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保姆镜头下的芝加哥街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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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保姆镜头下的芝加哥街头
一位美国保姆镜头下的芝加哥街头
这个终身以保姆为业的女人,从1940年代末起到1970年代,拍摄了十几万张照片,其中绝大多数的拍摄地是芝加哥的大街。
这些照片直到2009年才被公开。
薇薇安·迈尔的名字很快从美国传到了世界各地,看到她的作品的人纷纷惊叹一位街头摄影大师的横空出世。
本文来自《外滩画报》旗下公众号“文工团”(bund-art)。
文|程晓筠假如你穿越回到上世纪60年代的芝加哥街头,很可能与薇薇安·迈尔(VivianMaier,1926-2009)擦肩而过。
她的五官硬朗,留一头干练的短发,衣着素朴得有些碍眼,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脖子上挂着的那台禄来福来(Rolleiflex)双反相机。
或许她还会为你放慢脚步,默默地观察你,即便你完全感受不到她的视线。
在你不经意间,她已经按下了快门,随后悠悠地离开,去寻找下一个让她感兴趣的人。
▲薇薇安·迈尔的自拍照汉娜·阿伦特在本雅明英译本文集的导语中写到:
“身后声名似乎就是那些无法归类的人的命定之物,他们的作品既不适合现存秩序,也不预示着某一适合于未来划分标准的新类型。
”(《本雅明:
作品与画像》,文汇出版社,1999)这段话用在薇薇安·迈尔身上同样契合。
和本雅明一样,迈尔生前不但没有享受到与作品的价值同等的荣光,反倒饱受命运的挫败。
这个终身以保姆为业的女人,从40年代末起到70年代,拍摄了十几万张照片,其中绝大多数的拍摄地是芝加哥的大街。
这些照片直到2009年才被公开。
薇薇安·迈尔的名字很快从美国传到了世界各地,看到她的作品的人纷纷惊叹一位街头摄影大师的横空出世。
翻看去年年底出版的薇薇安·迈尔的摄影集《薇薇安·迈尔:
阴影之外》(VivianMaier:
OutofShadow),我试图去探究为何她的作品能在短短几年里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然后我发现薇薇安作品里的每一个人在被她定格于底片上的刹那,都呈现出生命最本真最自我的状态。
虽然它们原本只是她对于个人平凡日常生活的记录,可如今在我们看来,这些照片建构起了50-70年代普通美国人的精神群像。
相机不离身的女孩
除了“街头摄影大师”,薇薇安·迈尔最经常被赋予的头衔是“保姆摄影家”。
这着实有些荒诞。
据迈尔的前雇主南希·甘斯布(NancyGensburg)回忆:
“她对于保姆的工作并不上心,总是想着要到大街上去拍照。
”她选择保姆作为职业不是因为她喜欢照顾孩子,而是她可以借着带孩子散步为名,去大街上溜达,拍她想拍的人。
可如今这份职业却成了她的光环,就连BBC的纪录片也以此为卖点。
然而,对于薇薇安·迈尔,除了保姆的身份,我们又知道些什么?
她拥有浅褐色的头发和眼睛,身高5英尺(约1.52米),但由于她的大帽子、长裙和穆斯林风格的鞋子,留给别人的印象往往要更高大些;她的奇怪的步态、法语口音、过时的衣着经常遭到社区的孩子们嘲笑。
她没有任何朋友,似乎乐于被当成是坏脾气的人,除了负责照顾的那些孩子,她与别人最亲密的时刻就是她按动快门的那1/16秒;她相机不离身,但宁可将胶卷束之高阁,也不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作品。
然而,她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地拍照?
又是在哪里学会了摄影?
为什么从不公开发表作品?
为何会选择独自过完一生?
她又是如何失去了这些作品,使得它们沦为了旧货拍卖中的廉价品?
