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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文学史
第三讲战国文学
第一节战国诸子散文
儒家推尊六经,但六经并不是儒家创作的经典,而是孔子以前中国文化的结晶。
关于这一点,《汉书·艺文志》有详细之说明,曰:
《易》曰:
“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至于殷周之迹,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古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
《易》曰: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
《书》曰:
“诗言志,歌咏言。
”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
《易》曰:
“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
”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
自孔子时而不具。
……
《易》曰:
“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
”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
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二者相与并行。
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易》此书经庖牺氏、周文王之手而成,《书》、《春秋》是史官记言、记事之载籍,《诗》是采诗官收集,以供王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工具。
《礼》以安上治民,《乐》以移风易俗,皆是根据具体之需要,而由君主或君主任命的官员所作。
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对六经予以重新厘定、整理,并传授给弟子,因此六经能广泛流传,成为战国前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总汇,是它以后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参照物。
关于这一点,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看得最清楚,《庄子·天下》云:
“古之人其备乎!
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又《礼记·经解》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所标榜,在于培养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人格,欲人之不贼,不诬,不奢,不愚,不烦,不乱,而养志知事,行端性和,明乎阴阳名分。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认为,六经的这种特点体现在文学内容及形式方面,是所谓“义既挺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并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具体而言,“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所以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
即内容的纯正与形式清约简丽。
《荀子·儒效》也说: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
《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天下之道毕是矣。
”荀子之言诗言其志,指的是《诗》为圣人人格之表现,此与《尚书·尧典》宽泛地说“诗言志”不同。
王先谦《荀子集解》曰:
“国风所以不随荒暴之君而流荡者,取圣人之儒道以节之也。
”也即《毛诗序》之“发乎情,止乎礼义”。
“文”指文饰;“光”者,广也;“至”指“盛德之极”。
在荀子看来,《书》、《礼》、《乐》、《春秋》其言事、言行、言和、微隐,与《诗》之言志相为表里,构成一个圣人人格内容与形式的大系统。
文学正是养成圣人人格内容与形式的途径之一。
《荀子·劝学》曰:
“学恶乎始?
恶乎终?
曰:
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
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书》之政事,《诗》之情态,《礼》之行为纲纪,《乐》之中和,《春秋》微言而大义,可以教导人超凡入圣,所以是学习的最高典范。
荀子是一位博学的学者,他对于《易》、《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的流传,居功甚伟,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传授,既发现了圣人孔子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者,五经是圣人智慧所具有情志文采的完善体现,所以学习必须以圣人及圣人创设的经典为根据,学习的目的是成为圣人,同时,他又发现了五经各自的特点,如“《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的特点,即“《礼》、《乐》标举法则而无论说分析,《诗》、《书》记载故事而不切近当前,《春秋》文辞简约,意旨微妙,一时难以索解。
”所以在学习之时,“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
故曰:
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
”即要通过师徒传授认真地领会五经意旨。
荀子以征圣、宗经、明道的纲领为基石,发表了他对“言”、“名”、“乐”等问题的看法。
《荀子·非相》曰: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
……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
故君子必辩。
”所谓辩,就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言谈,文以明道,君子好辩说,正命名而辨异同,是基于卫道的目的。
道关乎治乱人情,心之与言、说、辞、命,必须合于道,而道则以礼义之顺,合于圣人。
背离道,名不合实,虽辩丽,也是应抛弃的。
言、名的道理,用于文学创作,便是对文学内容明道目的和文章用词命意切实的一种要求。
