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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与卢见曾幕府研究
惠栋与卢见曾幕府研究
曹江红
2012-10-2915:
18:
51 来源:
《中国史研究》2012年1期
内容提要:
惠栋为清代汉学的开派宗师,他晚年曾于卢见曾幕府中主持编校刊刻《雅雨堂丛书》,撰写自己的学术专著《周易述》。
惠栋既与志同道合的沈大成等人探讨学术,又十分关心经学后俊的成长,如戴震、王昶等,日后乾嘉时期学术大家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
可以说作幕于卢见曾幕府时期,是惠栋传播其汉学思想的重要时期。
卢见曾幕府为其提供了较为安定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场所,而惠栋的汉学思想对于卢见曾认可理解清代汉学亦有深刻浸润,卢见曾幕府是惠栋播扬汉学的助推器。
关键词:
惠栋卢见曾幕府清代汉学
作者简介:
曹江红(女),196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乾隆十九年(1754),雅好经史的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慕名向学术素养深厚的惠栋发出入幕邀请。
为传播扩大学术影响,同时也为寻求著述事业的有力资助者,惠栋欣然应聘作幕扬州。
此后长达四年①的时间里,他在卢见曾幕府所提供的较为安定的工作环境中,专心编辑校勘古籍,传播汉学,嘉惠学人,对卢见曾及当时学术影响深刻。
关于惠栋与卢见曾幕府此一专题,学术界尚缺乏深入研究,②本文拟作一探讨,以加深对清代文化进程的理解。
一《雅雨堂丛书》等典籍的整理刊行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
江苏吴县人,初为吴江生员,后改元和(今苏州)籍。
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初五日,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二十二日。
他出生于四世传经的经学世家,受其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治经的家学影响,尊信推崇汉儒经说。
他一生研精覃思于汉儒《易》学,表彰并恪守汉代经师对儒家经典的章句训诂。
主要著作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易微言》、《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左传补注》、《后汉书补注》、《红豆山房古文集》、《九曜斋笔记》、《松崖文钞》等。
惠栋整理濒临失传的汉代经学,对于清儒治经风气的转移影响甚大,正如稍后著名学者钱大昕所说:
“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
”③
卢见曾网罗饱学之士于幕府,这些学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帮助他刊刻《雅雨堂丛书》等一批经学著作。
《雅雨堂丛书》全书始刻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竣工,虽以卢氏署名,实则选书、校勘、撰序等,均可见惠栋的辛劳。
沈大成、戴震等幕宾亦参加了该丛书的编校,然而对于此丛书尽力最多者当首推惠栋。
该丛书共包含有《郑氏周易》、《易释文》、《周易乾凿度》、《李氏易传》、《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郑司农集》、《高氏战国策》、《匡谬正俗》、《封氏闻见记》、《唐摭言》、《北梦琐言》、《文昌杂录》等十三种。
“皆世间罕见之本,卷帙宏富,楮墨精好,洵足珍秘。
”④阅读该丛书书目便可以看出,此套丛书主要为解经之作,以“汉、唐诸儒说经之书”⑤为著录主体,以表彰汉学经书为该丛书的核心。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该丛书有十一种古籍都由惠栋主持校订。
“惠栋……公重其品,延之为校《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见闻记》、《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琐言》、《感旧集》,辑《山左诗钞》诸书。
”⑥并参加卢见曾补刻朱彝尊所著《经义考》的校勘工作。
惠栋在卢见曾幕府中鼎力帮助幕主校勘大量古籍,可谓辛勤之极,功劳卓著。
惠栋宣扬汉易的为学宗旨,在《雅雨堂丛书》中对《易》学诸书的校勘理念上充分体现出来。
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丛书》刊行,卢见曾在《刻郑氏周易序》中这样写道:
郑氏之学立于学官,自汉魏六朝,数百年来无异议者。
唐贞观中,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易》用王辅嗣,《书》用孔子(疑作安——引者)国,而二经之郑义遂亡。
今传者惟《三礼》、《毛诗》而已。
然北宋时,郑《易》犹存《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载于《崇文总目》。
故朱汉上震、晁嵩山说之俱引其说,至南宋而四篇亦佚。
于是浚仪王厚斋应麟始裒群籍,为《郑氏易》一卷。
前明胡孝辕震亨刊其书,附《李氏易传》之后。
往余读《五经正义》所采郑《易》间及爻辰,初未知爻辰为何物。
及考郑注《周礼•太师》,与韦宏嗣昭注《周(疑作国——引者)语》,乃律家合辰、乐家合声之法。
盖乾坤十二爻,左右相错,《乾凿度》所云,间时而治六辰,故谓之爻辰也。
汉儒说易,并有家法,其不苟作如此。
⑦
卢氏所说与惠栋《易汉学》之所论如出一辙,而且他特别强调该书为惠栋整理,记曰:
第厚斋所集,尚有遗漏,吾友元和惠子定宇,世通古义,重加增辑,并益以汉上、嵩山之说,厘为三卷。
今依孝辕之例,仍附于李传之后,用广其传于世。
⑧
同样的道理在《刻李氏易传序》中亦有体现,卢见曾重申:
