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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历史进步
知识分子在历史进步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五四时期,我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扬弃和比较,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探索。
经过反复比较和思考后,一批最有觉悟又富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作出共同的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武器。
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够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又能对社会政治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是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也是研究五四时期历史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今天,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更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中的伟大地位和作用,从而促使我们在世纪之交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对自己的使命作出更新更深的思考。
一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演变,尽管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了,但真正发生质的变化,从根本上接受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变革具有不彻底的一面,封建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仍然束缚着广大国民的思想。
因此,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变革,切实引入新的思想文化成分。
这场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是促进了许多知识分子重新开始思考与探索。
于是,在五四运动前,一场旨在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
这场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大的变动。
中国知识分子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
新文化运动初期使用的武器是民主、科学。
民主在当时的含义是:
法律上的平等人权,伦理上的独立人格,学术上的破除迷信与思想上的信仰自由。
他们认为,这三者是欧美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
科学在当时主要是指,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以生存竞争观念为核心的科学实证思想。
他们认为,近代欧美能超越其他民族而居于领先地位,科学之兴,功不可没。
所以,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
袁世凯窃国,复辟帝制,造成民国的悲剧,究竟说明了什么?
陈独秀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而“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
“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注:
《独秀文存》三卷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3页。
)陈独秀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表明汲取了辛亥革命教训的知识分子,已经充分意识到深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超过了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的认识水平。
陈独秀还认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只能是民主主义思想,因为它们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注:
《独秀文存》三卷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中国知识分子已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倡导民主与科学,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用科学思想代替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
他们已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相互联系的。
如果没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学便不能发展;假如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巩固。
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以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作为武器,着重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必然产生如何改造社会的思考。
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腐败和黑暗,正如张闻天所说:
“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
”(注:
张闻天:
《社会问题》1922年1月,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说:
“社会仍是这样黑暗,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
中国的改造,才有望咧!
”(注:
何孟雄:
《过去的青年》,载《时事新报》1919年10月。
)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单从思想文化进行批判,而不对这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产生的重要积极作用,是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进行探索与选择。
这是他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文化运动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的标志。
二“改造中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成为共识,而选择改造中国的方案,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也都把目光集中到西方。
一批批留学生奔赴欧洲、美国和日本,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被译成中文。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宝库中,选择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由此出现了思想文化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救国方案的多样化。
一时间,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杜威的“实验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意志,欧文、傅立叶的乌托邦,法国的“工团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
这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对人类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各种新思想所产生的强烈兴趣及敏锐程度。
由此出现了五四时期特有的百花齐放、异论争鸣、万舸争流的蓬勃文化景象。
与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相适应,知识分子在探索追求中,分化组合,大致形成了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三个群体。
第一个群体是以胡适、吴稚晖和后来的陈序经为代表,他们主张扔弃传统,使中国文化彻底脱胎换骨,接受西方文明,被称为“全盘西化派”。
第二个群体是以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为代表,他们试图以儒学(宋明理学)为框架来吸收西方文化,在重建传统与复兴儒学的基础上,开辟一条近代化的道路。
实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
第三个群体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他们与前两个知识群体不同,把文化的重建和社会的改造密切结合起来,使思想启蒙运动走向广大工农群众,使文化重建的努力不停留在书斋中。
他们摒弃了空言侈谈,文字游戏,主张实践,学用结合。
当实践证明他们选择的各种西方思想文化都不行时,又能从无数学派和“主义”中摆脱出来,去选择新的思想。
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大国诸多样板和楷模中寻觅、选择和争论时,西方列强之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感到震惊,促使他们去重新评判西方的文明与民主,并对过去的选择进行再思考,因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了4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
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
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使有机会亲自到欧洲目睹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梁启超在大战结束后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看到的西欧:
“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注: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梁启超选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3页。
)他深感西欧文明已经破产了。
周恩来1920年底到达欧洲,他从欧洲发回的通讯中写到:
“战争之为害与预备战争之为祸,直可以使世界生产为之毁坏,人类为之减少,幸福为之消灭,经济现象为之紊乱,重以言之,世界文明亦得因之以退化。
”(注:
《周恩来旅欧通信》,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地唤醒了正在醉心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仰慕西方民主、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进一步去全面审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出路的思考,从而使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变化的分野也日趋明显。
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进行批判。
在这批判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大钊在战后著文指出:
“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
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注:
李大钊: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
)他冷静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并结合这种分析表示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怀疑和否定,得出了对战争本质的正确结论。
他说:
“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
(注:
李大钊:
《战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67页。
)战争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
”(注:
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
)他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即认识到这种进化历史观一方面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
这对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陈独秀此刻也从选择法兰西的政治革命,转而批判这一政治革命,他说:
“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
”社会从原来的“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庸讳言者也。
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
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谁来把中国引向这条新的道路,这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代表一种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在中国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洪秀全活动的年代,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而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活动的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刚刚有了些发展,开始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但是,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在半殖民地曲折生长的条件下,已经造就其先天不足而后天失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因此也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可在另一方面,以个体小经济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新的代表力量.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同样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清王朝的对立面.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阶层.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惟一的希望就是接受孙中山先生最早倡导的民主革命思想,以很大的热情来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和自然科学,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青年学生,有志之士曾先后出国,寻求救国真理.据查,仅1905年去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达一万多人.以同盟会会员的成分为例,在1905、1906、1907三年中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可考其出身379人,其中留学生和学生354人,占93%以上.[注1]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数字说明,当时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对宣传组织和发动这场革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如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其共同纲领为: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它亦是辛亥革命的行动纲领.在此《纲领》的鼓舞下,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建立新的共和国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19岁的邹容在所著的《革命军》一书中,就响亮地吹起了时代进军的冲锋号角.他说:
“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可缺之饮食.尔毋自暴!
