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著作解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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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著作解析
《董仲舒著作解析》
董仲舒的著作较多,其中较为出名的有《天人三策》《春秋繁露》
《天人三策》
,历史上,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认为是董仲舒的作品,近年来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天元人三策关于天人三策的作者问题是班固伪造的,而不是董仲舒的作品,这种观点以2000年十月在《南京社会科学.历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班固伪作》最具代表性,论文的主要观点认为天人三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而是班固的伪作。
当然,天人三策,即使不是董仲舒最原始的作品,可能经历过班固的加工,但也不能草率认为其不是董仲舒的作品。
在没有新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认为《天人三策》是董仲舒的作品。
其次关于天人三策的写作时间问题。
先后产生过六种说法。
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建元元年二月说,建元元年五月说,元光五年说,
学界对对策时间议论很大。
司马光提出建元元年说,他在资治通鉴中提出这一说法。
建元五年说由齐召南提出。
等等,各有所持
综合比较。
元光元年说证据比较充分,没有新的资料前提下,基本可以确定是这个时间。
写作背景
当时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统治者吸取秦朝覆灭的教训,实行休生养生息的政策。
经过五六十年的修身养息,到了汉景帝末年社会经济极大繁荣。
到汉武帝初期。
社会却两极分化严重。
地主豪强富裕起来,广大农民却处于贫穷中,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汉武帝向社会征求对策。
董仲舒在这时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
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小民安得不困?
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之利,二十倍于古。
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农民在赋税沉重的情况下,有的卖子孙,有的人为盗贼,有的成为乞丐,因此,阶级矛盾日益加剧。
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
汉武帝为了维持统治。
实现国家的强大与繁荣,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缓解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
写作内容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
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
”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
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縻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烂熟如此之甚者也。
窃譬之:
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
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
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
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
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
《曾子》曰:
“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
”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夫不素养士而求贤,譬犹不琢玉而不求文采也。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
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
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
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
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
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
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
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
故孔子曰:
“无为而治者其舜乎!
”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一也。
孔子曰:
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
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
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夫天亦有所分予:
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
此民之所以嚣嚣若不足也。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
民日削月脧,寖以大穷。
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
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
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哉!
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易》曰:
“负且乘,致寇至。
”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
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也。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
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
丞相卫绾奏:
“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
”奏可。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
及为江都相,事易王。
易王,帝兄,素骄,好勇。
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以上即为《天人三策》内容,其中第一策适应当时汉朝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一整套治国理论,第二策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点明了秦朝以刑法之天下。
厚敛无度,导致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的教训,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他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治之本,在第三策中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与政治观点,而且为了大一统社会的思想统治稳定,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思想内容
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胆提出了“更化”的主张,为汉武帝一改前期黄老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为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一策主要回答了,天元,符命,灾异,性情,阴阳,刑德,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等问题。
第二策论述了,帝王为什么要有劳有逸,有俭有奢,仁义教化和刑罚杀戮有什么不同,两者如何结合,办太学以养士求贤,行选举以反士卿以致政,以及汉武帝虽劝孝悌,崇有德,但不加于百姓的原因等问题
第三策阐明的,天人古今的关系,道到底是什么?
