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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教育综述
中国近代教育综述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的清代教育
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教会学校的兴办
(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除割地赔款的直接掠夺外,还在中国攫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大量特权,而后者更是它们对中国经常性侵略的体现。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除军事、政治侵略外,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
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
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主要是通过基督教会的传教士来实施的。
早在明朝末年,就有利玛窦(MatteoRicci)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并获准居留传教。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而也为它们进行文化侵略打通了道路。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
“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须一体保护。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更具体规定在通商的“五口”,法国人“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
“倘有中国人将佛朗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损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传教士的活动也逐渐扩展到中国内地直至边疆地区。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出版图书、发行报刊以控制思想舆论。
鸦片战争刚结束后的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出书介绍西洋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动物学方面的知识。
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也办起了美华书馆。
传教士早期编译的教科书,如《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等均在此印刷出版。
最早的刊物是183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
在中国文化教育界影响最大的是1868年在上海创刊的《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
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说:
“很早以来中国人最大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
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
”他的结论是:
“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版物。
”控制了出版权就等于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思想舆论,可以通过出版物宣扬西方文明的先进,丑化中国,为列强的侵略活动和干涉中国内政提供借口。
但这些出版物也传播了大量有关西方政治、学术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信息,对中国人了解世界、促进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力图控制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培养它们的代理人。
利用教育活动宣传、推广宗教本是基督教的传统手法,而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它们兴办教育又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W.Mateer)曾直言不讳地说:
“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西方侵略者在华兴办教育是十分积极的,教会势力渗透到哪里,随之就有办学活动开展起来。
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招收中国学生,但学校的设置、教学和管理各方面都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完全按自己的目的和方式去教育学生,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极大侵犯,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所特有的现象。
西方传教士除自己办学外,还积极插手中国人办的新教育。
所谓“洋教习”充斥当时各新式学堂,往往还把持着学校的决策管理权。
如中国第一所官方举办的近代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名义上隶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际上由英国人赫德(hart)操纵,美国传教士丁韪良(MartinWilliam)任总教习。
他公然说赫德是同文馆的“父亲”,而他是同文馆的“保姆”。
维新运动时创立的京师大学堂一开始也是由他任总教习。
可见中国新教育一开始就是被西方传教士所操纵的。
为了协调行动,更好地影响和控制中国教育,传教士还建立起教育的全国性组织。
1877年在上海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负责编写教会学校使用的统一教材。
在编辑方针中指出所编教科书“不仅供教会学校使用,也要着眼于让教外学生使用”。
垄断中国新教育的教材编写的野心昭然若揭。
1890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成中华教育会,章程规定它的任务除继续编辑出版教科书外,还要对中国进行教育调查,策划教育方针、计划和具体措施。
