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医疗体系好不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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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医疗体系好不好
现行医疗体系好不好?
一、目前我国医疗体系的现状
(一)现行的医疗体系腐蚀了医生队伍
(二)现行的医疗体系破坏了和谐的医患关系
(三)现行的医疗体系造就了伪科学医疗行为的猖獗
(四)现行的医疗体系制造了“看病难”
1、严重缺陷的医师准入制度和现行医疗体系造成了执业医师水平的参差不齐。
2、计划经济式的医生的人事制度与现行医疗体系造就了称职医生的严重分布不均。
3、医院利益与医生利益紧密联系的医疗体系造成了医师资源和医院资源的浪费。
4、现行医疗体系不可能建立全科医生与专科医师的分诊制度。
(五)现行的医疗体系无法实施全民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二、维护和保障医生合法权益是建立正常的良好的医疗体系的核心
(一)没有一个充分享有合法权益的医生群体就没有医院利益与医生利益分离的医疗体系
(二)没有维护和保障医生合法权益的社会环境就没有享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生群体
全世界最糟糕的医疗体系
一、目前我国医疗体系的现状
在一个正常的良好的医疗体系下,全社会几乎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及时地尽快地找到最擅长治疗其疾病的医生,从而能够获得及时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为此一个正常的良好的医疗体系必须保证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能严守职业道德,并且具有可度量的良好的技术水准;必须保证有一个方便病人的分诊的体系(即全科及专科医生分诊制度);必须保证只要有病人的地方就有这些称职的医生存在;必须保证有各种形式的医院为病人提供方便、满意的就医场所和为医生提供得心应手的满意的行医场所。
另外和谐的医患关系也是正常的良好的医疗体系的必备条件之一,反之,只有正常的良好的医疗体系才可能有和谐的医患关系。
但是,我国现行的医疗体系如何呢?
(一)现行的医疗体系腐蚀了医生队伍
医生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职业,而且是一个挽救病人生命,帮助病人恢复健康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的职业。
医生职业性质要求医生信仰人道主义,具有博爱的宽广的情怀;要求医生不能以任何借口拒绝诊治病人;要求医生不能实施预计可能不会给病人带来利益的医疗行为,哪怕这种医疗行为不会给病人的生命和健康带来危害,但是可以给医生自己带来利益,医生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医疗行为。
医生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
工人有权拒绝在具有生命危险的环境里工作,医生不可以,只要有可能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无权拒绝在具有生命危险的环境里工作;理发师有权拒绝为他的仇敌服务,医生不可以,医生无权拒绝任何病人的看病请求(这不等于医生应该提供无偿的服务,为病人支付医疗费用是全社会和管理这个社会的行政机构的责任。
);商人经商的目的是从其经商行为中获取最大利益,只要其经商行为对他的顾客的生命和健康没有造成损害,只要他没有采取欺骗的手段,无论顾客是否能从中获取全部利益,商人的经商行为都是正当的,无可指责的,医生不可以,医生不可以实施根据医疗常规,预计可能无助于挽救生命和恢复健康的医疗行为。
医院是一个为医生提供行医环境和为病人提供就医场所的机构。
经营营利性医院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病人在医院里接受医疗服务时所支付的费用,经办营利性医院的个人或群体与商人无任何不同。
经办非营利性医院(即国外所称的慈善性医院)的个人或群体与商人有本质的不同,他们以救死扶伤为最高使命,即使亏本经营也在所不惜。
因此为了保证医生能严守其职业道德,必须切断营利性医院与医生任何经济上联系,即医生的收入来源与营利性医院的收入无任何关联,医生的收入只与其付出的劳动有关。
医生的劳动包括门诊、查房、会诊、急诊,及其亲自实施的诊断和治疗的措施(如手术、胃镜检查等)。
也就是说医生的收入仅仅与这些活动有关,与病人在医院里接受的各种实验室检查,B超,CT,药物治疗和护理服务等等一概无关。
要做到这点,营利性医院与医生的关系不能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营利性医院与医生的关系应该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之间的协议关系。
