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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一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北京人。

“舒”字拆开，为字“舍予”，后取中间的“舍”字，以“老舍”为笔名。

《老张的哲学》从连载的第二期开始，第一次使用“老舍”作笔名，第一期连载时用本名“舒庆春”。

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满族，旧时叫“旗人”。

　　1900年，父亲舒永寿（正红旗护军甲兵）在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时阵亡殉国。

还不到两岁的老舍藏在家中的箱子里，昏睡了几天才躲过了一劫。

老舍七岁进私塾，后进小学和中学，由于家贫，考入免收学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1918年师范毕业后派任方家胡同小学校长，1920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

1922年接受基督教洗礼，跟基督教堂的满族牧师学英语，结识了燕京大学的艾温士教授，又到燕大去旁听英语课程。

1922年9月去天津在南开中学教国文。

后经艾教授推荐，于1924年夏天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教师。

　　在英国期间，阅读了狄更斯等人的小说，萌发了“写着玩玩”的想法（老舍：

《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宇宙风》创刊号1935年9月），正式开始小说创作（老舍赴英前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时曾有过小说创作的尝试，1923年在《南开季刊》第2、3合刊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连续写出了三个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

小说写在练习本上寄给国内的朋友罗常培，后来交到鲁迅手中，鲁迅的朋友、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有意出版，结果郑振铎拿到《小说月报》上抢先发表。

1929年老舍在回国途中的新加坡写《小坡的生日》时，在书店里看到了第一次发表的作品。

　　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任副教授、教授，边教学边创作。

在随后的几年中，进入创作的“丰收期”，写出了大量作品。

长篇小说有《猫城记》、《离婚》，著名中短篇有《黑白李》、《微神》（收于《赶集》）、《月牙儿》、《老字号》、《断魂枪》（收于《樱海集》和《蛤藻集》）等，此外还有《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夏，老舍辞去了教职，在青岛专事写作，他“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老舍：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论创作》（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就是《骆驼祥子》。

同年，还完成了长篇小说《牛天赐传》、《文博士》和《大明湖》（后在商务印书馆付印时毁于“一二八”战火）。

　　老舍从进入师范学校开始，其职业就一直是教师，其人生轨迹从北京、天津，到英国、新加坡、山东，抗战后再从山东到武汉、重庆，最后再由美国经天津回到北京，中间除了曾到过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外，几乎是一条十分清晰的线路。

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相比，老舍在抗战前很少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在创作上，几乎是从一开始就一直耕耘着“京味小说”这一亩三分地，最终种成了一棵茂盛的大树。

老舍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部（篇）作品，特别在长篇小说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与茅盾、巴金一起，并称“现代长篇小说的三大高峰”。

老舍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又被看作是现代“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

二

　　《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7）和《二马》（1929）三部小说都与“北京”有关。

《老张的哲学》展示了北京市民社会多方面的生活，以老张为主人公，以老张为了抓钱，不惜拆散两对恋人为主要情节，批判了老张的“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市侩哲学”，通过这样一个卑劣的小人，居然从“京师德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的教员兼小杂货铺老板，一跃为南方某省的教育厅长，展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

《赵子曰》描写了一群北京“天台公寓”的大学生，主人公赵子曰是名正大学的学生，他虽然是一名新式大学生，却与阿Q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一天到晚都想着要当“无所不有的总博士”，宣称“莫谈学事”，整天吃酒、打牌、追女学生、玩票、逛烟馆。

《二马》是老舍在英国期间的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

讲述了从北京来的父子二人（马则仁与马威）在伦敦经商和求学的故事。

通过他们父子二人与房东母女二人（温都太太与玛丽）恋爱失败的经过，说明国势的衰弱必然导致国民的受辱，同时也探讨了民族隔阂的主题。

这三部小说在对“国民的劣根性”的探索过程中，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老舍回国前后创作的《小坡的生日》和《猫城记》，具有过渡性质，体现出老舍不懈的探索精神。

《小坡的生日》（1931）是一部具有童话色彩的作品。

讲述的是新加坡华侨孩子小坡与来自亚洲各国的移民子弟一起玩耍，在梦境中共同抗敌的故事。

在富有童心的作者以一个儿童的眼光看世界时，发现不但不同民族间有隔阂，而且各省的华侨间也有隔阂，是《二马》中表现出来的“民族隔阂”主题的继续和发展，但前半部中的现实生活写于新加坡，后半部中的梦境完成于回国后，造成了结构上的失调。

