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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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
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
秦川
内容提要“虞初体”是古代小说文献的一种体裁,它经历了由明代的《虞初志》系列对汉代《虞初周说》的变革,再由清代的《虞初新志》系列对明代的《虞初志》系列的变革。
它的变革,既体现了编选者小说观念的不断变化,也体现了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对后世小说乃至于其它体裁文学的创作和编选均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明清“虞初体”变化影响
所谓“虞初体”,是指以我国小说之祖“虞初”之名来命名的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一种体式,亦即古代文言小说文献的一种体裁,在内容上多以辑录情文并茂的传记文学名篇于一编。
“虞初体”作为古代文言小说文献的一种体裁,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其内涵经历了多次变革,即由汉代的《虞初周说》到明代的《虞初志》系列的变革,再由明代的《虞初志》系列到清代的《虞初新志》系列的变革。
它们陈陈相因,又不断变革,且各具特色,在我国古典小说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虞初体的源头——《虞初周说》
“虞初”本为人名,虞初其人是西汉河南洛阳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他曾根据《周书》改写成《周说》,即《虞初周说》。
班固《汉书·艺文志》录小说十五家,其中就列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张衡《西京赋》也有“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之说,可见,“虞初”就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作家,《虞初周说》也就是最早的个人小说专集(我们称之为别集)。
虞初所作《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已亡佚,具体内容无从得知,故此书现在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但无论如何,《虞初周说》作为虞初个人的“小说”专集是无可怀疑的。
“虞初周说”即虞初说周的倒装,也就是虞初讲说周朝故事之意,这是历史上、学术界所公认了的,这除了上文所及《汉志》书目和张衡所言外,还有清代《周书》研究专家朱右曾的考证,朱氏在他的《逸周书集训校释》卷十一中认为,《山海经》、《文选》、《太平御览》等书中所引《周书》实际上是《虞初周说》的逸文,并确认《虞初周说》的逸文(逸文见下文所引)不是史而是小说。
兹将逸文引录于下:
1、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十数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
(《山海经》郭璞注十六引)。
2、穆王田,有黑鸟若鸠,翩飞而跱于衡,御者毙之以策马佚,不克止之,踬于乘,伤帝左股。
(《文选》李善注十四引)。
3、岕山,神蓐收居之。
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圆,神经光之所司也。
(《太平御览》三引)
据朱右曾说,这三条逸文均不见于今传《周书》(《汲家周书》或《逸周书》),而其词旨又大不类于作为史籍的《周书》;从内容上看,它们讲说的是史事,故其类似后世的“讲史”小说;从其语体上来判断,上引《虞初周说》逸文所用的语言在今人看来,毫无疑问是“文言”,但把它与《周书》或当时的史书的语体相比,就显得通俗上口得多,决不同于当时史籍的语言风格,可说是那个时代的通俗白话(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卷十一)。
现代第一个为小说写史的作家鲁迅也认为《虞初周说》是小说书,并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引张衡之说,还将《虞初周说》写人其小说史中。
由此学界推断出《虞初周说》是西汉时期的“讲史平话”,如上海书店出版的《虞初合集出版说明》中讲得很清楚:
“虞初是西汉武帝时的宫廷稗官(即说书人),他在宫廷中敷说前朝故事,亦即周朝故事,犹如赵宋王朝的说书人讲五代史事一样”,这都充分肯定了《虞初周说》的小说性质。
虞初在中国小说史上,尤其是在平话小说史上的先驱者,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贡献是巨大的。
但必须指出,《虞初周说》作为小说书,还只是作为虞初个人的小说专集而载入中国古代小说书目和中国古代小说史册的,尽管他也把自己的“名字”作为小说的书名,但它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虞初体”的概念。
“虞初”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虞初体”既有着本质的区别,即“虞初”是为小说的代名词,而“虞初体”则是小说文献的一种体裁;但它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后代的小说或小说书籍却不断地重复着“虞初”的名字。
作为“小说”概念的如:
(1)凌性德《虞初志》序云:
“虞初之成旧矣,梓虞初之家,亦夥矣。
”
(2)钮琇《觚》自序云:
“是知虞初小说,非尽出于荒唐。
”(3)方廷瑚的《客窗闲话》题词云:
“何曾体例仿虞初,耳作闻时手即书,似此心花生笔底,添毫颊上更何如?