两汉传《易》者数十家,唯费氏为古文《易》,今所传之《易》乃费易也。
费长翁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颇得圣人遗意,唐有《章句》四卷,惜已亡佚。
其后荀慈明祖述费学,亦以十篇之义诠释经文。
故当时兖豫言《易》者皆传荀氏学。
九家亦以荀为主,虞仲翔注《易》,其说六爻升降之义,皆荀法也。
二家之业为两汉最,故唐资州李氏撰《易传集解》共三十余家,荀、虞独多。
先是王辅嗣《易》专尚黄老,谓卦中所取之象,皆假象也。
韩康伯因之,《易》之大义始乖。
六朝王氏之义与郑氏并行。
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
今幸《李氏易传》尚存,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
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
为校正谬误,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郑氏《易》于后,以存古义。
荀、虞逸象最多,故李氏序云,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
晁公武谓李氏刊王存郑,此误解序义也。
为辨而正之。
乾隆丙子。
⑨
卢见曾“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的观点,显然来自惠栋的《九经古义》。
惠栋说: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
训诂之学,皆师说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
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
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
”⑩
卢见曾刊刻汉代经师郑玄为之作注的《周易乾凿度》,亦为传播汉《易》,以其去圣未远,家法犹存,而不以其是纬书而薄之。
《周易乾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义,两汉诸儒皆宗之。
京房之注大衍,亶诵之用甲寅元,陈宠之论三微,张衡之述九宫,许慎之称君人五号,又郑康成注易谓《易》一言而含三义,注礼谓三王郊用夏正,以易之帝乙为成汤,咸本《乾凿度》。
一行言卦气之说,出孟氏章句,而不知《乾凿度》已言之。
此皆易之大义也。
或曰纬书非学者所尚,是不然。
圣人作经,贤人纬之,经粹然至精,纬则有驳有醇。
成哀之纬其辞驳,先秦之纬其辞醇。
《乾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而为之注。
唐李鼎祚作《易传》,是时纬候具在,独取《乾凿度》,非以其醇耶?
此书前明刊本,流传而多缺误。
兹得之嘉靖中吴郡钱君叔宝藏本,不失旧观,为梓而行之,以备汉学。
(11)
乾隆十九年三月至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惠栋在卢见曾幕中,还与沈大成等幕宾精心校雠,参加卢见曾补刻朱彝尊所著《经义考》未刻部分的校勘工作。
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1629-1709)著《经义考》300卷,全书上起两汉,下迄清初,以存、佚、阙、未见四门,通考历代诸儒说经书目,自《御注》、《敕撰》始,至《自序》终,分类共30种。
每书先列撰者姓氏、书名、卷数,次列题注,标明存、佚、阙、未见,再列原书序、跋、诸儒论断及著者爵里,最后则附以朱氏考证按语。
该书是朱彝尊晚年萃其一生穷经所得,考镜源流,梳理历代说经书目之作。
康熙三十八年(1699)草稿粗就,陈廷敬、毛奇龄等序之,以次付刻。
朱氏曾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进呈该书,受到清圣祖褒奖。
有朱氏此书,历代诸儒经学著作,存亡可考,文献足征。
此书在经学史和目录学史上都是一大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康熙三十八年由于朱氏财力有限,该书仅刻了《易》、《书》、《诗》、《礼》、《乐》等部分,凡167卷。
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著者故世,尚有《宣讲》、《立学》、《家学》、《自序》四类草稿,余下部分待刊。
朱氏殁后,扬州爱好藏书、刻书,好古博雅的大盐商马曰琯尝欲捐资刻印,因故未果。
卢见曾乾隆十八年(1753)再任两淮盐运使,乾隆十九年三月于朱氏后人手中得具遗稿(12),集资补刻,并延聘一时名儒惠栋、沈大成、陈章、江昱等校订,历时年余,终于在乾隆二十年七月补刻130卷成书。
卢见曾撰序云:
秀水朱竹垞先生经学大儒,著《经义考》三百卷。
依宋十三经之例,益以《大戴》凡十四,为类一十有五。
淮南已刻其半,《春秋》以下七经暨《逸经》、《毖纬》尚有十三类缺焉未覩,余窃病之。
乾隆癸酉(乾隆十八年),余以转运再至淮南。
明年三月始得未刻之本于先生之孙稻孙,乃与同志授之梓而为之序曰,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没,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
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
故二经、十翼之分合,朱子谓郑风为淫奔,蔡氏谓商周不改月时,胡氏康侯谓圣人以天自处,好古之士不能无疑……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
譬如秦人谭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
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
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是则余区区刊是书之志也,刻成,俾以弁诸首。
(13)