孔子作《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72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因此,这一段历史被称为春秋时期。
现在一般以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和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的起讫时间。
春秋之时,周天子的权利下降,各个诸侯国势力增强,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诸侯国之间征战不休,社会动荡。
当时的诸侯国有140余,其中重要的诸侯国包括齐、晋、楚、秦、鲁、郑、宋、卫、陈、蔡、吴、越等。
大的诸侯国常常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出现了所谓的霸主。
著名的有春秋五霸,他们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五霸又称为五伯。
春秋的时候,出现了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为文士而兼武备。
至孔子以后,渐渐向文士发展。
大同世界与小康世界的不同,孔子有非常清楚的看法,《礼记·礼运》载孔子论大同世界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又说小康社会曰: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心所神往的大同世界,大约即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世,远诈谋,民智淳朴,社会平等。
至夏禹以后,君主之位,父死而子及;为人自私,以天下为家;大道隐蔽,圣人以礼义约束人民,因而有谋诈之事,兵革之用。
夏禹、商汤、周文、周武、成王、周公六人,虽有亲亲子子、天下为家的私心,但能谨礼、著义、考信、著过,刑仁讲让,示民以常,所以称为“小康”时代。
至春秋,礼崩乐坏,社会风气堕落,孔子所在之鲁国,“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
(1)与小康之世相比较,在孔子眼里,无疑又退了一大步。
而战国之与春秋,形势又有很大区别。
汉武帝时严安上书,其中论及春秋与战国的不同,曰: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
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岁,故五伯更起。
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
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
诸侯恣行,强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
于是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塑。
(2)
这个意思也见于刘向《战国策叙》,刘向曰:
周室至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享笃之行。
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
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
及春秋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
五伯之起,尊事周室。
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
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
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
故孔子曰: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
”周之流化,岂不大哉!
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
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
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
故曰:
“非威不立,非势不行。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
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
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
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
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
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
周朝重视礼乐文化,其基本道德,在于礼义人伦,孝悌笃敬。
及至春秋之时,虽说礼坏乐崩,但贵族君主,还是以提倡礼义为多。
大致说来,春秋是尊天子的时代,天子虽微,尚有一定影响,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霸主,皆尊天子以令诸侯;虽礼崩而乐坏,尚不至于绝灭旧有秩序。
至战国,不言礼与信,不聘享,无宗姓之亲,传统伦理,荡然无存,唯以利益苟合,也不复有赋诗言志的温温尔雅的文明气氛。
诸侯不知有天子,纷纷自立为王,并蚕食周之宗邑,终至灭周。
诸侯凌天子,卿大夫篡诸侯,诸侯互灭,弱肉强食,互相攻伐,民不卿生,表现为一种极端混乱状态。
这种混乱状态给人心理上和道德上带来的突出变化,就是原有信仰的完全崩溃,而代之以“邪说诬民充塞仁义”。
(3)
战国时道德大废而上下失序,礼让不存,仁义被弃,社会旧有的等级随着周天子的衰落而衰落,这标志着新“道德”的出现。
人们崇尚的是实力,而不是等级。
自上而下,贪得无厌,“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4)竞争原则为君主大臣所乐道,篡盗之人可以为侯王。
可以说,战国时代,随着旧道德、旧秩序的解体,以没有道德为道德,以没有秩序为秩序,建立起了一套新的“道德”、“秩序”。
这就是一切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只要符合生存与发展的目的,就是合于“新道德”;只要是凭籍实力争来的地位,就是合于“新秩序”。
《韩非子·五蠹》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汉书·食货志》云“陵夷至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对“诈力”、“富有”和“力量”的崇尚适应了战国发展的需要,是战国时代新秩序、新道德的基本内容,也是战国时代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新风尚。