”作为小说书籍的名称就更多了,如无名氏的《虞初志》、汤显祖的《续虞初志》、张潮的《虞初新志》、黄承增的《广虞初新志》等等都是沿用“虞初”之名。
由此可见,“虞初”和《虞初周说》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虽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虞初体”,却是明清“虞初体”产生和发展的渊源所在。
(二)“虞初体”的形成——《虞初志》系列的出现
“虞初体”的出现是在明代。
明代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编纂的鼎盛时期,不但数量是空前的,而且有影响的编选家及其选著也是非常突出的。
如李贽、汤显祖、冯梦龙、袁宏道等人都是蜚声说海,树帜艺林的大家,经他们选辑、点校的诸多文学文献、小说文献,大多都是影响大、价值高的作品,“虞初体”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出现的。
而作为“虞初体”的开山之作《虞初志》,由于书中所选主要是唐代传奇志怪名篇,特别是传奇名篇,类似于鲁迅先生编选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选的《唐人小说》等传奇集,其文学性强、文学价值高,于是仿作续作不断涌现,便形成《虞初志》系列。
又由于《虞初志》系列著作都是采用《虞初志》的选文标准和风格体例,故《虞初志》便成为一种小说选集的标准和范式,亦即我们所说的“虞初体”。
由此可见,《虞初体》的出现,对“虞初体”的确立起了奠基作用,它在中国古代小说总集的编纂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但由于最初的《虞初志》编者未著姓氏,后世流传过程中,辗转翻刻,增删不定,涉及点校辑评者多,各种书目记载不一,以致孰为原本,往往不清。
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著录”《陆氏虞初志》八卷,云此书属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千顷堂书目》亦著录《陆氏虞初志》,但没有卷数和编者姓名;明代万历间吴兴凌性德刻七卷本,题“石公袁洪道参评,赤水屠隆点阅”,据凌氏刻本中王释登的序,知此本为翻刻吴仲虚的七卷本;现通行本皆为七卷,学界多以为是吴仲虚的传本。
各本卷端总目均题“石公袁洪道参评,赤水屠隆点阅”,前有汤显祖、王穉登、欧大任、凌性德等人的序。
当今的学界一致认为《虞初志》通行本是吴仲虚的传本,已成定论;否定为《续齐谐记》作跋的都穆之甥(陆友)是此书的编刻者亦成定论。
但对《虞初志》最初的版本是否是《陆氏虞初志》,汤显祖点校的《虞初志》与诸家汇评本是否是同一个本子,汤显祖点校的《虞初志》与其《续虞初志》是否相同,如此之类,说法不一。
争论不休的大致有这样几种:
1、宁稼雨根据《重编说郛》本《续齐谐记》的跋(题“至元甲子吴郡陆友记”),认为陆氏当为陆友,陆友是为《续齐谐记》的作跋者,非为《虞初志》的编辑者,继而否定历史上曾有过《陆氏虞初志》。
而上海书店出版的《虞初志合集》出版说明认为《陆氏虞初志》八卷早已失传,并推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七卷本)当为最早的刻本。
2、上海图书馆藏明刻《虞初志》八卷本的“卡片”题“汤显祖辑”,而其书中的“附叙”却题“后云”,可见“卡片”与书中情况不相符,出现了矛盾。
3、汤显祖的评点本与诸家汇评本以及汤氏的《续虞初志》常常混为一谈。
对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弄清它们的真实情况,进行了一些考证。
第一,宁稼雨否定曾有过《陆氏虞初志》,其理由不充分;而上海书店《虞初志合集》“出版说明”推测今传《虞初志》七卷本则是删陆氏最后一卷的删节本也不符合现存《虞初志》版本的实际。
