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讲修辞概说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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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讲修辞概说2
第四节修辞与语境
一、语境的性质和构成
1、语境的性质
语境是语言存在和使用的环境。
从理论上说,尚未使用时的静态语言单位所处的环境和语言在使用状态下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有人主张把前者叫做语言环境,后者叫做言语环境。
严格的说,语言使用既离不开言语环境,也与语言环境有联系,换言之,这里区分的所谓言语语境实际上往往部分或全部地含括了语言环境。
如“含沙射影”是含沙的语言环境,但我们说“你别在这里含沙了”的时候,“含沙射影”也是它的言语环境的一部分。
修辞是语言运用活动,修辞的语境是言语环境。
2、语境的构成
(1)构成语境的主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
身份、职业、思想、修养等;
客观因素:
时间、地点、场合(具体状况,与时地、范围、目的、方式等都有关)、对象(谈话对象、谈话所涉及的对象)等
临时性主观因素:
处境、心情
(2)构成语境的一般因素和特殊因素
一般因素:
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何如(六何)
特殊因素:
传媒因素、伴随因素
(3)语境的分类
语言因素的上下文和情景因素的上下文(陈望道);
外显性语境和内隐性语境(冯广艺)
(二)语境对修辞的作用
1、制约和影响语言材料的使用及其使用方式
2、帮助和实现修辞的传情达意
(三)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总之,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
”“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说写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
”(陈望道)
二、语境可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
1、受社会因素、时代的影响
2、题旨情境
3、交际对象
4、交际场合
5、时间
6、话语的具体环境
(辅助材料)
有一个笑话:
一个人非常注意对自己孩子的礼仪教育。
他给孩子说,见了人就问他“吃了没有?
”人会夸你有礼貌、懂事。
孩子把父亲的话谨记在心。
一次,有个人刚从厕所出来,这个孩子赶紧凑上前去这样问了一句。
结果这个人大发雷霆,动手打了孩子一顿。
这个孩子为什么挨了打,并不是他爸爸说得不对,而是孩子说话没有注意场合。
这个场合就是语言环境,简称语境。
语境,这一术语,现已被人们广泛使用。
它指的是使用语言的环境,又称为言语环境。
平时我们说话写文章总得有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一定的题旨,语言本身的具体环境;而且他不能离开更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
所有这一切都是语言的环境,即语境。
语境是指由一系列的影响着人们的言语行为、言语方式及其效果的种种主客因素所构成的特定的交际环境。
一切修辞活动都是以适应语境为先决条件的,语境对于我们使用语言有强大的约束力量。
善于适应或者利用语境,是语言艺术化的奥秘之一。
有人把语境比作奇妙的“调色板”,它能调出瑰丽的色彩。
语境在使用语言时起着神奇的作用,它对于提高人们听、说、读、写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说话写文章时,应该努力适应语境,冲破束缚与限制,积极地、能动地、因势利导地借助环境,利用环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顺利地传递信息,艺术地表达思想感情。
有这样一个故事:
法国巴黎一条繁华大街旁边,站着一个衣衫褴褛、头发斑白、双目失明的老人。
他的身边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我什么也看不见”。
这是一个生活没有着落的穷苦人。
街上熙熙攘攘,那些打扮入时的少男少女,那些穿着华丽服装的绅士贵妇,看了木牌上的字都无动于衷,只是付之一笑就走开了。
有一天,法国著名诗人让·彼浩勒经过这里,他看了木牌上的字以后,便问老盲人上午的收入情况。
老人叹息着说:
“我——我什么也没有得到。
”脸上显出非常悲伤的神情。
诗人听完后拿出笔悄悄地在木牌的那行字前添上了“春天到了,可是”几个字,然后就匆匆离去了。
晚上,诗人又经过这里,他询问老盲人下午的收入情况。
老盲人笑着说:
“先生,也许是上帝保佑,下午给我钱的人多极了。
”诗人听后满意地笑了。
这句话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魔力呢?
因为它蕴含了以下的意思:
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春天是如此的美好,谁不想看看呢?
可是我这个老盲人却什么也看不见,多么令人同情啊!
