兽,派禹疏通九河治理洪水,派后稷(音:
jì)指导百姓耕地种粮,派契(音:
xiè)教化百姓知人伦讲礼义。
舜将天下管理得清明祥和,难道还要因为舜没有亲自种粮做饭而要否定他的圣德吗?
孟子还告诉陈相:
后来接替舜为帝王的禹,在带领百姓治理洪水时,疏河道,凿山川,一连八年风餐露宿,四处奔走,三次经过自己家门都没空进去,哪里还有空亲自种粮食呢?
大禹治服洪水,才使我们子孙能在中原大地上得以
生息,难道还要因为大禹也没有亲自种粮而否定他的圣德吗?
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做封建帝王制造专制统治的理论来批判,显然是把“劳心者”当做封建帝王了。
因为人们痛恨封建专制的黑暗、腐朽、残暴、压迫,因此,理所当然地痛恨封建专制的“劳心者”。
而孟子这里讲的“劳心者”又的确包括帝王(但不仅仅单指帝王)。
然而从孟子讲完这句话的举例中,我们清楚地知道,孟子指的制帝王是像尧、舜、禹那样的圣王,是为全天下操心的帝王,而决不是指为一己之天下的封建专制帝王。
历代封建帝王使用孟子的话维护他们的统治,是他们利用了孟子在民众中的威信,欺骗了民众而已。
如果封建帝王都能成为孟子心中的尧、舜、禹那样的“劳心者”,那么,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还会有那样多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吗?
儒家始终是把“大同世界”作为他们的社会目标来追求的,而“大同世界”也是需要“劳心者”管理的,而管理“大同世界”的“劳心者”必须是像尧、舜、禹一样道德崇高、勤勉为民的圣王。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千古冤案,还有一个关键字:
“治”。
断章取义者认为“治”就是“统治”。
那么,“治”到底是不是指“统治”呢?
“统治”是政治专用名词,是指凭借权力控制、管理国家和地区等。
今天的人们更愿意将“统治”理解为“凭借权力的控制”。
如果是“封建统治”,那么显然是一个更加令现代人极不愉快的贬义词了。
而孟子在这里讲的“治”,极为明白的是指尧、舜、禹这样圣王的“治”。
这些圣王为众生教农耕、治洪水、谋福祉,是在“治理”天下,决不是在“统治”天下;这些圣王让众生懂人伦、讲礼义、有秩序,是在“管理”天下,也不是在“统治”天下。
最终尧选中了贤明的舜,禅让了帝位;舜又选中了贤明的禹,禅让了帝位,这就更不是为一己之私“统治”天下。
把这样的“治”解释为“统治”,强加在孟子头上,孟子的的确确是冤枉的。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按照孟子的本意,应该解释为:
“靠心力劳动的人治理、管理人,靠体力劳动的人被人管理、治理。
”
以上用了五节的篇幅,解读了孟子记录的那场辩论的全部文字,我们就十分清楚地知道了,孟子这里不是在为专制统治制造什么理论根据,而是在揭示他发现的社会管理的真谛。
孟子与陈相的辩论,实际上就是儒家观点与农家观点的碰撞和交锋。
这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是极为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
正是在这样的辩论交锋中,各家都在阐述着各自认为的“真理”。
或许,孟子意识到他与农家辩论的某种“真理性”内容,所以才将这场辩论整理成文字,收入《孟子》一书。
那么,孟子在这场辩论中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孟子发现了社会是有分工的,而这种分工又由交换联系在一起。
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尽管社会还是农耕社会,但各种不同的行业出现了。
有种粮的,有织布的,有烧陶的,有打铁的,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行业,便使每个行业都能不断壮大,并以行业间商品的平等交换来达到他们之间的生活互补,从而使社会达到平衡、稳定和发展。
孟子发现了这种社会分工的进步性,而农家却不懂得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反而要求国君要跟农民一样种粮食。
这种观点在今天谁都知道很荒谬,但在两千多年前,那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见呢!
其次,孟子发现了社会最重要的分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而这种分工靠税赋联系在一起。
孟子讲的“劳心者”,我们翻译成“用心力劳动的人”换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脑力劳动者”;同样,“劳力者”就是“体力劳动者”。
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
”就是从全社会劳动性质讲,大的分工就两种:
或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
孟子进而作了解释: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就是告诉我们:
脑力劳动者治理、管理人,体力劳动者被人治理、管理。
(这里孟子只注意到了社会管理意义上的分工,没有意识到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是脑力劳动者。
这大概就是历史局限性吧!
)孟子接着又作了一个开诚布公的解释:
“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
”这里“食”读作:
sì,同“伺”,拿东西给人吃的意思。
孟子是在告诉人们:
体力劳动者要养活人,脑力劳动者被人养活。
靠什么“养活”呢?
靠税赋,税赋是社会分工的调节杠杆。
税赋制度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里,已经很普遍地使用了。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的这一理论概括,是前无古人的。
直至今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也还在沿用着吗?
再次,孟子发现了社会分工中无论“劳心者”还是“劳力者”,都是“劳动者”,都要付出“劳动”;在社会分工中,没有不劳而获者。
这个发现对“劳心者”意义尤其巨大。
对于诸侯国的君王,要像尧、舜、禹一样“劳动心力”,为国家臣民去操心,不能整日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对于各级官吏,也要像尧、舜、禹一样“劳动心力”,为国尽忠、为民出力,不能无所事事,更不能搜刮民脂民膏。
孟子的这个“劳”字,是不是对今天的社会管理者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呢?
我以为是有的。
最后,孟子发现了在社会分工中,无论“劳心者”还是“劳力者”都是“人”,都是平等的人。
“劳心者治人”,这个“人”,显然是指“劳力者”;而“劳力者治于人”,这个“人”,显然是指“劳心者”。
在这里,孟子把他们都统称为了一样的“人”。
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奴隶制残余势力仍然强大,封建等级制度正在构建之时,孟子的这种不顾职位高低、等级贵贱的平等称谓,就是向当时社会的一种挑战。
同时,也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朴素的平等认识—管理者是人,被管理者也是人;缴税赋的是人,享受税赋的也是人。
这是儒家学说中难能可贵的人本思想。
在孟子之前的中国古籍中,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社会是必须分工的;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社会的主要分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治理关系;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社会分工中人人都要劳动,人人都是平等的人。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的这些极具进步意义的发现是伟大的,强加在孟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应该平反了。
作者李荣胜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副社长、副编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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