笔者以为《陆氏虞初志》八卷本为《虞初志》原本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的翻刻本七卷本不是删陆氏八卷本而成的。
据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虞初志》目录后的圣“附叙”(即编者自叙)说:
“《虞初》一书虽出自稗官野史,然其文词皆唐人的铮铮者也。
故自薦绅大夫骚人墨士咸乐观之,其版元为陆氏家藏,迄今数载则残缺者几半矣。
余不忍其散逸,更加补辑仍为原书,以公之同志云。
”《叙》后有“后云”图章。
显然,现存最早的完整的《虞初志》当是后云所辑补的《陆氏虞初志》本,由于后云特别喜爱这本书,今见其“残缺几半”,“不忍其散逸”,因而在补辑时尽力回忆,还其原貌,故此书“仍为全书”。
全则全矣,但毕竟不是原书,不过补辑本与原书的差别可能不会太大。
第二,“陆氏家藏”不等于陆氏编辑,陆氏家藏的《虞初志》可能是别人编辑的,也可能是藏他自己的,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只得存疑待考。
不过《陆氏虞初志》这个本子确实有过,且为《虞初志》的最初版本。
第三,上海图书馆《虞初志)“卡片”径题“汤显祖辑”是明显的错误。
因为此书的编者附叙已清清楚楚地签署着“后云”,而汤显祖并无“后一云”的字号,“后云”当为另一个人无疑。
第四,汤显祖点校本《虞初志》与今通行本《虞初志》(诸家汇评本)以及汤氏的《续虞初志》不是一回事。
今学界将汤显祖点校《虞初志》与今传诸家会评本《虞初志》混为一谈,又将汤显祖点校《虞初志》与汤氏《续虞初志》混为一谈。
这种错误的肇始者是清代的张潮。
张氏在他的《虞初新志》“自叙”中说:
“此《虞初》一书,汤临川称为小说家之珍珠船,点校之以传世,询有取尔也。
”在“凡例”中又说:
“《虞初志》原书不载选者姓名,汤临川续编,未传作者氏号,俱为憾事,或属阙文。
”很明显,张潮所说的《虞初》一书,仍为我们今所见通行本,亦即吴仲虚、凌性德等人的刻本。
后世仍承张潮之误,至今未得到澄清。
汤氏确实点校过《虞初志》,但绝对不是诸家会评本。
尽管今传本有汤显祖的评语和序,甚至还将汤氏的《点校虞初志序》放在首位,好像此本就是最早的《虞初志》版本,但实际上此书不是汤氏的点校本。
这只要将今传本的卷目与汤氏的《点校虞初志》“序文”一对照,就明显地见其破绽。
如今传本有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十七条,实为《续齐谐记》全书(因为此书只有十七条);还有薛用弱《集异记》十六条,亦为全书(因为此书也只有十六条);其余皆为唐代传奇、志怪名篇。
而汤显祖的《点校虞初志序》说:
“《虞初》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
”观今通行本,未见有沈约的文字。
查沈约著述,小说只有《迩言》和《俗说》两种,而《迩言》史志未录,早已亡佚,未见逸文。
《虞初志》中若有沈约的小说,就只能是《俗说》中的“十数条”。
既然汤氏的原评本有梁·沈约的“十数条”,而今本则无,这说明汤氏的原评本是另外的本子,与今诸家会评本不是一回事。
汤氏的评点本与汤氏的《续虞初志》也不是一回事。
这理由很简单,因其评点本早已失传。
而《续虞初志》也是与诸家会评本完全不同的本子。
这有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书库藏万历刻本(四卷)可证。
据宁稼雨先生《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说此书(美国藏本)题“汤显祖若士评选,钱塘钟人瑞先校阅”,书中所收“均在《虞初志》之外”当为续作无疑。
从上面所列书名来看,后云补辑陆氏本、吴、凌翻刻本均名为《虞初志》,而《明史·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的与美国藏本皆称《续虞初志》,只是前者为八卷,而后者为四卷,美国藏本当为明史著录本的节录本或残本。
