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表演体裁的相声艺术言语衔接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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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表演体裁的相声艺术言语衔接研究
相声的言语衔接研究
摘要
相声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幽默,以会话为主要表现形式。
本文运用话语衔接的相关理论,对相声会话中的文本语和体态语进行较为细致的描述分析。
本文包括导言、相声文本语的衔接研究、相声体态语的衔接研究和结语四部分。
相声作为一种言语交际活动,主要由文本语和体态语组成。
将相声语言分为文本语和体态语,分别加以研究,是本文的一个特点。
因此,第二、三部分是全文写作中的重点。
在对文本语和体态语的衔接手段类型进行细致分析之前,本文分别对它们进行界定:
文本语是指在舞台表演中相声演员口头运用的话语;体态统帅语是指在舞台上相声演员表演的非言语的体态姿势。
其后,分别探讨了二者衔接手段的类型:
文本语“形合法”五种衔接手段(停延、复指、结构平行、省略、反复)和“意合法”四种衔接手段(差别衔接、回避衔接、岔说衔接、反意衔接);体态语补充、替代、否定、留白四种衔接手段。
最后以合作原则、关联理论为依据,辅以会话结构理论,探讨了文本语和体态语的不同衔接手段的语用价值。
本文在研究中以相声语料为基础,以衔接理论为统帅,从衔接角度寻求研究相声语言的最佳切入点。
同时,借鉴已有的相声和衔接理论研究的成果,思考并提出了自己在本文中的研究思路:
将相声语言分为文本语和体态语,从衔接手段入手,以合作原则和关联理论为参照点,对文本语进行细致的分析;以话轮结构和关联理论为参照点,对体态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从语言学角度对相声“包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从而揭示了相声语言深层次的特点,探求蕴含在相声语言中的丰富的语义关系。
关键词:
相声,衔接,文本语,体态语,语用价值
RESEARCHOFSPOKENLANGUAGEENGAGEMENT
INCROSSTALK
ABSTRACT
CrosstalkisatypicalhumorofChinesestyle,showedmainlybythedialogue.Thisthesisappliesthetheoriesaboutlanguageapproachtodescribeandanalysethetextlanguageandbodylanguageincrosstalk.Itisdividedfourparts,includingpreface,theresearchontextlanguage,theresearchonbodylanguage,andtheend.
Crosstalkasaverbalcommunicationactivities,mainlybythetextoflanguageandbodylanguagecomponent.Crosstalklanguagewillbedividedintotextlanguageandbodylanguage,respectively,tostudy,isthemaincharacterofthisthesis,thereforethesecondandthirdpartarethekeyparts.Beforedetailedlyanalyzingthem,itfirstlygivesthemdefinitions.Textlanguagemeansthewordswhatthecrosstalkactorssayintheirperformance.Bodylanguagemeansthegesturefacialexpressionandmovementswhicharedonebythecrosstalkactorsintheirperformance.Thenitstudiesonthelinkingmethodsbetweenthem.Therearefivelinkingmethodsintext-legallanguagewhicharetingyan(停延),fuzhi(复指),jiegoupingxing(结构平行),ellipsis(省略),fanfu(反复)andfourlinkingmethodsinsemanticlegaltextswhicharechabie(差别),huibi(回避),chashuo(岔说),fanyi(反意).Therearefourlinkingmethodsinbodylanguagewhicharebuchong(补充),substitution(替代),fouding(否定),blank(留白).Attheend,itdiscussespragmaticalvalueofdifferentlinkingmethodsbasedoncooperationprincipleandrelevancetheory.
Thearticlethesisemphaticallyresearchesonthefoundationofcrosstalklanguagematerials,andonthecommanderofengagementtheory,seekstheappropriatebreakthroughpointfromtheengagementangleresearchcrosstalk.Atthesametime,accordingtothecrosstalkandtheengagementfundamentalresearchachievementthatothershasgot,Ihaveponderedandproposedowninthisarticle——dividingthecrosstalkconversationintotextlanguageandbodylanguage,usingengagementmethod,takingthecooperationprincipleandtheconnectiontheoryasthereferencepoint,carryingonthecarefulanalysistothem,carryingonamorecomprehensiveexplanationin“laughingmaterial”fromthelinguisticsangle,thusrevealingthedeeplevelcharacteristicincrosstalkandseekingitsrichsemanticrelations.