迈尔的身上布满了难解的谜团。
薇薇安·迈尔1926年生于纽约,父亲是奥匈帝国的移民,在糖果厂当机械工程师,母亲则来自法国,从事女仆的工作。
薇薇安出生没多久,她的父母就分开了,她跟随母亲生活,两人租住在纽约的一间小公寓里。
当时与她们合住的是一位名叫JeanneBertrand的女性摄影师,在当地小有名气。
几十年后,人们从薇薇安的遗物里发现了Bertrand的肖像,由此推测是这位女性摄影先驱启蒙了年幼的薇薇安。
在她长大成人的这段日子里,经历了返回母亲的法国老家居住、重回纽约、父母的短暂复合等一系列变故。
1949年,因为处理亲戚留下的一处房产,薇薇安回到自己度过童年的法国阿尔卑斯山Champsaur山谷,并用一台盒式照相机留下了人生的第一组照片。
从一张她让别人拍摄的自己的照片来看,23岁的迈尔恬静中带着几分天真,嘴角有一抹淡淡的微笑。
而她这一时期拍的照片一如她当时的表情,不论是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还是在屋前休憩的小黄狗,抑或朴实无华的邻居,都呈现出一种平和的美。
虽然从构图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照片出自新手,她独一无二的捕捉瞬间表情的能力也还未露端倪,但她与拍摄对象之间那种似远实近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
在那个相机、底片和洗印底片都是奢侈品的年代,薇薇安按动快门的速度令她的邻居十分吃惊。
这次法国之行,薇薇安共计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
从法国回到纽约后,薇薇安找了一份照看孩子的工作,同时开始带着相机游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并把镜头对准了都市客的身影:
长椅上打盹的蓝领工人、公园里玩乐的孩子、边缘化的黑人社区、康尼岛沙滩上闲适的中产阶级、博物馆门前匆匆而过的达利,都成为她拍摄的对象。
她对于摄影的热情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器材也从简易的盒式照相机升级为当时盛行的禄来福来双镜反式相机。
靠着姨妈留下的遗产,薇薇安得以在各地旅行,她去了洛杉矶,在市场门口邂逅了曾主演《死亡之吻》、《四海本色》的好莱坞男星理查德·韦德马克(RichardWidmark)。
她还出国旅行,近的有古巴、加拿大,1959年,她开始了一次漫长的环球之旅,步履远及亚洲的马尼拉、香港、澳门、上海、北京,又从中国坐船到了泰国曼谷以及新加坡,继而穿过印度和阿拉伯海,抵达也门,又北上红海,途经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希腊,之后穿越地中海到达意大利和法国。
在法国,她又回到了Champsaur山谷,这次她的拍摄对象不再是阿尔卑斯山,而是她熟悉的那些老邻居。
60多年后,我们在关于她的第三部纪录片《WhoTookNanny’sPictures》中看到了当年她镜头下的一些人。
纪录片拍摄者向他们展示薇薇安当年在那里拍摄的照片的复印件,有一位老奶奶惊讶地发现了已故多年的母亲的身影,而这竟是她母亲一生中拍过的唯一一张照片。
然而,这次旅行中留下的绝大多数作品至今依旧没有公开,比如她在中国的几座城市拍摄的照片,以至于我们不敢去想象它们价值几何。
在薇薇安之后的人生中,她再也没有机会去经历一次这样的跨洲大旅行。
返回美国后,她过起了波澜不惊的住家保姆生活。
只为自己而拍
薇薇安在面试住家保姆时,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工作量有多少,而是住家离轨交站点有多远,因为对于她而言,最感兴趣的始终是带着相机去市区拍照。
她供职的甘斯布家坐落于芝加哥郊区的中产社区。
周四和周日是迈尔的休息日,每到这两天,她都会带着相机在外游荡一整天,尤其是周日,她固定前往芝加哥市中心的麦克斯维尔街市。
这是中产阶级绝不会涉足的区域,只有流浪汉、底层贫民、还没有站稳脚跟的移民才会到那里淘便宜货。
除了买打折的水果,薇薇安更多是把镜头对准麦克斯维尔街市里的人们。