尔毋自弃!
尔之土地,占亚洲三分之二,尔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之外来之恶魔,则尔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民誉飞扬,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域;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
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
是在独立!
”
《革命军》和其他许多革命书报,在当时广泛地流传在国内外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对当时国内的劳动人民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鼓动作用.如:
1906年安源煤矿工人6000余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举行的起义,1911年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举行起义响应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运动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各阶层人士所受到的影响.尤其是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时,孙中山曾对留日人员作这样的记述:
“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者甚众.稍有缓却,则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注2]这种为革命事业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精神,在以后的多次武装起义中都有所表现.
同时,在一些革命报刊中,对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表现得也比较明显,他们鼓吹个人冒险主义,主张用暗杀来解决问题,并宣传这种暗杀活动的“好处”.如《中国白话报》在《国民意见书》一文中说:
“革命断非一次就可以成功的,而且此时各种学问都没有预备,各处人心也不能齐一,各等社会的意见更是参差不齐;……这时候做革命的过渡,就是刺客.这刺客是顶容易成功的.第一不要多花钱,第二不要多联体,……第三不至惹外国人干涉,……第四不至扰累地方多杀人命,……第五杀一可以儆百.”[注3]刺五大臣的吴樾,刺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都被传诵为慷慨悲歌的英雄豪杰.蔡元培先生在上海任爱国女子学校校长时的办校方针是“其时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赞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识外,年长一班,则为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主义等,且尤注意化学”[注4].受其思想影响,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经常组织一批武装敢死队在西南沿海的某些地方或驻有清军士兵的军营中进行突然袭击,结果每一次都失败了.由于多次的起义失败,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反映.特别是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当时领导起义的骨干分子赵声、黄兴等,因遭受失败的打击而灰心丧气.可是,孙中山先生则认为:
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日益成熟,若此时放弃革命,岂不太可惜了.于是就再次同黄兴等人筹划了著名的1911年4月27日的武装起义,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这次起义,同盟会在全国各省共招集会员800余人组成了敢死队,调运了700多支枪和300多颗炸弹.设立了40多处机关,很多人都写了绝命书,成功失败在此一举.结果又失败了.
此次起义的失败,对同盟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许多优秀的革命干部牺牲了.孙中山继续在美国华侨中筹款,同盟会失去了主宰.著名活动家赵声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在香港病逝.黄兴因失败而再次心灰,束手无策.胡汉民躲在香港吓得不敢见人.宋教仁在上海组织了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其实是因不满而采取的独立行动.一个革命团体就这样形成了分裂、涣散和瓦解的局面.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国内形势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武昌起义的枪声彻底敲响了满清政府的丧钟,曾经盘踞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武昌起义的成功,开创了辛亥革命的第一个胜利.虽然当时的革命者揭立推崇“共和”,不惟“人”论,期盼革命早日成功,对所有拥护共和的人都愿意同其合作,甚至不管他们曾经沾满过革命党人的鲜血,乃至血债累累也无人过问,无人追究.以至于最后革命的果实落于旧势力和“立宪派”人之手.沉痛的历史教训,不得不引起更多知识分子的反思.据“史料”记载,可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为:
当时的知识分子,多半出身于旧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国外留学所寻得的是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如法国革命、俄国虚为党等,这些都是追求的个人英雄主义、冒险主义,他们根本不主张深入民众,联系民众,因此使他们的武装起义一个接着一个的失败.再者,他们所代表的是少数一部分人的利益,即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陈庆华先生认为:
“小资产阶级本来是一个经济地位不稳定,容易发生上升或下降变化的阶级.辛亥革命前的多数革命知识分子,在经历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大的动荡中间,也迅速发生分化变动.有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都完全成为资产阶级,像黄兴、宋教仁等投资办起厂矿公司.有些像汪精卫,经过清政府、袁世凯、蒋介石乃至日本帝国主义的收买,变成了大汉奸大资产阶级.有些人看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灰心丧气,从此不问政治.一部分人还坚持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跟随孙中山先生继续斗争下来.”[注5]因此这也是中国小资产阶级最薄弱的一面,也是他们屡次革命而不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二为:
组织内部分裂、涣散思想严重,没有统一的领导.例如,“在组成同盟会的小团体里有一个团体叫光复会,又名复古会.它的会员有的拒绝参加同盟会,独立行动,著名的烈士徐锡麟就是其中的一人,他以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有的人参加了同盟会,可是又主张分裂,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太炎就是其中的一人,他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1909年竟散发传单攻击孙中山,辛亥革命以后立即宣告脱离同盟会,另组小派别.”[注6]孙中山先生虽然组织了许多次的武装起义,但是均缺乏在群众中做耐心的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既没有接济,又没有援助,再加上联络工作做得不好,所以起义屡遭失败.而每次失败,对革命团体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此不少干部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有的退却,有的隐匿,有的另立帮派.这也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其三为:
自身力量太薄弱,对革命形势缺乏充分的准备.本来,武昌起义胜利后,同盟会设想是首先组织军队,然后再一路打过去,步步为营,最后占领全中国.但是武昌起义后的情形同他们的设想不大相同,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是传檄而定的.武昌起义不到两个月,除了东北、华北以外,各省都宣布独立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各省宣布独立的形式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1.新军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发动了起义,而自身又没有掌握政权的能力,其结果是政权从立宪派手里重新还到旧势力手中.