KEYWORDS:
crosstalk,engagement,textlanguage,bodylanguage,
pragmaticvalue
一导言
1相声艺术及相声语言
“相声,曲艺的一种,用说笑话、滑稽问答、说唱等引起观众发笑。
多用于讽刺,现在也有用来歌颂新人新事的。
按表演人数分为对口相声、单口相声和多口相声。
”[1]
相声是中国的国粹。
它深深扎根在民间曲艺的土壤里,深受各阶层群众的喜爱,是中国曲艺中影响最大、最受听众欢迎的一种艺术形式。
“说、学、逗、唱”是相声的四要素。
相声就是“以‘说’(细腻的说话、讨论、说故事)为基本演出形式,通过‘学’(对人性、人生的仿真)和‘唱’(表情、声音、动作、态度的整体音乐性),形成‘逗’(幽默)”[2]的风格。
关于“相声”一词的最初记载,由于见诸古代典籍的记载相声的资料少之又少,已难以考察,《相声释名》将其形成过程概括为:
“像生——像声——相声”。
可见,相声最初重在动作模拟,后来逐渐向偏重声音模仿转化,最终形成今天以声为主、形神兼备的艺术样式。
相声在其历史发展中,博采众长,先后吸收了汉代的“徘优”、盛唐的“参军戏”、宋代的“百戏”、明代的“暗春”等艺术形式中的营养,逐渐成为一门娱乐性强、受众面广、短小精悍、雅俗兼备的曲艺艺术。
对于相声的发展历史,侯宝林先生在著作《相声溯源》中将其概括为:
“相声可溯之源长,可循之史短。
”从第一代相声艺人张三禄算起,至今相声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建国后,相声进入发展的新时期。
一些著名的相声艺术家和语言学家对相声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使得相声的讽刺、娱乐、歌颂的三大功能全面发展”,[3]真正成为一门“说、学、逗、唱”兼备的艺术形式,走进千家万户。
相声之所以深受群众喜爱,是与相声具有的独特喜剧风格密切相关,而相声的喜剧风格又集中表现为相声语言的幽默。
相声语言是艺术化的口语,又是生活化的语言。
它包括文本语和体态语,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不同于其他曲艺形式:
一、相声语言从形式上看是一种会话式语言,会话贯穿着相声的始终。
相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聊天。
与普通的会话语言相区别,相声是“经过精密加工的聊天”,冯翊纲称其为“音乐化的语言”。
[4]在表现形式上,相声以两人的对口相声为主;在语言形式上是一种典型的会话式结构,即你一言我一语的形式。
表现为相声演员中一方发话,另一方作出回答。
(单口相声其实是一种“隐性”的对话[5]);在话语结构上,始发话与接话组成一个话轮,话轮与话轮之间又毗邻对应,并通过一定的衔接关系,实现上下文及语篇意义上话题的连贯。
相声也正是通过聊天的形式,在“一逗一捧”之间实现相声语言的幽默。
二、相声语言从内容上看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幽默,而幽默也正是相声语言的最大特点。
“滑稽幽默”是相声区别于其他曲艺形式的重要特征。
相声讲究“抓哏逗趣”,而“哏”的产生集中体现在相声语言的话语含义上。
相声在始发话与接话之间、在话轮与话轮之间,有着丰富的语义关系,这些语义关系又形成了相声语言丰富的语用含义,表现在表层形式上就是不同衔接手段所带来衔接关系的变化,而话语衔接关系的变化往往促成相声幽默的形成。
除了口语外,体态语等“伴随语言”也在话语衔接、表现幽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相声幽默的形成就是充分运用各种衔接手段来制造语言“包袱”(即相声中的笑料),表现“意外”的。
可以说,相声语言是集会话与幽默于一身的,相声语言的特点是依赖于衔接手段的实现。
在这里,本文将以舞台表演中的相声作为研究对象,对相声口语内部的衔接关系进行研究,分析相声会话间丰富的语义关系及其语用价值,并对体态语在语言衔接及幽默中的作用初步探讨,联系语境,揭示相声幽默的形成机制。
为了叙说的方便,我们将相声表演中的演员口语称为文本语,演员的体态动作称为体态语,在不同章节分别探讨。
2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2.1相声的研究现状
1949年建国后,相声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大量的优秀相声段子和专业相声演员,对相声的研究,包括相声语言上的研究,也随之开始,但真正意义上的相声研究专著及文章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
研究相声的专著,自马季的《相声艺术漫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始,先后有:
王力叶的《相声艺术与笑》(广播出版社,1982)、于万海、王决的《相声艺术讲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余钊的《相声艺术入门》(北京广播学院,1992),汪景寿、藤田香的《相声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冯翊纲的《相声世界走透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等。
