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传才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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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传才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
夏传才:
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
诗经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学者所处时代不同,哲学、政治和学术观点有所差异,对若干课题的研究互有歧见,形成长期聚讼纷纭的公案。
经过千百年的争论,有些公案已经解决(如诗全部入乐问题);有些公案由于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已经没有多大研究价值(如五际四始);近几十年研究比较集中的是四大公案:
孔子删诗问题;《毛诗序》的作者和尊废问题;《商颂》的时代问题;《国风》作者与民歌的问题。
本文的任务是将这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进行简要的梳理,荟萃众家之长,求同存异,试图总结出可以较为普遍接受的认识,作为继续研究的起点。
一、孔子删诗公案
春秋末期孔子办学,曾经从古代文献中整理编纂包括《诗》在内的六种教材。
关于孔子如何整理《诗》,《论语》中只有简略的记载:
“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此外《论语》还记述孔子论《诗》、推行诗教的言论行事十多条。
孔子称“诗三百”,其他学派的典籍中也称“诗三百”;《左传》所记春秋各国应用的诗三百多篇;《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在鲁观周乐,《诗》的体制和编次与今本《诗经》大致相同,其时孔子只有八岁。
从以上可证,在孔子之前已有编次规模和今本《诗经》大体相同的传本。
西汉确立儒家思想的绝对权威性,把孔子偶像化,把孔子整理编纂的教材神圣化,《诗》成为孔子教化天下的经典。
司马迁根据当时传闻,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
“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司马迁说孔子从三千多篇古诗中去重、正乐并选择可宣扬礼义的三百○五篇编成《诗经》。
这个记述与西汉推行经学的政策和理论相一致,又记载于权威性的正史,几百年相传无人疑议。
直到唐初孔颖达为五经作疏,开始怀疑司马迁记述失实:
“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1]但汉学家仍因循删诗之说。
宋代兴起经学的怀疑学风,宋儒严格地强调纲常礼教,认为《诗经》中有大批“淫诗”,“若以圣人删定”,则借圣人之名传播“恶行邪说”[2],所以不能承认孔子按礼义标准删诗之事。
从此展开删诗说与非删诗说的论战。
这场论战一直延续到清末,长达八百余年。
大体上说,在宋代,宋学派持非删诗说,汉学派持删诗说;到清代,清今文学派持删诗说,清古文学派持非删诗说。
他们争论激烈,聚讼难决,双方都把这场公案提到“捍圣卫道”的原则高度。
主删诗的一派,竭力维护孔子的神圣地位和罩在经书上的灵光,以清·皮锡瑞的论点最为典型,他说:
“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经学不明,孔教不尊。
……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
”[3]非删诗的一派则认为,若以“淫奔”之诗乃经圣人手定,贻害无穷,也玷污圣人灵光,最典型例子莫过于王柏,他抡起板斧砍掉《诗经》三十二篇,说是代圣人删诗。
但是,孔子究竟删诗没有,历史留下的直接记述太少,两派都以自己的论点去解释那几句简约的文字,并从各处搜求旁证。
应该承认,两派的论点和论证,都有一定道理,可以说明问题的一个部分,但都缺乏可以确立己说的充分论据和圆满论证,又都竭力排斥对方观点,掺杂师法门户的宗派偏见。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历史上这场公案的实质,是封建经学内部为“捍圣卫道”、“昌明经学”以推行封建教化所进行的争论。
如果跳不出封建经学的圈子,眼界不能开阔,继续纠缠于古诗的数量和编订的具体细节,停留于辨析两派各种论点的是非,在没有发现新资料的前提下,那就再争论八百年,也是说不清楚的。
“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完成的第一项重大成绩是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