营利性医院仅仅为医生提供一个行医环境。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医生的收入全部来源于他为病人付出的服务,而不是医院支付给他的工资或奖金。
这样的医疗体系也称作医院利益与医生利益分离的医疗体系。
只有这样,营利性医院的商业利益才不会影响医生的医疗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医生严守其职业道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论是在营利性医院还是非营利性医院接受诊断和治疗的病人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在这样的医疗体系内工作的医生一定会充分展现其技术才华,尽职尽力地用最简洁最必要的手段尽快地把病人治好,这样才能在病人中赢得声誉,同时他的收入才会丰盛。
若他让病人接受一些不必要实验室检查,B超或CT等,或让病人服用一些不必要的药物或让能在门诊解决问题的病人去住院等等,他不但不能从中获得任何利益,而且势必影响其在病人中的声誉,或引起病人投保的保险公司的不满,招致到该医生处就诊病人的减少或保险公司终止与其协议,不让病人到该医生处就诊,从而大大减少其收入。
因此,若不是技术水准的原因,一个医生决不会做出这种傻事。
反观目前我国现行的医疗体系,目前我国的99%以上的医院都是国家办的医院。
但是国家拨给医院的经费几乎是零或微乎其微。
以浙江省人民医院为例,其是浙江省卫生厅直属的最大的一家综合性医院,理应每年有大量的经费投入,但是该医院一年从卫生厅得到的经费仅30万元人民币。
该医院有员工一千多人,以每月每人平均工资一千元计(相当于杭州市保姆的工资水平),30万元只够发5-6天的工资。
为此该医院的经费来源几乎全部是病人在医院里接受各种医疗服务时所支付的费用。
仅从维持该医院运转考虑,该医院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营利性医院。
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卫生厅直属的最大的一家综合性医院况且如此,全国范围内的其他医院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我国几乎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性医院。
目前我国几乎99%以上的医生都是国有医院(即营利性医院)的职工(雇员)。
医生的全部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等)全部由所在医院支付的,而且医生晋升、住房、一切福利,甚至子女的生活都与医院的利益息息相关。
我国现行的医疗体系中还有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价格体系,即医生的劳动没有价格,包括门诊、查房、会诊(医院内部的会诊),医生亲自实施的诊疗措施(包括手术、胃镜等)。
这样的医疗体系造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医生的全部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等)几乎全部与他付出的劳动无关,而与医生开出医嘱中的实验室检查,B超,CT,药物,护理措施等等有关,在这样医疗体系下工作的医生受到利益驱使难免会让病人接受一些不必要的检查,不必要的药物治疗,不必要的住院治疗等等。
再加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卫生部实行的“以药养医”的政策,这样的医疗体系使“以药养医”的商业利益发挥到最大的境地。
在医院利益,药商利益,卫生系统监管部门官员利益,多重的冲击下,医生的职业道德的防线几乎被彻底地冲垮。
无论谁成为这样医疗体系的一名医生,都难免其职业道德会受到腐蚀。
同样一个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医生,一当离开了这样的医疗体系,他就可以成为职业道德高尚,技术精湛的受全社会尊敬的医生。
被澳大利亚的全体公民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澳大利亚人的华裔林医生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
20世纪60年代从上海移民到澳大利亚之前,林医生是上海某家医院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
仍然留在上海或留在中国大陆的他的同行们,现在被人斥为“白狼”,受到全社会的歧视和白眼。
以至于他们中的不少人不愿意其子女做一名医生。
(二)现行的医疗体系破坏了和谐的医患关系
前些日子,深圳某家医院的医生居然需要戴着头盔才敢上班,这是古今中外最恶劣的医患关系的真实写照。
文革以前,我国的医患关系基本上还是和谐的,文革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医患关系日趋恶化,以至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