在该会第二届年会上,大会主席潘慎文(A.P.Parker)在报告中声称:
“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各种方法掌握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使它能符合纯基督教的前提。
”可见西方传教士首要任务是控制中国的教育改革,使它的发展方向符合侵略者的利益。
但他们在引进近代教育制度和理论及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方面还是起过一定作用。
三是兴办各种所谓慈善事业以笼络人心。
包括办医院、孤儿院、育婴堂及从事其他救济事业。
基督教把慈善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即东印度公司哥利支所言:
“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
”可见慈善事业只是手段,征服人心才是目的。
教会医院拿病人作试验,孤儿院、育婴堂虐待儿童的事屡有发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不过教会办医院和出版医学书籍,毕竟从客观上传播了近代医疗技术,破除迷信和愚昧,慈善观念的传播也有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
供职于各类慈善事业的一般外国人中,也不乏克尽职守、救危扶困的好人。
(二)教会学校的兴办
1、近代第一所在华兴办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
最早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可追溯到1594年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建立的圣保禄学院,但它主要是培训西方传教士的。
19世纪初,基督教伦敦会派遣马礼逊(RobertMorrison)到东方传教。
1818年,马礼逊在马剌甲创办英华书院,面向当地华人教学,并于次年完成了《圣经》新、旧约全书的中文翻译工作。
马礼逊去世后,1836年,在广州的西方人发起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
1839年底,被命名为“马礼逊学堂”的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在澳门正式开学,主持校务者为美国人勃朗(W.R.Brown)。
第一批共招收6名学生,都是穷人子弟,我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和第一个西医黄宽就在其中。
英国侵占香港后,马礼逊学堂也于1842年迁到香港。
课程有国文、英文和算术,后增代数、几何、地理、历史、生理、音乐等,它开创了教会在华办学的先声。
2、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早期的教会学校仅限于开放的通商口岸,规模很小(学生几人至几十人),附设于教堂中,且多是小学程度,招生对象多为穷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
较著名的除马礼逊学堂外,还有天主教在上海办的徐汇公学(1850年),长老会在宁波办的崇信义塾(1845年),公理会在福州办的格致书院(1853年)等。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会员爱尔德赛在宁波办的女子学校,是西方人在华创建女子学校之始。
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还学习缝纫、刺绣。
1851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办的文纪女塾(圣玛利亚女校前身),上午学浅易的《圣经》和《四书》,其余时间学习纺织、缝纫、烹调、园艺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获得在内地传教的权利,教会学校迅速扩大,北京也出现了教会学校,如1864年建立的育英学堂和贝满女学堂。
到70年代,已有少量教会中学出现,如山东登州文会馆,前身是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蒙养学堂,1877年升格。
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也由主要收容贫穷子弟转向注重吸收富家子弟特别是新兴买办阶级子弟入学。
19世纪末,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更加发展,到1899年增至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人以上。
一些学校后升格为大学,比较著名的有苏州的博习书院(1901年改为东吴大学),上海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为圣约翰大学),广州的格致书院(1916年改为岭南大学),还有杭州之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1910年)、南京金陵大学(1910年)和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北京燕京大学(1916年)等。
天主教会办的大学,著名的有上海的震旦大学(1903年)和北京的辅仁大学(1925年)。
民国初年,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3所,私立大学有5所,而教会大学有14所,可见当时中国高层次教育事业的优势为外国人所把握。
3、“庚款兴学”
即由列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兴办教育事业。
始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在山西处理庚子事件善后事宜,提议将山西省应摊派的赔款银50万两用于设立学堂。
“教导有用之学,使官商士庶子弟肄习,不再受迷惑”。
因此于1902年建立山西大学堂,经费由赔款开支,学校大权由李提摩太掌管,直到辛亥革命后方收回。
退还庚款的总倡导者是美国。
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应得的赔款的一半,即1078万多美元“退还”中国,作为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并在北京创办了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
经费使用由美国派员监督。
随后其他列强也退还部分赔款,以这笔资金建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用于给在华文化团体开展活动的资助。
“庚款兴学”反映了列强在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浪潮下,更加重视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渗透的趋向。
