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绕班固《典引》的诸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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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班固《典引》的诸问题
环绕班固《典引》的诸问题
《典引》是班固后期的重要作品,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辑《文选》时,将《典引》归入“封禅”类,与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并列,成为东汉文学的“一代之典章”。
[1]《典引》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关系密切,带有显著的时代色彩,它不仅汉代时期对理解班固个人的生命历程,而且对把握整个东汉前期的文学进程,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关于这篇作品的写作年代等问题,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需要辨明。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文选》录有《典引》的序文,[2]班固在这篇序文里交代了撰写《典引》的缘起,其中一些地方与《汉书》有关,体现了东汉前期文学、史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值得作深入的探讨。
本文试从《典引》与章帝末年礼制建设的关系、《典引》的意识形态特征、《典引序》与《汉书》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讨论。
一、《典引》创作之时代
——兼论其与章帝末年礼制建设之关系
确定《典引》的创作时间,是对其进行讨论的前提。
在《文选》所录的《典引序》中,提到了明帝“永平十七年”等字眼,但那只是班固下笔时追溯往事,“永平十七年”并非《典引》的写作时间。
[3]确定《典引》的年代,必须从《典引》本文寻找证据,在这方面,唐代章怀太子李贤的《后汉书注》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线索。
章怀太子在注释《典引》有关礼制及祥瑞的内容时,征引了很多史事,而且常常有明确的纪年,这些有助于我们考证《典引》的创作时间。
注释中有关礼制方面的内容,如《典引》“燔瘗县沈,肃祗群神之礼备”两句,章怀注云:
“《尔雅》曰: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山曰庋县,祭川曰浮沈。
’肃祗,恭敬也。
《封禅书》曰:
‘汤武至尊,不失肃敬。
’元和中诏曰:
‘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
’”这里所说的元和中诏曰云云,指的是元和二年(85)二月章帝东巡颁布诏书之事,详见《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有关祥瑞方面的内容,如“是以凤皇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扰缁文皓质于郊,升黄晖采鳞于沼,甘露宵零于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一段,章怀太子注云:
《尚书》曰:
“凤皇来仪。
”元和二年诏曰:
“乃者凤皇鸾鸟比集七郡。
”羽族谓群鸟随之也。
观魏,门阙也。
肉角谓麟也。
伏侯《古今注》曰:
“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兽,大如麕,有角在耳间,端有肉。
又元和二年,麒麟见陈,一角,端如葱叶,色赤黄。
”扰,驯也。
缁文皓质谓驺虞也。
《说文》曰:
“驺虞,白虎,黑文,尾长于身。
”《古今注》曰:
“元和三年,白虎见彭城。
”黄晖、采鳞谓黄龙也。
建初五年,有八黄龙见于零陵。
《古今注》曰:
“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乌集沛国。
”轩翥谓飞翔上下。
文中出现了元和二年(85)、三年(86)等时间线索,值得留意。
又如“若乃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谍,穷祥极瑞者,朝夕垧牧,日月邦畿,卓荦乎方州,羡溢乎要荒”一段,章怀太子注云:
嘉谷,嘉禾。
灵草,芝属。
《古今注》曰:
“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状。
”章和九(“九”当作“元”)年诏曰:
“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
”奇兽神禽谓白虎、白雉之属也。
建初七年,获白鹿。
元和元年,日南献生犀、白雉。
言应于瑞图,又合于史谍也。
其中出现的元和二年(85)等字眼,也值得注意。
这些带有明确时间标志的注释,对我们确定《典引》的作年非常关键。
由以上注释可以看到,章怀太子李贤关于章帝建初、元和年间祥瑞之事的注释,常常引据伏侯《古今注》。
“伏侯”是章怀太子对东汉儒生伏无忌的尊称,伏无忌为伏晨之子,出身汉代儒学盛门伏氏一族,主要生活在顺、桓时期。
无忌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
[4]
《伏侯注》即是伏无忌所撰的《古今注》,此书《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均著录为八卷,从章怀太子注云其书八卷,“见行于今”[5]来看,《古今注》在初唐时尚为完帙,但《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为三卷,可见其书当散佚于唐末。
[6]《古今注》叙事断限“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7]说明伏无忌撰写《古今注》的时间当在桓帝时期,这很可能是他校书东观时完成的一部著作。
作为当代人对当代史事的记录,《古今注》关于东汉历史的记载具有很高的信度,书中所载祥瑞之事,《东观汉记》往往也有相应的记载,如:
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献白雉、白犀。
章帝元和二年,凤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乌、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平、朱草、木连理实,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
章帝元和二年,三足乌集沛国。
三年,代郡高柳乌子生三足,大如鸡,色赤,头上有角,长寸余。
五月戊申,诏曰:
“乃者白乌、神雀、甘露屡臻,降自京师。
”又有赤乌、白燕。
元和三年,白虎见彭城。
章帝章和元年,嘉谷孳生。
章和中,有华平生也。
章帝时,白狐见,群臣上寿。
章帝时,嘉禾、嘉麦,日月不绝。
[8]
章怀太子注对《古今注》相关史事的征引及《东观汉记》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典引》创作的时代。
