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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相关事件参考资料
四年前,也就是2008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接到贝尔斯通CEO电话,通知我他们次日早晨将申请破产。
贝尔斯通是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中最小的,但是在金融市场上盘根错节,集各种脆弱性于一身。
它承担的风险太大,需要依靠数十亿美元的风险短期融资,持有与数千家企业签订的数千份衍生品合约。
这些弱点让贝尔斯通成为2008年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深重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牺牲者。
但是我们发现在2008年夏秋时节,这些弱点并不是贝尔斯通独有的。
2008年春天,随着利率提高,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需要偿付的抵押贷款也越来越高,但是他们很难通过这些按揭进行再融资,因为他们的房屋停止涨价,美国楼市正处于一波止赎权丧失浪潮以及房价崩盘的边缘。
到贝尔斯通破产的时候,衰退已经延续了数月,未来几个月情况当然只能更糟。
所有这些问题部分是健忘症造成的,没有极致危机的记忆,也没有当一个国家允许在所有经济体都需要的防火墙之外累积起大量风险时会发生什么的记忆。
贝尔斯通CEO那个晚上给我打电话,并不是因为我是他们公司的主管或监管者,而是因为我那时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这一部门充当着金融系统的救火机构。
很悲剧的是,那时法律中的金融防卫手段陈旧,而且脆弱。
不管是美联储还是其他联邦机构,对于像贝尔斯通这样的投资公司、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保险企业,或者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没有必要的综合权限。
监管者没有足够权限来监督总体风险,并实施谨慎限制,也没有权限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采取杠杆手段。
他们也无权让这些机构、或者银行控股公司通过托管破产有序倒下,并充分控制破产带来的损失。
对银行实施的防卫措施比其它金融机构都要严格,但即便这样,那些拨备仍然不够。
由于缺乏有效监管,银行利用数万亿美元短期贷款为内部风险金融活动提供融资,给银行系统造成了巨大阴影。
衍生品市场增长到超过600万亿美元,透明度微乎其微,几乎没有监管。
家庭债务占收入比例增长到了130%这一警示性的高点,而大部分这些贷款生成的时候几乎没有监管,消费者保护措施也很弱。
未能尽快使金融监管系统现代化,是这场危机之所以比大萧条以来任何一次都严重的最重要原因,也导致扑灭这场火如此之艰难。
没有尽早改革还导致2008年第四季度GDP年率下降9%,让数百万美国人失去工作、家园、业务和存款,导致楼市至今还远没有复苏,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债务增长如此显著的原因。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奥巴马总统请求国会在危机的记忆消失之前尽快通过强硬改革。
2010年7月21日经总统签署载入法律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为金融业的发展制定了更安全、更现代化的规定。
然而,据上次的危机爆发不到四年,一些人似乎已经忘了在华尔街改革之前的监管体系下,美国人经历了怎样彻底的金融崩溃。
当你听到关于金融改革的抱怨,抱怨对风险承担或者信息透明度要求的限制时,当你读到数百万美元花在那些企图弱化、甚至放弃金融改革的游说团体上时,当你回忆起过去三年刊登在报纸评论栏上那些反对改革的连篇累牍的社论和专栏时,请想想这场危机。
改革的成本太高么?
比起另一场金融危机来讲当然不是。
改革实施以来,信贷成本相对下降,多数美国金融机构的信贷在增长,尽管对部分借款人来说仍然紧张。
如果改革成本变成信贷增长的实时性拖累的话,自改革法案通过并实施后企业贷款增长速度就不会比整体经济快。
改革复杂吗?
并不见得比有待其解决的那些问题更复杂。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改革条例的长度和复杂性,大多是谨慎对待那些需要的地方所采取防卫措施的结果,而不是针对那些可能会受累于这种复杂性的地方。
存在这些改革可能会过头、并带来不可预见后果的风险吗?