《猫城记》（1932）则是一部具有政治色彩的寓言式作品。

通过一个漂流到火星上的机师，在猫国的所见所闻，表现了猫国病入膏肓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态。

“猫国的重要性人物，大地主兼政客诗人与军官”大蝎，只知道升官发财，结果农村破产，城市萧条，文化荒芜，教育废弛，百姓一贫如洗，社会一片混乱。

然而，当“矮人”国的军队来犯时，却节节败退，屈膝投降，导致了亡国灭种的结局。

由于作品的结尾部分流露出一种严重的悲观情绪，特别是将所有政党都称作“哄”，将“大家夫斯基哄”和信仰“马祖大仙”的青年学生都作为讽刺对象，出版后受到严厉批评，但谁也没想到，正是这部小说最后在“文革”中导致了作者的噩运。

当时，作者自己也接受了大家的批评，承认了作品的失败，表示要“返归幽默”，“求救于北平”（老舍：

《我怎样写〈离婚〉》，《老舍论创作》（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离婚》（1933）是一篇世态讽刺小说，是老舍回归幽默、重返京味小说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最能体现老舍小说艺术个性的早期代表作。

小说通过对北平某财政所里一群小职员灰色生活的描写，批判了无聊、敷衍和保守的市民性格，以及形成这种性格的思想文化系统。

主人公张大哥是一个带有漫画色彩的喜剧形象，一个本分、爽快、能干的老派市民。

他的婚姻观及人生态度深刻地体现出因循守旧、敷衍妥协、封闭自足的传统文化基因。

他安于自己的小康生活，远离一切政治，但在他身上也集中了市民的庸俗，一生的使命就是替人做媒和反对离婚。

“离婚”在他的辞典中的含义已不限于一对夫妻的离散，而且意味着一切既成秩序的破坏，因此，他一生的神圣事业就是调和矛盾，调解争端，弥合裂缝，消弭危机，凑合着过日子，以保天下太平。

然而，在他的朋友中，吴先生、邱先生、马少爷等许多人都在准备撕毁神圣的婚姻誓约。

张大哥的儿子也没有像他父亲为他盘算的那样结婚成家，而是被抓进了监狱。

他女儿的婚事更让他伤透了心。

作品还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老李是一个有妻儿的年轻人，对社会、家庭不满，却性格懦弱，习惯于妥协敷衍，苟且偷生，随遇而安。

张大哥劝说他把妻子从乡下接来，以免他们离婚，但家庭却变成了他的地狱。

作品通过这类“老中国儿女”的庸人哲学的破产和揶揄嘲讽，蕴涵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思想。

《离婚》标志着老舍小说批判市民性格和形成这种性格的社会生活环境、思想渊源和文化传统的核心思想得以确立，并基本形成了简洁清新的语言特点和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

《牛天赐传》（1934）讲述了一个叫牛天赐的儿童，在不正常的商人家庭和不适当的学校教育中，成为一个废物的过程，在艺术手法与《离婚》相似，但艺术成就稍差。

　　老舍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三部集子中。

这些作品主要以下层市民为题材，表现了“老中国儿女”的生活和精神状况。

《断魂枪》（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3期1935年9月22日，收入《蛤藻集》）是最能体现老舍小说特色的短篇小说。

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现实。

曾开过镖局的沙子龙身怀“五虎断魂枪”绝技，“神枪沙子龙”的英名威震西北，但是，帝国主义洋枪大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镖局改成了客栈。

他痛心五虎断魂枪辉煌不再，从此远离武艺，与人无争。

但在内心深处，对逝去了的生活却无比留恋、眷念。

作品通过沙子龙在近代社会急剧变化中复杂心态的描绘，揭示了两种文化冲突的背景，渗透了作者对传统文明进行的深刻反思。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明正被西方物质文明所冲击，另一方面，文明的更替又是以民族压迫的方式进行的。

作品对沙子龙着墨不多，对劝他献艺的徒弟王三胜和求艺的孙老者却竭力渲染，通过一桩事，三个人物和三个精彩片断，表现了沙子龙复杂的内心和性格，行文简约，构思精巧。

此外，以第一人称的写法和散文诗的抒情笔调，写社会底层的一个少女因生活所迫沦为暗娼的中篇《月牙儿》，写一个“臭脚巡”一辈子不断走下坡路的人生经历的中篇《我这一辈子》，以及以作者自己初恋经历为题材的《微神》、表现下层妇女痛苦生活的《柳家大院》、表现新旧两种文化风范的《黑白李》、表现民族商业同行恶性竞争的《老字号》等，都是艺术上乘的优秀作品。