今传凌性德翻刻本是根据吴仲虚刻本,今传本与补辑陆氏本的篇目及其排列顺序完全相同,只是分卷小有差异。
这说明后世传本是近承吴仲虚刻本,而实际则是由后云氏补辑的陆氏《虞初志》流传下来的。
现将《陆氏虞初志》补辑本(八卷)与今传本(七卷本)对照列一简表于下:
卷次
《陆氏虞初志》
卷次
凌刻《虞初志》
一
续齐谐记、集异记
(一)、集异记
(二)、离魂记
一
续齐谐记(凡十七)、集异记(凡十六)、离魂记、虬髯客传
二
虬髯客传、柳毅传、红线传、长恨传
二
柳毅传、红线传、长恨传、韦安道传
三
韦安道传、周秦行记(并论)、枕中记、南柯记
三
周秦行记(并论)、枕中记、南柯记、松岳嫁女传、广陵妖辞志
四
松岳嫁女传、广陵妖辞志、崔少玄传、南岳魏夫人传
四
崔少玄传、南岳魏夫人传、无双传、谢小娥传、杨娼传、李娃传
五
无双传、谢小娥传、杨娟传、李娃传
五
高力士外传、东城老父传、古镜记、冥音录
六
高力士外传、东城老父传、古镜记、冥音录
六
莺莺传、霍小玉传、柳氏传、飞烟传
七
莺莺传、霍小玉传、柳氏传、飞烟传
七
任氏传、蒋深传、东阳夜怪录、白猿传
八
任氏传、蒋琛传、东阳夜怪录、白猿传
显然,吴、凌翻刻本是根据后云氏补足的《陆氏虞初志》刊行的。
结论:
《虞初志》最早的本子是《陆氏虞初志》(已失传,陆氏与陆友不当为同一个人),汤显祖点校的《虞初志》亦失传。
现存最早的《虞初志》当为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虞初志》补辑本(即由后云氏补陆氏之作),但上海图书馆此书的卡片题“汤显祖辑”则明显有误。
后来凌性德据所谓吴仲虚刻本,其底本实际为上海图书馆藏后云氏补辑陆氏本。
今所见通行本均为明刻《陆氏虞初志》补辑本的传本;八卷、七卷并非删节,只是分卷的不同而已。
美国藏汤显祖《续虞初志》四卷,当为《明史·艺文志》著录的八卷本的节本或残本,它们与陆氏传本是两个系统,不能混为一谈。
《虞初志》出现之后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其仿作、续作之多,而且还有不少人进行评点,如明代的艺术大师汤显祖、李蛰、袁宏道等人都评点过《虞初志》,还为之作序,予以宣传。
这种编选现象,不是一般地体现了文人趋尚,而是小说观念和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虞初志》系列所体现的小说观念和时代精神
明清“虞初体”系列是指先后出现的几个以“虞初”命名的小说总集,它们是:
后云补辑陆氏《虞初志》、汤显祖的《续虞初志》以及邓乔林的《广虞初志》。
它们虽然借用了“虞初”之名,实际上,它已不再是《虞初周说》那样的说前周的平话故事,而成了“小说文献”的代名词;它也不像《虞初周说》那样属于个人的小说专集(即别集),而是遍选名家小说集于一编的“文言小说总集”。
这无论是在小说内容方面,还是在语言风格方面,“虞初体”系列著作对《虞初周说》进行了一次变革,即为创作转向为编选,由辑个人之作转向为辑他人之作。
这种变革都充分体现了明代选家小说观念的发展。
小说观念发展到明代,已近成熟,《虞初志》系列所选篇目已充分体现出这一点。
首先是“小说”的概念已逐渐由广义向狭义转变,所选作品偏向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更加注重文学性。
选家与作家不一样,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自发的活动,或是一种情感发泄的方式;而评选家的评选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目的的、自始至终处于自觉的、理性的编选活动。
明代的选家们在难以数计的各种广义小说概念的书籍中选出具有较高文学特性的名篇佳作来并加以评点,如《虞初志》所选几乎都是唐人名篇,小说意味、文学性较突出,这是小说观念的一大进步。