财力均部,则民可加足……的原因
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是庞大的,它的核心思想是天人感应。
目的则在于整治。
因此他的哲学被概括为天人感应说。
但是,天人感应说不是董仲舒发明的,而是古已有之,但董仲舒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加以发展。
天人感应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宣扬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从皇帝,这就是宣传君权神授,另一方面要求皇帝尊天保民,不要胡作非为,即“神道设教”,概括言之,曲民而伸君,曲君而伸天。
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概括为性未善论。
既是对性善论的否,又是对性恶论的修正,他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第一策中进行了简单讨论,在《春秋繁露》中人进行了具体论述
春秋繁露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作《闻举》、《玉杯》、《蕃露》等数十篇。
《蕃露》是他讲《春秋》诸篇中的一篇。
“蕃”与“繁”古字相通。
《史记》说“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种装饰,缀玉而下垂。
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说:
“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
繁:
多;露:
润。
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
现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
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
《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
中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其版本有《永乐大典》所载《宋本》,明代兰雪堂活字本,清代卢文弨抱经堂校刊本。
注释本有清代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和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等。
创作背景:
内平定外姓藩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文景之时刑罚大省,用贤纳谏,轻徭薄赋,在此基础上,武帝强化中央集权颁行推恩令建立中朝、地方设立刺史制度,使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
在思想文化方面,武帝时期相对宽松,广开献书之路,使大批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隐藏起来的典籍得以再现;大批隐退于民间的学者得以重新回到学术领域,出现了繁荣局面。
汉武帝讲文治,修武功,举贤良对策笼络人才。
董仲舒围绕天人关系和大一统问题,回答武帝策问,颇得汉武帝的赏识。
由此,奠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模式,使儒学为统一的中央集权服务。
董仲舒以阐发孔子《春秋》理念为核心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也应运而生,并且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春秋繁露》中。
内容简介:
(一)为臣之义在于忠诚无僭越
1.为人臣者不得有损君主的绝对权威。
诸侯不得专执,不得专地,不得舞天子之乐等,都是此意。
为人臣者必须维护天子的绝对权威,一切行动必须听从天子的指挥,不得蔑视更不得损害王权。
如“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得专讨也。
”陈夏征舒犯弑君之罪,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有讨贼之义,本应肯定,但《春秋》贬之。
是因为在没有得到周天子允许的情况下,同为诸侯国的杀伐,是僭越君权的行为,是为“专讨”。
2.为人臣者应该绝对忠于君主。
《春秋繁露·王道》曰:
“观乎鲁隐、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吴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
”根据《公羊传》记载,鲁隐公代桓而立,始终有还政之意;祭仲在国家危亡之际,不惜冒骂名危险,以郑国大局为重;卫叔武在卫君被逐期间代君位,卫侯复国而还政;宋孔父、仇牧和晋荀息,都是在国君遭遇危险时,不惜杀身成仁,为主捐躯。
《春秋》在记载中对此有褒扬之意,董仲舒认为,这些都是真正忠诚的行为。
3.为人臣者应该知权,即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更有利于君主的行为方式。
《春秋繁露·王道》曰:
“鲁隐公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
?
,公子目夷不与楚国,此皆执权存国,行正世之义,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气义焉,故皆见之,复正之谓也。
”所谓执权存国者,以祭仲之事最具代表性。
《春秋》桓公十一年载:
“宋人执政祭仲。
”《公羊传》曰:
“祭仲者何?
郑相也。
何以不名,贤也。
何贤乎祭仲?
以为知权也。
”祭仲在宋国威逼下,“出忽而立突”,使国家变亡为存,行权者的动机和效果都有利于君主,是谓“知权”,达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目的。
(二)攘夷狄意在先治诸夏而后统一夷狄
董仲舒认为《春秋》褒扬中国礼仪文明,反对夷狄侵扰中原,因此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曰:
“桓公存邢、卫、杞,不见《春秋》,内心予之,?
?
。
桓公救中国,攘夷狄,卒服楚,至为王事者。
”齐桓公存邢、卫、杞,是抵御北狄;召陵之会服楚,是对南蛮的反击。
董仲舒对这些“攘夷狄”的举动给予肯定。
《春秋》成公十五年载:
“叔孙侨如会晋士、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娄人,会吴于钟离。
”《传》曰:
“竭为殊会吴?
外吴也,竭为外吴也?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董仲舒接受并发展了此种说法。
《春秋繁露·王道》曰:
“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
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董仲舒认为这是王道的体现,即王者要统一天下,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邦国,然后统一“诸夏”,最后将蛮夷戎狄收入王者版图,这也正是孔子为后世王者统一天下设计的方略。
董仲舒将《春秋》攘夷、外夷狄之义解释为王道,主张分步骤实现统一,也有劝谏之意,因为董仲舒所处的时代天下早已统一,但周边落后民族的侵扰依然存在。
攘夷具有深远意义。
(三)王道、人道实际共为一套和谐治国之理念所谓“人道”,是指以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准则;所谓“王道”,是指最高统治者治理天下的理论和制度。
记叙鲁国242年历史的《春秋》完备地体现了人道和王道,这是董仲舒对《春秋》的整体认识和把握。
《春秋繁露·玉杯》曰: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挟而王道备。
法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为采。
”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春秋》曰:
‘杞柏来朝。
’王者之后称公,杞何以称伯?
《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
”其中体现了王道制道,为新王立法。
在董仲舒的观念中,《春秋》包含着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一切理论准则,《春秋》的每一条经文,经文中的每一个事件、人物,甚至字词都蕴含着孔子的治国理念,孔子著《春秋》就是为了后来的继周者王朝设想的政治蓝图,《春秋》也为汉朝统治者确定“汉道”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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