(三)教会学校的教学
教会学校的办学因国别、教派和程度、专业的不同,教学内容也有差异。
就中小学程度的学校而言,总的来看课程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宗教课,通常都是教会学校的主课。
学《圣经》及各种宗教书籍、教义,还要参加宗教仪式和宗教集会,以及教会组织的传教活动。
宗教课不及格不能升级,违犯教规者,轻则体罚,重则开除,甚至还要追缴学杂费。
许多学校诱迫学生信教,对不入教的则多方歧视。
第二类是传统的中国经学课。
请一些信教的旧儒生讲课,从《三字经》读起,一般都要读完《四书》,女校则读《女儿经》。
开设传统经学课原本是为了培养学生基本的中文能力,后来也是为了更好地将宗教奴化教育与旧的封建礼教相结合,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成反动同盟的体现。
第三类是近代的科学文化课。
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地理、历史、音乐、美术、体育等,绝大部分学校开设外语,而且份量很重,到高年级已可用外语进行教学了。
科学文化课的教学也是着眼于培养为传教和列强侵略利益效劳的人,但教会学校毕竟是在中国最早传授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学校,校园文体活动也很活跃,它培养出来的人在知识和智能上远胜过封建学塾培养的旧式文人,而且为中国新式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借鉴模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也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
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人历来有爱国传统,教会学校的学生吸收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和思想意识,对宗教的束缚却普遍反感,奴化教育对大多数学生也没有多大作用。
他们不断进行反抗斗争,如1905年上海震旦学院部分学生反对宗教压迫,愤而集体退学,另建复旦公学。
上海清心书院、徐汇公学也发生过类似的学生退学事件,并得到中国爱国教师的支持。
教会学校的教职员还曾联合向中华教育会交涉,要求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迫使该会修改章程,教会学校也不得不逐渐减弱宗教色彩。
这是教会学校师生爱国斗争的成果。
二、近代教育的创办
(一)近代新式学校的创办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清政府束手无策,痛感到对西方太缺乏了解,乃至被动吃亏。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精锐的“八旗劲旅”惨败于拥有先进武器的英法联军,皇帝出逃,园明园被毁,痛定思痛,不变不行了。
此时中国又处于农民起义的高潮之中,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不得不借助外国侵略者的“洋枪队”来镇压起义,从中更加感受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力量。
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人自办的新式教育出现了。
最早创办新教育的是清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
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是内忧外患交迫形势下清王朝采取的自救措施。
洋务派代表人物,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有镇压农民起义或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直接经历,他们深感如果还完全按传统的老一套行事,只能是自取灭亡,至少在军事力量上必须承认不如洋人。
要镇压造反和抵御外侮,非靠洋枪洋炮不可,因此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与之配套的普通工业。
而要创办新式工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是不可缺少的,于是培养这类人才的学校也是不可缺少的。
而与洋人打交道的基本前提是掌握外语,这样就迫切需要大批外事翻译人才。
洋务派办的新教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的。
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是京师同文馆,创建于1862年。
它最初是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隶属于清政府新建立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目的是培养清政府所需要的外事专业人才。
恭亲王奕訢等在《奏请设立同文馆折》中指出:
“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京师同文馆以英文班开办最早,其份量也最重。
法文、俄文班于次年开设,后来又开设了德文和日文班。
清政府官方最早派出国考察的就是同文馆人员。
1867年以后陆续增设近代学科,包括算学、天文、地理、矿学、各国史略、万国公法等,于是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学校,但仍以外语为主,强调“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
同文馆的学生最初限于八旗子弟,后来也招收其他学生。
学制8年,对年龄大免学外语的学生学制为5年。
1901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大学堂的译学馆。
除京师同文馆外,类似的外国语学校还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建)和广州同文馆(1864年建)。
中国最早的近代技术学校是1866年底左宗棠和沈宝祯设立的福建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设在福州马尾的福建船政局(造船厂)附属学校,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
学堂的宗旨就是“习学洋技”,分前堂、后堂两部,实为两个专业。
前堂学法语,习造船技术;后堂学英语,习驾驶技术,分别聘用法、英两国的师资和技术人员担任教学。
学制5年,毕业后可授予水师官职,也可出国继续深造。
还设有艺徒学堂,培训技工和绘图员和机器维修人员。
除福建船政学堂外,早期的技术学校还有李鸿章会同曾国藩创办的上海机器学堂(1867年建),附属江南制造总局,学习枪炮制造技术。