“圣人”、“圣经”、“圣道”、“王化”这些由封建经学以神圣字眼构成的精神桎梏,被“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狂飙一扫而光。
在“五四”前期“打倒孔子,废弃经学”的思潮影响下,胡适、冯友兰都说“孔子没有删诗”;二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说:
孔子“只劝人学诗,并没有自己删诗。
”钱玄同说得更明白:
“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
”所以他干脆说:
“《诗经》这书的编纂与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
”[4]这个论点的偏激,典型地表现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先驱者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当“五四”的狂飙过去,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中国学者冷静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检讨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重新肯定孔子的历史贡献。
孔子不是神圣,不是必须顶礼膜拜的偶像,却是对中国文化有卓越贡献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古文献整理专家。
在现代回顾孔子删诗的公案,其性质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实质上只是一位教育家和经他编选的一部教材的关系,一位古文献整理专家和他所整理的一部上古文献的关系。
这样,现代学者完全可以从新的角度来清理这一公案。
从三十年代开始,学者们着手梳理过去争论的脉络,扫除“圣道王化”的迷雾,剔去臆断的偏激之词,而综合双方可取的论点、论据,首先肯定孔子整理《诗经》这一历史事实及其功绩。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
春秋时应用的诗不过三百多篇,说孔子从三千篇诗删成三百○五篇不可靠,但孔子“保持原来的文辞,删去芫杂的篇章……一些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以保存。
”[5]郭沫若则从《诗经》创作时代绵长,产生地域辽阔,而其形式和内容比较统一,肯定它经过总的编辑加工和删改,这整理删改者可能是孔子。
[6]匡亚明著《孔子评传》[7],基本上也是相同的意见。
这些立论谨慎、稳妥的概括,长期为大陆学术界所接受,基本上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以及《诗经》简介,都采取这一折衷众说、求同存异的说法。
七十年代后期起,学者扩大了视野,开始在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研究春秋时古文献和《诗经》流传的情况,研究孔子整理古文献的思想和方法,全面探讨《诗经》和孔子的关系,以此为题的专论达数十篇之多[8]。
由于以新角度、全方位地进行审视,使这一公案取得更大的进展。
总括近十余年的研究,基本认识如下:
一、《诗》在孔子以前二百多年即春秋时代已在各国流传,并普遍应用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是贵族学校的必修科目,因而可以肯定必有传本。
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访鲁观周乐,可证明当孔子八岁时已有编次和篇数与今本《诗经》大致相近的传本,“诗三百”是它的规格和通称。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保存在各国公庭和贵族那里的《诗三百》和其他文献散佚,习演的乐队瓦解而各奔西东[9],即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
孔子爱好古代文献,向往西周礼乐盛世,长期搜集散佚的传本,挽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
他对从各处搜集到的各种传本,比较鉴别,进行了正乐、语言规范化、去重和编订。
这些,从《论语》的记述和《诗经》的内容及其形式的统一,完全可以证实。
二、所谓“正乐”,即孔子自己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按乐曲的正确音调校正音律,并进行篇章编次的调整,《雅》诗归于《雅》这一类,《颂》诗归于《颂》这一类。
《史记》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可见他确实按乐曲分类进行编订。
三、所谓语言规范化,即《论语·述而》所记“皆雅言也”。
从各地搜集来的传本,在当时只有抄本,十五《国风》又是土乐,其文辞必然古语、方言、俗语错杂。
孔子运用当时的“雅言”(标准语)进行语言规范化的处理,取得语言的统一。