卢见曾感叹《经义考》卷帙浩繁,校勘十分艰难,为表彰参与者的功绩,在该书题记中曰:
“《经义考》全书告成,余既为之序,又编总目二卷……已刻一百六十七卷,其《宣讲》、《立学》、《家学》、《自序》三卷本缺,今补刻一百三十卷,卷帙浩繁,校对不易,从事诸君子各题名于每卷之后,而博征载籍,以正字画之讹者,钱塘陈授衣章、仪征江宾谷昱也。
刻既成而核校之者,元和惠定宇栋、华亭沈学子大成也。
其商略考订,兼综其事则祁门马嶰谷曰琯,半查曰璐云。
乾隆乙亥七月望后三日德州卢见曾载识。
”(14)
惠栋不但认真参加该书的校审工作,还与卢见曾唱为同调地特别说:
汉人传经有家法,当时备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故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
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
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
后人拨弃汉学,薄训诂而不为,即《尔雅》亦不尽信。
其说经也,往往多凭私臆,经学由兹而晦。
篇中义理胜而家法亡一语,道破前人之陋,为之称快。
末幅言通经之法,真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士人苟奉此说为圭臬,则经学明而人才盛,人人尽通达国体,岂止变学究为秀才耶。
惠定宇。
(15)
卢见曾自乾隆二年(1737)就有刊刻王士禛《感旧集》的心愿,终于乾隆十六年(1751)在京城黄叔琳家得《感旧集》稿本,此后加以刻印,此书的刊行,其间同样渗透着惠栋的心血。
关于此书的刊刻,王昶撰《感旧集跋》就明确记录“请惠定宇、沈学子两君子助之。
”(16)《扬州画舫录》也称卢见曾请惠栋在扬州的旧雨亭修此书,“旧雨亭本卢雅雨所建,延惠徵君栋纂修渔洋山人《感旧集》之地也。
亭中花草有三绝,一架古藤,一亩老桂,一墙薜荔。
”(17)
惠栋还参与卢见曾所编纂的《山左诗钞》的校订工作。
清初诗坛,尤其是顺治、康熙年间,山东诗人创作极为活跃,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如王士禛、宋琬、赵执信、高珩、田雯、赵进美等,他们虽然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却没有一部专门地域性的诗歌总集给予著录。
正如卢见曾所说:
“百余年来未有专选,渔洋《感旧集》遍及海内之知交故旧,而于山左或缺略未备,先生尝以为憾,今距先生之殁又四十余年矣。
”(18)他更为感慨的是,“近刊渔洋《感旧集》为之补传,每叹遗文散失,姓名无征,吾乡文献及今不为搜辑,再更数十年零落澌灭尽矣,此后死者所大惧也。
”卢见曾为保存山东乡邦文献,决定编选《国朝山左诗钞》,“窃不自揆,属同里宋蒙泉弼、平原董曲江元度及诸同人遍搜昭代之诗,上自名公巨卿,下及隐逸方外,莫不毕载。
厘为六十卷,每人各附小传,具列乡里出处,间缀名流评骘,备一代之诗史,以昭我圣朝风雅之盛在。
”(19)用保存山东诗歌文献的方式,显示清代诗歌繁荣。
这项工作始于乾隆十八年(20)仲春,成于乾隆二十三年仲秋,历时五载,选山东籍诗人620余家,得诗5900余首,总计60卷。
卢见曾主要聘请宋弼、董元度担任整理的主要工作。
对于这项编纂山东诗人诗集的大工程,惠栋也参加校订。
“《山左诗钞》,卢雅雨先生主之……其间参订若纪晓岚、惠定宇、王兰泉、严冬友诸先生,皆天下闻人。
又借书于黄昆圃、马秋玉两先生,阅五年而成书,宜为巨观,非后来所能及。
”(21)
二传播汉学的重要学术平台
在乾隆初叶汉学发轫之际,扬州卢见曾幕府是一个传播汉学的重要学术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足以与惠栋齐名的幕宾,当首推沈大成。
沈大成(1700-1771),字嵩峰,一字学子,晚号沃田居士,江苏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他为人忠厚,精通经史,擅诗文,著有《学福斋诗文集》。
“晚游维扬,客运使卢公见曾官廨。
”(22)沈大成于乾隆十九年入卢见曾幕府,惠栋云:
“甲戌(乾隆十九年)之岁,余馆德水卢使君斋,讲授之暇,篝灯撰著。
每涉疑义,思索未通,恨无素心晨夕。
一日,使君以诗文数册示余,余读之惊,然未及询作者何人也。
久之,典谒引客入,相见,则余故人,云间沈君学子,向所视数册,皆出君手。
”(23)在卢见曾的引见下,两位故人又相见了。
惠沈二人早在乾隆八年(1743),就已相识。
沈大成诗云:
“忆昔岁癸亥(乾隆八年),余时客吴门。
始叩红豆斋,老树上参天。
诗画塞墙壁,几榻罗丹铅。
怱怱便别去,未几相讨论。
”(24)只是那次相聚时间短暂,有许多学术问题未及展开讨论。
这一次在卢见曾幕府中共同工作期间,惠栋非常高兴,他将学术上的疑难问题请教于沈大成,沈大成一一为惠栋解答。
“余喜甚,叩所疑者,学子一一晰之,余闻之愈惊。
既而促膝话旧,知君归自武林,道吴而至广陵。
广陵诗社诸君,闻声争交欢。
使君既得君如左右手,社中诗老颇以失君为怅,而余则说经论文,亹亹甚乐。
”(25)
沈大成回忆与惠栋同在卢见曾幕府中的时光说:
“旷隔逾数稔,寝馈恒惓惓。
淮南卢使君(调雅雨都转),缁衣礼名贤。
萍踪偶邂逅,握手申前欢。
兄居屋东上,余止舍西偏。
因得共晨夕,相与典坟。
”(26)两人从此同居一院内,一住东房,一住西房。
沈大成称自己受益良多:
“生平憎俗学,于古性亦敦。
自奉我兄教,日闻所未闻。
益知扫枝叶,渐能窥根原。
尽启箧中藏,阐发超后先……不才抑何幸,积载从周旋。
”(27)
沈大成盛赞惠栋所著《周易述》:
“兄犹爱治易,汉学绝复传。
所著《周易述》,五纬昭星躔。
足令辅嗣诎,顿使荀虞尊。
”(28)
《四库全书总目》中《周易述》提要云:
“栋独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
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
”(29)
惠栋与沈大成均有志于经学,惠栋将沈大成视为同志相赏者,在汉学上的相互扶持者,两人在卢见曾幕府中结下深厚的友谊。
前已述及两人一同编校《雅雨堂丛书》、核校朱彝尊《经义考》。
惠栋为沈大成的《学福斋集》亲撰序文,并将他们的学术探研记录其中: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