这个例子说明说话写作只有与语言环境相适应,才能取得好的表达效果。
我们在进行修辞时,必须根据一定的语境去选择运用修辞方式,做到“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分析修辞实例时要根据特定的语境来判别修辞效果,“得其处,皆是也;失其处,皆非也。
”(董仲舒)
例如“两国人民的友谊,似鸭绿江水长流不息,像长白山青松万古长青”。
这句话在中朝两国的外交场合中,恰当运用了比喻辞格,形象地表达了中朝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收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
不懂得语境对语言行为的制约,随意使用语言,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北京晚报》登载了一篇叫《标语的位置》的署名文章:
不久前,作者到八宝山去参加追悼会,在火葬场入口处见到一块标语牌:
“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
”这标语的内容挺好,但不知怎么,此时此地见了,反叫人感到不舒服。
原因是它放在火葬场入口处,它传达的却是死人是件好事的意思。
这种“死得好”幸灾乐祸的意思,怎叫前来悼念死者的亲朋好友感觉舒服呢?
修辞上的语境意义复杂丰富,或增添新意,或一语双关,或弦外有音等等。
任何诗文都可照字面理解,然而其潜藏在字里行间的言外的联想意义、感情意义、意境意义乃至风格意义,只能靠“此情此境”获得。
语境对言语表达具有解释作用。
语境对言语表达具有制约作用。
语境因素,主要包括交际过程中语言表达式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身份、职业、思想、修养以及处境、心情等等。
上述诸项因素可归纳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大类。
一、客观因素:
时间、地点、场合、对象
(一)时间和地点。
使用语言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大至不同的时代,小至朝夕瞬间。
地点大至不同的世界,小至居室内外。
俗话说“什么时代唱什么歌”指的就是言语表达思想内容不仅要受社会环境制约,而且言语形式,也要适应社会环境。
封建社会文言文盛行,白话文难登大雅之堂,现代的中国白话文早已取代文言文.如果再来什么“之乎者也”.岂不令人捧腹大笑。
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社会经济基础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上层建筑各不相同,这样,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势必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言论和行动,因而,影响、决定和支配人们对语言的运用。
这些影响和支配作用,表现在使用语言材料和使用语言材料的方式两个方面。
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必然有—些特定的语言材料,供语言使用者选用,同时.也必然有一些习惯的或反映当时当地普遍认识的使用语言材料的方式。
试看一段相声中的对话。
句句都和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
甲:
我给你念念:
“凡到我革命照相馆,拍革命照片的革命同志,进我革命门.问革命话,须先呼革命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职工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革命回答。
致革命敬礼。
”
乙:
真够“革命的”。
那个时候是那样儿,进门就得这样说:
“‘为人民服务’,同志,问您点儿事。
”
甲:
“‘要斗私批修’!
你说吧!
”
乙:
……“‘灭资兴无’。
我照张相。
’
甲:
“‘破私立公’。
照几寸?
”
乙:
“‘革命无罪’。
三寸的。
”
甲:
“造反有理’。
您拿钱。
”
乙:
“‘突出政治’。
多少钱?
”
甲:
“‘主竿见影’。
一块三。
”
乙:
““批判反动权威!
,给你钱!
甲:
“反对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乙: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谢谢!
”
甲:
“‘狠斗私字一闪念!
’不用了。
”
乙:
“‘灵魂深处闹革命:
’在哪儿照?
甲:
“‘为公字前进一步死!
’您往前走!