这取决于监管者未来几个月为剩余改革补充具体条款时的判断能力。
但是我们的系统提供了预防这些风险的周密保护,改革规定服从于长期的公众评论和分析,法律本身也有趋于平衡的余地。
国会或者监管者迫于游说团体压力,再次让金融行业大面积地避开防止危机的条例才是更大的错误。
当然,这些改革还不完美,它们并不能避免今后所有的金融危机。
但是如果这些改革放在十年前,债务增长和杠杆化的风险就会小一些,消费者也不会落到近乎任人宰割的地步,政府也就能够限制一场金融危机可能对整体经济的损害。
奥巴马总统、克里斯-多德议员和弗兰克主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理应获得信任,以尽快推进这些改革。
我夫人偶尔在报纸上读到又一个关于金融界的人、或者他们的游说团抱怨华尔街改革,抱怨他们不需要这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时,就会非常困惑。
她让我想起2008年那个夜晚或者凌晨接到那时的金融巨头电话时感到的紧张。
忘记这场危机的教训及其给数百万美国人带来的伤害,这种代价我们承担不起。
健忘症引发了金融危机,这些改革值得我们去奋力坚持
再看看这五年来的几个数据:
国际油价从120美元一桶低落50美元再冲到128美元高位,道指从跌破7500点到重新站上13000点大关,美元对人民币一走跌落至6.2左右。
人们也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
经济何时复苏?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复苏缓慢,欧洲债务危机仍在泥沼中挣扎,中国则需要面对一场改革。
这场危机中,各国调控经济的手段仍然是依靠货币政策,收紧和放松,但就业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并未在货币政策下出现预期的复苏。
我们应该反思,收紧和放松的货币政策在挽救经济的同时,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或者说政策目标本身在经济危机初期出现偏差,后来的政策调整一方面要对付经济下行,一方面又要对之前政策造成的危害进行弥补。
具体来说,当初对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持久性预期不足,货币政策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在整个经济链条中的作用没有被充分认识。
金融危机是从华尔街开始的,当时有人认为这次危机会很快过去,就像雷曼的高层那样,在股票稍有回升的时候认为会躲过这次危机,在申请了保护之后,以为美联储会伸手援助,但最后美联储把援手伸给了两房。
不仅投行没想到危机会这么快,很多经济学家也对危机判断过于乐观,欧元之父蒙代尔在2008年11月时说:
“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
”可现在,欧洲仍然深陷债务危机,单一货币区的财政问题集中爆发,欧元会存在多久也成变数。
投行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的程度预料不足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资本收益给投行和发达经济体带来高收益似烈火烹油,人们对虚拟经济的热捧超过了对实体经济的关注。
实体经济的衰落才是危机的根本,华尔街只不过是最先引燃而已,泡沫越大破裂得越快越彻底。
在2008年3月,美国的就业数据就显示美国经济已经濒临衰退,其2月份的就业人数减少6.3万人,为此前五年以来罕见。
当时美联储选择的办法是持续降息,使得原本已经疲弱的房地产又获得喘息机会,这也加大了日后次贷危机的隐患。
到了2011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就业率出现回升,非农就业人数环比上升19.2万人,失业率意外下降至8.9%,此时,美联储结束QE2,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暂告段落。
但是由于奥巴马政府的金融、医疗改革收效甚微,失业率再次升高,2011年12月,美联储放出货币,虽然被美国多加否认,但QE3已经开始。
金融危机中的中国,选择了更加直接的政府主导投资来挽救经济下滑,“信心黄金(1712.40,-9.80,-0.57%)论”曾是中国救市的积极信号。
2008年11月,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直接目标就是降低经济衰退风险。
虽然当时普遍认为,只要经济能够维持8%以上的增速,就能保证每年1000万的新增就业,但最后大量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大型项目中去,就业特别是收入问题出现更大幅的扭曲,当时两年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明显降低,可见这一轮政府主导的投资并没有解决经济中的根本问题。
这一时期,政府调控中的两个重要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出现明显调整。
也是在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前公布了宏观政策的调整:
财政政策要从年初的“稳健”调整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调整为“适度宽松”。
放松货币,给原本体弱的经济带来了虚热,2008年三季度GDP降到9%以下,2009年GDP为8.7%,2010年经国家统计局修订的GDP增速9.1%,2011年为9.2%。
虽然对此一个更为乐观的解释是,中国先于欧美复苏,但当时信贷主要流向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这一问题虽然也多次被提及,但对经济下行的担忧使得让货币流入最能马上得到反映的行业成为地方政府的首选,2009、2010、2011这三年有很多省市GDP超过全国水平。
而另一方面,现实经济更为复杂,沿海外贸内迁污染事故陡增,收入分配扭曲在垄断行业体现明显,甚至诸多社会问题反应更为突出。
值得对比的是,2009年中的时候,尼尔森的调查显示,此时人们的储蓄意愿加强,而中国的刺激计划提出要扩大内需启动消费。
个人的储蓄意愿大于消费意愿,这就说明经济中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风险在加大。
这也是为什么内需启动缓慢,用投资拉动经济的力度控过猛。
在放松货币带来隐患逐渐暴露后,货币政策开始紧缩,但这一次的货币刹车,是以中小企业倒闭为代价的。