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艺术,反复研求于古与今之际,颇有省悟,积成卷帙。
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未睹一人。
最后得吾友云间沈君学子,大喜过望……沈君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
沈君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而无所不贯。
古人有言:
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
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吾于沈君见之矣。
沈君诗古文,咸可传世行远,世多知之。
兹不论,论其学云。
东吴同学弟惠栋书于芜城寓斋。
(30)
惠栋深知一代学术思潮的传播与兴盛要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仁加入,对于能有沈大成这样的学术大家更是难能可贵了。
惠栋、沈大成积极传播汉学,在卢见曾幕府中对于青年后学才俊影响深远,比如戴震、王昶等。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宁人,清代乾隆年间大儒。
乾隆四十年(1775),清高宗特命其与会试中式者一同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戴震是将清代汉学推向高峰的汉学大师,他不仅是考据学家,也是著名思想家。
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与惠栋在卢见曾幕府结识交往,惠栋对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有重大的推进作用。
这一年冬,三十五岁的戴震离开北京南下扬州,受聘于卢见曾幕府。
戴震经卢见曾的介绍,结识了一代经学大师惠栋。
惠栋此时正在卢见曾幕府中校书,当时戴震三十五岁正值壮年,惠栋已六十岁(第二年惠栋即在苏州家中病逝)。
戴震云:
“强梧赤奋若之岁(即乾隆二十二年),余始得交于华亭沈沃田先生。
既而同处一室者,更裘葛。
”(31)前已述及惠栋与沈大成在卢见曾幕中,一住“屋东上”,一住“舍西偏”,戴震与沈大成同住,住“舍西偏”之屋。
其实惠栋对于戴震是早有耳闻,“先生执震之手言曰:
‘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
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
’”(32)戴震此次在卢见曾的幕府中与惠栋深入交往了数月,二人遂成忘年交。
当时有人称此二人“交相推重”(33)。
在朝夕相处中,戴震不仅阅读了惠栋的著作,还和惠栋一起切磋治学的方法,在学术上进行了交流,惠栋不断对戴震讲述自己的经学思想。
潜移默化间,惠栋的学术观点对戴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惠栋推崇汉学,戴震受到惠栋影响而推崇郑玄学说,批评宋明经学为“凿空”之学。
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戴震说:
有言者曰:
“宋儒兴而汉注亡”,余甚不谓然。
方汉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先师皆起建元之间,厥后郑氏卓然为儒宗。
众家之书亡于永嘉,师传不绝独郑氏。
及唐承江左《义疏》,《书》用梅赜所进古文,《易》用辅嗣、康伯二经,涉前儒之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
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
而郑之《三礼》、《诗笺》仅存。
后儒浅陋,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
(34)
戴震在此批评宋明经学的弊病为“凿空”后,沿着惠栋训诂治经的学术路径,对郑学的理解做出解释:
“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
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稿而更之,然后知古人之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
”(35)戴震还说:
“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疾乎凿空以为经也。
”(36)
惠栋对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有直接的作用,钱穆先生对此评价道:
“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
”且认为惠栋尊崇汉学鄙视宋学的态度,对戴震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钱穆先生指出,戴震后期的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
”(37)
惠栋故世后,戴震曾于乾隆三十年(1765)亲自去苏州缅怀惠栋,并作《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资纪念。
他对惠氏之学推崇备至,云:
“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明年,则闻先生又殁于家。
今徒拜观先生遗像,曰《授经图》者。
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薶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
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