”
——姜昆、李文华相声《如此照相》
上述引例中,那些“革命”过头的话,是那个左得可伯年代的产物。
今天的人们听到这些“最最革命”的话,必然感到奇怪和可笑,因为它和我们今天正常的社会生活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老老小小脱口而出的,就只能是“造反有理”、“以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话。
连打个电话拿起话筒问话前得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搁下话筒的还得说一句“斗私批修”。
这种语言史上的“今古奇观”,7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是无论如何无法理解和明白的,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一点也不觉得陌生。
语言打上时代的烙印,受时代的影响和约束,由此略见一斑。
再如:
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
清明时节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老通宝背脊上热烘烘地象背着一盆火。
塘路上拉纤的快班船上的绍兴人,只穿一件蓝布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额角上有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努力,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热得有点儿发痒。
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他的夹袄还在当铺里,却不防才到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茅盾《春蚕》
引例中,“当铺”,是旧社会穷苦百姓由于穷困无奈,将衣物等生活资料变卖典当的地方。
以变卖典当来维持生计,这是旧中国的普遍现象,新社会已无变卖典当维持生计的现象了。
老通宝,这位老蚕农,农历三月该穿夹袄了,而他的夹袄仍在当铺里,只有穿着“破棉袄”,头顶着清明时节的太阳,背脊上自然热烘烘的象背着一盆火了。
其生活之贫困出此可见。
这是旧中国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生活的写照。
再如,穿“大襟衣”吸“旱烟管”,这些衣着和生活习惯.现代社会已很少见到。
这些言语所反映出来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生活。
透过这些特定的语言,我们可以判定,该故事发生在旧中国的江南农村。
也就是说,要描写旧中国农村的景象以及农民生活.就必须使用这些与其时代、地点相适应的话言。
请再看下例;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验,毛巾也就冻挺了。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地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
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砸开那个冰。
,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不看见我在这里洗菜吗?
洗脸到下边洗去!
一—孙犁《白洋淀记事》
此例中,就“河边”、“把冰砸破”、“毛巾冻挺了”、“山坡上”等言语所描绘出来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中国北方农村的河边,中国南方的冬季,河水一般是不结冰的,即使有些地方有时气温稍低出现冰冻,也不可能出现“把冰砸破”取水,和瞬间“毛巾冻挺了”的现象。
上述三例,就语言内容方面看,涉及的只是日常生活领域,如果涉及政治、理论、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时间、地点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和支配就会显得更加的明显。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言论自由,茶楼酒馆处处可见“莫谈国事”的警告语,人们使用的语言,只能含蓄委婉。
在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鲁迅,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锋,拿起笔作武器,向国民党反动派开火。
在发表的大量杂文中,他采用含蓄、冷嘲热讽、幽默暗示等手法,用隐晦曲析,有时甚至是模糊的语言向敌人投去一支支匕首,严厉抨击反动统治的黑暗。
如果他也象革命根据地的丁玲、周立波和赵树理他们一样,不顾统治区的现实,采用直言不讳,大声疾呼的言语进行写作,文章是绝不可能面世的,宣传和斗争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这正如毛泽东所言,从上海“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
”还应注意的是,即使在同一历史时代,由于具体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因素各异,在具体的言语作品、言语活动中,所使用的言语也会留下鲜明的时间痕迹。
例如,同是解放后,五十年代的言语不同于九十年代,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是封建时代,秦汉的言语不同于唐宋。
