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服务偏向的隐藏结果归因与群体决策质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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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服务偏向的隐藏结果归因与群体决策质量
群体服务偏向的隐藏结果:
归因与群体决策质量
JackA.Goncalo,MichelleM.Duguid
(CornellUniversity,SchoolofIndustrialandLaborRelations)
摘要:
对于归因理论的长期研究显示出群体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群体内部因素。
然而现有的研究却未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存在理论差异的群体内部归因进行区分:
两种归因的差异在于将贡献归因于群体的每个成员或是归因于整体。
这种二分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依据社会影响理论,本文研究者预测不同类型的归因对于群体决策质量将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实验1中,对过去成功基于个体的归因导致群体在做出共同的决策前考虑更多的发散性选择方案。
在实验2中,对过去成功基于个体的归因促进了独有信息的分享并且提高了决策的准确度。
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为了内化成功的群体服务倾向对于群体表现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最新的研究中却未给予考虑。
关键词:
群体服务偏向,归因,发散性思维,决策,知识交换
1、前言
自我服务偏向(self-servingbias)是归因理论中最强有力的发现之一:
即人们因为成功而获得声誉却将失败归因于外部环境(Gioia&Sims,1985;Kingdon,1967;Zuckerman,1979)。
虽然对于这一偏向的简单描述便会引起许多人的认同,安然公司的丑闻却提供了戏剧性的说明。
当安然公司绝对成功的时候,首席执行官KennethLay热切的分享了这一荣誉,“我总是站在最前沿努力确保我们的员工在事实上能够践行、尊重这些价值观念——尊敬、诚实、卓越”(Gruley&Smith,2002)。
当他出现在国会听证会时,他的说辞却改变了。
按照Lay的说法,他被身边最亲近的人欺骗了,并且对于即将到来的丑闻一无所知。
像个体一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群体(Forsyth&Schlenker,1977)甚至组织机构(Salancik&Meindl,1984;Staw,McKechnie,&Puffer,1983)也表现出相似的倾向,即通过成功而获得声誉却将失败归因于外部环境(seealsoJohns,1999)。
这种倾向被称为群体服务偏向(group-servingbias)(Forsyth&Schlenker,1977)。
例如运动队成员经常将失败归因于一些外部情况,比如糟糕的运气,却将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比如团体凝聚力(Zaccaro,Peterson,&Walker,1987)。
尽管最新的研究并未确定群体服务偏向在归因中的普遍性,但却应当在组织设置中对这一偏向进行重新研究,因为这里要求人们花费更多的时间以团队的形式进行工作(Ilgen,1999;Naquin&Tynan,2003)。
事实上团队出现在所有形式的组织中,以至很难有人不基于团队来描述自己(Locke,Tirnauer,Roberson,Goldman,&Weldon,2001)。
基于对团队协作的普遍强调,归因将更多地经常地从个体水平变为群体水平。
换句话说,人们不仅要解释他们自己为什么成功或失败,还要对他们所属的群体的成功或失败进行归因。
尽管可以直接地在群体水平上方便的概括研究主体的自我服务偏向,但可能的内部归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跨水平的比较存在潜在的误导性。
自我服务偏向和群体服务偏向表面上看来是相同的,因为失败都被归因于类似的外部因素。
然而,与个体的内部因素不同,群体的内部因素由多个人分享(Newman,1981),由社会交互作用产生(Sherif,1935),所以不能复归到个体水平(McGrath,1964)。
换句话说,成功经验激发的群体内部归因与在个体水平对于成功的解释在概念上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中,研究者提出了一种理论框架将群体内部因素分为两种不同的归因类型:
将贡献归因于群体的每个成员或是归因于整体。
这一理论框架具有潜在的重要性,因为不同类型的内部归因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将归因同群体辐合思维联系起来(Goncalo,2004),研究者假设不同类型的归因对于群体决策的质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通过两个实验研究者提出对于成功的基于个体的归因能够鼓励群体在做出共同决策前,在更广的范围内考虑选择方案,促进群体成员对独有信息的交流,并且在重要信息未能分享的情况下提高决策的准确性。
通过在更广的意义上讨论归因和群体随后的表现之间的可能联系,研究者做出结论。
1.1整体或部分?