从她留下的照片来看,街市里的人们脸上多少有些愁云惨雾,少数几个苦中作乐的人则带着一种玩世不恭。
与此相对的是不远处的吉尔森公园的海滩,生活无忧的人们在其中尽情地享受大海、阳光和蓝天的馈赠,就连薇薇安自己也在那里留下了崭露笑容的照片。
从这两组截然不同的照片不难发现,拍摄对象的阶级属性对于薇薇安并没有特别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薇薇安似乎有某种特殊的气质,她和她的相机很少令拍摄对象感到威胁,即便有时对方感觉到了镜头的存在,因此不论是市场里衣衫褴褛的穷人还是沙滩上穿着泳衣的富人,都在她的镜头里留下了最为自然的一面。
人在她的作品里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遭产生着某种联系。
她的拍摄方法也与新现实主义对于技巧的刻意琢磨不同,更像是一种本能,重点不在表现,而在记录,也无需任何注解,一切一目了然。
1968年的美国社会风云诡谲,薇薇安也急于用镜头记录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然而,由于受工作限制,总是不能及时抵达事件的现场,她只好把镜头对准了记录大事件的报纸头版、贴在门上的宣传海报以及尘埃落定后人们沮丧的表情。
有趣的是,即便她有时能及时赶上游行队伍,她的镜头记录的也不是声势浩大的全景,而是对准其中某几个人。
事实上,薇薇安几乎从不以广角或长焦镜头拍摄,她关心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中的人。
然而,经过1968年之后,薇薇安的人生观似乎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她的作品里的人总是带着几分落寞,康尼岛沙滩上的美好景象再未重现。
当保姆的收入原本就不高,薇薇安所有的薪水几乎都花在洗照片上,此外,她还是个书迷,她的藏书里不乏摄影方面的专业书籍,还涉及电影、艺术、政治和女性主义——不知她选择孑然一身,是否与她女性主义的信仰有关。
薇薇安还会定期去戏院看电影,回来后和孩子们分享观影感受。
虽然她不停拍不停洗,但却不愿意把自己的照片拿给别人看。
更为吊诡的是,她供职的甘斯布家与雷蒙德家的女主人都从事与艺术有关的工作,前者是雕塑家和室内设计师,后者是当地一家报纸的图片编辑,可她却从没有向她们展示过自己的照片,她完全就是为自己而拍。
到了70年代,薇薇安的生活质量发生了质的变化。
早年供职的甘斯布家和雷蒙德家的孩子已经长大,薇薇安不得不离开,而新的雇主总是不能让她满意,她也不讨孩子喜欢。
由于收入不稳定,薇薇安洗底片的速度渐渐落后于拍照的速度,她只好把来不及洗的底片放入纸箱中收藏,然后标上名字和自己的评价,不少都被她标注为“很棒”。
在此期间,曾有一位姓Dillman的雇主家里配有暗房,但薇薇安从来没有向其提出过使用的要求。
最后,她终于中止了冲洗底片。
薇薇安在80年代发现了一个新玩具,她开始用柯达的埃克塔底片拍摄生活短片,于是禄来福来被冷落在旁。
那时她的底片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为这些盒子找个容身之所,成为她找工作首要考虑的问题。
在去尤西斯金家面试时,她开门见山地说:
“我和我的人生一同来到这里,而我的人生全在这些盒子里。
”90年代,年岁已高的薇薇安只能靠照顾比她更老的老人为生,当老人被送去疗养院后,她彻底失去了工作。
没有收入的薇薇安依旧保持着定期上电影院的习惯,据影院工作人员JimDempsey回忆,她会在电影开场前站在售票处前面不停翻着空空如也的钱包,直到工作人员让她进去为止。
薇薇安一直和甘斯布一家维持着很好的关系,对于这户人家的孩子来说,她就像是第二位母亲,她会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婚礼、孩子的洗礼,但她从未开口向他们提出经济帮助的要求。
最后,甘斯布家的孩子在她所住的狭小的廉价公寓中找到了她,并坚持为她租了一间相对较舒适的新公寓,还给她买了一部手机,不过薇薇安坚决不肯用,他们只好定期过去看看她。
2008年冬天,薇薇安在结冰的路面上摔倒,伤到了头部。
医生诊断后认为可以自行恢复,就让她回了家。
然而,她再也没有好起来,拖到2009年4月21日,离开了人世。