这是作为教师的孔子,对用作教授学生的教材,必然要做的工作。
为了规范化,对某些文字和语法作必要的加工和改动,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四、所谓“去重”,即“删去芜杂的篇章”。
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说:
“东迁以后,礼坏乐崩,诗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无与于弦歌之用。
”孔子搜集到散佚的许多传抄本加以校勘,删汰重复芜杂。
《史记》说孔子从三千余篇去其重,汉·王充《论衡·正说》也说:
“《诗经》旧的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
”都指的是从各地搜集到的各种抄本(版本)的重复芜杂的总篇数,孔子仍按原来通行的编次和规模,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版本来。
由此可见,删,可以有多种情况,删篇、删章、删句、删字,都可以用这个“删”字,在这个意义上称孔子删诗,并无不可。
以《左传》引诗为证,确有《左传》引录的诗,因内容重复而今本《诗经》未录者;也有《左传》引的诗,句子多于今本《诗经》者,无疑经过删汰。
通过以上考察,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孔子是否按礼义标准选诗。
——这个问题,只有从孔子对《诗》的内容的评价和他整理古文献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
孔子自己说过:
“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可见孔子认为三百篇的内容都归于正。
孔子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以事父,远以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可见《诗经》的内容符合孔子的思想标准,据他的评论,《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那些自由恋爱和怨刺之作,也可以知风俗、考得失,为推行德治之所需。
孔子编订的《诗》,无悖于他所倡导的礼义。
孔子曾说明他整理六经的三大原则和方法,一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他尊重并热爱古代文献,只是传述它们,而不创作和增添新的内容。
我们可以相信,经他整理的《诗》保持了原来的“诗三百”的编次、内容和表达风格,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并且通过他的整理,完成了质量提高的新版本。
二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在《诗经》中没有鬼神迷信的妄诞内容,没有破坏社会秩序、鼓动造反的内容;即是为“观民俗”而采录的情诗,“发乎情而止于礼义”;那些激切的讽喻诗和怨刺诗,也与他的政治思想相一致。
三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异端,指与他的学说不相容的对立学说,在《诗经》中的确没有体现。
综上所述,孔子的“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代作”,通过《诗》和其他古文献的整理,表达他的哲学、政治和艺术观点。
近十几年,关于孔子删诗的公案,通过开拓视野,全面地研究《诗经》与孔子的关系,大家的认识已经趋向明朗化了。
二、《毛诗序》公案
《毛诗序》是为《诗经》各篇所作的题解,每个研究者都必然对它有所评价和取舍,所以关于它的聚讼最纷杂,头绪最繁多,争执最激烈,时间最长久。
从汉代到现代,争论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商榷”、“考辩”。
争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毛诗序》的作者、时代以及对他是尊还是废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派生的其他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
《毛诗序》的作者是谁?
本世纪初期胡朴安《诗经学》列举十三家之说;本世纪中期张西堂《诗经六论》列举十六家之说。
我们无须再一一辨析各家已万千遍征引的说词,而换个角度,从考察争论的来龙去脉入手。
汉代传《诗》多家,都有序,《毛诗序》是汉代各家《诗》题解的一种。
古文《毛诗》的最初传授者毛亨,是荀子的学生,自称荀子得自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所以《毛诗序》最初署名“卜商序”,或称“孔子嫡传卜商序”。
今文经学派传《鲁》《齐》《韩》三家诗,为了维护学术统治地位,攻击古文《毛诗》不是先秦传下来的真经,而是“小人伪托”盗名欺世。