两种类型的群体内部归因
同个体一样,群体通过将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而获得声誉(Forsyth&Schlenker,1977)。
这种将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的倾向允许全体成员分享和体验与成功带来的积极情绪(Cialdinietal.,1976),因此增加了群体的凝聚力和友情(Taylor&Tyler,1986)。
相反,通过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使得群体在面对困能时能够保持积极的认同(Cialdini&Richardson,1980)。
通过指向群体(比如我们不能在一起工作)或群体中特定的成员(John错过了最后的期限)来解释失败的人,更容易遭到排斥,即使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Taylor&Tyler,1986)。
为了避免不自在的非难,无论在个体水平还是群体水平,都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并且同时是不可控的因素,如时间压力、运气、任务难度(Johns,1999;Weiner,1985)。
然而,尽管在外部归因上个体和群体是一致的(Johns,1999),关于哪些群体内部因素会成为群体归因的目标的问题仍未被回答(Zaccaroetal.,1987)。
在这一问题的中心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群体是什么以及人们如何向其他人描述他们的群体。
几乎从心理学对于群体的研究开端起,理论家们对于群体是什么就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群体是全部成员的总和(Allport,1924),还有人认为群体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这些属性可以通过将群体看做一个具有凝聚性的整体进行观察来理解(LeBon,1895)。
LeBon(1895)很好的将这些共同的属性概括为“群体心理”,但后来却被其他人嘲笑为犯了拟人化谬误(Allport,1924)。
按照Allport(1924)的说法,群体的概念只不过是为了描述这些起源于个体的属性的方便但不精确的捷径。
后来的理论家如Sherif(1936)、Asch(1952)、Lewin(1952)也注意到了Allport对于“群体心理”的批判,但仍然认为群体具有独特的性质,这些性质是在个体间相互作用时呈现出来的(Brown,1988)。
例如,Lewin的场论通过注意到这样一种现实性,即除去个体之间通过共同的命运和相互依赖的任务而构成的现实性之外的现实性,为之后的群体动力学研究铺平了道路。
这些相互矛盾的看法最终综合形成关于群体的描述,每种看法只说明了群体的某一方面。
例如,McGrath(1964)将个体和群体的经典差异纳入他具有影响的“输入——加工——输出”群体行为模型(input–process–outputmodelofgroupbehavior)。
McGrath(1964)认为有三类因素会对群体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影响。
他将输出因素分为个体水平因素、群体水平因素和环境水平因素。
按照McGrath的说法个体水平因素是对群体中每个成员的描述,相比之下,群体水平因素则被定义为是共享的,因此不能降低到个体水平。
群体输出受到群体水平和个体水平输入的驱使这一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关于人们如何对群体表现进行归因的线索。
借用McGrath的理论框架,成功体验可能激发群体内部归因(Zaccaroetal.,1987),但这种归因可能只描述了个体水平或是群体水平的因素。
尽管在群体归因的研究中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种差异的存在,但是却有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种差异存在于亲密关系的归因研究中(例如已婚夫妇间)(Newman,1981)。
像夫妇一样生活超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关系本身就会发展出独特的性质,不同于其他任何伙伴间存在的性质(Bradbury&Fincham,1990)。
因此,在一种关系中,通过涉及关系这一整体或合作关系中的每个成员,因果性可以被归因于关系本身(Fletcher&Fincham,1991;Newman,1981)。
亲密关系的归因研究与群体研究的历史结合在一起,集中体现为基于个体或整体意义上的群体的归因的关键性差异。
换句话说,从个体水平向群体水平转换,过去的成功触发的归因指向群体内部,这些归因可以将贡献描述为群体中每个个体做出的或是描述为作为整体的群体做出的。
1.2不同类型的归因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吗?