《典引》中有关祥瑞史事的最晚记载,是章怀太子引伏无忌《古今注》以及《东观汉记》中的“元和三年,白虎见彭城”。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李贤看来,班固的《典引》当作于章帝元和三年(86)左右。
《典引》还讲到了“巡靖黎蒸,怀保鳏寡之惠浃”之事,据章怀太子注,这是指章帝元和年间的巡狩活动。
巡狩谓天子巡行、视察四方,《尚书·尧典》: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
”伪孔传:
“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巡行之。
……岱宗,泰山,为四岳所宗。
燔柴祭天告至。
”《孟子·梁惠王下》: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
巡狩者,巡所守也。
”章帝在位凡四巡狩:
元和元年(84)南巡,二年(85)东巡,三年(86)北巡、西巡,崔骃曾作《四巡颂》以纪其盛,班固也作有《南巡颂》和《东巡颂》。
在汉代人看来,“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在西北”,[9]章帝巡狩四方,先东南而后西北,可能也有类似的含意。
天子巡狩的一大目的是布德教于四方,崔骃《北巡颂》称之为“圣泽流浃,黎元被德”,[10]这正与《典引》“巡靖黎庶,怀保鳏寡之惠浃”的意思相吻合。
由此可见,《典引》的创作时间当在章帝的巡狩活动结束之后不久,即元和三年(86)八月西巡之后的当年(86)或下一年(87)。
除了章怀太子注中所引的史事,还有其它线索表明《典引》作于章帝元和末年。
《典引》云:
“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
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琐而不颐。
”其中,“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两句,几乎与章帝元和四年(即章和元年)七月壬戌《改元章和诏》中的句子完全相同,诏书云:
朕闻明君之德,启迪鸿化,缉熙康乂,光照六幽,讫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风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区。
然后敬恭明祀,膺五福之庆,获来仪之贶。
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
乃者凤皇仍集,麒麟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
朕夙夜祗畏上天,无以彰于先功。
今改元和四年为章和元年。
[11]
它以温和典雅的笔调,渲染了章帝的德治思想。
除了“仁风”二句外,诏书中的“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等句子,也与《典引》中“甘露宵零于丰草”,“嘉谷灵草,……卓荦乎方州,羡溢乎要荒”等词句十分吻合,笔者怀疑此诏就出自班固之手,其中一些字句是对《典引》内容的改编。
[12]这条线索表明,《典引》当与这篇诏书产生于同一时期,即元和末年。
《典引》中讲到的巡狩以及篇末班固建议举行的封禅大典,都与章帝末年的礼制复兴运动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引》正是章帝末年礼制复兴运动的产物。
章帝在元和年间复兴礼制,其时间点的选择值得注意。
从东汉建立到章帝元和年间,恰好六十年左右。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世”(三十年)的观念非常重要,孔子曾经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13]即以三十年为界限。
汉代的礼制建设,也每每与三十年、六十年等时间标志相关。
西汉时期,汉武帝就是选择在汉兴六十余年时开始一场礼制运动的。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
“武帝初即位(前140),尤敬鬼神之祀。
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
而上乡儒术,招贤良。
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
”到了东汉仍然如此,《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二》云:
“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
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
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
”描述莽、汉之间的礼制变迁,也是以光武帝即位三十年作为一个时代标志。
章帝元和二年(85),距离光武帝即位恰好六十年,这与武帝即位距汉兴六十年的情形类似,可见章帝选择这个时间复兴礼制并非偶然。
关于元和年间礼制运动兴起的动因与背景,《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是这样记载的:
(褒)征拜博士。
会肃宗欲制定礼乐,元和二年下诏曰:
“《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
’《尚书·琁机钤》曰:
‘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
’予末小子,托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
《帝命验》曰:
‘顺尧考德,题期立象。
’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予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每见图书,中心恧焉。
”褒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曰:
“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
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
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
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
”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
帝知群僚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时刊立。
明年,复下诏曰:
“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
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赤草之类,纪于史官。
朕夙夜祗畏,上无以彰于先功,下无以克称灵物。
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
”褒省诏,乃叹息谓诸生曰:
“昔奚斯颂鲁,考甫咏殷。
夫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
当仁不让,吾何辞哉!