2.虽然是革命派掌了权,但由于自身力量薄弱,立宪派和旧势力一反攻,政权最后还是落于他们手中.革命派却遭到了旧势力的血腥屠杀.
3.当地一些立宪派人物利用群众的力量逼迫清政府官员自动宣布独立.结果只是把官衔从巡抚改为都督,原班人马,换块招牌,仍由旧势力掌握大权,可谓:
换汤不换药.
4.新军和旧军打仗,新军赶跑了旧军,建立了政权,此种情况只限于云南省.
5.革命势力通过斗争,建立了革命政权,如四川省,当时的都督为同盟会会员张培爵.但后来同南北和议一样,政权还是落人了旧势力的手中.
综上所述,产生此几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革命力量实在是太弱了,他们太没有力量了.他们期盼革命早日成功,但又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掌握政权的能力.因此,凡是打着拥护“共和”旗号的党派或个人,他们都愿意同其合作,也不管对方是有什么目的.他们对共和制度的信心很高,认为可以以此来保障其自身的地位,他们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甚至想让革命暂缓发动,他们区别不了革命胜利后自己同其他拥护共和的人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在各党派纷纷活动的状况下拿不出加强自身和保护自身的积极办法.他们想联络更多的人来一同革命,可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唤起全国民众革命,条件是欠成熟的,尽管他们忍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奴役,可封建迷信、愚昧的思想却在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先生曾多次从文学作品中揭露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尖锐地刻画了社会的各阶层人物,尤其是对下层人物的描述,更是淋漓尽致.他的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有力地鞭挞了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和旧礼教.著名小说《阿Q正传》、小说集《呐喊》、《彷徨》等中的人物塑造,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如《阿Q正传》中的阿Q,《祝福》中的祥林嫂等这些人,让他们觉醒,让他们去革命,恐怕在当时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同时,同盟会正处于分裂和涣散的局面,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因此说,这也是造成辛亥革命没有取得最后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立宪派却恰恰相反,他们也知自身力量的薄弱,但他们在加强防范革命派对他们的排斥外,还积极的勾结旧势力,力图组成一个反抗革命派的联盟.尽管当时革命派处处迁就并拉拢立宪派,但立宪派始终不和革命派团结联盟,以致于最后形成了北京的临时政府代替了南京的临时政府,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
辛亥革命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但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带来了深刻的教育.屡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使他们认识到,在没有民众的支持和理解,在缺乏充分的准备和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的情况下,革命是断不能成功的.单靠少数热血青年的英雄行为只能唤醒部分劳苦大众的觉醒,从武昌起义的胜利到“南北和议”的结束,使他们更深刻的体会到,不但要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要巩固政权.要巩固政权,就必须有一个政党的正确决策和所领导的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中流砥柱.必须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联系和依靠广大民众,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彻底打倒封建主义,但毕竟推翻了满清政府,最终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因此说,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而中国的历史也从此有了新的转折.列宁同志在1913年《亚洲的觉醒》一文中说:
“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
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中认识到这场民主革命是在封建的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发动的一场革命,由于其自身的软弱,再加上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的互相勾结,使革命一次次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只有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打倒,中国才真正有了希望.但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必须有新的革命理论指导.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以李大钊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就非常痛恨因革命失败而形成的乌烟瘴气的局面,在坚持斗争中深刻思索革命失败的原因,积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寻找新的途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接受并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上了和工农大众真正密切结合的道路.
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为铲除军阀割据的局面、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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