不仅编选家是如此,就是刻书家亦如此,如凌性德翻刻《虞初志》就注意将所有评点过此书的评点大师们的评语和序文都汇刻于一编,成为会校会评本,尽管也有些张冠李戴(如汤显祖的评序本为另一种书),但这种张冠李戴正好反映了凌氏的艺术眼光。
书中附评、序,尤其是名家的评、序,不仅可以抬高此刻的价值,而且也能为读者进行合适的导读。
正如凌刻《虞初志》“例言”中所说:
“批评遂遵石公遗本,复采之诸名家,以集众美,使观览者一展卷,而《虞初》之精彩,焕然在目矣。
”这就把读者带入了“虞初”的艺术殿堂,让读者跟随着评点家一起去领略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无穷趣味,这对小说观念的发展无疑是具有促进意义的。
其次,“虞初志”系列的编选刊刻是社会时代的产物。
明代经济的发展,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各类通俗读物,尤其是消遣性的读物的需求日益增大。
当代作家所创作的白话小说和戏曲还难以完全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这就促使选家从前人的旧作中(亦有从当代人的作品中)去选取一些好的作品刊刻出来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这也是明代选刻特盛的原因之一。
《虞初志》系列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
有了《虞初志》还不够,于是又有《续虞初志》(汤氏续作)的选刻,续之不够,又进行“广选博采”,故有《广虞初志》的出现(广汤氏之作)。
由《虞初志》到《广虞初志》,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虞初小说也就越选越多,这对保存和传播中国古代小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明代商品经济的影响下,编选、刊刻不仅是一项收集、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一项牟利的商业性活动。
编选者、刊刻家除了看重文学作品自身的价值外,也非常注重它们的商品价值,有时甚至是商品价值摆在第一位。
这主要表现在总集中附评点和序跋,尤其是名家的评序。
因为一部作品能不能畅销,与有没有名家的评点和推荐有很大关系。
有许多评点和荐序与作品的实际情况相符,即如所评,是真正的好作品。
但也存在着拉广告作伪的现象,如或假托名家,张冠李戴;或明标评点,实无评语,这也对后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如凌氏翻刻的《虞初志》,本不是汤氏评点作序的原本,但凌氏将汤氏之评序阑入其中,尽管此刻所选均为佳作,但毕竟不是汤氏原作。
若不是凌氏有意作伪,至少也是一种不严肃的编刻态度,未加考证,径署其名,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四)清代“新虞初体”小说总集的特点
到了清代,“虞初体”又发生了一次变革,它由明代编选前人的小说名篇转向到清代编选当代人的优秀传奇、传记文的变革,即由明代的通代型转为清代断代型的变革。
这种变革,既是社会时代的产物,也是小说观念变化发展的结果。
“新虞初体”的开派之作是张潮的《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产生之后,续作、广作接二连三,绵绵不断,如郑醒愚辑《虞初续志》、黄承增辑《广虞初新志》,近代又有《虞初近志》、《虞初支志》、《增广虞初志》等书的刻印,于是形成《虞初新志》系列,我们称之为“新虞初体”。
张潮的《虞初新志》作为“新虞初体”的开派之作,由于它的选录标准和对小说艺术的追求,已为当时文士所推祟,故其选文的标准和风格体例便成为“新虞初体”的标准范式。
那张潮的选文标准是怎样的呢?