”遂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
《礼记·乐记》云: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经过光武、明帝两代的经济复苏和文化建设,章帝时期已经具备了制礼作乐的现实条件。
[14]从上面的引文也可以看到,章帝在元和二年(85)、三年(86)之间征询诸儒,准备制礼作乐的急迫心情。
除了征询曹褒以外,章帝也征询过贾逵、班固等人,这即是《典引》中提到的“包举艺文,屡访群儒”之事。
而当时流行的纬书所宣扬的思想观念,如《河图》中的“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琁机钤》中的“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等文字,[15]也给了章帝很大的思想压力。
光武帝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明帝是第十代,章帝是第十一代。
[16]所谓“十一以兴”,是上天赋予章帝文化振兴的使命。
但章帝如何“兴”,如何“平制礼乐”,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些步骤是自建初末年至元和年间逐步实现的。
章帝时期礼制改革的中心内容主要有改元、正历、巡狩等,重大事件依次是:
建初九年(84)改元为元和元年;元和二年(85)实行“四分历”;[17]元和年间先后四次巡狩:
元年(84)南巡,二年(85)东巡泰山,三年(86)北巡、西巡。
东巡又与改行四分历有关,这是延续了《尚书·尧典》的旧制。
章帝在元和二年(85)的诏书中提到:
“《书》曰:
‘惟先假王正厥事。
’又曰:
‘岁二月,东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遂觐东后,叶时月正日。
’祖尧岱宗,同律度量,考在机衡,以正历象,庶乎有益。
”[18]改元、正历、巡狩三事,班固在《典引》中提到了两件,其一是巡狩,已见前述,其二是正历,如“乃使虔鞏劳谦,兢兢业业,贬成抑定,不敢论制作。
至令迁正黜色宾监之事,焕扬宇内;而礼官儒林屯朋笃论之士,而不传祖宗之仿佛。
虽云优慎,无乃葸欤!
”一段话,其中“迁正黜色宾监”一句,“迁正”即改太初历为四分历,“黜色”即易服色,“宾监”是复合词,宾即宾礼,意谓“殷、周二王之后为汉之宾”,监即监戒,“视殷、周之事以为监戒”,[19]宾礼二王之后是汉代皇帝展现政治道德的重要内容。
接下来,班固说这些事情已经完成,而且“焕扬宇内”,但那些礼官儒林之士却未予重视,在班固看来,这不免太过谨慎了。
在元和三年(86)八月章帝西巡之际,改元、正历、巡狩等事均已完成,唯一的遗憾就是“封禅”大典尚未实行。
[20]因此班固在元和末年(86或87)创作了这篇《典引》,劝章帝尽快实行封禅之事,[21]其中讲到“屡访群儒,谕咨故老,与之乎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薮,以望元符之臻焉”等等,显然是班固有意的劝导。
虽然《典引》与司马相如《封禅书》、扬雄《剧秦美新》一样,都是颂扬功德之作,但因班固对于当时朝臣的萎靡表现心存不满,因此语带讥讽。
二、“义吐光芒辞成廉锷”
——《典引》的意识形态特征
在班固的一生中,文学创作和历史编纂可以永平五年(62)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身份相对自由,主要是个体抒情和私人著述,后期则成为官方御用的宫廷文人,文学创作和历史编纂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
为清楚地观察班固思想的演进,下面将班固主要的学术和文学活动,列述如下:
光武帝建武八年(32),班固生。
建武三十年(54),班固父亲班彪卒,班固时年23岁,归扶风安陵服丧,作《幽通赋》,并开始编撰《汉书》。
建武中元二年(57),班固服丧期满,适逢君主易代。
明帝即位后,以母弟刘苍为骠骑将军。
班固奏记东平王刘苍,推荐人才。
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被明帝召为兰台令史,撰写《汉书》。
永平中为郎,作《答宾戏》。
永平十五年(72),与马严等撰写《光武本纪》。
永平十七年(74),班固作《神雀颂》、《汉颂》。
章帝建初四年(79),参加白虎观会议,撰写《白虎通德论》。
建初七年(82),班固上《汉书》。
建初八年(83),班固作《两都赋》。
元和元年(84)秋,章帝南巡祭祖,班固作《南巡颂》。
元和二年(85)章帝东巡,班固作《东巡颂》。
元和三年(86),班固参与议定礼制。
元和三年(86)正月,章帝先东巡,后北巡。
八月,章帝西巡,幸河东。
班固《典引》作于本年八月以后。
元和四年(87)七月,班固为章帝起草诏书,不久以母丧去官。
和帝永元元年(89)六月,班固被车骑将军窦宪辟为中护军,随窦宪北伐匈奴,作《封燕然山铭并序》,纪汉威德。
九月窦宪北伐还师,班固作《窦将军北征颂》。
永元二年(90)七月,班固随窦宪征讨西羌、出屯凉州,作有《与窦宪笺》。
永元四年(92)六月,和帝诛窦宪一党。
班固因为曾得罪洛阳令种兢,受到窦宪一案的牵连,卒于狱中。
由以上班固生平大事的编年可以看到,永平五年(62)是班固人生中的一大转折,一如下狱腐刑对司马迁及《史记》的影响之深之巨。
在永平五年(62)之前,班固继承父亲班彪的事业,在扶风安陵潜心撰写《汉书》,此时《汉书》编纂不过是班氏家族内部的事情。
但从永平五年(62)明帝召班固为兰台令史开始,班固的身份转变为一名官方学者,著述的立场也带有了显著的官方色彩,从《典引序》对《史记》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汉书》的编纂,也由私人撰述转变为官方行为,这是《汉书》编撰思想的根本性转折。
乔治忠先生认为,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22]从正史的传统来说,班固的《汉书》就是一个开端。
《汉书》作为历代“正史”的第二部,在历史编纂中明确接受官方的指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史记》“一家之言”的传统,这是汉代史学的巨大变化。