到宋代,汉学派坚持它是“圣贤之作”,宋学派攻讦它是“陋儒”、“山东学究”、“村野妄人”之作。
从《毛诗序》初出世,两千多年争论不止,而且指称《序》作者的身份天壤悬殊。
考察各家《诗》传授源流,都是经由荀子传下来的。
今文三家和《毛诗》,有许多相同或接近的题解,在方法上也都比附《书》《史》,引申附会,宣扬封建教化,足证四家同源。
可以这样认为:
相同或接近的部分,基本是荀子从先秦传下来的,而不同的部分,则是后来汉儒的制作。
西汉时代,《毛诗序》在官方处于被压抑地位,为其存在和发展,不断充实和提高训诂、序说的质量,终于取代三家而独传。
《毛传》依《序》解诗,郑玄又依《序》的世次作《诗谱》,完成了三百篇世次的完整体系,《序》便成汉学封建义疏的中心。
孔子传卜商、卜商序,或竟说孔子序,为汉学所尊信。
经过几百年传授,越来越多地发现《序》说的世次与《书》《传》不合,所提示的题旨、背景,也多有繁复讹误。
讹误,当然不能说出自圣人,于是,南北朝学者把《序》分出大、小,即首篇《关雎》序文中总论全经的一长段文字是《大序》,是卜商或孔子所作,其余是《小序》,是毛亨作,或卜商作的每篇《小序》的第一句。
这类辨别,是想把《序》中的讹误与圣贤分开。
《后汉书·儒林传》提出卫宏作《序》:
“九江谢曼卿善《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
”此说一出,信从者不少。
现代学者也颇多信从者,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即从此说在大学讲授。
但考察全部《序》,文辞重赘杂论,又显然非一人之作,《隋书·经籍志》乃修正《后汉书》之说,说是卫宏和其他汉儒将卜商、毛亨之作加以补充润益而成。
清代学者严可均《铁桥漫稿·对丁氏部》以为《梁书》录有卫宏所作《卫氏传》,《隋书》无录,则隋时已失传,所谓卫宏作《毛诗序》即在《卫氏传》之中,范晔著《后汉书》时尚见到,《儒林传》所称“今传于世”,指传于六朝刘宋之时,故卫氏《序》不是现在传世的《毛诗序》。
现代的台北潘重规、上海陈子展都曾考辨,先后提出《后汉书》此说袭自陆玑疏,卫宏《序》不是现在所见的《毛诗序》而另为一书[10]。
通过学者的辨析,现在逐渐明确:
《毛诗序》保存了一部分先秦旧说,也有一些是汉人陆续撰作。
说它们保存有先秦旧说,有三个证明:
一、古文《毛诗》与今文三家在汉代水火不容,而其序说有一部分相同、相近,可证其来源同一,均为荀子所传先秦旧说;二、毛亨依《序》说诗,但也有不依《序》的,这些不依《序》的,是他没有见到旧说而自撰或由后人附益的;三、考之《左传》引诗所取诗义有与《序》相合者。
说它们有汉人的陆续撰作,也有两个证明:
一考证《新序》、《说苑》、《列女传》等汉代著述,其中引《诗》解《诗》,有许多与《序》相合而且穿凿附会的谬误相同,它们之间必定有相袭关系;
二、汉代作诗序的著述很多,都卓然成家,这些著作失传,如卫宏即其中之一,《序》出自多人手笔,显然保留了汉人的一些诗说。
《序》本无大、小之分,古人著书作序体例,是在第一篇总论总旨,然后分篇述篇旨。
这一部分总论的文字,六朝人给起个名称为《大序》,这本无不可。
但六朝学者说《大序》是孔子或卜商作,是缺乏根据的。
这一大段文字概括了自孔子以来儒家的诗歌理论,其中大段文字与《荀子·乐论》和成书于西汉的《礼记·乐记》相同或基本相同;《大序》吸取了先秦至西汉儒家学说并加以发展,只能是汉儒写定于西汉之后。
至于《小序》作者已如上述,其中既有先秦遗说,也有汉儒的撰作。
《毛诗序》的作者问题,现在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论:
《毛诗序》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保留了一些先秦的古说,秦汉之际的旧说以及多位汉代学者的续作;整理执笔的有毛亨、卫宏,可能还有别的人;在保存的先秦古说中,可能有孔子、卜商之说、荀子之说、国史之说,也可能有孟子之说或诗人自己的说明,缺乏具体材料,这些已很难考察清楚。
在没有发现新材料之前,现时只能作这样概括的说明。
关于《毛诗序》的尊、废问题,在历史上,不同时代,或尊或废。
在汉代《毛诗》独传以后,它是唯一的国定题解,成为封建诗说的义疏中心。
这自然是“尊”,在汉学系统处于学术统治地位时,即使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也未能动摇它的权威地位。
宋代宋学反汉学,对汉学经传序说重新检讨,《序》的世次不合史籍、题解的谬误与不合时代思潮,受到普遍的批评。
从北宋至南宋,展开声势浩大的废序运动。
废序派论《序》有妄生美刺、随文生义、穿凿附会三弊[11],谓《诗序》害《诗》;集宋学大成的朱熹《诗集传》即废《序》不录。
尊序派坚持依《序》解《诗》;“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
”[12]宋代尊序和废序的论争,推动了诗经学的又一次大发展。
首先,它打破汉学的僵化,开启自由研究、讲求实证、大胆怀疑、敢于反传统的新学风;废序派去《序》解《诗》,必须“覃精研思”,注重“求实”,如《诗集传》的总体水平超过以前的汉学传本;另一方面,尊序派在争论中也不得不致力于注疏序说质量的提高,如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积三十年功力,质量超过以前的汉学传本,而在依《序》说诗时遇有窒碍难通之处,也去《序》另立新说,整个宋代也产生了汉学派的一批名著。