相关的研究文章,有:
江建文的《论相声审美特征的历史生成与“爨”》(载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02期)、张弓长的《论相声艺术的危机与出路》(载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冯巩的《相声艺术创新的探索与实践》(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士论文,2001)、吴文科的《相声发展的现实理路:
盘点与清理》(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02期)、王勇的《浅谈相声的表演艺术》(载《艺术百家》,2002年03期)、蒋慧明的《论相声表演艺术的重要特质及其独特性》(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5),等等。
总体观察,上述研究大多是专业相声演员从表演实践角度进行的经验总结和学者从非语言学角度对相声的理论分析。
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相声的多见之于文章,如:
汪景寿的《试论相声语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06期)、何天贞《拈连格的妙用》(载《汉语学习》,1984年05期)、卢盛萱《试拟修辞新格——略补》(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01期)、池昌海《相声“包袱”与语用“预设”、“含意”的虚假》(载《修辞学习》,1996年03期)、张弓长《浅议熟语在相声艺术中的运用》(载《渭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03期)、张弓长的《相声组织“包袱”的模糊手法》(载《唐都学刊》,1999年03期)、高玉兰的《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与相声语言艺术》(载《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2期)、崔佳的《相声幽默的关联理论阐释》(载于《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08期)、毛哲诗的《相声语言里的关联性体现》(载《修辞学习》,2005年06期)、王丽娜的《浅谈相声的“拟误”手法》(载《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6年04期)等。
另外,还有以相声语言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如陈雅潞的《从关联理论初探相声中的幽默》(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陈金中的《相声幽默言语语用阐释模式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等。
分析已有的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相声的文章,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侧重于相声语言的修辞格研究。
对相声语言修辞格的研究,属于对相声的早期研究,这大多集中在“曲解”、“双关”、“仿拟”等相声常用辞格上,如上文中的何天贞、卢盛萱等人的文章属于此类;
二、借助新的语言学理论对相声语言的研究。
此类研究以相声语言特点为依据,借鉴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针对相声语言在语义、语用方面的特点,提出自己的观点。
从已有的研究文章来看,主要是运用语用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相声语言,如高玉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与相声语言艺术》采用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角度来分析相声语言;池昌海《相声“包袱”与语用“预设”、“含意”的虚假》将语用学的“预设”和“含意”理论运用到相声语言的研究中;毛哲诗《相声语言里的关联性体现》将“关联理论”运用到相声语言的分析中从认知角度分析相声中“出乎意料的事”;还有的将幽默理论运用到相声研究中,如陈金中的《相声幽默言语语用阐释模式研究》。
上述研究是对相声语言研究的积极探索。
它拓宽了相声语言研究的思路,丰富了相声的理论内涵,给传统相声研究带来气象一新的感觉。
同时,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对相声语言的进一步研究是一个很好的铺垫。