与史学撰著的立场转变一致,班固的文学创作也有类似的变化,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的特征。
如创作于永平年间的《答宾戏》,虽然是一篇表达个人感情的作品,班固却极力讴歌明帝时期的盛世景象,为王朝的政治行为作辩护,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喉舌,与前代同类作品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有很大不同。
《典引》中的符命和祥瑞思想,更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征,关于祥瑞上文已经讲过,下面主要分析一下《典引》中的符命思想。
东汉前期尤其是东汉初年,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斗争非常激烈。
一种意见是要取代刘氏,另立新朝,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国语》里的“一姓不再兴”,[23]即一个王族或皇族在失去政权后不会再次复兴。
在新莽篡夺汉室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观念具有很大的号召力,迎合了一些割据者如隗嚣的青睐。
他表面上从称建武年号,实则内怀异心,试图建立对抗光武帝刘秀的合纵联盟,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
“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
”[24]更始帝刘玄的勃兴和速亡,成为隗嚣集团“一姓不再兴”理论的最好注脚。
与“一姓不再兴”相对立的是“汉家再受命”的政治观念。
西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六月,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
于是哀帝改号为太初元将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
[25]这一措施的施行,并没有挽救西汉日渐衰亡的命运。
随后王莽的乱政,使一般民众由对圣人的热烈期待转为极度的失望。
新莽末年,“汉家再受命”的观念重又深入人心,如《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
“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
”[26]《后汉书》卷二九《郅恽传》:
“汉必再受命,福归有德。
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
”光武帝刘秀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社会心理,他最初从南阳起兵时,就是受了李通等“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之说的鼓动,而其即位,则以彊华奉赤伏之符,符云: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27]这些鼓吹“天命”的举动,使刘秀集团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学面纱。
与此相应,心系汉室的文人亦为之鼓吹,东汉初年班彪创作的《王命论》就是一篇东汉王朝合法性的政治宣言。
《王命论》写作的年代,约在建武五年(29)班彪依隗嚣时。
在这篇文章里,班彪既反思了新莽之祸与汉祚之失,又竭力维护汉室的正统地位。
[28]《王命论》的主要内容是论述“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
[29]论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强调正统,论述汉德的合法性,认为汉刘承尧之后,“氏族之世,著于春秋”。
一是强调符命,认为汉朝与尧相同,在“五德”中为火德。
高祖早年夜行,曾醉斩白蛇,乃有一老妪夜哭,自称其子为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为赤帝子所斩,此即班彪所云“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
“赤帝之符”,是上天预示高祖刘邦受命的符兆,同时也是班彪有意对东汉初年流行的“赤伏符”的回应。
[30]刘汉既然是圣王之后,又有天命相助,他人当然无法力争,所谓“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即使“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数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
[31]
阅读《王命论》,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浓厚的神学色彩,以及“宏大叙事”的文体特征。
从《王命论》开始,这种色彩和特征也笼罩着整个东汉前期,这是《王命论》带给东汉文学的新特点。
如杜笃《论都赋》云“天命有圣,托之大汉。
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32]这是描写汉高祖刘邦应运而兴之时的符命与天象。
又如班固《东都赋》描写光武帝初兴之时:
“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
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
披皇图,稽帝文。
赫然发愤,应若兴云。
”[33]同样富有神学色彩和宏大叙事的文体特点。
这种特点尤其表现在班固的《典引》里,《典引》开篇就描绘了一个皇权天授、汉继尧后的宏伟画卷:
太极之原,两仪始分,烟烟煴煴,有沈而奥,有浮而清。
沈浮交错,庶类混成。
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