这都说明争论推动了学术进展。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独尊朱熹。
读《诗》只读《诗集传》,汉学著作不容易见到。
宋学有其自身的弱点,在四百余年独尊过程中丧失其求真求实、自由研究的学风,逐渐趋向僵化。
《诗集传》固然有一些正确的认识,而作为封建经学著作仍未能完全避免《诗序》的三弊,有些解说只是以新的谬误代替旧的谬误,注重考证的清代学者并不服气。
当汉学复兴,《诗序》复出时,见者“辄据以为奇货秘籍”[13]。
于是,尊序和废序的斗争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兴起。
清代学术的发展,先是新汉学反宋学,接着是新今文经学反新古文经学。
新汉学的几部《诗经》名著:
陈启源《毛诗稽古篇》、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或专主古文,或以古文为本兼采今文、两宋诗说,都依《序》说诗。
如《诗毛氏传疏自序》曰:
“读《诗》不读《序》,无本之教也。
”他们精研训诂义疏,精于考据,力驳朱熹之非。
这些著述的影响压倒了《诗集传》,《诗序》又成为说《诗》的依据。
十九世纪后期的清今文经学力主三家诗说而反对《诗序》,出于其宣传维新改良的政治需要,魏源《诗古微》论列《国风》中三家诗说与《毛诗序》之异同得失,论证《毛诗序》穿凿附会、歪曲本义之谬误十八处,他依三家诗说发挥微言大义,结果旧瓶装不进新酒,此路不通。
值得注意的,清代发展的前、中、后三大阶段,都有学者超出尊序和废序之争,我们称之为“独立思考派”,他们以康熙时代姚际恒《诗经通论》、乾嘉时代崔述《读风偶识》、同治时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为代表。
姚氏于其《自序》曰:
“惟是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其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
”崔氏《自序》曰:
“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义,如同唐宋人之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在于胸中,惟合于诗义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
”方氏《自序》曰:
“不顾《序》,不顾《传》,不顾《论》,惟其是者从而非者止。
”“五四”以前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很重视这一派的著作,曾著文宣扬。
以上是我们对历史上尊序废序斗争的简略的回顾。
“五四”时代的学者,对《毛诗序》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与古代的废序之争已有本质上的不同。
它不是一个封建经学学派反对另一个封建经学学派,不是以一种封建经说去代替另一种封建经说,而是现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高举反封建的旗帜,要求用科学和民主的思想重新探求诗义,汉学、宋学、古文、今文,一切不符合实际的封建诗说都在废除之列;当时所以对《毛诗序》集中火力,因为它是汉学封建义疏的中心,其影响最大。
“五四”和以后的年代,我们确实把《毛诗序》批得很臭,其影响直到现在仍然十分深刻。
三十年代的文论家,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把《毛诗序》中被称作“大序”的那一大段文字抽出来独立成篇,肯定它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论的总结,作为一篇有重要文学理论价值的文献,编入大学文论教材。
从而由全盘否定,到肯定其一部分的历史文献价值。
五十年代以后,我们开始清理尊序废序斗争的历史公案,认识到在我们的时代,不存在尊序废序的问题,而是梳理它的发展过程,予以科学的说明,作为发展现代诗经学的借鉴。
比较尊序废序各派的诗说,我们发现比附书史、穿凿附会,为宣扬封建教化而曲解诗义之弊,《毛诗序》如此,三家遗说如此,宋学诸家乃至朱熹《集传》亦如此,清人以考据为标榜的名著如此,乃至“独立思考派”也如此,只是程度不同,并无本质区别;但他们的诗说中也都有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认识。
封建社会的学者不可能摆脱封建诗教,由于他们的立足点和他们从前代继承下来的研究资料,他们时代所达到的科学水平,他们的贡献只能把认识向前推进一步。
我们应该看到他们各自的成绩,根据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承认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进步,尊重他们为诗经学的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所作出的不同贡献。