央行从2010年开始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最先有所反应的是中小企业,2011年中的时候,温州出现倒闭潮,民间借贷利率大增,银行间拆借利率也出现上升。
这期间的就业问题出现了变化,虽然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但工薪阶层对薪水不满意见增多,除了高房价、高通胀外,隐藏在背后的更深的原因是私营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与此对比的是国企和央企利润持续上涨,并且国企员工工资上涨水平也高于同期私营企业。
这应该说是前一轮货币放松和之后货币收紧,两者双重叠加的结果。
虽然实体经济缺钱已经是公认事实,但一直到2011年12月,央行才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而此时,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在放松货币,但这次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就业。
货币政策乃至财政政策的调整目标更倾向于实体经济,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保证就业。
特别是美国政府,奥巴马提出提振制造业,就是保证本土就业率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特别是近期,对于中国沿海及内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不能就此说产业转移初显效果,更不能看到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工资上涨,就认为就业出现好转。
我们更应该看到,高校毕业生就业仍然严峻,城市居民的就业率和工资水平仍有待改善,未来就业的主要矛盾将是如何提高城市人口的就业率和改善现有的收入分配状况等。
如果在北京月入7500元,仍没有安全感,这次是在收入分配层面提醒我们,税收、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仍需改进。
而整体GDP水平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则说明整体产业政策方面需要调整。
更重要的是,实体经济还没有消化完货币刺激政策带来的后遗症,眼下不应该再通过投资拉动经济总量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发展,而是让资源在政府和私营部门重新更合理地分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就是因为金融业与实体经济间的平衡出现偏离。
现在,金融危机过去快五年了,世界经济复苏仍然缓慢,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好转,而如同打强心剂一般的货币刺激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且副作用明显。
要想恢复实体经济,提高就业和收入分配改革,才是根本之道。
近日,浙江温州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件147名债权人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状告浙江温州泰顺县政府和公安局,要求赔偿6864万元。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接受诉状,能否立案将在近期作出裁定。
原告向法院提出的理由是:
立人集团吸收存款行为长达13年,泰顺县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有领导干部参与其中。
这一案件将泰顺县人民政府推向十分尴尬的境地。
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政府机关不作为,给经营者带来重大损失,那么,政府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但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我国对金融市场实行双重管理,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对地方金融活动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地方分支机构可以对地方金融活动进行监管。
从理论上说,这种双重管理机制可以确保地方金融活动在法定的范围内有序进行。
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民间的融资活动地方政府很难提前介入,而国家设立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则主要是对合法的金融机构及其金融活动进行管理,对于非法金融活动,他们往往无能为力。
这就导致一些发达地区地下金融异常繁荣,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比比皆是。
过去地方政府为了搞活本地经济,往往采取不告不理的做法,只要不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地方政府一般不会干预民间集资借贷活动。
这一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债权人发现自己的债权可能无法实现,向当地政府举报,而当地政府既没有及时通知金融监管机构,也没有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债权人向当地法院起诉,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预,人民法院没有受理债权人提起的诉讼案件。
这就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实际上处于不受保护的状态。
正因为如此,立人集团的债权人才会愤怒地将泰顺县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损失。
债权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地方政府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人们还需拭目以待。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如果当初地方政府雷厉风行,及时地介入此类案件,并且要求公司停止经营活动,那么,是否就能推托自己的责任呢?