”(38)
戴震本人在这篇文章中对于与惠栋相见以后,其论学所受影响,作了详细阐述:
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
言者辄曰:
“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
”此诚震之大有不解也者。
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
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
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训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训故非以明理义,而训故胡为?
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
(39)
可以看出戴震在这篇文章中,继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弘扬惠栋学术,进而提出了“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
而在与惠栋相识之前的戴震是不反对理学的,在乾隆二十年(1755)的《与姚孝廉姬传书》中,他曾指出:
“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
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书不克尽言,言不克尽意……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技肄歧者也。
”(40)在此他认为汉儒郑玄与宋儒程、朱等人的著作都是“得失中判”,不分高下。
而戴震与惠栋相见相交后,他却只承认汉儒经师的训故,明确地批评那种“空凭胸臆”、“凿空”得义理的做法,甚至认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很显然这是他在义理观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其结论像钱穆先生所总结的,“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即曰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
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
”(41)他又说:
“惠主求古,戴主求是,并非异趣。
”(42)但戴震毕竟后出更加精进。
汪中说:
“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
力攻古文《书》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
”(43)梁启超说:
“清代汉学,阎、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
”(44)也是此意。
戴震以敏锐的目光,察觉汉学开始显露出的泥古弊端,因而指出,“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
”(45)戴震认为,文字训诂好比是“渡江河”的“舟楫”,“登高”的“阶梯”,它本身只是一种手段,“闻道”则是最终目的。
故训只是达到义理的一种手段而已。
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十五岁时,他在给弟子段玉裁的信中说:
“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
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
”(46)
戴震在服膺惠栋的由文字训诂以明义理的主张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考据与义理学相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他不墨守惠栋创立的汉学成规,治学力求达到“十分之见”的境界。
陈祖武先生对此评价道:
从惠学到戴学,有继承,也有发展。
戴学之继承惠学者,为训诂治经的传统。
这一传统导源于清初顾炎武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47),至惠栋而门墙确立。
戴震一脉相承,遂成为乾嘉学派为学的不二法门。
离开文字训诂,乾嘉学派将失去依托。
故吴、皖分野说虽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这就不尽合乎历史实际了。
然而,戴学毕竟发展了惠学,它并不以诸经训诂自限,而只是以之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
(48)高翔先生亦认为:
“清代汉学发展的高峰是戴震……从惠学到戴学,实际上表明汉学从兴起到高潮,从崛起到成熟的过程。
当时考据风气盛行一时,士人谈经言理,以小学相尚,很难以吴、皖二派概括所有考据学者。
另外,惠栋一门(所谓吴派)与戴震一门(所谓皖派),并不对立而是互为师友,治学虽各有偏重,但在基本学术途径上是一致的。
”(49)戴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发展了惠学,以训诂为手段,探究义理,通经以明道。
同时期的学者王昶客观评价了戴震学术贡献,他说:
“本朝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
”(50)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一号兰泉、又号琴德。
江苏青浦(上海青浦县朱家角镇)人。
乾隆十九年(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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