在当前的研究中,归因一般被假定为较早表现的结果而出现;群体首先经历成功或失败然后力图理解其中的原因(Forsyth&Schlenker,1977;Staw,1975;Zaccaroetal.,1987)。
本文中,研究者通过讨论对过去表现的归因作为群体之后表现的独立原因,对于事件发生的顺序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更加具体的说,成功所触发不同类型的内部归因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已有的研究显示对于过去成功基于个体的归因的一个重要结果,可能是一种在之后的问题解决中产生发散性答案的能力(Goncalo,2004)。
所谓发散性思维是指从问题本身出发向许多可能的方向进行思考(Mayer,1992)。
Goncalo(2004)发现,与将成功归因为作为整体的群体所共有的性质的群体相比,将成功归因为群体成员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的群体之后会产生更多、更具发散性的想法。
如果对成功基于个体的归因激发了发散性思维,那么对于群体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尤其与发散性思维相关的一个领域就是群体决策加工的质量。
当人们在对某个特定的方案达成一致前,在广泛的范围内彻底地探讨可能的选择时,群体能够制定质量更高的决策(Nemeth&Rogers,1996);同时,避免彻底探讨可能选择的倾向可以作为群体意志的指示器(Janis,1971)。
由于决策加工方面功能失调不能考虑可能的选择或是通过搜集信息只考虑相似主题的选择方案的群体,将会证实他们的观点(Jonas,Schulz-Hardt,Frey,&Thelen,2001)。
通过鼓励群体在决策时进行发散性思维,基于个体的归因可能通过促进群体在达成一致前探讨选择方案,而使群体获益。
然而,以前的研究中,基于个人或基于群体的归因差异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更可能伴随成功而非伴随失败出现。
无论群体还是个人都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为外部因素,并且这些外部因素的表现内容也基本相同(Zaccaroetal.,1987)。
这是因为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能够将失败归因为相同外部因素,比如时间压力、坏运气或任务难度,那么认为失败是由于外因引起的这一结果在两个水平上也是相同的(Johns,1999)。
此外,群体和个人都倾向于避免、忽视、曲解、忘记消极的反馈,从而消除这些反馈对之后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Audia&Brion,2007;Johns,1999,p.16;Taylor&Brown,1988)。
换句话说,个人和群体外化失败的归因倾向,会削弱归因对于随后的行为的影响。
因此,研究者做出一下假设:
1.2.1假设1
在做出共同决策前考虑的选择方案的数目和种类上,归因(个体或整体)和过去表现(成功或失败)存在交互作用。
当群体取得成功,将表现归因为特定成员而非整体时,群体将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选择方案。
已有的研究显示对成功进行基于个体的归因,会鼓励群体产生发散性的问题解决方案(Goncalo,2004),然而导致这种效应的心理机制却未被检验。
在这里,研究者以这个研究为基础,探索两种对于成功的归因方式对考虑可能选择的意愿的影响。
其中一种可能是将成功归因为整体可能传递了一种微妙但却重要的信息:
每个人的贡献与其他成员的贡献很难进行辨别和区分。
社会惰化作用(socialloafing)的研究表明当人们不能感觉到自己为群体做出的贡献是可辨别的时候,为团队做出努力的意愿比较低(Williams,Harkins,&Latane,1981)。
对于借助别人的努力搭便车的诱惑的解释也与一些研究发现相一致,即与单独工作相比面对面的群体产生更少的创意(Diehl&Stroebe,1987)。
为了在更广的范围内探讨可能的选择,群体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范围更广的信息上(Kasof,1997),最后搜寻新的解决方案打破已有的思路(Mednick,1962)。
缺少创新动机的群体,很难产生发散性的解决方案(Amabile,1983)。
相比之下,对成功基于个体的归因会提高群体成员的集体责任感,集体责任感是指“个体隐含或明确的义不容辞的向他人证明自身信念、情感和行动的期望”(Lerner&Tetlock,1999,p.255)。
当人们预期他们将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时,会做出更多的认知努力,从多个角度来看待问题(Lerner&Tetlock,1999)。
所以,研究者假设:
1.2.2假设2a
与将成功归因于整体的群体相比,将成功归因于特定个体的群体在共同任务中会做出更多的努力。
1.2.3假设2b
任务努力是归因类型和对选择考虑中介。
早期研究中(Goncalo,2004)提出的第二种可能机制,即基于群体的归因方式可能通过强调成功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每个人的贡献与其他成员的贡献很难进行辨别)而增加了一致性压力。