还有李鸿章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建)、天津电报学堂(1881年建)和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建),张之洞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年建),曾国荃办的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建)。
私人创办的新式学堂,最早有徐寿创办的格致书院(1874年)。
洋务派办的这些新式学堂打破了传统儒学教育一统天下的格局,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的教学,培养出中国自己的第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新型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
如严复、鲁迅、张伯苓等近代史上的巨匠,都是出自于这类学堂。
洋务派办的新教育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一,它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尚无一席地位。
这些新式学校都是申报朝廷批准后兴办的,不是私学。
但又都是以个案处理,零星举办,也不隶属于当时的教育管理系统,它的经费多靠自筹,学生毕业后没有官方提供的出路保障,所以严格说也不是官学,只能算做是封建传统教育之外的点缀和补充而已。
特别是缺乏基础教育的根基,必然影响教育效益和质量。
第二,其范围局限在外语和军事两个方面,其他学科多为这两个方面的延伸。
如机械专业主要是为军工服务,电报、医务专业也首先着眼于军用。
当局也不愿扩大新教育的领域。
丁日昌说:
“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矩,察以实意”。
体现的是狭窄的实用性,实际上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原则的具体运用而已。
第三,从教学到管理,大权多被外国人所把持。
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自1869-1894年,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达25年之久。
福建船政学堂由法国军官日意格(P.M.Giquel)、德克碑(A.N.D'aiguebelle)任正、副总监,中国当局只管投资拨款、提供设备原材料及对学生的日常管教,至于指导和教授学生,“乃洋人之责任”。
“洋教习”通常享有极高的薪俸和待遇,而养尊处优、不用心教学的却大有人在。
总之,中国新式学堂一开始就带有半殖民地的强烈色彩。
第四,仍保留着封建教育的主要阵地。
首先必须是具有一定的旧学基础的人才能入学,学校均有中国教习负责传统儒家经学的教学和考核,仍有祭孔典礼,讲究礼制,月课季考,学规繁苛,厉行惩戒,等等,都是旧官学的传统,新教育其实仅仅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
(二)新式大、中、小学的出现和专业教育的扩展
学校教育划分为相互衔接的高等、中等和初等三个阶段,是近代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发展的产物。
中国古代虽有大学、小学之分,但在学业上并无必然的系统衔接。
中国自办的新教育是从创办专业技术学校开始的,可想而知,没有普通教育作基干,就不可能有新的教育体系,即便是专业技术教育,也无法保证有正常的发展,因此,普通大、中、小学的创办是势在必然的。
率先实施者是洋务派官僚、企业家盛宣怀,他建立的天津西学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是中国最早的分阶段的新型普通学校。
而作为戊戌变法最重要成果的京师大学堂,则是附属有中小学在内的全国最高学府。
1、天津西学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
1895年,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奏请设立天津西学学堂,又称中西学堂,聘请美国副领事丁家立(CharlesD.Tenney)为总教习。
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级,学制各四年。
每年级为一个班,各30名学生。
等量编班意味着只要学业合格,就可以正常升级,这与封建官学便于逐级选拔的递减式分斋舍全然不同,已具有近代班级授课制的雏形。
二等学堂相当于小学,招收13-15岁读过《四书》并通一二门儒经的少年入学,以学英语、数学为主,三、四年级兼学各国史鉴、地舆和格物(自然),同时讲读经史之学、《圣谕广训》及作策论。
头等学堂相当于专科学校,分为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和律例学五科,仍有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方面的公共课。
学生毕业后,或从事洋务,或出洋留学。
1902年改建成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前身)。
1897年,盛宣怀在调任两江海关道后,又在上海筹办起南洋公学。
先是设师范院一所,聘任梅溪书院主讲张焕纶为总教习,考选成才之士40人,兼习中西学术,这是中国有师范教育的开始。
师范院附设小学一所,称为外院,招收10岁上下至18岁的少年120名,让师范生分班教之。
此后又办起二等学堂和头等学堂,分别称为南洋公学中院和上院,教习也出自师范院。
南洋公学是中国最早包含大、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育机构。
外院生学满三年可经挑选升入中院,中、上院学制各四年。
民国时改建为上海交通大学。
天津西学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的经费是盛宣怀负责筹集的,以招商局和电报局的捐款为主,虽然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但毕竟不占用国家教育经费,也不属于国家教育系统,性质介乎于官学和私学之间,所以盛宣怀称为“公学”。
它为国家普遍设立新型大、中、小学提供了办学经验和范例。
2、京师大学堂
除京师同文馆外,早期的新式学堂几乎都是在外省建立。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人心,要求在京城建立最高学府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要求在天下普建学校,而在京师建大学。
1898年百日维新时,京师大学堂正式建立,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成果之一。
由梁启超参照日本学规起草学堂章程,规定除大学外,兼有中学堂、小学堂,分别班次,循级而升。
同时副设师范斋(实建于1902年)。