逾绳越契,寂寥而亡诏者,《系》不得而缀也。
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者,莫不开元于大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书犹可得而修也。
亚斯之世,通变神化,函光而未曜。
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
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
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
[34]
《王命论》、《东都赋》不过是将帝王神格化,《典引》则更进一步推进,从开天辟地说起,可谓变本加厉。
蔡邕《典引注》云:
“典引者,篇名也。
典者,常也,法也。
引者,伸也,长也。
《尚书疏》:
尧之常法,谓之尧典。
汉绍其绪,伸而长之也。
”[35]可见班固巧妙地将自己的王命思想隐含在《典引》的篇题里面了,虽然学界一般多将《典引》与《封禅文》放在一起讨论,但实际上这篇文章与《王命论》关系更为密切。
不仅如此,班固还以刘向《高祖颂》为基础,在《汉书·高祖纪赞》中列出了一份详细的汉为尧后的家谱世系来,最后总结说:
“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显然是对刘汉天命的极力揄扬。
符命思想在东汉初年的流行不是偶然的,它渊源于战国秦汉以来的政治环境以及王莽时期流行的符命思想。
战国秦汉以来,三统、五德之说成为儒生、方士游说侯王,获取利禄的工具。
[36]西汉后期以来,儒家变法改制的思想日嚣尘上,最终导致王莽的篡位。
王莽在篡位之前,为了宣扬自己的“天命”,更炮制出一大批宣扬符命的谶纬之书,当时“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
[37]光武帝建立的东汉王朝结束了西汉元、成以来复古改制的政治思潮,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重新统一于今文经学的神龛之下。
在政治实践中,光武帝奉行了外托符命以神化政权,内用文吏以推行法治的两手政策。
[38]建武三十二年(即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乃以纬书所示行封禅之礼。
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曰:
“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
不慎克用,何益于承。
诚善用之,奸伪不萌。
’感此文,乃诏(梁)松等复案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
松等列奏,乃许焉。
”本年二月,光武帝乃封禅泰山。
四月,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
[39]直到明帝、章帝时期,符命思想还有回响。
东平王刘苍在永平三年(60)作《武德舞歌诗》,赞颂了光武帝“建立三雍,封禅泰山。
章明图谶,放唐之文”[40]的历史功绩,又撰《光武受命中兴颂》,明帝命贾逵为之作注。
班固的《典引》,正是由这样一种时代思潮所孕育出来的。
刘勰曾经评“封禅”体云:
“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
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又称“《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余巧”。
[41]“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八字,指出了《典引》宗经矩圣、典雅渊懿的特点,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耀眼的光芒,有不少是官方意识形态所赋予它的。
三、《典引序》与《汉书》之关系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典引序》与《汉书》的关系,为便于论述,先将《典引》的序文抄录如下(根据意思,笔者将其分为两段):
臣固言:
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
“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
”臣对:
“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
此言非是。
”即召臣入,问:
“本闻此论非耶?
将见问意开寤耶?
”臣具对素闻知状。
诏因曰:
“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
至是贤迁远矣。
”
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
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
臣固顿首顿首。
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亡实。
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
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盖咏云门者难为音,观隋和者难为珍。
不胜区区,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
臣固愚戆,顿首顿首。
[42]
《序》文由永平十七年(74)班固与明帝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问答开始,到“至是贤迁远矣”,所讲的内容主要与明帝有关。
针对明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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