在关于这三个阶段的特点的认识方面,我愿意引用大多数人不屑一顾的康有为把何休在解说《春秋公羊传》时提到的“公羊三世”与“大同”、“小康”之说联系起来,认为“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
‘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
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
在孔子看来,先有大同,其次小康,其次乱世,孔子欲由乱世而至小康,再由小康而至大同,构成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循环,康有为正是清楚地体会到了孔子的用心,而认为专制主义必将走向立宪政治,最后走向共和政治,实现真正的无论男女的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独立。
1.5.中国古籍记载之原始社会
春秋的时候,六经形成。
六经经过孔子的加工、整理。
六经是周朝文化的全面总结。
六经即六艺。
《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
《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至东汉增加了《论语》、《孝经》,为七经。
唐开成石经增加《周礼》、《礼记》、《尔雅》,又把《春秋》分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十二经。
宋理学家入《孟子》为经,合为十三经。
六经皆为古代政典,时代在春秋以前(含春秋时代)。
《周易》为历史著作。
周有二义:
周代,普遍;易有三义:
容易,简易,变易。
《周易》有经与传。
其内容包括:
(1)观物取象。
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离()为火,巽()为风,兑()为泽,坎()为水,艮()为山。
(2)万物交感。
一阴一阳之谓道。
如泰()与否(),一吉一凶,在于阴阳是否交感。
(3)发展变化。
如否极泰来。
孔子以私人讲学的方式教授弟子,改变了学在官府的传统。
自孔子以后,开始有了私学,使普通的人民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诗经》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和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的写作方法是赋、比、兴。
《诗经》共305篇,所以又称为诗、诗三百、三百篇。
《春秋》记事,《尚书》记言。
六经为中国古代至孔子时代文化的总汇。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整理六经,并且以六经为教科书。
孔子思想包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诸观念,中心是仁。
孔子强调培养君子,中庸,克己复礼。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对后代有很大影响。
春秋时期,私田出现,开始有了以实物税代替共耕田的现象。
1)大同世界。
《礼记·礼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3.1.2.战国(公元前476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后来,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残,犯上作乱。
以田氏篡齐,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标志,战国时代开始了。
西汉刘向编纂《战国策》,把春秋至秦统一这一段历史时期称为战国。
之所以称这一段历史为战国,是因为战争是这一时期最重要和最本质的特点。
战国时期,重要的诸侯国有七个,即:
齐、楚、燕、韩、赵、魏、秦。
历史上把这七个国家称为战国七雄。
战国时代和春秋时代表现出很大不同,具体说:
(1)春秋尊王,只有楚国、吴国、越国奄王坐大,中原诸侯表面上还承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
战国大国自称为王,秦、齐曾经自立为帝,东周最后也被秦于公元前256年灭亡。
(2)春秋仍然重视礼乐信义,战国则崇尚强权和诈力。
(3)春秋重视祭祀聘享,战国则无有。
(4)春秋重视宗姓氏族,战国则不论。
(5)春秋宴会赋诗,战国无有。
(6)春秋士人重视传统文化,战国士人好标新立异。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不安定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最发达、最繁荣的时代。
各个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的需要,非常重视寻找和网罗人才,大批有奇才异能之士脱颍而出。
战国时代是士的时代。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进行了改革,其中以秦国为最彻底。
战国时代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是理性精神大发扬的时代,同时也是神秘主义蔓延的时代。
战国时代产生了以儒、道、墨、法、名、阴阳、农、杂、纵横、小说家等九流十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国还产生了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他们创作的辞赋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瑰宝。
诸子出现的原因
(1)战国前无私家著述。
(2)士的崛起。
有恒心而无恒产者为士。
(3)战国改革风潮。
(4)尊士。
九流十家包括:
(1)儒家
孟子与义、王道。
性善论。
恻隐之心,羞恶(羞耻)之心,谦让(恭敬、忍让)之心,是非之心。
荀子与礼。
性恶论。
(2)道家
黄老之学。
《黄帝四经》,《道德经》。
主要讲述统治者如何用无为的方法领导人民。
庄子之学。
逍遥忘我,齐同万物,养生避害,批判人世,主张出世、隐居。
杨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为无君思想。
列子贵虚。
(3)墨家
墨子兼爱,为无父思想。
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非儒,明鬼,天志学说。
墨辩。
(4)法家
李悝。
商鞅。
吴起。
申不害。
韩非法术势结合的思想,为中央集权思想。
(5)阴阳家
水火木金土五德终始。
五德相胜,五德相生。