答案是不一定。
吴英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民间金融活动管理问题的时候,既要注意事先防范,同时也要注意案件发生之后政府的处置措施。
民间金融活动往往都是非法金融活动,行为人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但正因为如此,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政府应当格外慎重,如果仅仅依照现行的法律规范,采取关停并转、资产拍卖等方式处理债权债务,那么,有可能会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甚至还可能会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
我国破产法关于金融机构破产的规定特别强调政府监管机构的责任,并且赋予了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的权利。
不过,这项规定很难适用于民间金融活动,因为民间金融活动不受法律保护,因此,政府在处理有关民间金融活动的时候,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民事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当然更不能越俎代庖,直接宣布清盘,由人民政府公开拍卖债务人的资产。
浙江省政府在处理有关民间非法金融活动的时候,强调了政府的责任,但似乎对政府强行介入民间金融债务纠纷之中可能带来的风险认识不足。
如果政府过度介入民间金融活动,从而使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债权人很可能迁怒于政府机关。
反过来,如果政府不作为,从而使民间金融活动泛滥成灾,并最终导致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实现,那么,债权人也可能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地方政府承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
所以,这一案件给人们带来的最大启示就在于,国务院必须尽快出台行政法规,对于地方政府处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可能产生的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上个世纪我国颁布实施了取缔非法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管理办法,虽然规定了政府取缔非法金融组织和非法金融活动的基本原则,但是,对政府介入金融债务纠纷可能产生的危害估计不足,以至于在程序设计上出现了疏漏。
许多地方政府在处理非法金融案件的时候,没有充分听取债权人的意见,从而使得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案件进入刑事诉讼阶段,债权人的利益实际上已经处于悬空状态,刑事案件的判决非但不意味着金融纠纷的终结,反而意味着金融纠纷的开始。
这一案件的更多细节还有待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披露,但不管怎样,这一案件已经向地方政府敲响了警钟。
面对越来越多的民间非法金融活动,地方政府应当慎重处理,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会引火烧身。
建议地方政府尽快研究我国银行监督业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督促金融监管机构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要过度依赖地方政府市场监管机构,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干预民间金融活动,因为那样做虽然可以将少数行为人绳之以法,但会给债权人实现自己的权利带来很大的困难。
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因为地方政府很难对自己处理金融违法行为承担法律后果。
盖特纳首先追忆了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情景:
2008年3月的一个夜晚,贝尔斯登公司总裁惊慌地给他打电话,称公司准备在第二天早晨宣布破产。
时任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盖特纳当时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
他说,贝尔斯登公司的倒台给金融市场传递了相当危险的信号,预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重金融危机已经来临。
于1923年成立的贝尔斯登公司曾是全球500强企业,也曾度过大萧条和多次经济起落,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严重亏损。
在盖特纳的干预下,贝尔斯登公司后来被摩根大通收购。
盖特纳指出,2008年时的美国财政金融监管体系不仅软弱,而且漏洞百出。
包括美联储在内的机构对诸如贝尔斯登公司这样的企业并无必要的监管权力,甚至就连有政府支持的房地美与房利美公司也都缺乏必要监管。
盖特纳认为,金融监管改革没有及时施行,是2008年以来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资本市场疲软、房地产市场迟迟没有恢复、债务猛增的根源之一。
盖特纳强调,奥巴马2010年签署的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为金融产业的发展建立了很好的保护机制,但一些人现在得了“健忘症”,对改革大发牢骚,似乎忘了金融危机四年前是怎么发生的。
他接下来在文章中花了很大篇幅为奥巴马的改革辩护,指出金融监管改革的代价和金融危机的损失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他呼吁国会顶住游说集团的压力,不要改变改革进程。
盖特纳承认,金融监管改革并不完美,也不大可能保证未来不再发生任何金融危机,但他指出,如果美国能提早10年实施相似的监管改革,2008年的损失绝不会如此惨重。
《华尔街日报》2日为盖特纳的文章配了一幅漫画,描绘华尔街的金融人士无视金融监管人士的警告,继续追逐一袋袋美元,而全然不顾自己依然身处悬崖。
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给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困难,并对西方思想理论界和各种社会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可以说,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变动甚至跳跃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我们都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世所罕见的挑战。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冲击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动荡和思想震动,促使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在认识金融危机的原因、性质和后果的过程中,对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反思和批判。
西方国家一些左翼学者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给新自由主义以沉重打击,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体制模式的局限。