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医院系统内部对医学权威恶意攻击,将这些著名医师的一些正当医疗行为污蔑为拿病人做实验,将不是医疗事故的医疗事件污蔑为医生失职的医疗事故(如当时南京鼓楼医院一位外科医生在清创时未能发现一枚残留的刀片的事件等等),并且这些恶意诽谤在全社会广为流传,严重地损坏医生在病人中的形象,给和谐的医患关系制造了裂痕。
以至于文革以后,当医生准备给病人实施一项检查或治疗时,病人就怀疑医生是不是拿他做实验,一当病人在诊疗过程中有不良后果,就怀疑医生有失职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医患关系更是恶化到极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疗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城镇的居民中绝大多数都享有公费医疗或劳保,也就是说看病基本上不花钱。
医院的收入大多来源于国家支付的公费医疗或劳保的费用,或补贴,医生的收入来源全部为国家发放的工资,也就是说当时我国的医院几乎都是非营利性医院。
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上几乎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性医院;几乎没有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医生;造成医院利益与医生的利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再加上国家为公民看病支付的费用(即公费医疗,劳保等)大大减少,和卫生部实行的“以药养医”的政策,使医生的职业道德受到严重的伤害,难免有些医生有预计可能无助于病人恢复健康的医疗行为(即给病人开一些不必要的检查以及治疗过度等),招致医患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管理这个社会的行政机构对如此糟糕的医疗体系的形成应负有直接责任,对医生职业道德的败坏同样也负有重大责任。
但是这些机构非但没有站出来主动承担造成医患关系恶化的责任,反而动员媒体在全社会制造丑化医生的舆论,将医患关系恶化,将看病难,看病贵的责任全部推给医院和医生,以至于病人几乎怀疑每一位医生的医疗行为是否伤害了他的利益。
从而更加严重的加剧了医患关系恶化。
(三)现行医疗体系造就了伪科学医疗行为的猖獗
目前我国现行医疗体系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允许除现代医学以外的传统医学享有行医权的国家。
我国现行医疗体系不但允许中医行医,而且还大力提倡西医诊断中医治疗式的中西医结合。
(中医不是一门科学,西医诊断中医治疗式的中西医结合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这一观点在我的博客《》里的一篇题为“坚决支持取消中医的主张”一文里有详尽的论述,请读者们查阅。
)中医不是一门科学,因此一个人有没有掌握中医行医的技能是无法度量的。
只要有点文化的人读几本中医的必读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都可以说自己会中医,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什么中医资格审查制度,甚至不要读什么书,只要声称自己掌握了祖传秘方也同样可以名医的身份招摇过市。
自从允许中医行医,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的“医师法”问世以来,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公开发行的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充斥了宣传,吹嘘伪科学医疗行为的医药广告,什么发现了可以治疗恶性肿瘤的秘方、什么开发了“生物解毒免疫新疗法”治疗肝硬化、什么中药可以根治糖尿病、什么发明可以治疗高血压的以针灸原理为基础的祝氏治疗仪等等,等等。
中国的老百姓年年,月月,日日都要忍受这些吹嘘伪科学医疗行为的医药广告的疲劳轰炸。
一些没有取得医生执照的,或没有经济实力的中医医生或中西医结合医生们,则是在街头巷尾或一些肿瘤医院的门口通过形形色色的医托或多如牛毛的非法媒体(如“生活向导”等等),诱使无数的病人上当受骗。
在这些合法的媒体,不合法的媒介近乎疯狂的宣传动员之下,说几乎80%的病人或多或少受到伪科学医疗行为的影响,一点也不过分。
(四)现行的医疗体系制造了“看病难”
1、看病难的现状
“看病难”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的重大的社会问题。
所谓“看病难”不能仅仅理解为不容易找到为其治病的医生叫“看病难”。
“看病难”不但是指难于找到医生,而且是指难于找到称职的医生,看好一个病,要花费无数的周折。
我国的“看病难”主要表现在农村地区。
农民在当地很难找到一名称职的医生。
例如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的一个有80万人口的县级市,地处该市最大一个镇的全市第二大医院,其服务对象涵盖了农民人口约20万,但是该医院仅有一名消化科的副主任医师,90%的医师都是中专毕业,其中仅约20%曾在省一级大医院进修过一年左右。
居住在该地区20万农民的“看病难”的状况可以想见。