但分析之下也存在着不足,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对相声语言的研究理论大多侧重于点,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已有的相声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辞格、会话含义理论、“预设”和“含意”理论、幽默理论和关联理论等几方面,且研究大多侧重于点。
对相声语言还有较大的理论分析空间,如衔接理论。
至今笔者还未发现从衔接理论方面对相声进行过较为详细研究的专著或文章。
二是对相声中的体态语研究不足。
相声作为一种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除了演员的口语外,还有就是“伴随语言”,这在相声中主要表现为体态语。
在相声中,体态语在交际中通过设置和补充语境,对口语语言的表述和理解有重要作用,同时又起着临时的衔接功能,表达出语言不能表达或不宜表达的意义来,有时候甚至可以表达出超过语言意义的效果。
因此,缺少对相声中体态语的分析,便使对相声语言的研究少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点。
在国外,对相声研究较少,只见美国学者莫大维的《论相声的自指性》(载《文艺研究》,1990年02期)一文,该文探讨了相声的自指性及其表演“框架”、相声自指性的来源及与美国单口、对口笑话的关系。
可以认为,相声研究的主要成果出自国内,因此国外的相声研究情况本文一般不涉及。
本文采用衔接理论分析相声语言,正是基于前面学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发现相声语言研究中的空白(即从衔接理论角度的研究相声口语和体态语),用自己的努力去开拓,以期有一份收获。
2.2衔接理论的研究现状
2.2.1衔接理论的内涵和外延:
方式和机制
功能语法学和语用学近30年来的兴起与发展,促使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分析和研究逐步从词素、词、短语、句子为单位扩大到以语段和话语(discourse)或篇章为单位的超句研究。
篇章学则更是着重研究句子构成篇章的各种手段,指出篇章并非是互不相关的句子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些意义相关的句子为达到一定交际目的,通过各种衔接手段而实现的有机结合体。
因此,“衔接”也就成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语篇的一个热点。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于1962年首次提出“衔接”(cohesion)这一概念。
衔接指的是语篇中的不同成分在意义上有所联系的现象。
这种联系可能存在于同一个句子内部的不同成分之间,也可能出现在两个相邻句子之间,有时还可能发生在相距较远的两个成分之间。
1976年韩礼德和哈桑(Halliday&Hasan)发表了论述语篇衔接的专著《英语中的衔接》(《CohesioninEnglish》),这本著作将英语的衔接手段归纳为五种:
1.照应(reference):
指用代词等语法手段来表示语义关系,可分为人称照应、指示照应和比较照应。
2.替代(substitution):
指用替代形式去替代上下文出现的词语,可分为名词性替代、动词性替代和分句性替代。
3.省略(ellipsis):
指省去句子中某一成分。
4.连接词(conjunction):
指连接句子的各种连词、副词等。
5.词汇衔接(lexicalcohesion):
指通过重复上文已出现过的词来达到语篇的连贯。
美国语言学家伯格兰特和杜丝勒(Beaugrande&Dressler)(1981)等人把衔接看作是语篇的表层结构关系,也就是说,语篇衔接是通过词汇和语法等表层结构形式实现的。
而韩礼德和哈桑(Halliday&Hasan)也没有停止对衔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他们在《语言篇章及测试》(《LanguageContextandText》)(1985)一书中,扩大了衔接概念的涵盖范围,把衔接分为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
结构衔接包括平行对称结构、主位——述位结构、已知信息——新信息结构;非结构衔接又分为成分关系衔接和有机关系衔接,成分关系衔接包括指称、替代、省略、词汇衔接。
这四种衔接纽带可以形成同指、同类、同延三种关系。
有机关系包括连接关系、相邻配对、延续关系等。
具体如下表所示:
国内学者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认为语言既然分为不同层次,语篇的衔接自然不但表现在词汇、语法等表层结构上,也应当在不同的层次上都有所表现。
黄国文认为:
“时和体形式、排比在结构上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衔接手段。
”[6]胡壮麟(1994)对衔接理论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他进一步扩展了韩礼德和哈桑的观点,“把及物性和主位推进模式纳入了外指衔接机制,即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中去寻找其所谓的隐性衔接机制,他认为不仅语篇的概念意义关系具有衔接作用,语篇的人际意义也具有衔接功能,如句子的语气结构。