当人们面对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的情况时,他们常常会忽视自己判断的依据,而接受大多数人的安排,即使他们犯了显而易见的错误(Asch,1956)。
从众的压力源于被他人喜欢的渴望(Deutsch&Gerard,1955)以及组织对于不适合者的拒斥的倾向(Schachter,1951)。
对于社会影响的长期研究显示一种最强有力的创造从众压力的方式,就是让人们注意到在给定的情境中大多数人正在做什么(Asch,1956;Cialdini,Reno,&Kallgren,1990)。
近期更多的连续研究显示可以通过简单的向人们强调群体规范的方式,从本质上增强人们对于群体规范的从众(Cialdinietal.,1990),这也证明了上述原则。
对于上述研究结果的归因,Cialdini等(1990)认为基于整体的解释使得大多数人的做法在成功的结果之前就被突出了,这样就在随后的情境中创造了从众的压力。
与此相反,将群体成功同个人成就联系起来进行归因则允许人们做出特殊贡献来突出自己(Beersma&DeDreu,2005;Goncalo&Staw,2006),从而降低从众压力。
有时特定水平的从众压力对于群体实现其目标来说是必须的(O’Reilly&Chatman,1996),它造成群体在任务中表现很差,需要群体产生新的、不同的想法(Peterson&Nemeth,1996)。
从众压力通过压制不同意见阻止人们反映或重新考虑他们的观点(Nemeth,1986)。
对于协议的过度的压力能够阻止人们偏离共同的思路从多种不同的视角来考虑问题(DeDreu&DeVries,1996;Nemeth&Rogers,1996)。
因此,群体倾向于从一个狭窄的视角来看问题,最后提出发散性较低的问题解决方案(Schulz-Hardt,Frey,Luthgens,&Moscovici,2000)。
因此,研究者假设:
1.2.4假设3a
与将成功归因于整体的群体相比,把成功归因于特定个体的群体将经历更少的从众压力。
1.2.5假设3b
从中压力是归因类型和选择考虑的中介。
2、实验1
2.1方法
2.1.1被试和设计
168名选修了组织行为学初级课程的大型公立大学的本科生参加了这项研究,并获得了该门课程的学分。
男生占54%,女生占46%;全部被试中,53%为亚洲人,17%为欧洲裔美国人,9%为东印第安人,3%为西班牙人,2%为非裔美国人。
剩下的被试没有明确的种族划分。
几乎90%的被试在参加本研究前选修过一门商业课程,并且平均每人完成了三门商业课程的学习。
本研究是一个2(归因方式:
基于个体或基于整体)×2(反馈:
积极或消极)的实验设计。
实验中由3人组成的小组被随即分配到4种条件下,每种条件下14个小组,共计56个小组。
本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在第一阶段中,每个小组需要完成一道评价题(Alpert&Raiffa,1969),这一问题提供了关于他们表现的虚假反馈偏向。
在第二阶段中,给予每组被试关于他们表现的虚假反馈,并要求每组被试对他们的表现进行基于个人或基于整体的归因。
最后,在第三阶段中,每个小组需要完成一个决策任务,这一决策任务是用来评估每组被试在达成共识前,在多大程度上广泛的探索选择方案。
2.1.2决策案例
研究中使用的决策任务是建立在2002年惠普和康柏公司合并案的基础上,这一价值250亿美元的合并案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搜集了大量的证据。
其中一方是坚决支持合并的惠普新CEOCarletonFiorina,他将这次合并看做是利用惠普和康柏潜在协同效应的机会。
通过与康柏合并,新公司将拥有20亿美元的第一个整年运作而立即成为排名第一的企业存储产业。
另一方则是惠普公司创始人的后代BillHewlett,一个公司长期核心利益的有力捍卫者。
在Hewlett看来,合并更大程度暴露惠普在PC产业方面的衰落,削弱在打印机方面的传统,并耗费数十亿美元与康柏结合。
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疑虑,合并案还是被股东们批准通过了。
每个实验组都要考虑这一合并案,针对是否应当合并进行团体决策,通过测量群体做出最终决策前的选择方案的数目和种类,来考察群体的发散性思维。
2.1.3过程
阶段1:
提供绩效反馈的偏向。
实验正式开始前,被试坐下并保持安静。
桌子面前有三个座位,被标记为A、B或C。
一旦被试到齐后,要求他们阅读并签订知情协议,所有被试被告知本次研究中实验者感兴趣的是群体是怎样相互作用来解决困难问题的。
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将是一个问题,要求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去估计是个未知的数字(Alpert&Raiffa,1969)。
例如,估计加利福尼亚州公立学校教师的平均收入,然后讨论并估计出上限和下限,如此以至他们能够有98%的把握肯定实际数目包含在这一范围内。
如果正确值不在设定的范围内,每组被试将被告知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的。
被试也会被告知与之前研究中进行同样任务的其他组相比,他们回答的是怎样出色。
最后,每组被试有10分钟的时间阅读指导语然后作为整体来解决问题。
