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识与文化情怀郭雪波访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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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识与文化情怀郭雪波访谈
生命意识与文化情怀――郭雪波访谈
在当下生态文学创作中,郭雪波的小说卓尔不群,这位出生于内蒙古科尔沁沙地的蒙古族作家,始终关注日益严峻的草原生态,在其长篇小说《大漠魂》《狼孩》《沙狐》《银狐》等十余部作品中,叩问人类生存价值,直击生态危机根本,呼唤人与自然和谐。
在他笔下,沙狐具有人的灵性,动物的情感在某些方面类似人类。
他热爱故乡,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因而故乡科尔沁草原的茫茫沙地是他小说故事构建的地理场所,他写那里的自然景象,写那里的动物和人物,写他们之间的情感和神奇关系……文学如何为生态而歌?
作家创作与其所处的地域有怎样的亲情关系?
近日笔者走访了长期致力于生态创作的作家郭雪波。
杨玉梅:
郭老师,您描写草原沙化反映自然生态危机的作品,令人震撼。
今年您的短篇小说《舌尖上的瘫儿》描写“父亲”照顾瘫儿的故事。
不知道这篇小说是否与您的文化背景有关?
郭雪波:
这篇小说酝酿了很久。
这是发生在我家的真实故事,父亲去世十多年了,可他与瘫儿的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我一开始也不完全理解父亲对瘫儿这一残缺生命的“苦”爱。
后来慢慢琢磨,自己在感受并热心关注自然与生命过程中,渐渐感悟到父亲对瘫儿的这种“苦”爱,那种仁慈至“圣”般的关爱,其实是对生命的尊重,甚至是一种敬重,充满了双重的宗教文化关怀。
我们家族具有双重宗教文化传统:
一是藏传佛教,佛教崇尚以慈善为怀,不做恶事,积善积德还前世之孽、修来世之福;二是萨满教,崇拜长生天长生地,崇拜自然万物。
这种萨满文化精神融入到了平时的我家生活习俗当中。
杨玉梅:
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其实有些琐碎,没有什么情节冲突,要获得深度可不容易。
郭雪波:
是啊,这篇小说发表后,我收到玛拉沁夫先生的短信:
“刚读完您的《舌尖上的瘫儿》,这是一篇令人刻骨铭心之作,把这样一个题材开掘到这般深度,实属不易,谨表祝贺……”想来老先生是被感动了,当然对我也是鼓励。
小说的故事确实颇琐碎,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想要写出味道,并且达到一定深度、平凡中见雷声,的确很困难。
在作家面前,生活层面很多,想写的东西也很多,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它,如何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和独特角度。
我是学戏剧的,戏剧强调艺术细节的典型和真实。
小说中描写的细节都是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情,我采用白描写法,尽量避免过于文学化,平实而不动声色地去叙述就够了。
杨玉梅:
作品朴素自然,看似平常,其实内涵很深,寄寓很广。
如果不用心领略,大概难以体会到作家的良苦用心啊。
郭雪波:
当下的文坛,能够静下来潜心阅读者不多了。
文化太讲求实用、热衷于作秀及趋于功利之后,导致大众阅读也会太追求快餐式快感。
尤其是社会上把“金钱”几乎当做了惟一“宗教”,缺失对生命的真正尊重和关爱,这种现象很令人忧心,亟须文学的呼吁和宣扬。
杨玉梅:
您的小说在对草原生命方面的探索可谓匠心独运,特别是对动物的描写,既写出兽性,又写出人性,体现出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对自然的敬重和敬畏。
这些文学素材和生命体验是如何得来的呢?
郭雪波:
有些评论家说我属于“体验派”作家。
我赞成。
我特别欣赏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海明威,他们是大体验派作家。
我在科尔沁草原上闯荡十多年,把科尔沁草原十几个旗县全都走遍逛遍了。
从小又在那块土地上生长,对那里的生活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太熟悉了。
后来离开那里上大学,在呼市和北京工作,但每年都回老家去体验观察思索。
读了很多书,增加了阅历,对生活、对宗教文化的知识增加了很多之后,再回去认识、反思、反视我的家乡,我的那片故土,认识就不停留在原来的低层次上了,有了俯瞰般的感觉和新的飞跃。
这样一来,在我小说里出现的苍鹰、狼、狐狸等等动物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飞禽走兽了,而是赋予了人与自然的社会内涵和生存哲学的阐释。
这些都得自于生活的体验生命的探索。
比如长篇《银狐》中的老铁子以及银狐的故事,均有生活原型。
我始终认为,不是经本人体验经历或感受后创作的东西,总不免有肤浅、虚假、空洞的痕迹,总是感到不够真实不够深刻,缺乏感染力。
收获不到亲身体验经历后的感悟,收获不到真正的自己独特觉悟,我坚持不动笔,为写而写没有什么意思。
杨玉梅:
这让我想到了您的短篇小说《天音》,其中关于生命与文化的感悟,真可谓千古绝唱。
这个小说也有生活原型吗?
郭雪波:
《天音》是一首绝唱,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失望的情绪。
老艺人的原型,还是我父亲的影子。
父亲是老家一位颇有名气的说唱艺人“胡尔琪”――就是一位萨满文化的传播者说唱者。
有一次他到百里外的村子说书,回来时在“塔民查干”沙漠里迷路,在沙坨顶被两三只狼围住无法脱身。
父亲索性就坐在坨顶拉胡琴唱起民歌。
他一首一首地唱着,从夜里唱到天亮,脚边燃着一堆篝火,当太阳升起时狼们神情萎顿,伸着懒腰,悄然消失在沙漠中。
现在国家提倡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很有远见,但仅仅这还不够,保护不能流于形式。
杨玉梅:
您的小说从《沙狐》《大漠魂》到《天音》《银狐》,对草原沙化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表现和反思,还有对历史的重新解读。
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的?
郭雪波:
每个作家都是有根有源的,首先要找到自己的根和源。
认识“自己”很重要,认识“自己”之后就会认识到自己文化的民族性。
我出生于内蒙古半农半牧沙化草原的蒙古族家庭,那我就要认识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要认识生活在这里的和整个的蒙古民族。
蒙古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和历史文化,知道她的来龙去脉,了解得越多越深刻就热爱。
热爱但并不等于狂妄,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民粹主义者。
对民族历史的认识要跳出来反视它,放在整个人类文化传统中认识它。
杨玉梅:
您曾说过自己最初并没想过什么“生态文学”之类的命题,只是想着把老家的人与自然的生存状况及命运展现给世人而已。
从1985年发表《沙狐》到2006年出版《银狐》,这20多年的文学求索,是不是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追求过程?
郭雪波:
文学拒绝生搬硬套,应该熟悉什么写什么。
1975年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高高的乌兰哈达》写的就是人工种草治理沙化草原的故事。
从小生活在沙化的草地上,见到的都是草原沙化的现状,我的文学本能就关注和触摸了这一现实。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是一种很有使命感的深度写作,我很怀恋那时的文学繁荣景象。
我的中短篇《沙狐》《沙葬》及长篇《火宅》等都是在那种文学氛围下产生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默默酝酿并开始慢慢写《银狐》,创作很艰难,断断续续写了七八年才完成,是一种半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或升华到一种宗教文化层面上去开掘,去安排人物和故事,其实冥冥中依然延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脉胳,或者是进一步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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