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况且如此,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农村地区称职医生的匮乏就更为严重。
每一个省的90%以上的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高级医生几乎都集中在各大城市的少数几家大医院里。
例如浙江省省会杭州,有人口660百万。
共有8-9家大型综合性医院,这几所医院集中了杭州市几乎90%以上的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高级医生。
这几所医院承担了660百万人口中的几乎90%的看病的任务,不仅如此,杭州周边地区及全省各地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病人前来这几所医院中的3-4所顶尖医院去就诊。
因此这8-9所医院,尤其是其中的3-4所顶尖医院就诊压力之大就可想而知。
尽管杭州的病人,在他家的附近就有高级医生,但是他找到这些高级医生看病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目前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一当生了病,他不知道要到什么医生处就诊(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病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因为只有全科医生才了解,什么样的病人要找什么样的专科医生),也找不到全科医生去咨询。
但是他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是合法媒体的,非法媒介的铺天盖地的伪科学医疗行为的广告或宣传,因此他十有八九首先去接受这些伪科学医疗行为。
当这些伪科学医疗行为不能将他的病治好之后,他可能会去大医院的医生就诊。
由于没有全科医生的指导,或其他一些因素,他可能去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最终才把他的病看好。
近十几年来,到我这里就诊的病人几乎大多数已经接受过伪科学医疗行为,已经跑过一家又一家医院就诊。
我相信这一现象,其他的高级医生一定也经常遇到。
这就是“看病难”的又一个表现。
2、现行医疗体系制造了“看病难”
造成“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执业医师的水平严重的参差不齐;称职医生严重匮缺;并且分布不均;以及缺乏一个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分诊制度。
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建院初期曾有美国医生前来协助工作,当时普外科曾有一位名叫Bryner的外科医生,他在他家乡小镇上开了一个全镇最大的医院,有床位30张(可见这个镇小到什么程度)。
由此可见Bryner医生只不过是美国成千上万的医生中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位。
正是这位Bryner医生教会了邵逸夫医院的几名外科医生做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其中的一名日后成为浙江省做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最好的医生,并且在国内也是一流的。
显而易见在美国现行医疗体系下其执业医生的水平是多么的平均,其称职医生的分布是多么的均匀,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医疗体系下,执业医生水平的参差不齐和分布不均的情况是多么的严重。
(1)有严重缺陷的医师准入制度和现行医疗体系造成了执业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
医生这一门职业是挽救病人生命,帮助病人恢复健康的人道主义的职业,除了对其职业道德要求很高之外也要求其从业人员技术精湛。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体系都要求一个人医学校毕业后必须接受3-5年的住院医生教育,才能参加执业考试,通过执业考试者才能成为一名执业医生。
我国现行的“医师法”规定只要中等医科专业学校毕业就可以拿到助理医生的行医执照。
只要医学院毕业,通过执业考试便可以拿到医生的行医执照.更有甚者,我国“医师法”还允许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行医。
“医师法”是医生准入制度的法律保障。
如此的“医师法”指导下的医师准入制度,大大地降低了成为一名执业医师的门槛。
具有如此的医师准入制度的医疗体系,住院医生教育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专科医生的培训更是混乱无序。
为了保证医疗质量,弥补没有住院医生教育和专科医生培训的不足,卫生部下令全国所有医院实行三级查房制度;住院医生不允许在门诊工作的制度;并且推广下级医院的医师到上级医院进修的活动。