然后,主试将询问每组中的某一个人他(她)是否愿意写下他们组的解决方案。
为了排除座位安排的影响,主试通常将工作表递给坐在标有字母“A”的座位上的人。
阶段2:
绩效反馈和归因处理。
经过10分钟之后,主试回到房间内并收回答题卡。
告知所有小组的被试主试将会返回,但在实验继续进行之前主试要检查他们的答案。
主试回到房间之前,积极反馈组的被试被告知他们的成绩在平均水平之上,与之前研究中的绝大多数小组相比,他们正确估计了更多的数值。
消极反馈组的被试则被告知他们的成绩在平均水平之下,与之前研究中的绝大多数小组相比,他们正确估计了更少的数值。
接受表现反馈之后,所有小组被告知为了让主试更好的了解他们,他们需要作为整体来回答以下的问题:
“什么样(群体或群体的个体)的素质导致你的小组(低于或高于)先前任务的平均水平。
”
这个问题直接表明了群体是基于整体还是基于个体进行归因。
所有小组有5分钟时间讨论他们的答案,坐在“A”座位上的人记录下每个小组的答案,每个小组都会收到一张卡片来记录他们的归因。
基于个体归因的小组收到的卡片被分为与每组三个人(A、B或C)相对应的三个部分,用以保证关于个体成员的归因。
基于整体归因的小组的卡片则不按照个体进行划分。
阶段3:
产生选择方案。
接下来,所有小组将参加一个关于群体决策的研究。
决策的情节按照如下内容进行介绍:
“这是2002年2月,通用打印机公司CEODavidTurner召开了一次由几名关键人员参加的回忆,来讨论与PC公司合并的可行性。
你是高层成员之一,将决定公司未来的出路。
你的小组将撰写一份建议提交给公司CEO和董事会。
会议结束后,连同你将交给主试的支持论点,撰写一份建议。
这一潜在的合并已经公开,并且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支持和反对双方都收集了大量的证据。
作为一个整体,你的小组有20分钟在讨论并达成一致前,阅读、考虑这些信息。
”
交给坐在座位A上的人一个小袋,小袋里装有指导语、一张用来记录小组提交的选择方案以的横格纸,横格纸上面还留有位置供被试说明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提交的合并案的最终决策。
交给小组的每个成员一个装有支持或反对合并案证据的小袋,分别有10项证据支持每种决定(支持或反对),并且最终字数统计是相同的。
例如,一条支持合并案的证据是这样的,“与PC公司合并的花费可以为每支通用打印机的股票带来5—9美元的现值净额。
”一条反对合并案的证据是这样的,“分析家表示如果拒绝合并案,那么通用打印机的股票价格将上涨14—17美元。
”所有证据都是从2002年关于惠普、康柏合并案的媒体报道中挑选出来的。
上述提供的所有研究材料都是有效的。
每个小组接受指示进行最初的讨论,并记录下所有针对合并案的潜在选择方案。
例如,他们可以建议CEO与竞争企业发展合资企业来代替合并,或者与不同的公司合并,或者在公司内部研发新技术。
任务的这一部分采用开放式的方式,选择方案的数目范围为1—12(M=5.36,SD=1.97)。
然后,每个小组针对合并或不合并的优缺点,对每种选择方案进行讨论,最后做出一致的决策。
每个小组有20分钟的时间完成全部决策制定练习,然后决定分配给每一部分(产生选择方案、讨论方案、达成一致)多少时间。
在这次研究中,所有小组的被试使用20分钟的时间去完成练习。
2.1.4因变量
考虑方案的发散性。
研究者使用两个测量发散性思维的典型指标——流畅性(fluency)和灵活性(flexibility)(Choi&Thompson,2005;Guilford,1956;Paulus&Yang,2000),来测量在做出共同决策前广泛地考虑不同方案的程度。
首先,研究者计算每组被试在做出共同决策前产生的选择方案的绝对值(流畅性);其次,测量每组被试完成决策前所考虑的选择方案的发散性(灵活性)。
为了评定灵活性,两个不知道实验条件和研究假设的编码者被安排到研究中,独立处理所有小组产生的选择方案,将想法相似的方案归入相同的类别(Larey&Paulus,1999;Nijstad,Stroebe,&Lodewijkx,2002)。
例如,所有建议通用打印机与一个不同的公司合并的方案,被分入同一类别。
其次,每个编码者计算由每组被试想出的类别的数目。
由于两位评定者对于类别的数目达成一致(r=.80,p<.01),他们的评定等级可以进行平均数运算(M=3.93,SD=1.35;M=4.30,SD=1.58)。
发散性思维的小组产生的选择方案与其他组表现出较低的相似性,方案类别的数目更大。
群体加工的测量。
一种方法即不同类型的归因对发散性思维的影响,是通过群体决策加工或群体正在做以及如何做什么来实现的(Weingart,1997)。
正如Weingart(1997)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群体表现模型(e.g.,Hackman,1987)都将群体加工看做一种连接群体输入(比如资源)与群体输出(比如产生的想法的数量和质量)的方法纳入模型。
Weingart(1997)建议应当采用编码群体相互作用的方法来测量群体加工。
因此,与之前研究的建议保持一致,研究者通过编码每组被试讨论过程录像带数据的方式,探讨归因与辐合思维联结下的潜在机制。
对录像带数据的编码明确聚焦于小组成员20分钟的相互作用,即讨论是否应该与虚构的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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