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使用的言语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比如,在1995年这段时间内,上班时间在办公室(车间)里,开会时间在会议室里,讲课(听课)时间在教室里,下班后的时间在家里、休息的时间在公园里或电影院剧场里等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使用的言语都有不同的特点。
前三种情况下,说话一般比较庄重、严肃,话题集中,目的明确。
后两种情况下,说话就比较随意、自然,话题分散,目的不统一不集中。
如果说话不注意时间地点,随心所欲,势必影响交际效果,甚至闹出笑话。
综上所述,可知大的时间和地点因素所支配和制约的使用语言材料和语言特点,会在当时当地的各种言语作品中复现,从而形成那个时期语言的时代特点和时代风格。
(二)场合。
所谓交际场合,不单是指人们进行言语交际的场所,而是一定时间、空间和交际情况的结合。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指的是言语表达要受交际场合的制约,是具有某种特点的人们相互交际的具体情况。
除时间、空间因素以外,它还与交际的目的、范围、对象和方式有关。
目的,是指交际者计划达到的交际效果和目标,它可区分为非强制性目的和强制性目的两类。
前一类,交际者出于习惯或礼貌,没有明确的要求,是一种被动的交际,如受邀请参加宴会;后一类,交际的一方或双方,在言语交际前对该交际有明确的打算,希望达到顶期的效果,如商务谈判、激发感情、研究问题、疏通思想等,就是一种主动交际。
主动交际的明显特点在于,言语的使用有明显的选择性,交际者使用的言语必定适合于交际目的,适合与之伴随的其它的情境因素,以达到顶期效果。
如果目的是签约的合同谈判,所使用的言语不仅要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见解,而且还须表达得简明、有条有理又恰到好处;如果目的是激发感情,就要使用描绘性语言以及生动的修辞方法,配以恰当的言语方式,增强感染力;如果是疏通思想,就要选用逻辑性强、能拨动对方心弦的言语,以增强说服的力量。
范围,是指人们的社会实践的领域。
人们的交际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政治思想、行政事务、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外交往来、法律事务、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等。
人们在某个范围内交际,就自然要使用某个范围的术语、专用词语,如在外交范围内交际,就自然要使用外交辞令,在科学技术范围内交际,就一定要使用专业性很强的科技术语等等。
方式,指交际的形式,口头方式还是书面方式,即语音形式还是文学形式。
口头分式的交际,是交际双方在固定的地点直接对话文流,只须临时组织话语.言语方式活泼。
这种方式的交际效果,只讲求信息的传递与接受。
因此,语言要求通俗易懂,措词趋于随便灵活。
句法力求简略,结构较为松散。
书面方式的文际,是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虽然交际对象不出场.但他始终存在于交际过程中,并且对使用语言施加一定的影响。
因此,书面方式的交际。
言语虽然可以从容组织.但因白纸黑字的记录在案,布局谋篇要求用词文雅,句法、篇章要求较为严谨、合乎言语规范;言语方式统一贯通。
尽管两种交际方式不同.但从言语交际的实质来看,它们的作用是一致的,真正的言语差别,只是语体不同而已。
某个具体的交际场合,均与上述几种因素有关.这些因素都对使用言语产生制约作用。
比如,教帅家访的场合,除具体时间、地点外.家访的内容便是范围,教师与家长达到相反沟通.相互明确各自应尽的责任,这便是目的。
被访问的某个学生的家长便是对象,口头表达便是方式。
所以家访时话题集中,言语比较随意、自然,条理清楚,风格平实、亲切。
电影《林则徐》个有一场戏.写林则徐以清朝钦差大臣的身份,召见外商,目的是向他们宣布清政府严禁外商贩卖鸦片的命令,当说到如何惩治违法者时,使用的是这样的语言:
“如有违令者,船货交公,人即正法。
”“正法”即“杀头”。
在这种场合不使用“杀头”而使用“正法”一词.是有道理的。
充分体现了使用言语同具体的场合和谐一致。
林则徐在这里是代表国家政府向外商重申命令内容的,用词必须庄重、威严,与郑重的政令场合相适应。
而“杀头”一词,俗俚浅显,只能与一般对话的语境相适应。
如果此处改用“杀头”一词,词义并没有错,但和语境脱节,效果就差之千里了。
同一时间地点、主体(人和事)不同,其“场合”就不是一个。
场合的不同,自然导致言语使用的变化,这是因为“场合”是个极为灵活极富变化的因素。
电影《秋翁遇仙记》中有几场戏都发生在同一场所(秋翁的花园),由于人和事物的不司,而出现了不同的场合。
其中一个场合是恶奴张衙内带着一班恶奴,闯进秋翁的花园,酗酒行凶,将园中鲜花践踏殆尽;另一个场合是仙女来到花园,将落花返枝,秋翁化悲为喜;还有一场合是张衙内陷害秋翁后夺得园子,而自己丧身花园。
场合不—详,言语表达形式也各异。
以上几个不同的场合在言语运用上:
有张委一伙的恶言秽语;有秋翁的痛若哀求;有仙女的同情和安慰。
这些不同的言语,都与当时言语交际的场合相适应。
特定的场合,所使用的言语包含着特殊含义。
例如
宝钗道:
“你又禁不得风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
”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里来着?
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出来瞧瞧,原来是个呆雁。
”宝钗道:
“呆雁在哪里呢?