三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连载于《宇宙风》杂志第25—48期（1936年9—1937年10月）。

1939年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

《骆驼祥子》是老舍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现代长篇小说的一部杰作。

作品以旧中国北平为背景，描写了人力车夫祥子由人堕落为“兽”的悲惨遭遇，表达了作者对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苦难命运的关怀和同情，歌颂了祥子勤劳、朴实、善良、向上的优良品质，深刻揭示了造成祥子悲剧命运的原因。

破产的青年农民祥子独自来到北平，靠拉洋车为生。

他的生活目标是凭自己的力气、勤劳和坚忍买一辆车，过上安稳的生活。

经过三年的奋斗，他买了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自食其力的洋车夫。

不久，在兵慌马乱中，连人带车被兵匪掳走。

失去了洋车的祥子逃出兵营，牵了三匹骆驼，“骆驼祥子”由此得名。

祥子继续从头开始，更加拼命拉车，攒钱。

好不容易得到了拉“包月”的美差，可是，在杨宅得到的只是役使和侮辱，在夏宅又被夏太太引诱与玩弄，虽然在曹宅找到了一点做人的感觉，但好心的曹先生却救不了他，所有的积蓄都被侦探敲诈洗劫一空；最终，在虎妞的诱骗下，做了“自己老婆的玩物”，“把他从乡下带来的那点儿清凉劲儿毁尽了”，虽然结了婚，成了家，也买了车，结果因虎妞难产而死又卖掉了车。

经过这“三起三落”的折腾后，精神一蹶不振，先是被夏太太再次引诱而染上了病，后是他心爱的小福子沦为妓女而自尽，最后的一个梦也破碎了，从此，他终于“入了车夫的辙”，开始放纵自己，自暴自弃，甚至堕落到损人利己，以出卖革命者换取金钱的地步。

　　虎妞是作品中除祥子外，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一个人物，她的出现，对于祥子形象的刻画、作品主题的深化、内容的丰富、情节的起伏，以及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等多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虎妞是人和车厂老板刘四的女儿，长期帮助父亲经营车厂。

家庭和生活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狡诈泼辣的个性特征，在思想上打上了瞧不起车夫的烙印。

但由于她父亲不肯失去这样一个廉价的好帮手，又不肯招婿上门，使她成了一个无人敢要的老姑娘。

因此，虎妞既有令人憎恶之处，又有令人同情之处。

虎妞对祥子的追求，虽然是极端的利己主义的，但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遇到祥子之前，虎妞早已失去了青春，对毫无温暖的家庭和贪婪的父亲也产生了厌恶和反感，只能在与车夫的打闹中发泄心中的情欲。

她与祥子的“相爱”，可以说是她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而她与父亲的决裂，并不是要反抗家庭，只是她与父亲无法达成协议后的一次赌注，先将自己嫁出去，再等待重返车厂的机会。

她拿出私房钱为祥子买车，也是在坐吃山空的情况不得已的选择，她始终都没有真正理解过祥子。

她的死，虽然祥子是一种解脱，但对于已经有过家庭的男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虎妞虽然厉害，但是没有她怎么成一个家呢？

”

　　作品围绕着祥子为买车以实现自己“自食其力”的理想所经历的三起三落为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将笔触伸向广阔的城市贫民生活领域，通过祥子与兵匪、与侦探、与车厂主、与虎妞、与同行等各个方面关系，描绘了一幅动荡不安、恐怖黑暗的社会生活图景，从社会、心理、文化等层面，展示了祥子从充满希望，到挣扎苦斗，直至精神崩溃，走向堕落的悲剧一生，反映了城市畸形文明病及愚昧文化给人性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凝聚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病的艺术思考和批判性审视。

作品采用大量的叙述、抒情加议论的心理描写，替祥子诉说着血泪凝成的痛苦心声，既刻画了人物性格，又表达了作者挚热的感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浓郁的北京地方色彩，从语言、环境到风俗人情，更显示了作者日渐成熟而富有魅力的艺术风格。