张潮已在其《虞初新志》“凡例”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兹集效《虞初》者选集,仿若士之点评,任诞衿奇,率皆实事,搜神拈异,绝不雷同。
庶几旧调翻新,敢谓后来居上!
”可见,张氏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表现为“趋新”的倾向。
他惟恐新作有漏选,还特地敬告读者:
“海内名家,尚多未传之作”,“第愧搜罗未广,尤惭采辑无多。
凡有新篇,速祈惠教”。
文学的生命在于“新”,而普通人都具有喜新厌旧的心理,正因为张潮的《虞初新志》具有“新奇”的特点,故在其刊行之后,很快成为畅销书,不仅“家有其书”,而且还远播到国外,于是遍搜博采海内名家新作成为一时风气。
如郑醒愚《虞初续志》序曰:
“余闲取国朝各名家文集暨说部等书,手披目览,似与山来先生《新志》之外,尚多美不胜收。
爰择录其尤雅者,名曰《虞初续志》。
非敢谓开拓万古心胸,有闻乐观止之叹。
然其文其事,则可以咤风云,锵金石,助尘谈而备轩之咨访者也。
”而黄承增又以《新志》、《续志》“搜罗未广,百余年来前人全集既多刊行,后起作家亦复林立,余为补收博采成《广虞初志》四十卷。
事多近代,文多时贤,奇而核,隽而工,亦尤心斋所云,或足资学士大夫开拓心胸,涤烦祛倦之一助云。
”(黄承增《广虞初新志序》)
如果说明代“虞初体”小说总集遍选前人旧闻以满足广大市民读者的需要表现为“俗”的特点的话,那清代遍选当代名家之作以满足文人学士的需要则表现为“雅”的特点。
因为他们选文的艺术标准是刻意追新,具体表现为故事要“翻新出奇”、“绝不雷同”,即“事多近代,文多时贤”;行文要隽雅工丽、“文字高雅”,决不拾人牙慧,以期使读者产生“美不胜收”、“有闻乐观止之叹”的印象和感受。
这应是小说艺术观进步的表现。
“一代之文与一代之事皆一代之风气所为”(徐士銮《宋艳序》),其选当时人的新作本身就是现实感加强的表现。
今观“新虞初体”所选,真正烙上了清代这个特定时代的印记。
清代封建统治极为严酷,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令人畏惮,相当一部分文人学士相继走上了穷经考据的学问之路。
因此,此期的选刻也多半体现为浓厚的学士风气,所谓“任诞衿奇,率皆实事”,“驰情渔猎,多属世说稗官”之类的强调,则明显融入了清代“实学”、“考据”的时代特点,又表现出正统文人的治学风格。
从“小说”的概念来看,“新虞初体”所收范围更加广泛,小说的概念更加宽泛。
如诗、记、说、书、序等都收了进来,可见其小说的概念还只是小说萌芽、产生时期的“小说”概念。
“小说”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在唐代传奇和明代一些艳情、剑侠题材中,小说的观念已发展到与今天的“小说”概念类似。
可是到了清代的“新虞初体”却又把“散文”、“序文”均入小说,这似乎是小说观倒退的倾向,但它毕竟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新品种,特别是他对作品艺术的追求和强调,对后世小说艺术性的提高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综上所述,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其编选的范围和标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即经历了由明代的《虞初志》系列对汉代《虞初周说》的变革,再由清代的《虞初新志》系列对明代的《虞初志》系列的变革。
它们的变革虽然蕴涵着一定的时代因素,小说观念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但编选家们对小说艺术的追求却是日益提高的。
“虞初体”的历史变迁,既体现了编选者小说观念的不断变化,也体现了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它们既是社会时代的产物,也是小说观念发展变化的产物。
特别是它们的变革所体现的是一种艺术发展的眼光,这不仅对后世小说的创作和编选产生着较大的影响,而且也给后世其它体裁的文学创作以启示。
原载:
《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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