从互联网到全世界
薇薇安寿终正寝时,有一个人正在焦急地寻找她。
2007年,任职房产公司的约翰·马洛夫(JohnMaloof)策划出一本关于芝加哥北部地区的书。
他在一次拍卖中发现有一些老底片,以为从中可以找到编书的素材,就以400美元拍下了其中一箱,里面大约有30000张底片。
将底片显影后,马洛夫震惊了。
他把出书的事抛到脑后,开始全力寻找这些底片的主人。
他在其中一张底片上看到了薇薇安·迈尔的名字,但遍寻不着,直到2009年他才从报纸上的一则讣告里读到了这个名字。
马洛夫将这些底片扫描出来并放上了互联网,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
人们纷纷在照片下留言:
“今夜,我认识了薇薇安,完全被她的作品征服了。
”“这些照片促使我去想这些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一秒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欲望和恐惧是什么。
”他在ebay上以并不高昂的价格卖掉了大约200张,当摄影评论家AllanSekula找到他并告知这些作品的价值后,马洛夫停止了拍卖,开始从事薇薇安作品的收集和洗印工作。
被薇薇安改变人生的不仅有马洛夫,自从木制品艺术家杰弗瑞·戈登斯坦(JeffreyGoldstein)买下第一批57张照片后,他就彻底放弃了原有的工作,一头扎进薇薇安的世界,并成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并把她的作品带到了中国、加拿大等其他国家。
马洛夫和戈登斯坦还因为收集薇薇安的作品而成了好友,彼此敞开个人的收藏,以期更好地梳理她的作品的时间脉络。
如今,薇薇安·迈尔的拥趸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摄影界对她也不吝溢美之词。
在以人像摄影闻名于世的摄影师玛丽·艾伦·马克(MaryEllenMark)看来,“她是身怀优良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她的作品展示了真实的生活,而这绝非易事。
”《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员罗贝塔·史密斯(RobertaSmith)称她是“20世纪街头摄影名人堂的新候选人”。
摄影评论家AllanSekula将她看作是女性版的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凭借反映移民生活的摄影集《美国人》TheAmericans一举成名,并曾获古根海姆奖),而且“她拍摄儿童和女性的方式前无古人”。
现在,她的摄影展每年都会在世界各地举行,已经有两部摄影集和三部纪录片问世。
上海的鲲鲤国际影廊也曾推出过薇薇安·迈尔的中国首展《阴影之外》,其中BBC最新拍摄的《WhoTookNanny’sPictures》也在上海举行了全球首映礼。
记得首映礼当天,修缮一新的外滩源兰心大楼外墙上挂着大幅薇薇安作品展的海报,会场中穿着入时的人们一边手举香槟一边在为数不多的几幅薇薇安作品前品头论足,它们的标价从万元人民币起板,已经全被订购一空。
我不禁想象以薇薇安的性格脾气,假如她死而复生看到这样的场面会有何反应,是大笑还是大怒,抑或大骂?
最早发现薇薇安的马洛夫也曾被人问起过这个问题:
将薇薇安的照片公之于世,是否违背她本人的意愿?
他以一段薇薇安的录音作为回答:
“我认为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我们总得为别人腾出地方。
命运犹如车轮。
你上了路就会抵达终点。
所有人的境遇都是如此。
别人终会将你取而代之。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薇薇安·迈尔:
阴影之外》(VivianMaier:
OutofShadow)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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