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普通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以上为传统学科)、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和文学、体操学(即体育──以上为近代学科)十门,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含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含医学)十门,还有语言文字学五门:
英、法、俄、德、日。
普通学结业后,每个学生各学一到二门专门学。
首任京师大学堂由学务大臣孙家鼐领导,吏部侍郎许景澄为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文总教习,1898年8月11日正式开学。
京师大学堂是清政府主办的第一所新式普通学校,它以高等教育为龙头,副设中小学。
建学目的就是要作为全国学堂的表率,最初还兼有统辖各省学堂的职责,是最高学府与教育管理机关合一的机构,为在全国确立近代新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
戊戌变法被扼杀后,唯一得以保存的是京师大学堂,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迫停办,1902年初恢复,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掌管,建立了师范馆,这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后又建立了医学、法政学堂等专门学院,遂真正成为综合大学。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3、专业教育的扩展
早期洋务派办的专业技术学校局限于外语和军事领域,19世纪90年代后期,专业教育的范围开始向一般工农业领域扩展。
著名的有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筹款创设的杭州养蚕学堂,聘请日本蚕师轰木长及前岛次郎等为教习,学制三年,第一届学成者18人,多在当地推广新式养蚕法。
又有1898年张之洞创设的湖北农务、工艺学堂,农学聘用美国教习,研求种植畜牧;工艺则聘用日本教习,教授理化学和机器学。
百日维新期间,朝廷下令各地设立农务学堂,产丝茶地设立蚕桑学堂、茶务学堂,还决定兴办医学堂、铁路学堂、矿务学堂等。
专业教育呈现出全面开展的趋势,于是总括为实业教育(因袭日本的称谓),开始自成体系。
(三)留学教育的创办
科学文化历来没有国界限制,凡先进的学术总是能够吸引各国、各地的学者,古代中国曾长期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学者“游学”的中心。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科学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因而近代派遣留学生“出洋”受教育,也就成了必然之举。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活动是由教会学校组织的。
1847年,马礼逊学堂选派6名学童赴美国读中学,其中就有近代留学活动的倡导者容闳(1828-1912年)。
容闳在美国以优异的学业屡屡跳级,1854年已拿到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
尽管留在美国可以获得待遇优厚的职业,他还是出于“为中国谋福利”的“终身的打算”,毅然回国。
他主要致力于办理留学教育事业。
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上书朝廷,建议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指出这是复兴中国的切实可行的重要措施。
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支持这一举措,他们认为,西方制造之精源于测算格致之学,而中国没有这个基础,只能循规仿制,结果总是落后人家一段,不如派人去西方学习“制作之源”。
“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所谙悉”,方可“力图自强”。
于是开始了官方组织的留学活动。
1872年,第一批官派的留学生赴美国学习,由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
按计划每年派出30人,4批共120人。
学生从十三四岁到二十岁止,多为南方子弟。
在美国学习15年,主要是学习军政、船政、制造、测算等专业,可见仍是洋务教育的延伸。
留学生须受监督的严格管制,学习五经、清朝律例、《圣谕广训》等,甚至早晚还要拜孔子牌位。
但留学生身在国外,环境的耳濡目染使他们越来越反感封建礼教的束缚,与管理当局的对立在所难免。
1881年,思想顽固的继任监督吴子澄认为学生沾染“洋气”太重,即便将来学有所成,也无益于封建王朝,还可能成为社会危险分子,于是请示朝廷,将学生全部召回国,首次赴美留学就这样中途而废。
但这些回国留学生个人的发展还是不错的,据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的统计,第一批留美学生中,后来担任总理、外长及各级军政官员占53%,作教师、工程师、技师、医生、律师等专业工作的占44%。
1876年,沈葆贞、李鸿章又建议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
计划共派30人,从福建船政局选派学生14人、艺徒4人赴法国学习制造,派学生12人赴英国学习驾驶兵船。
期限为3年,学成回国叙用。
李鸿章还派出武弁7人,赴德国学习兵技。
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出使英、美、法、德、俄五国的大臣,每届可带学生数人,一边在使馆工作,一边向驻在国学习。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的强盛震惊了中国,其改革成功的经验更被重视。
加上距离近,费用省,留学更有便利之处。
1896年,首批13名官派留学生赴日本,后清政府将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作为一项固定的事务。
私人自费留学也多是去日本。
到1907年,赴日留学生达到1万5千人,远超过赴欧美留学生的总和。
总的来看,早期的留学活动都是一次性的决策,尚无制度可言。
学生多是平民子弟,而且多是十余岁的少年。
官僚士大夫最初是不屑于将子弟送交夷人作学徒的。
留学内容主要是外语和有关军事技术科目。
随着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上层及传统知识界才由以留学为耻转向以留学为荣,官僚亲贵子弟也热衷于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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