所谓三级查房,是指住在病房的病人的诊断治疗必须在主治医师、副主任或主任医师指导下完成。
因此长期在大医院工作的住院医师耳闻目濡了高级医生的临床经验,实际上他们接受了毕业后的住院医生教育和专科医生的培训。
但是我国能切实履行三级查房制度的医院只有位于大城市的少数几家大医院(即我国医疗体系中的三级医院),而全国医院总数80%以上的小医院(即一级和二级医院)根本无法履行三级查房制度,因为这些医院或者根本没有或仅有极个别的副主任或主任医师。
又由于这些小医院里的医生绝大多数都是从中等专科学校或医学院校一毕业就到这些医院工作的,再加上这些小医院里缺少有专科医生经验的高级医生的指导,所以在这些医院里工作的医生,无论是刚毕业的住院医生,还是主治医生,他们的水平大多都不如医学院校毕业后在大医院里已经工作3-5年的住院医生。
而目前正是前者挑起这些小医院住院病人查房和门诊病人接诊的医疗工作大梁。
在这些小医院里工作的主治医生,由于缺乏有专科医生经验的高级医生的指导和培训,所以直到他们退休,他们都既不是一名全科医生,又不是一名专科医生。
尽管多年来,卫生当局鼓励小医院的医生到大医院去进修,但是仅仅靠1年,哪怕2年的进修,是远远不能弥补没有住院医生教育和专科医生培训的不足。
近年来,卫生当局推行的毕业以后的继续教育,更是优秀。
听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就可以取得继续教育的学分,就可以作为住院医生晋升为主治医生的依据。
但是靠听几次学术报告,参加几次学术会议取代言传身教式的住院医师教育和专科医生的培训,那简直是天方夜谈。
因此长期在城市的少数几家大医院里工作的医生的水平,与长期在城市和农村小医院里工作的医生的水平相距很远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2)计划经济式的医生的人事制度与现行医疗体系造就了称职医生的严重分布不均。
目前全国几乎99%以上的医生都是在国家办的医院里的职工。
管理这些医生的人事制度与管理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的人事制度没有任何的不同。
这些医生的人事调动必须经过当地的人事局的批准。
一当一位医生踏进了城市里少数几家大医院的门槛,只要没有十分重大的利益诱惑,几乎他终身就要在这家医院工作下去。
因为在这些大医院里工作,无论对一个医生的技术进步或是经济利益,都是与在小医院里工作远远无法相比的;因为在这些大医院里工作的医生,只要没有犯十分严重的错误,只要他自己不愿意,没有任何人能让他调离这家医院;因为在这些大医院里工作的医生,不但其工资及奖金都是由医院发放,而且有关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一切福利都由医院承担,尤其是职称的晋升更是与医院息息相关(因为一位医生的职称能否晋升,与他本人和上级医师、院领导、同事们之间关系处理的好坏关系十分密切,常常有些医生因为调离了原先所在的医院而招致他的职称晋升受阻)。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医生的人事制度和医院利益与医生利益紧密联系的医疗体系造成了城市少数几家大医院里的称职医生的人满为患。
而长期在城市和农村小医院里工作的医生由于缺少住院医生教育和专科医生的培训,即使他用各种手段取得了主治医生,甚至副主任医师的职称,但是常常他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医生。
(3)医院利益与医生利益紧密联系的医疗体系造成了医师资源和医院资源的浪费
医院利益与医生利益分离的医疗体系中的医院与医生的关系不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是两个独立法人之间的协议关系。
医生是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自由职业者。
他的收入来源于,仅仅来源于他为病人提供的医疗服务(查房、门诊、会诊、手术、胃镜等等)。
他的收入来源与医院无任何关系,医院只不过是把保险公司或行政机构为病人支付的医疗费用转交给医生而已。
医院的作用仅在于为专科医生提供了一个行医场所,提供专科医生诊疗活动中所需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的支援,例如提供作为专科医生助手的住院医生、护士及实验室的设备和技术人员、放射科的设备和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各种X线检查和CT检查等等)、B超、心电图室、手术室的设备及技术人员、麻醉师、手术护士等等。
以便让专科医生可以在医院里为病人提供门诊服务,也可以在医院里为病人提供查房服务,也可以在医院里为病人提供手术、胃镜检查等等服务。
医院同时也为病人提供了一个就医的环境,医院可以从为病人提供的医疗服务中获利(当然要除掉医生自己的劳动所得)。
因此在这样一个医院利益与医生利益分离的医疗体系下,医生是医院的上帝,病人是医生的上帝。
医院要全力打造一个让医生感到得心应手的行医环境,希望更多的医生到他这里来开展诊疗活动,绝对不会拒绝任何称职的专科医生到他这里来开展诊疗活动的请求。
作为一名称职的专科医生,也绝不会拘泥于一家医院,只要医院提供的行医环境令他满意,只要找他看病的病人觉得这家医院很方便,也很满意,医生就会与这家医院签约,在这家医院里行医。