四

　　抗战开始后，老舍曾一度返回济南的齐鲁大学任教，但在1937年底济南沦陷前便只身赴武汉，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8年3月，在由各派文艺家组成的“协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文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负责协会的日常工作。

1938年7月，随“文协”迁往重庆，1939年又随“文协”战地慰问团赴西北，曾访问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使老舍的创作也走向了多样化。

除了采用鼓词形式写的长诗《剑北篇》外，还创作了《残雾》、《面子问题》、《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等九部话剧，《火葬》、《鼓书艺人》等长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和《火车集》、《贫血集》、《微神集》等短篇集，以及京剧、曲艺等戏曲作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共有100章80万字的《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的创作历时五年（1944—1948），是他继《骆驼祥子》之后又一部表现北京市民生活的长篇巨制。

1944年11月第一部《惶惑》开始在《扫荡报》上连载，1945年第二部《偷生》开始在《世界日报》上连载。

1946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与曹禺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在美国创作了第三部《饥荒》。

1949年曾以《黄色风暴》为名在美国出版节译本，被美国文坛誉为“好评最多的小说之一，也是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美国文坛对老舍及其〈四世同堂〉的评论》，《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1期）。

1950年5月，第三部《饥荒》曾在《小说》第4卷第1-6期上连载，但作品以全书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已是1982年了。

作品以“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八年间的北平沦陷区为背景，选取西城的小羊圈胡同作为“亡城”的缩影，以普通市民祁家祖孙四代的遭遇为中心，主要通过祁家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祖孙三代的痛苦生活和思想变迁，同时又以代表民族正气的钱家与代表民族败类的冠家作为对比，再以周围几十户贫民家庭作为衬托，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活的市民群像，展示了国破城亡期间他们经受的心灵上和肉体上的苦痛和屈辱。

抗战期间，老舍并不在北平，但凭着他厚实的生活积累，擅长表现北平市民生活的艺术经验，竟以勃勃的雄心和巨大的容量，完整地反映了抗战八年中北平市民的深重灾难，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本质和民族败类的无耻，在反映抗战的作品中独树一帜。

老舍自己也曾感叹：

“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

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他写完。

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

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老舍：

《四世同堂·序》）。

　　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展示日本侵略者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的具体罪行上，而是把重心放在挖掘沦陷区市民的心灵上，一方面写他们性格中的保守性，一方面又写出他们的觉醒与蜕变，在亡国的哀痛中又看到了中国不会亡的希望。

“像《四世同堂》这样以古都北平广大市民的亡国之痛为题材，饱含怒、愤、傲、烈之情抒写而成的被征服者的愤史，在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可说是第一部。

”（吴小美：

《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从历史文化的深层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审视和反思，是作品最为深刻的思想价值。

作品将历史镜头焦距于北平市民的灵魂深处，通过市民在惶惑中偷生的一幅幅生活图像，让战争的烈火考验国民的劣根性，不仅勾画了民族危难时刻的众生相，而且剖析了民族性格中的精神癌变，流露出对孱弱甚至病态的国民性格和苟安保守的生活观念的批判意识，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反省的理性力量和爱国激情，显示了作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努力。

“老舍及其艺术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

这不仅是指，他的艺术世界几乎包罗了市民阶层的一切方面，显示出他对于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经由对自己的独特对象——市民社会，而且是北京市民社会的发掘，达到了对于民族性格、民族命运的一定程度的艺术概括，达到了对于时代本质的某种揭示”（赵园：

《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老舍对市民社会的表现与批判，又因对象的不同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

对传统文明的态度从他的创作一开始就是带有批判性的，但他的态度与鲁迅的猛烈甚至偏激完全不同，不但温和，而且在批判的同时常常表现出一种“失落感”。

无论是《二马》中的老马、《离婚》中的张大哥，还是《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这些老派市民虽然可笑，但大多值得同情，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在批判中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因而其批判并没有力量，最多也只是一种幽默，而对受现代文明影响的洋派市民的批判则严厉和辛辣得多。

无论是《离婚》中的张天真，还是《四世同堂》中的祁瑞丰，采用的几乎都是十分刻薄的嘲讽手法，其鄙夷之情毫不保留地溢于言表，虽然其批判也常常是无力的，但作者宁可作“漫画式”的处理。

老舍之所以在对市民社会的表现与批判中，流露出失落与愤激相交织的复杂感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对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