”[7]
除黄国文、胡壮麟外,朱永生、张德禄、苗兴伟、杨朝军等许多语言学家也在语篇衔接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朱永生(1996)对韩礼德提出的词汇衔接中的“搭配”和“同现”作了专门的研究。
王金锉(2002)认为词汇同现可以理解为词语使用时的习惯用法或固定结构,这部分词汇同现并不具有词汇衔接的作用。
如果从语篇角度来看,由于在一定的语境之中一定的词往往会同时出现,而其它一些词则不大可能出现或根本不会出现,这部分词汇同现就具有词汇衔接的作用,是形成语篇的重要衔接手段。
张德禄(2000)发展了衔接理论,把衔接的范围扩充到将语篇与语境联系起来的外部机制形成的衔接和跨类衔接,并认为,语篇连贯是一个语义概念,语篇衔接机制的范围应该扩大到所有语义联系机制。
苗兴伟(1998)指出了语篇照应并不单纯是语言成分之间的指代关系,而是指代成分与语篇世界中的语篇指称之间的指代关系,语篇指称存在于语篇世界之中,而不是存在于语篇之中,一个语言成分能否在语篇世界中确立语篇指称取决于其所指对象在语篇世界中的存在与否。
杨朝军(2002)提出,语言既然是音形义的统一体,那么作为形式表征的文本必然要有某种形式上的联系(衔接),而这种形式就是一种语言长期变迁而语法化的结果。
纵观已有的对衔接研究的理论,主要集中探讨了衔接的外延与内涵、衔接的方式、衔接机制的类型等,但“还没有形成整体性的、系统的和明确的理论研究框架”,“在衔接中只注重衔接机制的类型,但没有注意不同衔接类型在不同语境中的衔接力的大小”,“对各个不同的衔接机制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机制都是以什么方式来影响语篇连贯的研究很少或不足”。
[8]另外,朱永生(1996)也对衔接理论研究中的弊端,提出吸收语用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把其中合理的部分(如会话合作原则)引入衔接与连贯关系的讨论中去,这就开阔了衔接理论的研究空间。
2.2.2与衔接有关的几个概念——连贯、照应
提及衔接,就不得不说及另一个重要概念——“连贯”。
“连贯”属于篇章语言学范畴,是近年来语篇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对于连贯的解释不同学者也是众说纷纭。
张德禄就“连贯”的概念意义曾列举VanDijk、widdowson、Danes、Brown&Yule等四种有影响力的理论[9]。
在这里我们采用廖秋忠的见解:
“连贯是话语中各个语句之间的一种语义联系,它包括表层形式的连贯和意义连贯。
”[10]而衔接则是构成话语的一种必要手段。
“它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或词汇手段,从而构成话语的有形网络,使之形成一个连贯的统一整体。
”[11]
关于衔接在连贯中的地位,张德禄(2005)归纳出国内外学者的四种观点:
决定论、对应论、相关论和无关论,并指出“对应论”相对于其他三种观点而言,正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接受。
在衔接和连贯的关系上,国内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比较一致的是认为不能把是否衔接视为语篇连贯的唯一条件。
他们的观点总结起来有这样两种:
其一,衔接是连贯的条件。
此种观点的人认为话语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总是以一定的话题连贯性和话题展开的可能性按照规律合理地发展,因此,要保证话题顺利、自然地展开,就应该运用语法和词汇衔接手段,即照应、替代或同现、复现等来实现语篇的连贯,或通过语义关联的方式实现,其手段主要有运用语境、推理、想象等。
张德禄(1993)认为衔接是保证连贯的重要条件。
孙玉(1997)、刘礼进(2002)、徐玉臣(2003)等也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其二,衔接并非是连贯必须和必要的条件。
此种观点的人认为:
一个连贯的语篇可以由衔接手段实现,也可以由非衔接手段实现,换句话说,表面衔接的文章,可能是连贯的语篇,也可能是杂乱无章的,根本不称其为语篇。
朱永生(1997)指出:
既然不含有衔接手段的话语在意义上有可能是连贯的,那么语言形式衔接与否就不能像韩礼德那样被视为连贯的必备条件,甚至不应该把衔接看作连贯的前提,而是语篇连贯可能使用的手段。
只有语篇在意义上连贯了,才谈得上衔接手段如何促进语篇的产生和解释。
谢传生(1999)也认为表面衔接良好的语篇却不一定是连贯的语篇。
胡壮麟(1996)认为衔接和连贯是紧密联系的,衔接可理解为语义和其语言中表现形式的关系,而连贯则为语义和语境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连贯性的实现离不开衔接手段的支持。
衔接手段可以是语言性的,也可以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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