历史地具体研究《毛诗序》,可以肯定它是上古第一部完整、系统的题解,优于汉代的其他各家题解,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小序》,也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小序》保留古序较多,距离《诗经》时代较近,有一部分题解言中诗旨、诗篇背景或作诗缘起。
拿废《序》最力的朱熹来说,姚际恒、崔述都曾指出《诗集传》对《序》“阳违阴从”,据今人统计《诗集传》全采《小序》说的82篇,大同小异的89篇,可见《集传》《小序》相同和基本相同的有171篇,占《诗经》总数的近60%。
近几十年的几十种《诗经》注译,也有一部分题解袭自《小序》或参考了《小序》。
我们吸取和借鉴《小序》的某些成说,反过来又骂它一无是处,未免有欠公平。
《毛诗序》作为古代《诗经》题解中比较系统、完整、保存先秦古说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序说,自有其一定的价值。
我们也应该无所尊,无所废,寻绎文义,考察背景,一一辨析,从其是而黜其非,把我们时代的诗说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三、《商颂》时代的公案
《商颂》的时代问题,历来有商诗(殷商时代的诗)和宋诗(周代宋国的诗,即周诗)两说。
究竟是商诗还是周诗,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肯定《商颂》是商诗,它是殷商时代文学艺术的珍贵材料,殷商不但留下了《商书》中《盘庚》这样的散文作品,也留下了诗歌作品,向全世界展现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前十二世纪中国诗歌艺术的风貌;其中的英雄颂歌、史诗因素及其具有特色的艺术形式,早于古代希腊文学几个世纪,其丰富的内容对殷商史及上古社会文化和观念形态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但是,关于它的时代,文献直接记述极少而且难得确解,解决问题的难度较大。
商诗耶?
周诗耶?
聚讼难决。
先秦古籍中只有《商颂》或《殷颂》之称。
《国语·鲁语》有一条重要的记述: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
古文学派的《毛诗序》引述这句话时“校”作“得”,解释为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在宋国戴公时代得到保存在周之司乐太师那里的商代著名的旧歌,那时礼崩乐坏,正考父拿回去作为宋国祭祀祖先的乐歌。
所以《商颂》是商诗。
今文学派三家《诗》将“校”作“效”,即“献”,解释为正考父将商之名颂十二篇献于周太师比正音律。
司马迁习《鲁诗》,故取今文学派之说,在《史记·宋世家》中说:
“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
”所以《商颂》是周诗。
《商颂》原来的十二篇,到孔子编《诗》时只存五篇,这一点两派无异辞。
这五篇是商诗还是周诗,两派各持己说,争执数百年。
郑玄以古文《毛诗》为本为《毛传》作笺,兼采今文三家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取今文之说。
《郑笺》在东汉末以后为天下所宗,所以“宋诗说”占了上风,西风压倒东风。
魏晋以后王学反郑学,标榜纯汉学,到唐代孔颖达作《正义》完成经学的统一,都坚持汉学的商诗说。
宋人疑古,在这个问题上宋学仍主商诗说,直到清代前期的古文学者,也主商诗说,连不卷入今、古、汉、宋之争的姚际恒,也骂“宋诗说”者是“妄人”。
可以说晋以后一千余年,商诗说占上风,东风压倒西风。
清代汉学复兴,旧案重翻,争论又起。
清中期以后今文经学扬三家,魏源、皮锡瑞提出二十条论证,力证《商颂》是宋诗。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针锋相对地骂主商诗说的古文学是“陋儒”,声称“魏、皮二十记,精确无伦,即令起古人于九泉,当无异议。
”当时两说争论激烈。
近代集考据学大成的王国维作《说商颂》三篇,他一方面补充和修正魏、皮的二十论,一方面利用殷墟卜辞作证明,论说《商颂》不是商代作品;梁启超也赞同王国维的观点。
虽然还有人仍坚持《商颂》在前(如吴生《诗义会通》),但信史缺少,古史难通,甲骨文难辨认,王、梁都是本世纪初的国学大师,所以信从其说者较多。
于是西风又压倒了东风。
“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经学直接继承了这些材料,当时的学者俞平伯、顾颉刚都继续他们的老师王国维的观点。
郭沫若也从《商颂》五篇的内容,结合他对卜辞、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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