我也瞧瞧。
”黛玉道:
“我才出来,他就‘忒儿’的一声飞走了。
”
曹雪芹《红搂梦》
引例中,黛玉说“呆雁”意在讽刺宝玉。
这个词儿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合说出的:
宝玉要瞧宝钗的香串子,宝钗因生得肌肤丰泽,一时难以从腕上褪下来,宝玉在旁看着,不觉动了羡幕之心:
他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不觉就呆了。
宝钗见他呆呆的,给他也忘了接,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
黛玉看到这种场合,临时胡说出个“呆雁”。
在当时的场合,林黛玉是通过“呆雁”挖苦贾宝玉这个忘了接香串子的“呆子”、“傻子”,讽刺了这个见到宝姐姐就忘了林妹妹的贾宝玉。
在这个特定的场合,“呆雁”一词起到了挖苦和讽刺的作用。
如果脱离这种语境,“呆雁”一词,就决无如此丰富的内涵了。
(三)对象。
对象指进行交际时.使用语言的对象。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交际对象.(听者和读者),一是谈话所涉及的对象。
俗话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就是指言语表达要看交际对象。
人们的言语要受听者或读者的身份、职业、经历、文化教养、思想、性格、处境、心倩等因素的制约。
以交际对象的身份而言,对上级、师长、顾客措词应礼貌一点;对亲戚、朋友措词应亲切、自然一点;对平辈、晚辈多用关心、爱护的口吻;对工人、农民要用通俗明白的话语;对陌生人措词应无感情色彩。
以交际对象的职业、经历、文化教养而言,采用的言语,要符合其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对知识分子说粗俗的话、对农村大爷大娘说文皱皱的话,都是不妥当的。
以交际对象的处境、心情、性格、思想而言,更要细心观察,选择恰当的时机,使用恰当的言语,以期收到顶期的交际效果。
《孔乙己和张瓦先生》和《秀才买柴》两篇短文中,讲到孔乙己用手遮住碟中茴香豆,对孩子们说:
“多乎哉,不多矣。
”张瓦先生问妻子生下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时,便用了“弄璋乎?
弄瓦乎?
”秀才买柴向憔夫讨价还价时说:
“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
”因而他们都没有达到顶期的交际目的。
因为他们都犯了无视交际对象特点(不懂文言文)的毛病,只能是无的放矢了。
不顾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而采用某种言语形式,产生”言”与“愿”违的情况,在以下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暑假一个炎热的下午:
,一位外籍女学生到一位中国老师家作客,她们的—段对话是:
中国老师;看!
你满脸是汗,请你先来洗洗脸。
外籍女学生:
不,谢谢。
没关系。
中国老师:
来吧,洗洗脸就凉爽了。
(倒好洗脸水,把香皂、毛巾都准备好了。
)
外籍女学生:
谢谢老师,我不能洗。
(她指了指自己化了妆的脸.一边说)。
大热天,老师请来家作客的女学生“先洗洗脸”这是合乎中国生活习惯的。
可是听话人不是中国女学生,这位有化妆习惯的外籍女学生,第—次婉言谢绝是合乎情理的,当主人再次殷勤招待时,她只好直言相告,因脸上化了妆,不能水洗。
由于中国老师不了解或忽略了交际对象的生活习惯,始终没能达到顶期的交际目的。
如果交际对象换成中国女学生,老师热情亲切的言语就是很合适的了。
交际双方谈话所涉及的对象,也会使言语的使用受到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谈话所涉及的对象的态度,是褒是贬,是热情歌颂,还是严词痛斥等。
元曲名篇《汉高祖还乡》,写的是汉高祖刘邦荣归故里的盛况。
可是在乡民们的嘴里,皇帝的仪仗队是那样的稀奇古怪。
一面面旗帜都是些什么“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等,仪仗队的人拿着的都是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皇帝本人在乡民们眼里不过是个“大汉”,后来居然有人认出那“大汉”却原来是欠自己钱粮的“刘三”,故而发问:
“为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虽然刘邦未登场,不是交际的主体,但通过乡民的言语,他就成了交际者所涉及的对象。
在这样特定的言语环境中,庄严显赫的仪仗队变得滑稽可笑,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只不过是个无赖汉。
通过这些特定的言语,对汉高祖刘邦予以揭露,进而达到对封建皇帝、封建社会的否定。