　　《四世同堂》在艺术上保持着老舍作品特有的浓郁的北京地方色彩，作品语言几乎全是纯粹的北京市民口语，加上对人物民族性的深入挖掘，使之成为老舍“北京市民生活系列小说”中的一座高峰，也是40年代国统区小说中最具民族化特征的一部。

五

　　老舍从60年代初开始创作的带有自传性的小说《正红旗下》。

“文革”开始后，老舍因不堪人格侮辱而自杀，作品虽然只完成了前11章，但可以清楚地看出作家的艺术追求：

以自传的形式表现社会风习与历史变迁。

其特点主要在于，第一，在题材上，与作家以前的创作不同，主要表现作家自己本民族（满族）的生活；第二，在创作思想上，与作家在50年代以后的创作不同，又回到了以前创作审视国民性的角度，以个人的所见所闻为叙述中心，对本民族的历史和风习进行反省；第三，在表现手法上，与《茶馆》相类似，主要采用一种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思想主题化入日常生活的描绘之中的叙事策略。

小说的主人公“我”，虽然只是一个未满15岁的孩子，但他同时又是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经过了几十年风雨沧桑、具有鉴别力和批判力的智慧老人。

因此，他在叙述本民族的历史变迁时，既有亲切形象的描绘，又有客观冷静的分析。

正因为如此，作品才具有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

老舍小说与其他“京味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怀旧的风俗描写，而是在其中寄托着对民族性的深刻反思和沉痛批判。

作家把理性的思考融入形象的描绘之中，形成了一种含蓄的讽刺笔调，特别适合作品所要表现的民族风习和反思国民性的需要。

六

　　在宗派主义十分盛行的30年代，老舍与巴金一样，与当时最具影响的“三大流派”无关，几乎也不属于任何派别，完全是靠自己的文学成就而立足于文坛的。

不同的是，巴金身边还有一些编辑和作家朋友，手里还有几本刊物，而老舍在抗战前几乎只是埋头写作，凭借的只是自己对北京的熟悉，对生活的感悟。

在1932年《小说月报》因“一二八”战争停刊导致文学研究会自动解散之前，老舍算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在回国前（1926年）就经许地山的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最初的作品也是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但他并未参加该会的活动，与其他成员也无深交，几乎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因此，老舍的小说虽然拥有大量的读者，但不同于当时主流文学通常采用的对现实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不能得到当时主流派文学阅读时尚的欢迎，主流评论界也自然不会给他应有的评价和地位。

在1932年后，老舍便主要在左联之外不同派别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其中，既有论语派的《宇宙风》，也有京派的《大公报·文艺副刊》。

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老舍的基本的创作视点。

这一视点既决定着老舍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也决定着老舍作品的独有的特点。

　　老舍虽然也曾留过洋，也对传统文明持批判态度，但他与时髦的新感觉派却格格不入。

老舍在批判传统文明时，常常表现出来一种失落感，并交织着对“新潮”的愤激之情。

老舍对代表着“乡土中国”精神的老派市民的态度，表明他对传统文明的婉惜之情，而他对一味逐追新式洋派生活的新派市民的态度，则表明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反感。

老舍是旗人的后代，对传统文明的衰落自然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但老舍也有着在英国的生活经历，对西方文明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认识。

只是他与许多“西洋派”文人不同，宁可因美化带有封建宗法社会的东方文明而呈现出民粹主义倾向，也不愿对洋派青年手下留情。

　　老舍是北京人，却不是京派的成员。

虽然，从老舍作品所表现出的风格特点看，老舍与京派有许多接近之处，如老舍和京派作家都格外重视为现代文明探索病源，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乡下来的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

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以“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又如老舍和京派作家描写的也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命运和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写得最好的人物也都是“老中国儿女”或“乡土中国”的子民。

但是，老舍走的却是“俗文化”的路子，正因为老舍的“俗”，由于他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语言，使他远离当时的“新文艺腔”，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成为了把“乡土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心理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

　　从老舍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到，他最有特色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

“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都教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

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文化分不开。

清初以来近三百年，大批满洲人屯居京城，他们在由满族母语改操汉语之后，培养起了对北京话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隶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到《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隶满洲镶红旗），都是这种语言造诣的典范体现者，老舍是该传统的现代继承人”（黄修己主编：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328-32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

因此，可以说，老舍是现代“京味小说”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