所以称职的专科医生同时在多家医院有他的病人十分普通。
例如我在浙江医科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工作期间就碰到这样的事,当时同在该院工作的美国医生看到我几乎每天,无论上午、下午都在该院工作,他们感到很奇怪,他们问我在其他医院有没有办公室。
目前我国的医院利益与医生利益紧密联系的医疗体系下,医院是绝不允许医生在其他的医院里行医,如其他医院提出会诊的请求,也必须经过这位医生所在医院领导的同意,而且会诊所得的报酬还必须让医院分走一大半。
另一方面,一位医生在没有受到对方医院或对方医院里专科医生邀请的情况下,即使住在对方医院里的病人强烈要求这位医生去看病,这位医生同样也是不可以在对方医院里行医的。
医院的资源不能为所有称职的专科医师分享,势必造成医师资源的浪费。
我国目前80%的医院都是所谓的小医院,这些小医院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完完全全可以为医生提供其诊疗活动中所需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的支援。
但是这些小医院就是得不到称职的专科医生。
因为已经在大医院工作的称职的专科医生不但几乎绝对不可能离开大医院到小医院工作,而且其所在医院也不允许他临时在小医院里去行医。
所以医院不能平等的分享专科医师的资源,势必造成医院资源的浪费。
现有的小医院是如此,新建的民营医院也是如此。
最近,浙江省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准备办一家民营医院,负责筹备这家医院的院长不愿意像杭州其他民营医院一样从事伪科学医疗行为,希望能从少数的几家大医院里物色些称职的专科医生,他们筹备了3-4年,直到目前为止,一个医生没找到。
而杭州少数几家大医院里的称职医生已经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
例如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有医生16人,其中副主任医师职称以上的医生有13人。
无一名住院医生。
所以目前不得不要由有副主任医师职称的这些医生自己做住院医生的工作,书写大量医疗文件,参加病房值班,急诊等工作。
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浪费称职医师的资源。
为什么会造成在这些大医院里只有高级医生,没有或只有很少住院医生的现象?
这是因为一当医学生毕业后进入这些大医院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出去了,而且过了五年他晋升为主治医师,再过五年他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久而久之,副主任医师越来越多,多到无法安排他们的工作的地步,这时唯一的办法只有限制录用新的刚毕业的医学生了。
我国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式管理医生的人事制度,将医生分成4个等级,即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
尽管根据“医师法”,这4个等级的医生都具有完全平等的行医权,及执业范围,但是卫生部还制定了一个与“医师法”相左的政策,即医院里的工作必须实行三级查房制度。
所谓三级查房制度,即一个住院病人,不但住院医生要查看病人,开医嘱,主治医生、副主任医生、主任医生都要查看病人,开医嘱,最后以最高级医生的意见为准。
实际上不但限制了住院医生,主治医生的行医权,也造成了医师资源的浪费。
目前除我国以外,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医疗体系的做法都是严格医师准入制度,尤其是专科医师准入制度。
只要一位医生根据“医师法”获得了行医执照,他就有充分的行医权,他的上面没有任何上级医师,任何人(包括可能比他高明的医师)未经他的允许都无权修改他的医嘱。
从而充分的发挥了执业医师的作用。
不存在浪费医师资源的问题。
(4)现行医疗体系不可能建立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分诊制度。
所谓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分诊制度就是全社会只有两种类型的医生,一类医生叫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生,一类医生叫专科医生。
一个人生了病以后,除了他生了急病(他去急诊就诊)之外,他首先要去看全科医生。
“医师法”规定的全科医生的执业范围是只要他认为不借助任何专科的辅助检查手段,他能给予病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他就有权给该病人诊病,如果他认为这个病人的病,他看不好,他必须负责把该病人转交给最擅长治疗此病的专科医生去处理。
也就是说如果全科医生自己诊治的病人,病情没有好转,他必须将该病人转交给相关的专科医生,如果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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