这就是言语的阶级性,是社会各阶级在特定的言语环境中可能赋予言语的价值之一。
我们只有分析、认识言语环境,才能衡量言语的实际价值。
总之,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语言的使用,都必须看准对象,有的放矢,才能收到预期的言语效果。
二、主观因素:
身份、职业、思想、修养、心情、处境
构成言语环境的主观因素是:
身份、职业、思想、修养、心情、处境(有人将心情、处境又单独列为临时性主观因素)。
言语表达是交际对象进行交际时必不可少的交际形式,而交际对象言语表达不可避免地要受说话人(或写作者)身份、职业、经历、文化教养,思想性格的影响,有时还要受心情处境的影响,正如人们所说的.“文如其人”。
由于交际者的身份、职业的不同。
思想、修养水平有高低之分,交际目的各异之别,每个人的言语都会带上各自的特点和独特的修辞方法等,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个人的言语风格。
因此.主观因素对使用语言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身份
身份是说话人的社会地位(法律地位或家庭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或人际关系的地位。
)不同身份的人使用语言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旧社会人们常说“官大嘴大”、“人微言轻”,指的就是人的话语的社会作用与其社会地位(身份)的关系。
地位(身份)高的人说话作用大,平民百姓,说话无份量。
地位高的人,自信、以我为尊,多用命令语言.不用(或少用)商量言语说话,爱用“我看”、“我认为”、“我想是”等词语突出自我,说话干脆、少作解释。
或者矜持,话语简短、语气沉静,应答回话常用一些无感情色彩的叹词“哦”、“嗯”,为的是显示“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的力量。
不同身份的人,即使在同一场合,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明显存在着差异。
在同一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会说同样的话,也不按一个方式说话。
鲁迅小说《药》中,华老栓和华大妈对儿子患痨病这件事是非常忌讳的,他们的言语中从来不涉及“瘩病”、“人血馒头”一类的词,而是使用“得了么?
”(买到了人血馒头么?
)“得了。
”“睡一会罢一—便好。
”(睡一会罢咳嗽便好了!
)。
而出自康大叔之口,就直言不讳了;“包好!
包好!
这样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在这里同一件事,由于人物的身份、心境的不同,说话的方式截然不同。
华老栓、华大妈,作为长辈爱子心切,所以言语运用诸多忌讳,采用的是省略句式;康大叔是行刑执刀人,连杀人都不当一向事,他在言语运用上就毫无顾忌。
这是人物身份、心境构成不同语言环境造成的。
话剧《陈毅市长》的第二场。
陈毅和夏灏作为国共双方的代表,同时出现在交接上海市政府的场合中,陈毅说:
“我代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郑重宣布:
从即口起正式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夏灏说:
“我谨代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各级留守人员向贵军、贵政府表示投诚。
”陈毅的话用词严肃、郑重、严谨,显示出居高临下的威严;夏灏的话用词郑重、谦恭,透过这些词语的选择运用,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政治地位(身份)的截然不同。
同一个人,其身份可因与交际对象的不同关系而转移,语言也随之发生相应的转移。
曹禺《日出》中的银行秘书李石清,他认为他在小小录事黄省三面前身份高出一等,因而对黄省三说话盛气凌人,言语尖酸、刻薄,他鼓励黄省三去“偷”.怂恿他去自杀;但是对经理潘月亭,他又成了讨生活的下司,对潘说话处处小心,字斟句酌、拘谨而讨好。
当他挟持潘升任襄理后.便春风得意,似乎地位变了,身份变了,在与潘说话时,一改前貌,变得轻松随便起来。
潘月亭不能容忍李石清的所作所为,终于找机会把李石清解雇了.并椰扬地说:
“……你以后爱称呼我什么就称呼什么,你叫我月亭也可以;称兄道弟跟我‘你呀我呀,地说话也可以;现在我们平等了!
”潘月亭的话生动地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说与身份相符的话,才能收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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