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
土德尚黄,木德尚青,金德尚白,火德尚赤,水德尚黑。
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代周者应为水德。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6)名家
惠施合同异。
公孙龙子离坚白。
白马非马。
(7)农家
许行,反对社会分工。
孟子批评陈相说许行。
(8)纵横家
苏秦合纵六国。
张仪连横。
鬼谷子。
(9)杂家
吕不韦。
(10)小说家
战国时期铁器大量使用,农业、水利、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出现了许多大都市,如临淄、邯郸等。
《战国策》、《史记·苏秦列传》载齐都盛况,曰: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殷人足,志气高扬。
”
第二节屈原
„一、生平与发愤抒情的创作主旨’…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案屈原《离骚》自序身世,曰:
“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据《史记·楚世家》,楚先祖出于帝颛顼高阳,高阳后人重黎曾任帝喾高辛火正,帝喾命名曰祝融。
重黎弟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季连, 姓。
周文王时,季连苗裔曰鬻熊,事文王。
鬻熊生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受封楚。
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
屈原的父亲名叫伯庸,
(1) 其出生正逢太岁在寅之摄提格正月始春庚寅之日。
其生活之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之间,是时楚国先后有威王、怀王、顷襄王在位。
屈原曾官“左徒”。
而《楚辞·渔父》提到屈原时称为“三闾大夫”。
王逸《楚辞章句》曰:
“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
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
三闾大夫为管理宗族事务,教育、督导宗族子弟的官员,左徒,依《史记正义》的说法,“盖今左右拾遗之类”。
屈原出身于楚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一度很受楚信任。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屈原因受同僚上官大夫,以及令尹子兰的诬陷,先是被疏,后又遭流放,最后在郁郁之中,终至于沉江而死。
屈原在被谗放逐过程中,曾以其作品发泄他的不满,并以此感悟君主,表现自己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之忠君,爱国之情。
关于屈原作品的数量,《汉书·艺文志》说有“二十五篇”之数。
王逸《楚辞章句》共收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又有《大招》一篇,王逸在屈原与景差两人之间,委决不下,阙而不究。
《汉书·艺文志》关于屈原作品数量之根据,来自刘向父子《七略》,《七略》的根据是刘向所编《楚辞》;而王逸《楚辞章句》所依据,也正是刘向所编《楚辞》。
因此可以说,《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二十五篇”,即王逸《楚辞章句》所载,包括《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
《大招》的作者不能肯定,不在二十五篇之数。
王逸《楚辞章句》,多次提及屈原著作流传问题,《天问序》曰:
“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九章序》曰:
“楚人……世论其词,以相传焉”。
《渔父序》曰:
“楚人……因叙其词以相传焉”。
《汉书·地理志》曰: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
后有宋王、唐勒之属慕百述之,皆以显名。
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编辑,记录屈原作品的“楚人”,大抵就是宋王、唐勒之徒。
由他们而后,有严助,朱买臣,把《楚辞》传播到广大的中国。
汉初学人所见,便是严助、朱买臣所传《楚辞》。
司马迁《史记·张汤列传》载: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
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
”这是现存文献中所见最早提及“楚辞”名称的证据。
同时也说明司马迁是清楚这个传承过程的。
在西汉之世,武帝、宣帝都爱好楚辞。
班固《汉书·朱买臣传》曰:
“会邑人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又《汉书·王褒传》曰:
“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这说明汉初《楚辞》已传入宫庭。
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人,都纷纷仿而作文。
至刘向编辑,则把楚人屈原、宋玉等人的辞作及汉人仿屈原楚辞的作品辑在一起,成今本《楚辞》。
王逸《楚辞章句》本之刘向《楚辞》,刘向则上本可能是宋玉等人编定的屈原赋,以及汉初严助、朱买臣等传习的《楚辞》,王逸关于屈原作品的说法,当最有根据。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述屈原《离骚》的创作动机时说:
《离骚》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 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真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乎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疾君王听言不聪,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故把自己的忧愁幽思,以及眷恋、期望表现在作品中,其创作动机在于怨愤。
这种怨愤在于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检讨,以讽剌世事。
这个看法,也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种因不幸遭遇而产生的创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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