在此情势下,西方思想界和西方政要分别提出用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拯救自由资本主义,试图通过一些改良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实现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论是资产阶级右翼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或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资产阶级中左翼所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都不能改变资本主义衰颓的历史大趋势。
及时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思想理论的最新动向,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界限,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的现状和前景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国家热销,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寻找克服这场危机乃至消除资本主义罪恶的现实途径和办法。
英国的《泰晤士报》还以“马克思重新回到了欧洲”为题发表评论说,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在欧洲大陆再次“热”起来,而且在美国也成了不少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9年4月,美国《大西洋(11.33,0.09,0.80%)月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复仇》的文章,明确提出现在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造成的。
2009年5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印有马克思生前画像的封面文章,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利奥·帕尼奇在《十分时髦的马克思》一文中说,当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崩溃时,对世界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和惨烈;马克思会以此作为“资本主义像一个魔法师,无力控制自己召唤出来的魔鬼”的生动例证。
从技术经济学、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只能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某些现象,无法认清它的实质和根源。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看清楚这件大事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原因。
这也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方重新获得青睐的主要缘由。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从中得到启示和鼓舞,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有人认为,现在西方的“马克思热”仅仅局限在学术界与学术层面,鲜有政治与社会层面。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事物的发展和人们的认识都有一个必要、必须的过程。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而正确的理论是正确行动的先导。
先进的理论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正确的行动是或早或晚的事。
如今在一些西方的主要国家,工人动辄就进行上百万人的大罢工,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呼唤公平与公正,这也是过去鲜见的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及其运动,决定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展的广度与深度。
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能正确应对,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法大规模地从根本上向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嫁其危机,那么,这必将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的复兴。
缺乏财政存款的支持,2012年首月信贷增量和货币供应量双双大幅低于预期。
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以7381亿元而回归到了1万亿元以下。
此前在2009年~2011年间,该数字均保持在1万亿以上。
2008年1月则为8036亿元。
人民银行近日公布的1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2012年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7381亿元,同比少增2882亿元。
与此同时,1月末,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3.1%,比上年末低4.8个百分点;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2.4%,比上年末低1.2个百分点。
而此前市场预期,1月新增贷款1万亿以上;M1、M2增速分别约为9%和13.5%。
事实上,自去年10月“预调微调”提出之后,政策放松的迹象频现。
业内也普遍预期,相比于2011年,今年政策相对较松。
但从1月的数据来看,无论是新增贷款还是货币供应量增速均低于2011年的同期水平。
这表明,政策实际放松的力度与市场预期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信贷回归常态
“政策放松预期调整致信贷投放低于预期。
”兴业银行(14.31,0.00,0.00%)(微博)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微博)表示,1月初各大行信贷投放迅猛,但节前面对市场巨大的流动性缺口,央行选择逆回购而非降准来暂时缓解资金紧张,这令商业银行对今年货币政策调整节奏重新评估,实际货币政策放松的速度并非市场预期的那么乐观。
春节前,由于外汇占款意外下降,市场曾普遍预期央行将下调存准率补充流动性。
但央行采用了大量的逆回购来舒缓流动性偏紧的局面:
1月17日和19日,央行分别进行了1690亿元和1830亿元的14天逆回购操作。
“从当月票据融资增加不多的情况可以看出,信贷窗口指导可能有所加强,要求银行合理控制放贷节奏,这是贷款同比少增较多的主要原因。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鄂永健表示。
此外,年初效应加上节日因素导致资金大幅流出银行体系,存款大幅减少,高存贷比也限制了银行放贷能力。
1月票据融资仅仅增加80亿元。
当月人民币存款减少8000亿元,同比多减7800亿元。
事实上,从往年规律来看,出于“早投放、早受益”的考虑,银行往往倾向于1月新增巨量贷款。
此前三年,即2009年至2011年,1月新增贷款均保持1万亿之上。
但值得注意的是,撇开过去三年的“非常态”来看,常规年份新增贷款亦多在1万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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